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y|來非虛構小火堆玩吧
二戰(三冊不分售):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 李察.奧弗里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二戰(三冊不分售)
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Blood and Ruins :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Richard Overy /譯者: 黃煜文 /衛城出版 / 出版日期: 2024/08/28
字數: 809,847

原文寫作完成於2020年,原文出版於2021年。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下冊:
10 戰爭暴行與戰爭罪
終章 從殖民帝國到民族國家;新全球時代的誕生
——上接 8-9章 —— 我的小火堆總體心得 《更新》我看完了!!終於!!超級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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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 序-1章2-3章
中冊: 4-6章7章
下冊: 8-9章10-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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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戰爭暴行與戰爭罪

「二戰的陰暗面是由許多部分所組成。有些暴行是正規戰犯下的罪行,這些暴行的出現嘲弄了既有的法律與戰爭慣例。

有些暴行則是深刻種族仇恨或偏見的產物。

另一些暴行則是長期以來男性對女性施加暴力的結果,而且這種暴行很容易被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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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二戰時期的人來說,「戰爭罪」的概念通常被理解為違反了兩項公約內容,分別是一九〇七年的《海牙第四公約》(又稱《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及其附件章程,以及最初在一八六四年針對國際紅十字會達成協議的《日內瓦公約》。

根據這項定義,武裝部隊犯下戰爭罪的受害對象,一方面是戰場上與被俘虜的敵國武裝部隊,另一方面則是理應受到「已開化民族」制定之「人道法律」保護的敵國平民。

公約不適用於殖民地民眾,因為殖民地民眾被定義為「半開化」或「未開化」。當時對戰爭罪的性質沒有精確定義,也沒有明確規定要如何調查與懲罰,這是因為尚未設立國際法院來執行這些協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交戰雙方都違反了戰爭常規與慣例,不過大多僅限於非系統性的違反,因為在漫長的四年裡,戰場始終局限在壕溝戰,比較沒有游擊戰或以平民為目標的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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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歐洲各國無法在一九一九年成功定義戰爭罪或制定出戰爭罪的審理程序,但各國在接下來十年間仍試圖以更明確的國際協議來規範出可接受的戰時行為。

協約國和同盟國都曾在戰爭期間轟炸平民,無視「空中轟炸」早在一九O七年公約中已明文禁止的事實,因為沒有特定的國際法機構來管理這類行徑。

一九二三年,根據前一年華盛頓海軍會議的決定,在海牙召開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制定了《海牙空戰規則》(Hague Rules for Air Warfare)。雖然《海牙空戰規則》並未獲得任何政府批准,卻被視為具有國際法效力,特別條文規定了禁止攻擊平民生命財產與只能攻擊可識別的軍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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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各國在日內瓦達成協議制定公約,宣布毒氣戰與細菌戰等生化武器的使用為非法(「持有」並不在此限)。

四年後,各國又締結一份戰俘待遇公約,將《海牙公約》的保護範圍擴大。新的海戰規則於一九三六年制定,將一戰進行的無限制潛艦戰列為非法行徑,同時規範海軍艦艇在有必要攔停與搜索可能資敵的商船時,必須維護船員安全,不能一看到船隻就立即擊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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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的交戰國違反了上述每一項國際協議,許多時候侵害的規模之大,恐怕締約者當時怎麼想也想像不到。隨著規模超乎想像的暴行證據浮上櫻面,二十世紀的戰爭罪概念也逐漸被擴大與延伸。到了二戰結束時,為了處理如此殘暴衝突的後果,新的概念因此誕生。唯有新的概念出現,才能對大規模流放、剝削與居殺平民的暴行進行懲罰。如今這類暴行全都歸類在「反人類罪」這個名稱底下。

一九四五年,勝利的同盟國陣營再次定義戰時犯罪的性質,區分出所謂的「甲級戰犯」(被控策畫發動侵略戰爭)、「乙級戰犯」(被控違反戰爭常規與慣例)與「丙級戰犯」(被控犯下反人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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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場根本鬼故事。

不管怎麼樣,日本人沒在管《海牙公約》或《日內瓦公約》這一套的,話說這應該也是十九世紀歐洲國家自己簽的?

