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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a Srinivasan《性的正義:誰決定你的性癖好、性對象?絕非你的自由意志,而是階級、權力,還有A片調教。怎麼從這些桎梏中解放》;聞翊均|大是:2022。
女性主義

「我們都必須找到一個把性當作性來對待的方式,不再依賴比喻。」
@sleepatease - 讀女性主義的書,是期待自己在談論時,知道自己其實在談論的是什麼,例如性,有...
mur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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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沒有反抗,我就當作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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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推定原則沒有告訴我們應該相信什麼。
無罪推定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讓法律來判定罪行,但這個判定流程,很可能刻意安排成對被告有利的模樣。當然,哈維溫斯坦在受審時,有權利獲得無罪推定;但是,對於我們這些並非陪審團成員的人來說,我們沒有義務對他進行無罪推定,也沒有責任在裁決出來前擱置判斷。

若從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出發,最主要的問題應該在於,為什麼性犯罪會引起這種選擇性的懷疑主義。而女性主義者應該給出的答案是:因為絕大多數的性犯罪,都是由男人施加在女人身上。(……)但這種零和邏輯(她在說實話,他在說謊話)也同時假設,我們在評估強暴指控時,只會考慮到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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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女性性行為的悖論中,女人正是因為被視為不會被強暴的,所以才更容易受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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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女性主義者凱瑟琳麥金儂在三十年前寫道:「女人每天都在被男人侵犯,這些男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對女人而言代表什麼意義。對女人來說,這就是性。

在人類歷史中,女人的反對意見大都是個人且不具系統性的。一直在近年,這些反對意見才開始以組織化的方式,出現在眾人眼前。
有些人堅持,男性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而無法了解真正的對錯,但這些人其實是在否認男性一直以來看到與聽到的事物。男人選擇不去聽,是因為不聽對他們來說比較方便、陽剛氣質制定的規範把享樂放在優先順位,而且周遭的男人都是這麼做的。那些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的規則,並不會對性方面的對錯產生太大的影響,畢竟女性已經花非常久的時間,用各種方法告訴男人性的真正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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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釋道,雖然她知道自已隨時可以離開,但是麻州大學的學生普遍認為,當女人和男人發生性關係時,女人應該要有始有終,不能中途改變心意。
「我想要完整承擔我在這件事上的參與責任,但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我覺得自己被侵犯了,我認為這件事不正確,我應該為自己與其他人,要求他負責。」
(……)他沒有開口要求口交,也沒有用肢體動作要求口交,但指控者認為她應該要為他口交。
(……)而且所有性行為都是她起頭的,女方並不感到害怕,也知道任何時候都能停下這些行為,她多次表示想要繼續兩人的行為。不過,這段過程中的發生的事,使她認為事情不太對,她覺得自己「被侵犯了」。
(……)日常生活中的性互動,如今受到歇斯底里道德準則及法規的過度干預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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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官僚:「破壞保護程序與擴大不同意的概念,這兩件事代表的是,官僚體系會調查與懲罰男人與女人一致同意(或許非理想)的性行為。最後帶來的結果,不是性暴力或性騷擾的官僚體系,而是性的官僚體系,其執行焦點已遠遠偏離實際推動此體系的真正錯誤與傷害。性官僚規範的是普通的性,不利於實際解決性暴力的問題,而且不幸的是,這個體系會損害我們為了打擊性暴力,而付出的合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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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把麻州大學發生的事情當作「普通的性」,或是取自石智英夫婦的話,當成只是一場矛盾、不受渴望、不愉快、不清醒或後悔的性,又把這些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她並不是真的想要這麼做,又或是,她一開始想要,但接著又不再想要了。她提出的理由,是如今太多女孩與女人同樣持續提出的理由:因為使男人變興奮的女人,應該有始有終的完成這件事。
無論男人自己有沒有這種期待,都不是重點,而是許多女人早就已經把這種期待內化。當女人不再想要性行為時,她往往會繼續做下去,雖然她清楚知道自己可以直接離開,但她也知道,這種舉動將使她成為撩起男人性慾,又不讓對方抒發的笑柄,她會被男人輕視。這種行為,遠比矛盾、不愉快和後悔還要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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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同意:「積極同意代表積極、清醒、自願的同意要參與性行為。參與性行為的人,都有責任要確保自己取得其他人對於參與性行為的積極同意。性行為的整個過程,都必須為積極同意,而積極同意可以在任一時間點中斷。無論性行為的參與者之間,是否為約會關係,或曾有過性行為,都不可以因此假定其他參與者會因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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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麥金儂曾指出,過去男人必須在女人說不要的時候停下來,如今,他們只要誘導女人說出好這個字就行了。我們要如何制定法規,才能禁止這種由父權主義製造出來的性?

