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y|來非虛構小火堆玩吧
二戰(三冊不分售):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李察.奧弗里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二戰(三冊不分售)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Blood and Ruins :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Richard Overy /譯者: 黃煜文 /衛城出版 / 出版日期: 2024/08/28
字數: 809,847

原文寫作完成於2020年,原文出版於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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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噗包含
下冊:
08 民防與敵後抵抗
09 戰時情緒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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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 序-1章2-3章
中冊: 4-6章7章
下冊: 8-9章10-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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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民防與敵後抵抗

民防的兩大因素:轟炸機的出現,以及總體戰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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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一戰,各國民眾很少不受影響,特別是在敵軍占領區或因為爆發武裝革命而結束戰爭的國家,但至少此時民眾直接涉入戰爭的狀況依然有限。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俄羅斯內戰與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內戰,可說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平民化」的先聲。到了二戰時期,已有大批民眾挺身而出為守護家園與捍衛信仰而戰,甚至犧牲性命。」

「我們對於戰爭時期的平民有一種既定印象,認為在戰爭暴力橫掃下,他們只是被動的受害者,然而實際上卻有相當比例的民眾起而自我防衛或爭取自身解放,他們並非只是戰爭的見證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這是二戰的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民眾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願意挺身對抗空襲、入侵與占領,或者,在猶太人大屠殺的極端例子裡,民眾甚至憤而抵抗滅絕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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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戰」是一種涵蓋全社會的衝突,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民眾會把自己的抗爭視為更大軍事衝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例外。這種現象與其說是戰爭的平民化,不如說是平民的軍事化。」

有時候也有非自願的,蘇聯游擊隊竟然會定時捕捉男丁補充游擊隊員欸,不然沒人想加入。

我記得中國國共雙方也是流行抓丁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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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最大的民防組織出現在日本、德國與蘇聯。在這三個國家,減少轟炸造成的損失已成為各地鄰里每一個居民都應該遵守的義務。

日本的民防準備始於一九二〇年代晚期,大城市所有的居民都必須參與燈火管制與防空演習的操練。一九三七年四月,日本制定《防空法》,規定全國各地方長官與市町村長防空委員會要確保所有民眾都能成為潛在的民防人員。兩年後,政府在各地鄰里招募民眾成立消防與治安單位,協助應對空襲。日本的民防建立在集體主義傳統之上,因此幾乎沒有異議空間。

蘇聯與德國建立的大型民防組織也帶有威權與集體主義傾向,兩者都反映出獨裁政權動員民眾投入各項活動的企圖,希望藉此統合民間力量,為民族共同體的生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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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西方國家的民防制度更仰賴民眾的自願參與,政府只能藉由呼籲希望民眾能在戰時承擔起公民責任。在英國,民防人員的徵召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晚期才開始。英國不像德國或蘇聯那樣擁有龐大的防空組織,然而一旦空襲在一九四〇年秋天開始,英國政府便改弦易轍,從鼓勵民眾自願參與民防,轉變成讓民防成為全民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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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法西斯政權,他和日本、蘇聯、德國的動員力就還是差很多。