所以盟軍一開始大受驚嚇。除了日本比他們能打之外,還有本來他們以為日軍對待盟軍會遵循公約,但並沒有,所以後來他們也一樣。

書裡也講到南京大屠殺。他前面寫日軍暴行當然是很讓人胃痛,但是盟軍以牙還牙也是很胃痛,而且畢竟這些「日軍」裡面還有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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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幾內亞戰役中,盟軍發現被俘的澳洲士兵會被脫光衣服綁在樹上當成刺槍術的練習目標,或者被刀子砍成碎片,有些甚至被宰了充當飢餓日軍的食物(當時日軍經常陷入缺糧與沒有軍火補給的狀況)。

美軍除了發現死去的戰友遭到肢解與拷打,也在陣亡日軍口袋裡發現從美軍屍體割下來的戰利品。在海上,日本海軍一看到盟軍船隻就予以擊沉,若非任由生還者溺死,就是用機關槍掃射他們。當日軍進攻東印度群島(今日印尼)時,海軍士兵在安汶島屠殺了數百名被俘的澳洲與荷蘭士兵,上級甚至下達了詳細的處決命令:要不是砍下盟軍士兵的頭顱,就是用刺刀刺向他們的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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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在戰爭爆發後也採取了無限制潛尷戰。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海軍已經沒剩幾艘艦艇可以擊沉,美軍潛艦於是轉而將目標對準日本漁船與近岸舢版——此舉同樣違反了交戰規則。在海中掙扎求生或努力爬上救生艇的日本人最終是遭到遺棄還是被殺,完全要仰賴個別盟軍指揮官的良知,法律完全無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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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軍的理解中,日本守軍不遵守任何交戰規則,甚至違背常理。他們會使用停戰旗幟來偷襲靠近的敵軍,會在開火前靜靜地躺著佯裝已經死去,會在投降時把已經拉掉引信的手榴彈綁在手臂上,一口氣炸死自己與俘虜他的人。比較不常見的狀況是,日本士兵會舉起軍刀,朝著敵軍的機關槍陣地衝鋒。

美國海軍陸戰隊與陸軍步兵對於日軍普遍抱持著憎恨與輕視,加上部分戰時宣傳把日本人描繪成非人的禽獸,將他們視為文化奇特難解的產物,凡此種種皆加深了美國士兵對日軍的厭惡。戰場上「最好的日本鬼子」就是「死日本鬼子」,因此幾乎不留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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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傷兵,只要在他們喉嚨上劃一刀就可以解決問題。還有人會從屍體身上取下一部分當成戰利品,可能是死者的頭皮,也可能是死者嘴裡的金牙,全部收藏在一個小袋裡。肢解屍體的行為相當普遍,導致美國戰爭部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下令所有部隊指揮官嚴禁士兵蒐集這類可怕的紀念品,然而成效不彰。當戰後日本要把馬里亞納群島上的日軍遺骨運回故土時,居然發現百分之六十少了頭骨。甚至有人將一把用日本人骨頭雕刻的拆信刀送給羅斯福總統,雖然羅斯福堅持必須把它歸還給日本。」
——
羅斯福看到這個拆信刀不知道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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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瓜達康納爾戰役中,美軍發現自己極難找到一名生還的日本士兵來拷問,上級長官不得不為此承諾,若亞美利加師能找到生還的日本兵,就可以獲得威士忌與額外啤酒做為獎賞。

到了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歷經三年戰鬥之後,盟軍依然只俘虜了六百零四名日軍。在整個太平洋戰場,最終只有四萬一千名日本士兵與水手被俘,幾乎全部集中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日軍也得知美軍與澳軍通常不會留下俘虜,這更強化了日本《戰陣訓》對士兵的要求:必須戰死,不可忍辱偷生。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緬甸戰場,英國、西非與印度軍隊在目睹日軍的暴行之後,同樣採取殺死戰俘與傷兵的策略,而這也讓日軍更沒有意願投降。印度士兵曾經活活燒死一百二十名日本傷兵,同時活埋二十餘名日本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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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日本傷兵不是被刺刀刺死就是被槍斃,即使已死也還是會再用刺刀刺過,好確認真的死亡。一名旅參謀長說道:「他們是畜生,就用對待畜生的方式對待他們。」」
——

我覺得有在創作日治時代的作者,其實都應該讀一下《二戰》⋯

話說那個刺刀刺一下確保死亡的橋段,好像在中國戰場雙方都有?