我不是在說,女性主義者不可以要求男人變得更好,因為我們絕對應該要求男人變得更好。但是,值得我們支持的女性主義,必須找到方法,在要求男人的同時,避免再次重現舊有的犯罪與懲罰模式,因為這些模式,只會帶來轉瞬即逝的滿足感與可預測的代價。
我想說的是,值得我們支持的女性主義,必須期待女人變得比男人更好、更公平,也更有想像力,而且這樣的期待不是史無前例。

最令人震驚的是,他們從頭到尾都對成為更好的男人毫無興趣。(……)他們會生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說對不起之後,事情卻沒有好轉,還有,不僅女性希望他們改變,賦予他們權利的這個世界,也希望他們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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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期待女人變得比男人更好、更公平,也更有想像力,」是什麼意思。應該是什麼意思。可以是什麼意思。面對女人被視為是說謊者的世界,面對存在「不會被強暴的特定女性」的迷思的世界,面對男人像是「一直到最近才開始支持父權意識形態」──無法分辨調情和性騷擾、挑逗和拒絕、性和強暴之間的差異──「而犯下純真的錯誤,才受到不當的懲罰」的世界,我們要付出什麼,才能帶來「性的正義」?(「一項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聞調查、一次病毒式傳播的社會運動、一百多位發聲的女性、六位出庭作證的女性。然而,溫斯坦只被判決兩個罪名。」)書裡全部都是關於壓迫與特權的「太過熟悉的異常現象」。或許可以並不純粹地簡化為(?)麥金儂在〈重新定義強暴〉裡寫的:「性別是不平等的,當人在性關係中,把性別當成一種權力與強制的形式來利用時,就會產生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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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片讓男人以為,女人說「不」時,你要當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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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麥金儂在她的反色情作品宣言說《言語不只是言語》:「這則訊息直接傳遞到陰莖上,傳遞途徑是勃起,最後則在真實世界執行在女人身上。除了色情作品,還有其他事物也會傳遞相同訊息。色情作品的獨到之處,在於它本身就能實踐這則訊息。」
若我們認為色情作品的作用,就是實現這則訊息的話,那我們就是認為色情作品不只描繪這個世界的機制,更形塑了機制。對麥金儂和其他反色情作品的女性主義者來說,色情作品是一種製造與複製特定意識形態的機制,這種意識型態會情慾化女性的不平等地位,進而使這種次等化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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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學生開始抱怨,性對象總是期待他們在性交前,做完一套特定的行為;(……)。女學生則討論,色情作品如何忽略女性的愉悅,她們想知道這和她們自己的生活缺乏愉悅是否有關。一名女學生則問:「但如果沒有色情作品,我們要如何學習性行為?」
(……)女同學的性經驗同樣會受網路色情作品影響,因為她們的對象,都是在網路上學會各種與性有關的行為。
(……)他們仍已經對性行為中的肢體移動、姿勢、自己與他人該發出的聲音,有既定期待,而且他們也認為人應該在性行為中,表現出特定的反應與渴望,維持固定的權力分配。
也就是說,他們面對性的心態來自於色情作品。反色情作品的女性主義者的警告,一直被推遲到現在,才在他們身上實現;對我的學生來說,色情作品說性是什麼,性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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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理解「年輕女性的女性主義意識逐漸崛起」與「年輕女性的性環境變得更糟」之間的關聯性?對她們來說,性環境出現更嚴重的物化、更強烈身體期待、更少的愉悅和更少的性選項。
或許,女孩與年輕女性是因為環境變得越來越糟,才變得更貼近女性主義者。又或者,如美國作家佩吉奧倫斯坦所說,對許多年輕女性來說,女性主義意識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自覺模式,藉這種模式占盡便宜的,正是這些年輕女性以為自己正在對抗的性次等化系統。性賦權與性自主的論述,是不是掩蓋更黑暗、更不平等的東西?

她們責怪色情作品,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實在很難責怪和我們的存在幾乎無法分離的東西。但是,她們注意到,女性的生活中存在一種思考性和性交的方式,而且她們覺得這種方式無可避免又機能不全,似乎由遙不可及的某個外在世界,強加在她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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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次等化這件事,本身往往會延續次等化的存在。女性的次等地位會導致工作場所的冒犯與低薪、家中的辱罵與傷害、街上的毆打與強暴。但是,這只是展現了色情作品作為言論的力量而已。」
當色情作品屬於言論的一部份時,就等於在說色情作品應該要受到特殊保護。(……)[反色情作品法令]侵害主流色情作品製作者表達觀點的權利。(……)在厭女者與女性主義者針對女性平等的爭論中,國家也不能支持任何一邊。(……)色情作品不只表達「女人是次等的」的觀點,因為色情作品不只是語言。(……)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滿各種在法律上會被視為行為的言詞,而且也不會有人根據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對這些字詞發表各種抱怨。(……)問題不在於色情作品以形上學來說,真的是行動而非言論,問題在於打從一開始,言論與行動之間的差異,就是一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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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在《羅訴韋德案》的判決中裁定墮胎合法,這是女性主義的一大勝利,但也導致右派發動組織縝密的強烈反抗;他們集結篤信宗教的保守派人士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擁護者,帶來長久的決定性影響。 (由保守派把持的美國最高法院以五票贊成、四票反對,推翻《羅訴韋德案》,以六片贊成、三票反對,維護密西西比州禁止十五週後墮胎的法律。)