「義大利民防仰賴國家防空聯盟成員的自願加入,國家防空聯盟是義大利戰爭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成立的組織,目的是為了建立民防隊伍。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義大利民防人員仍只有十五萬人,更有數千人在一九四〇年義大利對英法宣戰時退出了民防組織。民防官員往往優先選擇法西斯黨員出任,在主要城市地區,動員與組織民眾的工作缺乏協調,民眾訓練不足,難以產生「自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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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到1941才開始動員。
「一九四一年五月,總統下令成立民防辦公室號召志願者加入,不僅為了因應未來日本或德國可能轟炸美國的西岸或東岸,也為了鼓勵民眾參與其他戰時的社會計畫。民防辦公室起初由紐約市長拉瓜迪亞主持,一九四二年二月後改由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蘭迪斯(James Landis)接替。蘭迪斯徵召數百萬美國人加入民防隊伍,負責擔任空襲警報員、輔助消防員、急救志願隊與救難人員。總計有七八百萬名民眾自願加入,此外還有數百萬人(包括學生)也在工作場所與學校接受基本民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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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大英帝國的邊陲地區也同樣遭受空襲威脅,其中香港、新加坡與澳洲北部更是確實遭到了轟炸。紐西蘭與美國一樣從未遭到轟炸,一九四二年三月,紐西蘭仿照英國的民防體系建立了緊急預防勤務,包括空襲警報員(每五百名民眾設立一人)、急救人員、救助與救難人員。在紐西蘭,民防的存在使紐西蘭民眾每天都能意識到,現代戰爭不光只是靠軍隊而已,也需要所有民眾參與。徵兵標語寫著,「帝國的子民要做好準備,戰爭也可能在這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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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針對平民採取的戰略性質不同,也會導致經驗差異。二戰期間,幾乎所有的轟炸都是不精確的,甚至誤差很大,而當時轟炸的目標通常都是遠方的軍事與經濟目標,藉此削弱敵軍的軍事能力。各國空軍刻意針對平民居住區進行戰略打擊以殺傷大量平民的例子只有三個:一是日軍轟炸重慶。二是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後對德國城市採取無差別轟炸的戰略。三是美國第二十一轟炸機指揮部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對東京投擲燃燒彈,此後便開始對日本各大城市進行轟炸,最終還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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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抵抗
「平民抵抗構成的前線,與民防構成的前線迴然不同。平民抵抗不是為了團結鄰里對抗共同威脅,而是要讓敵人占領下的社會變得動盪不安。平民抵抗的對象是已經擊敗國家或帝國軍隊而以征服者姿態控制平民居住區的敵人。民防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定義,至於平民抵抗則是從過去到現在都始終難以清楚定義。抵抗可以有許多形式,可能是暗中進行,也可能是公然反對。不服從或異議這類輕微抵抗相當常見,但戰時的抵抗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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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民眾只是等著被解放,法國反抗軍不屑地形容這種態度是attentisme,而義大利游擊隊則說這是attendismo,也就是「等待觀望」的意思。

在占領區,民眾心存這種渴望是可理解的,因為這樣既不會引人注目,也不會招來風險,因此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這種心態可說相當普遍。

戰後出現了一種觀點,認為占領區社會呈現出兩極的立場,好比法國民眾不是抵抗者就是通敵者,中國的日本占領區民眾若非抗日分子就是通敵者,然而這種觀點從歷史上來看並不合理。

事實上,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存在著數百萬並未積極抵抗的人,這些人有時迫於時勢,必須在兩種極端中做出選擇,然而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只是小心翼翼維護自己的私人領域,避免讓占領者或占領者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侵犯。抵抗者與通敵者,無論是否出於自願,通常都只是占領區裡的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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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抵抗有許多類型,包括個人自發性採取恐怖行動、反抗軍組成廣大網路以團體行動進行破壞與暗殺、在敵後組織游擊隊負責騷擾敵軍或讓敵軍心生恐懼。武裝抵抗也因為人數多寡或抵抗方式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有些抵抗團體只有數百人,以地下組織的方式運作,盡可能讓自己保持隱密,有些游擊隊人數龐大,採取的積極抵抗行動已經與實際戰爭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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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看來看去,二戰佔領區的游擊隊,很多都是共產黨趁機要解放民族啊,所以混雜了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反殖民運動。持續到戰後。

盟軍提供支援主要取決於誰能搞破壞:

「同盟國在思考戰後政治局勢時,也會考慮眼前各抵抗團體的政治重要性,但戰時政策的擬定,軍事考量還是居於首位,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四三年英國政府改變了援助政策,從原本援助君主派人士米哈伊洛維奇,改成援助共產黨員狄托,只因為狄托的民族解放軍更有能力對抗德國人。(有趣的是,史達林並不反對支持米哈伊洛維奇的切特尼克,因為他擔心狄托的共產主義野心最終會影響到自己與西方盟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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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對抵抗運動來說,擊敗敵人只是手段,而非最終目的。在中國、義大利、法國與巴爾幹半島,解放指的是在勝利後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這個社會要比先前因為外國入侵而被推翻或挑戰的社會更為民主、更為平等與更為兼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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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波蘭真的太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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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場二戰期間,蘇聯對抵抗運動的態度始終不明確,即使對共產黨自身的抵抗運動也一樣。

史達林甚至對參與過一九四四年抵抗運動的波蘭共產黨感到不信任,因為波蘭共產黨不聽命於他支持的「莫斯科波蘭人」。莫斯科當局發給各地共產黨員的訊息相當審慎,一方面避免對立,一方面也留下與非共產黨合作的空間。