我小時候看的抗日電影,都有這個橋段欸。

咦,話說我小時候還有空襲演習,要去防空洞這件事。應該小學的時候都還有。

Zombieland 也說要double tap,所以二戰=zombieland?

看起來整個西歐戰場死的人比較少跟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有關,東歐戰場蘇聯和納粹也沒在管這件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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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德蘇東線戰場。德國陸軍早在一九三九年波蘭戰役時便已展現殘暴的一面,當時德軍為了報復波蘭反抗,遂槍斃了大約一萬六千名波重戰俘。

早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前,德軍士兵已經開始閱讀一本小冊子《你瞭解敵人嗎?》,以瞭解蘇聯軍隊打仗的「不可預測、詭計多端與冷酷無情」。

德軍對蘇軍的偏見有部分來自於對俄羅斯陸軍在一戰時期的表現。在種族偏見與敵視「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德國陸軍將領同意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提出的主張,即俄羅斯戰役是一場「滅絕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德國人不需要「體恤軍人情誼」。

負責進攻的第十八軍團指揮官屈希勒將軍告訴底下軍官,他們要對抗的是「與我們不同種族的軍人」,在戰場上「不值得我們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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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少將(Eugen M uller)形容德軍士兵在俄羅斯進行的戰爭,彷彿回到了《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制定交戰規則之前「更早期的戰爭形式」。

就在德國入侵蘇聯前不久的五月與六月,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接連發布三道訓令,協助德軍定義了何謂「更早期的戰爭形式」。首先是「入俄部隊行為指導方針」,要求徹底無情地除去所有形式的抵抗。

第二是「政治委員令」,指示將所有俘虜的蘇聯政委直接交給親衛隊處決,因為政委被視為「亞洲式戰爭」的化身。

第三道訓令是「軍事管轄權的縮減」,也就是不追究士兵犯下的戰爭罪行。
雖然少數德國將領擔心這些訓令會助長目無法紀的「胡亂射擊」(來自賴赫勞元帥的評論),但絕大多數將領似乎都同意這些做法,而且日後也以無情手段遂行這場戰爭。」

——
亞洲式戰爭是怎麼樣,感覺二戰真是處處充滿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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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六月爆發的戰爭,證明德國對於蘇聯打仗方式的看法並不完全是偏見。進擊的德軍很快就發現有德國士兵的屍體遭到肢解,有些人舌頭被釘在桌上,有些人被掛在肉鈎上,還有些人被石頭活活砸死。蘇聯暴行的故事,無論真假,很快就在德軍裡傳開,因此在開戰後數星期內投降的成群紅軍,最後幾乎都被槍斃。

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國陸軍總部把所有位於德軍戰線後方的蘇軍都定義為游擊隊,只要發現就立即處決。

與日軍一樣,蘇聯士兵經常在絕望處境下戰至最後一人,或是躲藏起來從後方偷襲德軍,或是假死再突然開火,或即使身受重傷仍繼續奮戰。與日軍一樣,蘇聯當局要求士兵不能淪為戰俘,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一九四一年八月,蘇聯當局甚至發布了第兩百七十號命令,指責投降或被俘者是「祖國的叛徒」,其家人將會遭受連坐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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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絕望的戰役初期,紅軍很少俘虜德國士兵;但到了戰爭後期,推進迅速的紅軍也把敵軍俘虜視為累贅。」

「蘇聯士兵沒有遵守交戰規則的義務。他們不擇手段進行戰鬥,因為他們信奉的核心道德理念是拯救蘇聯祖國不受法西斯主義者的侵略。德國暴行的故事同樣在蘇聯部隊裡流傳,堅定了蘇聯士兵絕不對敵人留情的信念。他們的任務就是殺死德國人。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流行的文學作品一樣,紅軍的報刊也經常發表仇恨言論,鼓吹士兵殺敵。」

「德軍顯然完全按照最高統帥部的三道訓令行事,從戰俘中找出政治委員、共產黨員與猶太人加以殺害。根據估計,德軍戰時殺害的蘇軍戰俘人數多達六十萬人。反過來說,德軍同樣發現己方戰俘被「以毫無人性與難以形容的方式虐殺與折磨」——如德國外交部向莫斯科抗議時所說。」

德蘇軍隊都沒有要約束暴力,也認同這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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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俘虜的蘇聯士兵與日本俘虜的盟軍士兵有著不尋常的高死亡率,這是因為德日兩國刻意虐待、忽視或殺害這些從死傷慘重的戰場倖存下來的士兵。