新右派的意識形態綱領核心,否決女性主義者帶來的所有成就,除了反對墮胎合法化之外,以拒絕避孕方法與生育控制出現,包括性教育、同性戀權益和女性大量進入職場。(……)當年新右派的重要人物雷根,在擔任總統的期間,命令司法部長調查色情作品帶來的傷害。專門調查的米斯委員會因而提交一份一千九百六十頁的報告,內文引述羅賓摩根的論述:「色情作品是理論,強暴則是實踐。」但沒有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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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色情作品中的非主流類別,只會強化主流的性霸權,也就等於加強主流的厭女傾向。

在資金與權力從色情製造業轉移到盜版產業的過程中,付出最大代價的其實是成人影片中的女演員。(……)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法律如何規範色情作品,而是法律色情作品產業的女性工作者做了什麼,同時又她們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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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美國製片人兼色情演員坎蒂達羅亞蕾設立史上第一個女性主義色情作品出版商。羅亞蕾在拍片時,會避開男性射精的鏡頭,她說:「身為女演員,我必須問:『為什麼要有這些鏡頭?』而他們回答:『為了證明這件事真的發生了。』」
為了避免強化強暴迷思,她找性治療師擔任顧問,藉由演員之間有關雙方合意的對話,為強迫性行為的場景,提供前後脈絡。
巴塞隆納的女性主義色情片導演暨至製作人艾莉卡拉斯特指出,她會進入獨立色情作品產業,都要歸功於琳達威廉斯以色情為主題的學術論文《硬核》。
拉斯特拍攝的成人影片非常美麗,敘述與情感方面富含複雜性,被尋求歡愉的平等主義精神所驅動。看到預告時,甚至會覺得這些影片是藝術電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確實是藝術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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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因路易絲休斯頓是一名黑人酷兒色情片導演,她在舊金山藝術學院取得電影學位,其作品《高潮公寓》被譽為歹客(dyke)色情作品中經典邪典片。
休斯頓最為人知的,是她在影片中呈現酷兒與非白人性代理人的方式。她的演員不會按腳本演戲,而是會一起決定他們想要做什麼;無論在拍片時,他們做什麼性行為,拿到的都是固定費用,藉此抵抗市場通常會強制執行的嚴格財務等級制度。
在休斯頓的線上影片平臺中,演員對自己的描述都不同,包括非異性戀的T、女巫、跨性別女同性戀、跨性別歹客、「非人類女性」、熊、性別酷兒獨角獸、陽剛化不分跨性別女孩非二元性別歹客、性愛好者、跨性別男性施虐狂性雜食者。
這些影片都有內容警告,如「雙方合意的非合意性交」與「幕後花絮」影片等,演員會在拍攝完畢後,於幕後花絮中解釋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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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只是被──在性行為與女人的方面說謊──的色情作品「影響」而已,當影響本身是色情作品存在的意義時,我們學習了,也被形塑了,甚至被間接傷害了。面對性對象的「二元性別異性戀導向」的性幻想,不切實際的期待與意見,也選擇讓自己是比較輕鬆的「符合想像」;同時,我們對性的想像「變得虛弱、無法獨立、懶惰、受限制」,缺乏意義和選擇,因為色情作品是被結構性地設計出來,讓我們自願又被迫地感到愉悅或興奮的東西。透過重複播放與觀看形成連結,任由我們走進「充滿操縱符號、只會產生機械反應的荒涼垃圾場。」再多多樣化的色情作品,再多可能性的性論述,對我們來說已經太遲,我們因關於性的文字、圖片、符號和比喻而產生的「欲望」已經無法改變。被附加在身上的性偏好的類型或性行為的描述,使得我們感知到來自「觀看」的自我認同是很不女性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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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女人都是瘟疫,必須隔離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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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者在評論非自願守貞者現象時,通常只會談到男性的性權利、物化與暴力。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評論鮮少提及慾望,也就是男女的慾望,以及意識形態如何形塑這些慾望。
過去,若想要找人對慾望政治批判,找女性主義者就對了。數十年前,社會上幾乎只有女性主義者在思考,壓迫是如何形塑性慾望以及性慾的對象、表達、戀物與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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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在一九八一年發表的經典文章〈慾望地平線〉之指出,擁女與反性的女性主義,都強化一個傳統觀念:男性渴望性行為,而女性只是容忍性行為。
這種觀念的主要影響,是降低女性在臥室(或暗巷)之外的自主性。「兩種形式的女性主義,都要求女人用虛假的道德優越感來代替性愉悅,用限制男人的性自由來代替真正的權力。」
威利斯從同個時代的LGBT權利運動中獲得啟發,她和其他擁性女性主義者堅持女人本來就是性的主體,她們的同意、說出的好和不要,具有道德上的決定性。
從威利斯的時代一直到現在,女性主義對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需求,再三加強擁性女性主義的論點。考慮到種族與階級對父權壓迫程度的影響,女性主義者不願意提出任何通用的解決方案,包括通用的性政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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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交織性的需求,同時也加深女性主義者用虛假意識(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刻意向無產階級灌輸物質性、意識形態和體制上的誤導性想法,隱瞞無產階級正在被剝削的事實。)思考時的不適感受,也就是認為和男人發生性關係與結婚的女人,都已經把父權主義內化了。 (?)