史達林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提防中國共產黨,因為後者經常不理會莫斯科的訓令獨立行事。毛澤東日後曾向蘇聯大使抱怨史達林「不太信任我們,他認為我們會成為第二個狄托,認為我們是落後國家。」史達林希望毛澤東能避免內戰,同時與蔣介石合作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等到二戰結束後,史達林依然不太願意提供軍事裝備給毛澤東,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統治全中國的野心感到不滿。」

雖然好像也很合理,但竟然《二戰》也講到了蘇聯和中共感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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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遭到德國入侵時,與非共產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是蘇聯共產黨的官方政策。

在希臘與南斯拉夫,即使主要的抵抗運動是由共產黨領導,史達林卻不希望這兩個地區爆發革命,因為對英國人來說,希臘與南斯拉夫具有明顯的戰略優先性,如果史達林鼓勵當地共產黨奪取政權,將會影響他與西方盟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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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第三國際試圖說服狄托不要大張旗鼓地發起共產主義戰爭,並且希望他與其他反法西斯主義的抵抗運動合作,但南斯拉夫內戰已箭在弦上,不是史達林所能阻止。結果就是直到一九四四年為止,史達林仍持續支持流亡的南斯拉夫國王與他的政府,而且鼓勵狄托支持所有反希特勒人士,包括君主派的切特尼克。

等到大勢底定,史達林確定西方盟國不會反對之後,他才於一九四四年六月承認狄托臨時政府。

正當蘇聯軍隊可能支援南斯拉夫游擊隊時,史達林的最高軍事委員會卻在同年九月對紅軍下達訓令,明白表示:「不要進入南斯拉夫,以免分散兵力。」同月稍晚,狄托與史達林會面,史達林終於同意讓正在進攻匈牙利的紅軍撥出部分兵力協助狄托攻下貝爾格勒,但條件是軍事行動結束後紅軍就會立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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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無法確定南斯拉夫的政治局勢,因此他除了允許紅軍協助狄托的游擊隊,也讓紅軍與切特尼克合作。一九四四年十月,狄托攻下貝爾格勒之後,紅軍果然立即離去,讓狄托的游擊隊獨力完成解放南斯拉夫的任務。

英國對於共產黨即將掌控南斯拉夫感到不安,最終促使狄托與此前一直提供補給物資與空中打擊的西方盟國決裂。狄托對英國代表團表示「我身為總統與最高統帥,我的行動無須向我國以外的人負責。」一九四五年三月,狄托組織政府,二十九名閣員中有二十三名共產黨員,同盟國別無選擇,只能承認狄托政府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權。南斯拉夫沿著薩瓦河對德軍防線進行最後一輪血腥猛攻,這場戰鬥一直持續到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過了一個星期才結束。南斯拉夫在沒有盟軍直接介入下獨自贏得民族解放,在戰時抵抗運動盛衰起伏的歷史中,無疑是個獨特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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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蘇聯在一九四五年二戰勝利後仍持續壓迫波蘭人與東歐各民族的抵抗運動,在西歐的同盟國並未孤立或壓迫抵抗運動。

儘管如此,西方盟國的首要目標仍是擊敗德國,他們對待抵抗運動的態度往往受到這項目標的影響。西方盟國對抵抗運動也存有戒心。西方盟國想在解放西歐後解除所有游擊隊的武裝,而且希望限制抵抗運動的權力,減少他們對解放區政治重建的影響。就這點來說,西方盟國與蘇聯的想法有志一同,差別只在於前者想限制共產主義的傳布,後者則是鼓勵共產主義的傳布。

西方首次支持抵抗運動是英國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做成的決定,當時同盟國想不出其他戰略,只能尋求間接消耗德國的戰爭投入。一項做法是海上封鎖,另一項做法是轟炸德國工業區,最後第三項做法就是支持抵抗運動,讓抵抗運動為占領者帶來破壞與恐怖,或者用邱吉爾的名言來說,就是「在歐洲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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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反抗運動
除了藏匿之外,其實也有躲到森林裡的「家庭單位」,或是從事反抗的猶太人。

「猶太人確實擔心武裝抵抗會讓事情更加惡化,加速德國人的流放與殺戮,或者激起德國人的野蠻報復。想抵抗的人因此面臨艱難的道德選擇:該保護自己的家人與同伴,還是不管他們死活而拿起武器。