一九三〇年代正值崇尚為天皇犧牲與鄙視投降的意識形態鼎盛期,因此日本軍方始終用特別負面的眼光看待戰俘。所有日本士兵都被灌輸了被俘虜就是道德失敗的觀念。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發給每位士兵一本小冊子,書名叫《戰陣訓》,書中再次提醒眾人,「不要活著蒙受被俘虜的恥辱。」而這也使得日軍把敵軍戰俘視為可恥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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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出現了:

「日本戰俘營隨即開始出現高額死亡率,原因有幾個。

第一,絕大多數戰俘營的守衛都是從朝鮮與臺灣徵召,他們奉命將這些戰俘視為牲畜,也獲得任意處置戰俘的權限。朝鮮人與臺灣人自己也遭受日本士兵與軍官的野蠻對待,而且時常缺乏糧食與醫療供給,因此會把挫折感宣洩在這些戰俘身上。

當時有許多日本軍人都認為,既然日軍的生活條件已經十分艱困,那麼戰俘理應只配獲得更糟的對待。

戰俘營的軍官與士兵皆把完成上級交辦事項當成首要任務,保護戰俘不受虐待則不在他們的工作範圍內。由於得不到適當的食物或醫療照護,幾乎所有戰俘都罹患了熱帶疾病或當地流行的痢疾。

戰俘隨意遭到粗暴對待,被棍子與鞭子毆打,被認定在偷懶就會遭到拷打,只是犯一點小錯就會被長時間關進懲罰小屋:一旦被關進去就會有三天沒有水喝,七天沒有東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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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國與蘇聯的戰俘之所以有較高的死亡率,主要因素在於意識形態。由於德國武裝部隊奉命不去理會《海牙公約》與《日內瓦公約》,因此德軍自覺沒有義務妥善對待被俘的蘇軍士兵。

一九四一年九月,蘇聯已經有數百萬名士兵被德軍俘虜,帝國保安總部部長海德里希於是發布訓令:由於蘇聯戰俘與罪犯無異,因此沒有資格「享受榮譽軍人應有的待遇」,只能得到罪犯的待遇。

面對數量龐大的戰俘,德軍幾乎沒準備好糧食供應。蘇聯軍隊被成群趕進臨時戰俘營,途中可能被迫行走數百英里才能抵達目的地。

德軍所謂的「戰俘營」不過是一片荒野,四周圍起鐵絲網與架起機關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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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幾乎沒有飲水,糧食不足且品質低劣,除非被俘的蘇軍中有醫療人員,否則不可能獲得醫療照顧。軍服與軍靴都被德國守衛偷走,想逃走的人會被槍斃。營區裡被槍決的對象不僅包括被安全部隊追捕的猶太人與共產黨員,也包括違反營區規則的士兵(即便規則非常模糊粗略),例如曾有兩名戰俘因為不願像其他戰俘一樣活活餓死而吃人肉,結果就因此遭到槍斃。

身體還算健康的戰俘必須工作,但寒冷、飢餓乃至於當地流行的斑疹傷寒很快就會讓這些戰俘倒下。能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這段期間存活下來的蘇聯戰俘,往往是因為他們同意為德國陸軍擔任志願軍,至於絕大多數戰俘通常在監禁數星期後就喪失了工作能力,最後只能等死。

到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已經有兩百萬名蘇聯戰俘死亡,德軍也根本沒有要讓他們活下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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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台灣金瓜石就有盟軍戰俘營

二戰:記錄消逝中的台灣戰俘營和這裏的被俘盟軍 - BBC News 中文

台灣16個戰俘營:
臺北刑務所
金瓜石戰俘營、新店戰俘營、三峽有木戰俘營、臺北木柵戰俘營、臺北大直戰俘營、臺北臨時戰俘營、台中戰俘營 、斗六戰俘營、員林戰俘營、員林臨時戰俘營、白河戰俘營、花蓮港戰俘營、玉里戰俘營、麟洛戰俘營、高雄戰俘營

有一本新出的《困難東亞》有在講台北刑務所。
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
監獄、帝國與暗黑旅遊:臺大黃舒楣談東亞殖民監獄地景 - 人文.島嶼