如今,女性主義者大多認為,最重要的是相信女人說的話。許多女性主義者堅信,如果一名女人表示自己很享受在色情產業工作,或是很喜歡靠和男人性交賺錢、沉浸於強暴幻想中,抑或是喜歡穿高跟鞋,我們應該相信她。
就算她不但享受這些事物,覺得這些行為讓她感到解放,她利用這些行為實踐女性主義,我們要信任她。
這不只是一種認知上的宣言,(……)。這也是一種倫理上的宣言,當女性主義者如此自由的表達欺騙自己的言論時,代表這種女性主義有可能會支持原本應該要解放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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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向一直有利那些不願針對性渴望進行說教的女性主義者,他們堅持唯一能在道德上限制他們依據渴望行動的,只有雙方合意這個界線。
性不再是道德上的是非問題,如今,性就只是單純的想要或不想要而已。性的基準就像資本主義一樣,可以自由變動。重要的不是什麼條件形塑供給與需求的動態,也不是為什麼有些人需要販賣勞動力,其他人則可以購買,重要的是,買家與賣家都同意交易。
在擁性的女性主義觀點中,我們必須強調,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理解性,終究有其限制;性行為中的部分私人意義,是我們無法用公眾觀點來理解的,有時候,就算多加探究性行為中的特定狀況也沒問題,就算我們無法想像那種狀況,怎麼可能會沒問題也一樣。
因此,女性主義不但必須對自由在公眾與私人之間的差異提出質疑,也必須堅持這種差異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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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積極與自由主義,都不願意懷疑慾望的結構,女性主義忽視這種趨同現象,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種女性主義都是虛偽的。第三波女性主義說對了許多事,例如,他們曾說性工作也是一種工作,而且性工作可以變得比多數女性正在從事的工作還吸引人。
性工作者需要的是法律與物質上的保護、安全和保證,而不是拯救與康復療程。但是,若想了解性工作是什麼樣的工作,像是性工作中交易的物理與精神方面的什麼事物,為什麼提供服務的大多是女性、付錢購買的大多是男性,我們必須對政治方面的男性欲望,發表一些意見。
同時,我們也得對女性的其他工作發表相關意見。在談論性工作時,如果只說一句:「只是一種工作。」等於是忘記,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的工作,都和性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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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在〈慾望地平線〉中總結,(……)「比選擇權更遠的目標──我們為什麼要選擇我們選擇的事物?如果我們擁有真正的權利,我們會選擇什麼?」
乍看之下,威利斯會提出這樣的論述,似乎是個出乎意料的反轉。把我們的性偏好設為定點(無論什麼性偏好都一樣),保護性偏好免受道德審查;接著又告訴我們,真正的基進的女性主義,會準確提出「能夠帶出權威的道德主義」問題,也就是,如果女性真的獲得自由,她們的性選擇會是什麼樣子?
她告訴我們,女性主義的任務就在將自由的性原則視為原則,同時也得明白,為什麼事實如反性女性主義者與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所述,這種選擇在父權主義的環境中,幾乎不可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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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女性主義能夠質疑慾望的基礎之下,同時也要避免蕩婦羞辱、假正經與自我否定的行為,不要告訴女性,她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或不能在同意的範圍內,享受她們實際想要的事物。
有些女性者主義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只要社會仍願意開放的批判慾望,就不可避免帶來權威的道德主義。
(……)一篇名為「非自願守貞者應能合法強暴女人」的文章解釋:「挨餓的男人不該因為偷食物而入獄,在性方面挨餓的男人,不該因強暴女人而入獄。」(……)美國作家芮貝卡索尼特,在〈男人向我解釋羅莉塔〉中提醒:「唯有在對方想和你發生關係時,你才能和他們發生關係,這道理就像是,唯有在對方想和你分享三明治時,你才能吃他們的三明治一樣。」
索尼特指出,吃不到別人的三明治不是一種壓迫。但是,當我們開始深入說明這個比喻時,情況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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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的孩子告訴你其他孩子都在彼此分享三明治,唯獨不和他分享;你會開始懷疑,其他孩子是不是因為這樣,才不願意和他分享三明治。你會發現,雖然其他孩子可能沒有義務和你的孩子分享三明治,但你顯然不能就這樣一語帶過。
性不是三明治。雖然你的孩子不一定想接受其他人出於同情分享的三明治,就像沒有人會想要別人出於憐憫和自己性交一樣,更不用說來自種族主義者或恐跨性別者的同情心,但是,我們不會在老師鼓勵其他學生和你的孩子分享三明治時,覺得這是一種脅迫,也不會認為老師這麼做是在制定平等分享政策。
(……)
但是,若我們認為這樣的措施,就足以改變性慾,也能消除對於性慾的歧視的話,就太過天真了。雖然我們可以用十分合理的方式,要求一群孩子寬容的分享三明治,但你不能用這種方式對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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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者暨跨性別理論家朱華敏於文學雜誌《n+1》撰寫的文章中指出,跨性別者的感受,與我們普遍的認知相反,她說:「跨性別傳達的不是身分的真相,而是慾望的力量。重點不在於你是誰,而是你想要什麼。」
「但現在,開始看到慾望帶來的問題:我們鮮少想要我們應該得到的事物。」
這樣的聲明很可能是在鼓勵反跨性別女性主義者提出的論點──認為跨性別女性將女性身分與傳統陰柔氣質混為一談,因而加強父權主義的控制。
許多跨性別女性在聽到指控後,堅稱她們轉換性別是為了身分而非慾望,她們原本就是女人,而不是因為她們想要成為女人。