保護家人,特別是保護孩子,是猶太區社群不採取暴力抵抗的重要動機。

在猶太社群內部,政治與宗教也分裂得很嚴重,特別是保守的猶太人與猶太共產主義團體之間的隔閡,使得合作變得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達成。

許多正統派猶太人認為人沒有權利阻礙上帝安排的命運,他們只是召集信眾,讓大家堅定面對壓迫。尤其是有些人還抱持著些許希望,相信與德國當局合作,就有機會讓部分猶太區居民(特別是在德國工廠工作的人)撐到德國戰敗與解放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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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抵抗運動不同,猶太人的抵抗存在於獨特的種族屠殺脈絡裡,而非存在於二戰的廣大脈絡中。

若我們將猶太人的命運擺在後者,只會把猶太人邊緣化因為猶太人只有加入更大的非猶太人抵抗運動與游擊隊,人們才會認同他們為解放門爭帶來貢獻。
從這一角度來看,猶太人面臨的其實是雙重危險,一個是身為抵抗者的危險,另一個是被德國人視為種族敵人的危險(德國人認為絕大多數的武裝抵抗都是猶太人所引發)。

猶太人獨自對納粹的種族滅絕宣戰,不僅規模有限,也無異於以卵擊石。他們只是一群無武裝或武裝薄弱的平民,卻要對抗資源充沛的國家安全體制。從各種意義來看,這都是一場超出猶太民眾預期的戰爭,也是他們未能做好準備的戰爭。
猶太人對大屠殺的抵抗,堪稱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眾多平民戰爭中,雙方實力最不平等、犧牲也最慘重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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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戰時情緒與心理
「為了探討情緒壓力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與科學觀點,間接說明了二戰期間軍陳精神醫學的運用為什麼會出現很大的歧異。在美國,軍陣精神醫學與戰爭投入充分整合,反映了美國民眾對心理學發展的濃厚興趣。在德國、蘇聯與日本,軍事體制則對軍陣精神醫學興趣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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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任何狀況下,當民主國家的國民都比較好欸!

說到這件事,《連結》裡面有重新定義民主,除了是分散式資訊網路+自我糾正機制,還有一個是對於人權與公民權的重視。

所以並不是多數決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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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進精神科醫療站無法獲得協助的人,當他們被送到後方醫院與精神科診所治療時,往往面臨憂喜參半的命運。有些人會被認定為精力耗盡,無法繼續服役。

在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的義大利戰役中,許多戰功彪炳的軍士官會在歷經數個月前線戰鬥之後精神崩潰,盟軍將這種現象稱為「老中士症候群」(Old Sergeant Syndrome),英國陸軍又稱之為「衛兵的歇斯底里」(Guardsman's hysteria)。這些人被認定為無法治療,只能光榮退役。

在英國,已經被診斷出有精神病症狀的人,會被要求返回後方接受治療,如果狀況無法改善,就只能退役,如果還能擔任一點勞力工作,就讓他們在基地與倉儲服務,將其他適合的人替換到前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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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獨裁國家,人們往往認為情緒崩潰者可能會假裝或誇大自己的症狀,好比德國精神科醫生就認為這是一種「逃避戰爭」的方式。紅軍則會將被指控逃避兵役或裝病的人送進懲罰營,這些人很快就會在營裡被除掉。在德國,被送回後方診所的人要接受痛苦的電擊療法 —— 電擊引發心臟病或造成骨折的事時有所聞。如果士兵不願接受治療,或拒絕返回軍隊,他們就會被送到後方負責懲罰的「特別部門」,環境類似集中營。一九四二年四月之後,這類士兵更會直接被送到前線的懲罰營。一九四三年,德國陸軍決定把因為身心失調而染上胃病或聽力出問題的人送進所謂的「病患營」,替換正規軍負起駐防與守衛要塞的責任。有一小群人更是因為「反社會」性格而被判定沒有好轉的可能,最終被送進「安樂死」設施處死。」

日本就完全沒有什麼精神醫學這件事了。士兵要戰到死,不然就是懦弱與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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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講到為了要讓軍隊繼續戰鬥,軍隊裡有壓迫:

負面的懲罰,像是蘇聯有督軍隊,德國有特別處置等等懲罰逃兵。也處死了很多人。英美則是用公開羞辱的方式。

也有正面的政治教育及提振士氣的講話(一樣也是蘇、德等獨裁國家做得更多)。

「我們很難判斷這種提供教育與提振士氣的做法是否真有助於協助士兵認同戰爭目標與維持紀律。某方面來說,所有士兵都瞭解對抗敵人與求勝的必要性,但光靠這些不足以讓軍隊撐過日復一日的漫長等待或危險。