黃舒楣 文章列表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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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大費周章地把盟軍戰俘運到台灣這件事,應該和1942年1月日本同意有條件遵守《日內瓦公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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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為殖民地本地人的戰俘不屬於兩個公約的範圍,所以我相信盟軍戰俘僅限白種人。也就是,英軍的印度兵、荷蘭的馬來西亞人軍隊,應該都不在金瓜石的戰俘營裡,當場就殺死了。

為什麼留下戰俘,不知道是不是和德蘇一樣,打到後面沒人沒有生產力了,所以叫戰俘工作?德軍和蘇聯後來1942年以後戰俘生還率比較高,部分原因是因為叫他們勞動,開礦等等。
——
所以說啊,討論人牲還附煮人頭的鍋子圖片的《翦商》,其實恐怖程度沒有這本《二戰》高;但《二戰》的恐怖程度,沒有比告訴你中共戰後搞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竟然死亡人數死了比整個二戰死了的雙方總人數還高的《中國紀錄》高⋯

其實說最恐怖的是中國共產黨史啊,而且那還是和平時代自己把自己人民搞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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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從遠離前線的戰俘與他們的命運,看出前線不遵守交戰規則的現象。最顯著的差異就是存活率。

大英帝國與美國在西線戰場俘虜的士兵並未遭受嚴厲懲罰或拷打,也未受到飢餓之苦—— 不過在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有大量敵軍淪為戰俘,意外造成嚴重的住居與飲食問題,也導致臨時設立的營區出現遠高於預期的死亡率。在英軍與美軍俘虜的五十四萬五千名義大利士兵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死亡。

德國或義大利俘虜的盟軍士兵也受到符合《日內瓦公約》規定的待遇,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名戰俘中有九千三百名死亡,絕大多數是因傷或因病死亡(死亡率百分之二點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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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一下:

西線戰場,戰俘死亡率 2.7%。

蘇聯士兵被俘死亡率 43-63-%。東線戰場其他國家戰俘死亡率,則動輒 10-15%以上。

太平洋戰場,日軍基本上俘虜很少,大部分戰死或當場格殺。

日軍俘虜的盟軍死亡率27%,其中美軍和澳洲戰俘接近1/3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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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公約

「日本政府已經在一九二九年《日內瓦(戰俘)公約》上簽字,但並未獲得國內批准,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才表示願意遵守公約,前提是同盟國也必須遵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提議排除了公約中禁止使用戰俘勞動力投入戰爭的條款。時任首相的東條英機下令,應將戰俘當成一種資源,讓他們為日本軍隊興建道路、機場與鐵路。事實上,日本從未提供盟軍戰俘任何《日內瓦公約》規定的保障,負責管理與守衛戰俘營的人員從未得到指示要執行《日內瓦公約》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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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一樣,蘇聯並未批准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公約》,而且認定沙皇政權簽訂的所有協定,包括兩個《海牙公約》,都属無效。一九四一年六月底,蘇聯政府試圖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與德國達成協議,希望雙方共同遵守《戰俘公約》,但遭到德國政府拒絕。在這個階段,德蘇雙方實際上都未遵守《戰俘公約》的規定。

由於德蘇戰爭來得太過突然,蘇聯武裝部隊並未做好收容戰俘的準備。到了一九四一年底,蘇聯只完成三座戰俘營,只能收容八千四百二十七名從前線生還的德國士兵;到了一九四三年,戰俘營的數量增加到三十一座,已能夠收容二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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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頒布的「戰俘勞動力利用法令」,所有戰俘都必須工作。戰俘的待遇比照古拉格集中營的蘇聯囚犯辦理,領取相同的配給。與蘇聯囚犯一樣,這些戰俘只要工作夠努力就能分得更多食物,然而帳篷與簡陋營舍的生活條件太過艱困,加上糧食供應愈來愈少,導致許多戰俘日漸虛弱,最終無法工作。

某種程度上,蘇聯並非刻意要讓德國戰俘挨餓,而是比照國內因犯來對待德國戰俘。

一九四二年冬天,蘇聯國內楫食供應崩潰,結果就是不僅德國戰俘,連蘇聯古拉格也有成千上萬的犯人餓死。

軸心國戰俘的死亡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二,十一萬九千人死於嚴重營養不良。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名戰俘當中有十七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死於疾病、寒冷與醫療匱乏。」