朱華敏的回應正好相反,她堅持成為跨性別女性的原因,是渴望擁有她們原本缺乏的事物。不僅僅是女人這個形而上分類中的抽象身分,更是在文化建構層面受到壓迫的特定女性氣質,包含超短熱褲、比基尼和親善型沙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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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真正的解放式女性主義需要的,是完全剷除基進女性主義者對慾望進行的政治批判的野心。
如果所有慾望都必須與政治批評隔離,排斥和邊緣化跨性別女性的慾望也必須如此,不僅是對身體的慾望,還有不與「錯誤」類型的女性分享女性身分本身的慾望。
朱華敏認為,我們可以用二分法把跨性別的原因分成身分和慾望兩種,但這種二分法顯然是錯誤的。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跨性別者的權利,都不應該建立在二分法之上,就像同性戀者的權利不應該建立在「同性戀是與生俱來,而不是選擇的」之論述上一樣,因為重點不是同性戀者是誰,而是他們想要什麼。
但是,女性主義者完全摒棄對慾望的政治批判,最需要女性主義幫助的女性因排擠與錯誤認知而受苦時,這種女性主義幾乎無法為她們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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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沒有人有義務和任何人發生性關係,男性還是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擁有性,擁有女性的身體,性是女人「欠」他的東西,於是說出「女人與女性主義者應該要對這個事件負起最終責任」的話,因為當初有人願意和羅傑交往,羅傑就不會殺死任何人了。然而,性權利是不存在的,意思是說,我們沒有權利被渴望,也沒有義務渴望誰──或者是說,對性邊緣化的其他身體「有慾望」。「性不是三明治,也不能類比為其他東西。」不過,要是提及跨性別女性遇到的「棉花天花板」──「順性別者無法將跨性別者視為潛在性伴侶的社會障礙」,沒有人義務「給」與沒有人權利「想要」的同時,有人非自願地無法得到。現在的問題就是充滿矛盾,「慾望」其實是政治為我們做出的選擇。「沒有什能像性一樣,受到這麼嚴重的政治撕裂,同時又是如此不可侵犯的個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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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性慾早就充滿歧視──「火辣的金髮蕩婦和東亞女性,擁有最高級『可幹性』;黑人女性和亞洲男性,則擁有相對的不可幹性;對黑人男性性慾的迷戀與恐懼,還有對身心障礙者、跨性別人士,以及肥胖身體的性厭惡」等等,作者說的可幹性(fuckability),不是認為誰的身體是可性交的,或是誰被視為能輕易性交的對象,而是和誰性交後能獲得地位──「關於可幹性的現實,其實都是政治上的事實。」和誰發生性關係以及如何發生,不是先於政治存在的既定事實,而是政治問題,是政治性的而非形而上的。作者說,「這才是真正具有交織性的女性主義應該要求我們認真對待的現實。」畢竟,「性積極的凝視,不但有可能掩蓋厭女傾向,還可能會使人忽略所有壓迫系統,」像是不只是個人偏好的個人偏好,一直都在被利用來掩飾女人與男同性戀遭到的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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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不清的仰慕關係:從師生戀、性騷擾看權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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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她是真的愛上教授代表的事物,而不是教授本身,但是,這世上有誰不是以這種方式墜入愛河?(……)學生對教授的迷戀,以及其他人對任何人的迷戀之間,差異應該在於程度,而不是類別。師生戀的問題不在於他們無法建立真正的戀愛關係。但是,問題不在於學生與教師能否在教育環境中實踐真正的浪漫愛情,而在於能否實踐真正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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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她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知道自己是想變得像他一樣,還是想擁有他,又或許,她兩者都想要,認為擁有他是一種手段或象徵,能使自己變得像他。
說不定,她認為自己永遠不可能像他一樣,所以選擇第二想要的事物──擁有他;又或許,她只不過是想和他發生性關係。
在一名學生的渴望尚未成形時──我是想要像他一樣,還是想要擁有他?──教師可以輕而易舉的將這種渴望引導成後者。當學生錯將和教師上床當成一種手段,能使得自己變得像教師一樣,或是認為教師對自己有興趣、和他上床,代表自己更接近教師的知識程度時,教師也同樣可以輕鬆誘導學生。
如果學生原本就想要知識權力,他就應該要保持克制,而不是性化學生真誠表達出來的學習渴望。如果學生對自己的渴望感到矛盾或困惑,他就應該進一步劃清界線,把學生的渴望引導到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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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樣的性別動態,在支撐這種陳腔濫調的戀愛關係。
不只是男孩和男人在社會化的過程,如何覺得自己應該支配他人,女孩和女人又如何認為,被他人支配時,自己才是性感的;也不只是部分男教師如何結合性權利與對於智力的自戀傾向,把自己與女學生的性行為,合理化成他們自己在青春期不受歡迎的補償。
最重要的是,這個社會透過社會化女性的過程,使女性用特定方式解釋,她們對值得欽佩的男人保持的感受。
這種結構強迫所有女性,無論性向,皆以一種適合父權主義的方式調整她們與其他女性的關係。暗中指示女性對值得欽佩的的其他女性,應該抱持什麼感受,或應該如何解讀這種感受。適當反應是嫉妒,而不是慾望,感覺是想要變得像她一樣,永遠不可能只是渴望她。但是,在面對有吸引力的男人時,情況則正好相反,一定是想要他,而不是想要變得像他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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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曲在一九七八年為教導女學生的教師演講時,談到關於女性共學的觀念:「你以為因為女性和男性坐在同個教室裡、聽同樣的課、閱讀相同的書、進行相同的實驗,他們繼就是在接受平等教育。」
(……)「如果我在晚上從圖書館步行回家時會危險,是因為我是一名女人,可能會被強暴的話,我怎麼有辦法在圖書館裡,冷靜沉著的工作?」
如果我知道我的教授不僅把我看做應該受指導的學生,而且也將我視為「應該性交、值得性交」的身體,我怎麼有辦法在他的教室裡,認真冷靜的上課?