蘇聯士兵時常因戰鬥而精疲力竭,此時就算情感上支持戰爭也無濟於事,哪怕士兵都曉得失敗主義言論或政治異議將會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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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美國就會做很多調查:

「只有美國陸軍對士兵是否瞭解自己為何而戰進行調查。在接受調查的人當中,太平洋戰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士兵表示自己根本不關心為何而戰,歐洲戰場則是百分之四十。

當蓋洛普民調請士兵說出羅斯福總統誓言以戰爭捍衛的四大自由是哪四大時,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士兵能答對至少一個。

一名退伍士兵告訴陸軍研究局,他剛加入軍隊時「愛國心溢於言表」,但戰爭改變了他:「你是為了活命而戰…戰場上根本沒有愛國主義可言。」

英國陸軍教育服務部門發現,軍人只有在戰勝之後會比較願意討論這個世界,但與士兵們討論戰爭目標或為了戰勝而奮鬥只會引發負面反應。

政治教育與提振士氣也許要比紀律壓迫更能讓士兵願意作戰,但正向鼓吹是否能夠動員士兵,使他們克服眼前的恐懼、絕望或危險,依然是個很大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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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歷史學家才有綜觀全局及評估成果的特權。從日常例行經驗來說,絕大多數士兵的首要之務,就是支持自己所屬的小團體,因為這樣才能提高生存機會。作戰人員關心的都是相當日常的事務,例如德國的戰車兵會因為損失戰車而哭泣。每個小團體構成了社會心理學家,說的「義務的宇宙」,各成員的生存仰賴成員彼此之間的相互幫助。你共享基本道德與情感的對象,是那些與你一起分攤相同危險的人,而非更廣大的社群或義務。雖然經常有人主張士氣的形成是由上而下,但在實際上,士氣往往源自於底層的自我激勵。

在小團體的脈絡底下,往往有著一套截然不同的情緒反應。士兵能夠堅守崗位,往往是因為對自己所屬的團體投入了情感與忠誠,也擔心自己未能盡忠職守或精神崩潰,可能讓自己蒙羞與產生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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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這場數百萬人參與的真實勇氣測試,顯示堅守崗位並非某種隨機的英雄主義行為,而是一種克服無所不在的恐懼與為了周遭人堅持下去的能力。

一名美軍退伍士兵寫道:「害怕與懦弱的差別僅在於是否被人發現。」即使是傷兵也不願讓人發現他流淚,因為在陽剛的軍事文化中,眼淚會讓他被貼上軟弱的標籤。精神科醫生發現,身體與精神受創的人,通常會對自己的忍耐力不足感到羞愧,急欲在同袍面前再次證明自己的能力。針對美軍士兵的調查也發現,歐洲與太平洋兩大戰場的士兵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七認為,不讓身旁戰友失望才是最重要的事。」

「這種情感紐帶關係也有可能存在於更大的團級甚或師級部隊之中,藉由信仰主流意識形態或價值體系而激勵出來。儘管如此,對於那些直接參與戰爭的基層部隊來說,這些都是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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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士兵打仗還是要喝茶⋯
蘇聯則會確保他們士兵有口琴⋯

納粹和蘇聯都蠻反宗教的,但戰時軍隊有比較開放,有一些隨軍牧師。(德國有約一千名牧師為六百萬名陸軍士兵服務,這比例有用嗎?)

英美則有較多隨軍牧師,還有電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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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民眾的情緒

「當遠程戰略轟炸開始在一九四〇年固定出現時,被空襲民眾的情緒狀況似乎沒有原先預期的那麼嚴重。城市居民並未陷入大規模恐慌,精神科醫院也未擠滿嚴重情緒創傷的病患。德國轟炸英國期間,心理學家與精神科醫生開始研究為什麼很少出現慢性或持續性精神障礙的病例。」

「其他國家被轟炸居民的反應也與英國相去不遠。一九四五年,美國轟炸調查團訪談德國精神科醫生的結果顯示,德國診所很少看到「器質性的神經病症或精神病症」。

即使在日本,研究人員也發現,在廣島與長崎被投下兩枚原子彈之後,儘管民眾對於未來依舊有著長期擔憂的情形,但並未出現憂鬱症病例大增的現象。與英國和德國經驗一樣,日本人在空襲期間接受精神病治療的病例並未明顯增多。」