1943年後蘇聯給予戰俘的條件有比較好一點,讓他們進行「自由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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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後設立的第一批戰俘營,有著高得嚇人的死亡率。

戰俘抵達營區時,早已因為缺乏食物與適當禦寒衣物而虛弱不堪。一九四三年一月底,在切雷諾沃(Chrenovoe)戰俘營原本有兩萬六千八百零五名戰俘,但兩個月後只剩兩百九十八人還倖存。切雷諾沃戰俘營長官於是遭到當局逮捕,罪名是忽視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戰俘待遇指令 —— 戰俘勞動力對蘇聯的戰爭投入至關重要。

義大利戰俘並未做好承受這場考驗的準備,而關押他們的集中營偏偏又是最糟糕的一批。

一九四三年一月到六月間,三萬一千兩百三十名義大利戰俘死亡,有些死在前往集中營的路上,有些死在最初的關押所,絕大多數則是因為飢餓、體溫過低與斑疹傷寒而死於集中營。

許多被德國關押的蘇聯戰俘也是如此。」

——
26805名戰俘,兩個月後298人倖存,死亡率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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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公約
「各國無法遵守協議制定的交戰規則,也無法尊重戰俘的地位,這一切都顯示國際協議的本質極為脆弱,限制戰爭罪的可能性也相當渺茫。

《海牙公約》最初的主要關切,就是確保各國達成避免在戰爭中傷害平民的協議,但正如二戰的戰場環境助長軍人之間的犯罪行為,軍隊對平民的傷害也同樣難以遏止。總體戰的需求使平民注定受到戰爭波及,不只是因為平民就此成為敵國戰爭投入的一環,也因為平民時常選擇以暴力反抗占領軍。當數百萬大軍穿越領土時,無論該地區是敵對邊是友善,光是軍隊的規模本身就足以讓沿途不幸的民眾受害。

一九O七年《海牙公約》的制定者恐怕想像不到,所有簽署該公約的國家日後都將使平民捲入窮凶極惡的戰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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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部隊最常出現的違反公約行為是掠奪,但若從二戰的戰場環境來看,真正的罪魁禍首還是國家本身。海牙《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第四十六條與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私有財產不得沒收」與「應正式禁止搶劫」。

但問題在於什麼行為構成掠奪,定義卻不明確。根據國際法,征服國有權使用被征服國的公共資產,包括黃金與貨幣儲備,但征服國也必須充分滿足占領區民眾的經濟與社會需求。也就是說,國家可以獲得大量敵國資產,但士兵卻必須尊重民眾的私有財產,不能橫加掠奪。

這一規定極富理想主義色彩,即使是在擬定公約的當時看來都是如此。

等到二戰爆發後,這類法律約束證明幾乎不可能行使,或即使執行禁令的軍官與憲兵有執法意願,也沒有執法的手段。

就算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將軍下令美軍不許掠奪,士兵卻還是進行了大規模打劫,甚至對解放區的民眾也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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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蘇聯的最初幾個星期,德軍將領也曾下令部隊在取得物資時必須付錢給農民,不許進行掠奪。結果幾個星期之後,軍方還是允許了前線士兵進行掠奪,一方面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則是難以控制。

掠奪或搶劫的程度與性質會隨著環境與機會而有所不同。從偷竊少量物品、食物與酒,到徵用民眾住房做為兵舍,再到徹底的洗劫與破壞。掠奪在某些情況也涉及對平民婦女的強姦,形同性的戰利品。在東線戰場上,德軍士兵與民兵搶光猶太人的所有財產,為日後的猶太人大屠殺揭開序幕。

這裡面同時出現了好幾種暴行,這些暴行構成了本章接下來數節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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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
「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後,德軍開始針對蘇聯的城市與鄉村進行全面掠奪。與日軍在中國與東南亞採取的策略一樣,德軍盡可能仰賴蘇聯當地的資源進行補給。在俄國與中國的遼闊領土上,德日軍隊所到之處皆被搶得精光,無論貧富,完全不給當地民眾活路。這些地區的生活水準原本就差,因此取得的戰利品也乏善可陳。儘管如此,德日的軍隊依然如蝗蟲過境,什麼也沒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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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進行大規模掠奪的動機要比德日複雜得多 — 就在德國最終戰敗與遭到占領之前的幾個月,盟軍開始進行掠奪。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當英美部隊橫越法國時,他們開始未經授權進行掠奪。