研究職場性騷擾的早期女性主義理論家認為,性騷擾對女性生活造成的傷害遠超出性騷擾的情境,也就是說,性騷擾不只會使女性對部分男性的特定行為產生負面的心理反應。真正傷害女性的,是性騷擾的功能,也就是監管加強女性身為女人與勞工的次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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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授對女學生進行性試探,是種隨處可見的行為,若我們認為這種行為的功能(無論教授是否有意執行這種功能),是為了讓女性牢牢記住,她們在大學中應該處於什麼地位的話;若我們覺得,社會允許女性進入大學,扮演的角色不是學生或未來的教授,而是性的戰利品(……)。
我有位朋友是非常出色的女學者,她曾向男同事解釋說,無論是在大學還是研究所中,只要有任何一位男教授把手放在她的膝蓋上,她的一切就會因此「毀掉」。
她的同事大吃一驚,他知道這種行為令人厭惡、是錯誤的,也是性騷擾,但這麼小的動作怎麼會毀掉任何人?她向他解釋,他不了解這種感覺,她在知識方面的價值感,其實非常依賴男性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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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紀錄,蘇格拉底說過,如果哲學家與他們正在教育的年輕男孩,想以「正確的方式愛和被愛」,他們之間的關係絕對不能涉及性愉悅。作者提及,師生戀的權力差異,使人懷疑女學生的同意是否還有意義。但是,她真的沒有能力同意嗎?對於相對沒有權力的人,他們同意和有權力的人發生性關係,「合意」是否真的擁有同樣的意義?畢竟,她們之所以會同意,是因為害怕不同意的後果。「學生可以觀看他的身體,而他理所當然的假裝學生『沒有身體』。」由於女學生打從一開始,就在不平等的環境中成長,所以她們有可能會接受他的「順其自然」的目光、對話和互動。「教師把學生對知識權力的渴望,轉變成性的鑰匙,允許自己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成為學生渴望的對象,那麼,這名教師就等於是以教師的身分辜負這名學生。」性歧視的本質不在於差別待遇,而在於創造不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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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慾是本能?你喜歡什麼,都在政治與社會的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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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曲認為,異性戀是一種政治制度,迫使異性戀女性改變自己的親密關係、婚姻關係與情感狀態,強迫帶來的結果,往往與她們真正想要的事物不符。芮曲希望異性戀女性回想,她們曾與其他女性一起經歷過的親密時刻,反思她們為男人而放棄這些時刻的必要性。當初她們會放棄,是因為她們認為這些時刻不成熟、不充分。她要求異性戀女性回顧為獲得男性的關注,而背叛摯友的回憶。是自然發生的嗎?是不可避免的嗎?又或者,是父權主宰的社會結構提出的要求?結構最害怕女性慾望消失,因為很可能進而導致男性無法輕鬆獲得女性的身體、勞力、思想和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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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為自己是自由且『天生』的異性戀,只要能理解異性戀傾向對女人來說,很可能不是一種偏好,而是強迫施加、管理、組織、宣導和維持的事物,就是很大的進步。然而,不認為異性戀傾向是一種體制的話,像是在否認控制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種姓制度之力量,也包含身體暴力與虛假認知。要質疑女性的異性戀傾向,究竟是偏好還是選擇,應付隨之而來的認知與情緒問題,需要異性戀女性主義者特有的勇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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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如此」(born this way)的概念,對同性戀權利運動來說有多重要,以及「被困在錯誤的身體裡」(trapped in the wrong body),對跨性別權利運動來說又有多不可或缺。兩種思考方式,都違反女性主義的建構主義傾向與反本質主義傾向,也違反許多同性戀者和跨性別者的經驗。不過,在如今的社會中,往往不會責怪與生俱來的特質,反而會斥責後天的選擇,因此,兩種思考方式在政治上攸關重要。政治主張通常都是用來辯證的,理解政治主張最好的方式,是將其視為對規範領域的回應,認為每個政治主張代表的,都是它們被提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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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兼美國學者希爾維婭費德里奇指出,有些同性戀女性必須付出被孤立和排斥的代價,她同時以異性戀女性的身分問道:「但我們真的承擔得起,與男人建立關係必須支付的代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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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指出是結構性的問題,不能免除思考責任。仍然必須思考,作為個人,自己是如何被牽連在問題之中,或是應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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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說想要改變政治,同時又希望自己保持不變時,究竟代表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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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在參與對性的政治批判時,不陷入性權利的厭女邏輯中,不落入只會約束、不會解放的道德權威主義中?如何在滿足慾望的同時,不害怕羅德提到的「內心可能會出現的扭曲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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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可幹性與不可幹性時,我談論的不是先於政治的先天可慾望性(desirability),我說的,是由性政治建構出的可慾望性,(……)就像麥金儂說的可強暴性一樣,(……)有些特定女性的身體是可以強暴的,有些特定女性的身體是可以性交的,這是因為主流社會常規賦予她們這樣的地位。具有可幹性的身體就像可強暴性的身體一樣,都是不可簡化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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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可幹性的差異會存在,是因為男性在暴力對待這些身體後,無須接受懲罰與後果。(……)事實上,所有女性的身體,在某種層面上都具有最高級的可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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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化如何影響慾望等親密又看似自然形成的事物?權力如何形塑情感關係?是否可能重新編寫自己的性慾?要怎麼做?