當然我必須說,上次看的《歐洲鬼地方》看法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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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友E的二戰小故事——
https://images.plurk.com/1sC0J4cD3cqHPYl3S8zLVL.jpg https://images.plurk.com/qcwFMDhgGK8fMXJVoRXKr.jpg
二戰英國坦克兵在車外泡茶常常GG,導致日後英國陸軍都配發附火炮的履帶自走式紅茶機。英格蘭最新的自走紅茶機XD

米帝是冰淇淋機~~沒有冰淇淋和可樂,大兵也是會爆動低!海航還瘋到用戰機掛冰淇淋莢倉,噴上高空再俯衝下來做現做冰淇淋,長官知道也沒有嚴厲懲處。

這也說明美國後勤力量的可怕,有餘力顧及大兵有沒有點心吃。但對士氣很重要啊~~GI的形象之一就是隨時能從口袋裡掏出巧克力請當地民眾吃。

德軍還在用驢子拉彈藥,美軍是卡車載可樂,誰會贏很明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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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會竊取酒類與藥物來麻痺自身的恐懼。許多蘇聯士兵飲用甲醇或防凍劑,結果死於後遺症。
派往義大利的盟軍士兵則持續仰賴中東港口輸入的麻醉藥物。日本士兵則選擇飲用軍方發放的大量酒類,藉此麻連掉戰場的恐怖。」

然後他還講到了一下買春/軍妓院/慰安婦,不過10章有專章討論蘇、日軍隊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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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民眾的情緒

「當遠程戰略轟炸開始在一九四〇年固定出現時,被空襲民眾的情緒狀況似乎沒有原先預期的那麼嚴重。城市居民並未陷入大規模恐慌,精神科醫院也未擠滿嚴重情緒創傷的病患。德國轟炸英國期間,心理學家與精神科醫生開始研究為什麼很少出現慢性或持續性精神障礙的病例。」

「其他國家被轟炸居民的反應也與英國相去不遠。一九四五年,美國轟炸調查團訪談德國精神科醫生的結果顯示,德國診所很少看到「器質性的神經病症或精神病症」。

即使在日本,研究人員也發現,在廣島與長崎被投下兩枚原子彈之後,儘管民眾對於未來依舊有著長期擔憂的情形,但並未出現憂鬱症病例大增的現象。與英國和德國經驗一樣,日本人在空襲期間接受精神病治療的病例並未明顯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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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疾病的病例與收容治療的病例數量極少,這種現象其實掩蓋了殘酷的現實:空襲所導致的精神創傷人數,其實被負責計算的專業醫生給低估了。

部分原因在於許多精神科醫生被徵召入伍,導致只剩為數不多的精神科醫生負責照顧人數龐大的民眾。儘管戰時軍陣精神科醫生的數量大增,但為一般民眾看診的精神科醫生卻未能進行補充。

各國政府也不鼓勵民眾到精神科看診,以免造成醫院過度負荷。部分資深的英國精神科醫生抱怨,民眾總是誇大自己的症狀,明明只需要一杯茶與制式對談就能打發病人離開。

前述因素加總的結果,就是短期精神創傷、嚴重身心失調反應者或甚至是出現慢性精神障礙的民眾,絕大多數都只能靠自己解決情緒危機。與士兵一樣,許多民眾的休克反應都被官方認定為器質性而非心理性的,因此病患若就醫就會被歸類為內科而非精神科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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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民眾也是蠻多PTSD的,尤其是經歷劇烈創傷。

「醫生發現最有可能出現精神創傷的病例,其實不一定與體質有關,反而與差點遭到活埋、房子被毀或家人被殺等所謂「跡近錯失」(near miss)的戰時經驗有關。促使情緒反應加劇的關鍵因素,在於這些經歷是否切身,這一因素也獲得戰後德國精神科醫生的訪談確認。

某方面來說,這些病患的症狀與遭受猛烈轟炸或砲擊的士兵類似:嚴重顫抖、小便失禁、威官與行動出現障礙、木僵狀態、明顯憂鬱,婦女則出現閉經。身心失調的反應很常見,包括短暫性失語、喪失聽覺、手腳麻痺,或者在德國常見的例子是消化性潰瘍。