甚至應該要求人這麼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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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很清楚要如何在談論政治上的慾望形成時,不強制要求他人渴望自己。對異性戀男性來說(包括亞洲異性戀男性),厭女與擁有執行虛構「權利」的誘惑,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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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比較基於不約黑人原則而不和黑人睡的白人,以及基於不約跨女原則而不和跨性別女睡的順性別女同性戀,會有部分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開始希望,能盡量降低這種類比出現的機會。他們堅持,女同性戀主義的本質,是女同性戀者天生就喜歡,一生下來就擁有女性身體和女性生殖器的人。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就不能在性種族主義者和排跨女同性戀者之間做類比,因為前者做出的是政治選擇,有犯錯的可能,後者則是天生,無法改變的傾向,因此無法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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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他們把性取向簡化成生殖器的舉動令人費解,而且是一出生就擁有的生殖器才算數。有人是天生就被陰莖或陰道吸引的嗎?又或者,是先被其他人在這個世界存在的方式吸引,其中也包括身體的存在方式,之後才學會把這些方式,與身體的某些特定部位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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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對陰道表示厭惡的男同性戀者,以及「白金級男同性戀者」。這種概念是與生俱來,因此必須受到允許的嗎?又或者,是後天習得,因此有犯錯可能的厭女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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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儂回應:「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我們一直以來都把女性定義為生物學上的離散群體。如果這麼做就能解放女性,我們早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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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為什麼有些人對擁有陰莖的女性感到性厭惡時,最好的解釋方式是不合理的恐跨傾向,還是對男性的合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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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守貞者一詞,是由一位名叫阿拉娜的木訥酷兒女性創造的,她從來沒有約會過,只是希望用一個詞彙描述自己的孤單,以及經歷相似的人感受到的孤獨。(……)他們會討論自己該如何面對害羞、尷尬、抑鬱和自我厭惡的情緒,當時,有男人會在談論女人時,把女性當成商品,但完全沒有如今非自願守貞者論壇的暴力權利論點。(……)現在的非自願守貞者也宣稱,沒有女性非自願守貞者,儘管該字的創始人即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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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者在回應美國經濟學家羅賓漢森時指出,任何重新分配性的提議,都是在提議人強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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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賣淫與強暴,二一世紀最該正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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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犯罪化的體制下,性工作者整個階級的生活,都不可能變得更好。

兩位作者剛開始書寫時,找其他性工作者組成閱讀小組,一起討論反娼寫作的歷史。過去,撰寫反娼文章的大多都是女性主義者。關於女性主義者,她們寫道:
性工作者的形象,往往代表父權主義強加在所有女性身上的創傷,等於性工作者象徵女性的痛苦和女性遭受的暴力。(……)人會直覺認為把這些男人的行為犯罪話,是正確的舉動。
女性主義者之所以會使性工作者的生活變得更糟,(……)。但是,她們堅持人在滿足懲罰男性的渴望,和賦予權力給靠性交易維生的女性之間,必須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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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女性仍需要金錢來付帳和養孩子、性工作仍然比她們能找到的其他工作更好、女性的次等地位仍然被社會色情化,性交易就不會消失。犯罪化性工作其實等同象徵性的廢除:在法律上徹底消除性交易,但在現實中性交易依然存在。

一方是在象徵主義的廢除性工作,投資情緒的女性主義者,一方則是努力改善性工作者生活的女性主義者,他們的爭執使用的辯證法,非常像是另個社會議題──墮胎──的正反雙方爭論時使用的辯證法,唯一的差異在於,性工作者與多數反娼女性主義者都積極支持墮胎權。
(……)
與其說這個政治行動的目的是根除墮胎,不如說是用法律譴責墮胎。無論反墮胎主義者是否有意識到,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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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史密斯與朱諾麥克認為,廢除主義者的頭銜,應該屬於除罪化的支持者。因為只有讓社會在政治上承認性工作者是勞工,而勞工需要的是法律的保護,而不是譴責與拯救,性工作者才有能力拒絕他們不想要的性行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費德里奇[在「家務有償運動」的基礎上]指出,把一件事稱為工作,是拒絕做這件事的第一步。
若女性能迫使這個社會承認,資本主義生產必要先決條件是女性的無薪再生產勞動,家務的工資就能讓女性否定這項工作能表現其天性,因此否決資本家為女性打造的角色。
人將因此了解,家務勞動不是女性與生俱來的工作,也不是讓女性表現天生的陰柔氣質的工具;(……)。
戴維斯在《女人、種族與階級》中,寫道:「清潔女工、家政工人、女傭、這些女性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做家務時領取薪水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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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有償不會提高勞工階級女性的社會地位,也不會為她們帶來心理解放;相反的,將進一步使「家庭奴隸制度合法化」。
費德里奇和戴維斯之間的辯論關鍵在於,哪些要求是革命,哪些要求只是改良主義;(……)。費德里奇將家務有償視為革命要求,家務有償能加強女性反抗資本主義和性歧視的力量,進而使她們在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獲得更高的集中控制權。家務有償要求的不只是金錢,還索取重塑社會關係的力量。(……)對於改良主義者來說:「改良運動中會受到影響的只是『事物』,(……)。」