針對英國赫爾市進行的調查顯示,儘管精神科醫生做出了相對樂觀的結論,但其他證據卻呈現出廣泛的情緒障礙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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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擔心的,仍舊是空襲可能引發群眾恐慌與士氣崩潰。然而,即使在最糟糕的狀況下,社會也沒有在轟炸之下癱瘓。遭受轟炸的可能,與轟炸後的殘破景象,確實讓民眾感到恐懼,也因此引發短暫恐慌。但與無法離開駐地的軍隊不同,民眾的恐懼會驅使他們離開受轟炸的地區。於是,民眾紛紛在遭受猛烈轟炸之後離開城市,疏散到鄰近的鄉村與村落。這是理智的決定,而非恐慌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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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理由可以解釋被轟炸的城市為什麼沒有出現士氣崩潰。原因之一來自於政府當局在建立「情緒規範」上扮演的角色。情緒規範鼓勵民眾接受犧牲,避免流露情緒而影響民心士氣。各國的情緒規範不盡相同,而這些規範多少反映了各交戰國之間的文化差異。

在日本,死亡與犧牲的文化深深影響日本政府的政策,使其將民眾情緒與符合軍隊的戰爭投入結合成一體。

英國在遭受德國轟炸期間,當時流行的宣傳語「英國承受得住」,巧妙運用了英國人面對危機時冷靜而有決心的刻板印象。從英國遭到轟炸的城市圖像可以看出,早晨,民眾依然在瓦礫堆之間步行上班,或婦女心情愉快地拿著圓形馬克杯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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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獨裁政權強調民眾與士兵結合成「命運共同體」,在面對攸關民族的生存鬥爭時,個人的焦慮必須放在一邊。政治宣傳的影像顯示,人民在面對集體的共同犧牲時顯露出來的肅穆決心,以及人民病態地執迷於英雄式的死亡。德國陸軍拒絕讓有精神病的士兵退役返回德國,因為這麼做可能會影響到國內民眾,使前線非英雄式的崩潰現實暴露在民眾面前。

蘇聯政權也強調集體犧牲與英雄事蹟,只不過做法不像德國那麼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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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遭受轟炸的平民與士兵家屬來說,死亡是個揮之不去的現實。然而,當經過安排的葬禮傳達的是公眾決心而非集體悲傷時,死亡與民眾的實際情緒之間便隔出了一段距離。

在日本,整個鄉里會用精心安排的儀式來讚頌逝去的「英靈」。

在英國,死去民眾的圖像要接受審查,而民眾在轟炸期間的詳細傷亡數字也會被有意隱瞞或限制,以避免民眾恐慌。公開流露歇斯底里的情緒是不被允許的,當這種事發生在防空洞時,民防人員會把違反者帶走。「情緒規範」成為民眾的模範,民眾可以藉此鍛鍊自己消極忍受與穩定情緒的能力。

個人如何調整自己的情緒狀態以順應現實的戰時規範,其程度往往因人而異,規範架構只是提供了建立正面士氣所需的框架。有了規範架構,民心士氣就不至於偏離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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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形象與私人行為在社會壓力與官方要求下不得不盡量一致,有些人無法承受相應而生的壓力,因而出現了情緒障礙。這些人必須像前線戰鬥的士兵一樣,接受協助或規訓。

物資援助對處理空襲所衍生的問題至關緊要。赫爾市的精神科醫生就認為,「赫爾居民的精神能否穩定,取決於他們是否能攝取充分營養。」國家努力提供糧食、救助、補償與重建計畫,最終避免了更大範圍的社會抗爭或示威。

政府在休養中心與急救站成立了「前進精神醫療」,試圖直接協助受害的民眾。與前線戰場一樣(不過這完全是巧合),休養中心與急救站可以提供糧食及睡眠,民眾可以在此交談,分享最近的糟糕經驗,儘管此處無法提供正式的精神治療。」

「與前線士兵一樣,許多民眾也仰賴各種方式來克服恐懼,包括迷信、護身符,或是抱持宿命論及對生死無動於衷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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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的,我讀整本《二戰》都一直不斷覺得戰時狀態的心理健康固然艱困,但和平時期的現在,好像大家的心理素質也沒有多好?

像我就覺得我好弱啊,這種極端狀態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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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百萬人在戰時遭受了情緒危機,卻未能倖存下來。他們有的死於前線,有的死於空襲,有的則是殘酷暴行、飢餓與種族滅絕的受害者。

到了戰爭結束時,德國、蘇聯與日本的武裝部隊總計已有約一千八百萬人死亡,相較之下,西方的武裝部隊則有約一百萬人死亡。這表示民主國家的軍隊有數百萬人得以返鄉、重新加入公民社會。

就像集中營倖存者一樣,回歸社會並不是一個簡單或直截了當的過程。參戰的男女官兵已經習慣一套價值觀完全不同的世界,身上背負著從遙遠戰場帶回來的情緒與精神包袱,試圖在未來重建符合民間規範的行為與恢復傳統的情感紐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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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美國真的在參戰國裡很獨樹一格⋯⋯我覺得美國似乎是參戰國裡面最重視精神、心理方面的?

不知道這是因爲美國比較有餘裕,還是因為美國的社會文化比較奇怪?

英國相較沒那麼重視,但可能是沒有餘力。

德國、日本、蘇聯就不用說了。獨裁國家沒有在管心理健康這種奢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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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美國將精神醫學的調整視為當務之急。一九四五年出版了許多精神醫學指引,包括《給退伍軍人的家人與朋友的精神醫學指南》(Psychiatric Primer for the Veteran's Family and Friends),書中解釋返鄉軍人可能會「感到不安、具侵略性與忿忿不平」。

由於民眾普遍擔心返鄉軍人可能會引發犯罪潮,或返鄉軍人的精神障礙可能會影響和平時期社區的繁榮與復甦,美國陸軍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出資拍攝了兩部宣傳片,一部談「戰鬥疲勞症」,另一部則有著不大恰當的片名,叫做《返鄉的精神官能症患者》(TheReturning Psychoneurotics)。第二部電影由休斯頓(John Huston)執導,片中探討紐約精神病院為了讓重度精神障礙病者恢復正常生活而使用的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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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陸軍認為片中影像對美國民眾來說可能太過病態,因為民眾還不瞭解戰爭會對一個人的情緒造成多大傷害,因此他們恐怕無法明瞭劇本想要傳達的「人性救贖」意涵。雖然這部電影後來改名為《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但陸軍還是決定禁止該片上映,直到一九八一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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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

「雖然並未有針對德國、蘇聯或日本退伍軍人回歸平民生活的系統性研究,但三國退伍軍人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十分艱辛。以德國與日本的例子來說,英國、法國與蘇聯決定讓德國或日本俘虜從事與戰後重建相關的勞務,卻在《日內瓦公約》簽訂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願意放人,耽誤了德日退伍軍人回歸社會的時機。

當日本俘虜終於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從蘇聯返回日本時,日本國內民眾普遍對這些人感到擔憂,認為這些士兵不僅當初恥辱地被俘,現在返回國內時所展現的態度,充分證明他們原本就是一群愛搗亂與「好爭辯」的頑劣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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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美國還特別做了這件事:

「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後還有一項獨特的安排,那就是希望將所有戰死海外的士兵遺該運回故土,重新安葬。

一般同盟國與軸心國的男女官兵,只要是在海外服役時陣亡,通常就葬在他們陣亡的戰場上。

但美國民眾最大的願望,就是讓遠波重洋戰死海外的子弟兵能夠歸葬美國故土。此舉形同擱置了美國在戰時的情緒規範(美國官方當初就是根據這套規範隱匿了戰死者的實除人數),並且允許所有民眾為庫亡將士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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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批總計六千兩百具靈柩從歐洲運抵美國。一個不知名的士兵被隨機選中,他的靈柩被神聖隊伍簇擁著,沿著紐約第五大道行進,夾道致敬的民眾多達五十萬人,在中央公園舉行的儀式更是多達十五萬人觀禮。有些人哭泣,有些人無法直視,這個時刻捕捉到了戰時歲月被壓規的情緒。「永別了,我的孩子。」群眾中一名婦女哭泣說道。四年來,數百萬美軍男女官兵都必須在個人恐懼與焦慮,以及軍隊要求的紀律與自我犧牲之間不斷拉扯。世界各地的民眾同樣活在類似的矛盾之中,既要對外表現出堅忍卓絕的模樣,也要承受個人的悲傷與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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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第九章看完了,果然太長了。10-終章另外吧!
@jeanylin - #二戰(三冊不分售)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Blood and R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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