戴維斯認為家務有償運動的本質只是改良主義。支付工資給家庭主婦會使她們充滿壓迫的生活,變得稍微容易容忍一些,但其實是在支持性歧視和資本主義。真正的革命要求應該是廢除家務是女性個人責任的概念,也就是廢除兒童照顧、烹飪和打掃的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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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娼和支持除罪化的女性主義者都聲稱,他們的目標是推翻這個製造性工作的系統,所以才會開始爭論誰有權自稱為廢除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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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第一夫人蘿拉布希沒有提到的是,在阿富汗變成全球最不適合女性生活的國家上,美國佔據怎樣的歷史地位,導致至今,阿富汗依然擁有這個悲哀的頭銜。
經濟破壞使阿富汗人對生活感到前所未有的絕望,程度超過任何國家的人民。女性為此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九十%的阿富汗女性受過家庭虐待,八十%的自殺人口是女性。
令女性主義陷入窘境的是,女性主義在某些方面改善部分婦女的條件,例如獲得更高的法律權力、在高等教育、高階職業、選舉政治和媒體方面有更高的代表權、提高獲得生殖健康保險的機會、使上流社會普遍同意男女應平等、提升男性質疑性別限制的意願、越來越多人接受非霸權的性傾向等。
但與此同時,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卻全面性的增加,其中,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尤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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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適當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以滿足在未被滿足時,會導致的人際暴力的需求,如社會住宅、健保、教育和兒童照護、在民主化的職場上獲得合宜的工作、保證能賺進基本收入、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當地社群支出和優先事項、休閒娛樂和社交聚會的空間、乾淨的空氣和水,建立司法系統,盡可能的求修復與和解。
支持廢除主義傳統的女性主義者基摩爾解釋:「廢除的意思不是使東西消失,廢除的目的,是讓社會中的感知與物質,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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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指出,資本主義依賴的,正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無薪勞動。勞工階級的女性不僅生育男性、確保他們穿得暖又吃得飽,還要撫慰他們的自尊心、承擔其挫敗感,創造溫暖的家,讓他們在異化勞動之外有喘息的空間。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有越來越多人開始付錢買賣「女性的工作」。包括打掃、護理、餵養、教育兒童、照料老人。低收入女性逐漸成為新勞工階級的代表面孔,她們是最有希望發起抗議活動的核心族群。
在自給自足的核心家庭中,父權意識形態不僅使女性,也讓男性陷入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被認為不能缺少、卻又用完即丟的生活裡。
使人看清特定女性主義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觀念:社會再生產的工作,必須是社會的工作。問題不在女性主義能否稱得上是勞工階級運動,而是勞工階級運動,能否成為女性注意之外的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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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說勞工階級運動必須包含女性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時,不是在否認,資本主義有能力籠絡(也確實一直都在籠絡)女性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能量。絕對不該低估資本力量,資本能夠配合文化變遷,找到新的目的與重組。
畢竟,就連「純粹」的反資本主義要求,也會受到資本主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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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性主義者要求社會審判、定罪和監禁強暴犯的話,怎麼可以同時批評父權主義的懲罰方式?
監禁主義的部分反對者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會堅持認為性侵犯是社會問題的產物,可以應用非監禁形式的國家權力,解決社會問題;(……)。但這種想法的錯誤,在於把父權壓迫簡化為經濟和政治上的壓迫。這些因素確實是性暴力的部分成因,像是種族優勢、經濟不平等和民主缺陷,都是高比例性侵害的預測因子。
去工業化和薪資下降引發的男性危機,特別容易使女性遭受性暴力。但是,失業的絕望男性,把攻擊轉移到女性身上有其原因,而且經濟力量不會削弱理由:有些性別關係,早在建立如今的經濟結構之前,就已經存在於社會中。
批判資本時,只從經濟關係的角度分析,將永遠無法完全解釋或糾正性暴力。對資本的全面批判,必須將性別次等化視為大規模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重要面向與常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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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性主義者從相對缺乏權力的位置發聲時,還是有些女性主義者擁有權力;像是「自封為女性主義者的人,以政治領袖和執行長的身分進入現有的權力體系中」,或是享有特權的女性「把自己的利益當作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要焦點,使她們的遭遇變成壓迫的代名詞」。所有女性都因性而受到壓迫,但因貧困、階級與種族而變得複雜的傷害和痛苦,卻不是所有女性都會遭受。「反對共同壓迫的女性主義,並不等於爭取所有女性平等和尊嚴的女性主義。」以性別平等的方式接納不平等的結構的女性主義──用法律和秩序處理家暴、性交易、色情作品和強暴,用監禁化的手段解決性別暴力,「以懲罰糟糕男人為主要目的的女性主義政治行動,永遠都不會是解放所有女性的女性主義,因為這種女性主義,掩蓋大多數女性無法自由的原因。」握有權力的女性主義者必須做出選擇──「幫助一些人還是傷害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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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革命最突出的地方,其實就是許多東西沒有改變,」──「女人說不的時候仍然代表好,女人說好的時候,仍然是個蕩婦;黑人和棕色人種男性仍是強暴犯,黑人和棕色人種女性受到的強暴仍不是強暴;女孩仍在索求性,男孩仍然必須學會給予性。」可是,「當無能為力者開始論述與表達時,無能為力者將會變得握有權力。」像是「很容易受到性別暴力侵害的女性,創建結束性別暴力的機構。」或是做法律沒有也做到做不到的事,「改變男女之間最基本的互動方式」。作者說,「我們無法預先確定,某個政治綱領會不會受到籠絡,也無法保證某個政治綱領屬於革命,而非改良主義。」於是,「必須在戰略上和情感上,準備好放棄原本極為依賴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對於任何一種真正的解放政治行動來說,懷舊都是障礙。」也適用在女性主義任何其他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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