英軍早在一九四〇年就發生過失控掠奪的狀況,當時英國遠征軍因為經常偷竊而遭到法國民眾憎恨,但一九四零年掠奪的規模遠遠比不上一九四四年。英國政府最終為英國士兵的偷竊行為支付了六萬英鎊賠償金。美國士兵則拿走食物與酒,也拿走禦寒衣物或毛毯以度過一九四四年的寒冬,民眾避難留下的空屋,也成為掠奪者垂涎的對象。

然而,隨著盟軍進入德國領土,掠奪不再被軍方視為偷竊,而是勝利者「解放德國人」應得的戰利品。只有直接被憲兵逮個正著的人才有可能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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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德國領土的蘇聯士兵,只要一看到酒就搶,而這種行為也帶來不良的影響。有人發現士兵死在酒窖,因為酒窖裡的酒桶被子彈射穿,漏出來的酒居然把士兵淹死。蘇聯士兵甚至跑進醫院尋找任何喝起來像酒的東西,並且大肆破壞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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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蘇軍大規模掠奪也有其他動機。在經過多年苦戰之後,蘇聯士兵認為戰利品是他們理所應得的補償。他們搶劫與恣意破壞行經的農家與農場。讓紅軍士兵憤怒的是,蘇聯人的生活與德國人相對繁榮的日子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他們無法理解德國人已經如此富足,為什麼還要掠奪貧困的蘇聯人。

六年前,當蘇聯占領波蘭東部與波羅的海國家時,蘇聯人也帶著同樣的感受進行掠奪;如今德蘇富裕程度的懸殊差異也讓紅軍上自軍官下至士兵,每個人都參與了這場掠奪的狂歡。

這種竊盜行為獲得官方認可,蘇聯當局允許士兵每個月寄五公斤的包裹回俄國,軍官則是十四點五公斤。軍事郵政系統因為大量寄回蘇聯的包裹而忙得不可開交,這些都是前線官兵寄給蘇聯家人的物品,而後方民眾已有數年未能吃到像樣的食物與使用像樣的消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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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屠殺,包含1943-45年間德軍於義大利法西斯民兵屠殺游擊隊及報復民眾。

不過最多的是東歐、東南歐、亞洲戰場。

「軸心國與蘇聯的戰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估計達到一千六百萬人(其中一百五十萬人是蘇聯猶太人);波蘭的死亡人數達到六百萬人,其中半數是猶太人。中國民眾的死亡數字沒有確切紀錄,但估計在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人之間。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占領區的平民死亡達數十萬人,其中日本占領的菲律賓到了戰爭最後階段高達十五萬人死亡。

日本沖繩島的殘酷防衛戰造成約十萬名沖繩人(沖繩人是日本公民)死亡,殺害他們的不僅是美國人,也包括日本人。沖繩人深陷殘酷的前線,遭到空襲與砲擊,交戰雙方都不給他們食物,被迫離開藏身處的他們在機關槍掃射下成排倒下,而如果他們嘗試投降,就會被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或炸死。」
——
想到沖繩姬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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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殖民擴張歷史
「歐洲與亞洲會出現大量的平民死亡,仍舊是德國與日本武裝部隊對外征服的結果。全面占領歐亞大陸的困難顯而易見。日軍發現自己占領領土的人口高達一億六千萬,日本陸軍與軍政府顯然不可能控制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德國與軸心國部隊占領的蘇聯領土有六千萬人口,為了控制這些民眾而動員的軍警人數也達到數十萬人。

日軍與德軍高層的首要目標便是「綏靖」,但這項任務的規模令人望之生畏,再加上抵抗行動散布的區域極為廣大且難以預測。俄國與中國有著彷彿無窮的領土空間,潛藏著無止境的危險。

入侵者對於當地民眾既恐懼又輕視。他們認為這些地區適合殖民,對待當地民眾的苛刻方式也反映出長期以來的暴力殖民擴張歷史。反抗殖民者的民眾無法得到國際法的保護。德國對待東方民眾的方式,與對待西歐人與北歐人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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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在戰前面對衣索比亞民眾的抵抗與戰時利比亞民眾的暴亂,其採取的殘暴行徑同樣帶有典型的殖民性格。

義大利在這兩地都動用了軍隊與無情的義大利非洲警察,大力鎮壓阿拉伯人與柏柏人叛軍。義大利當局使用了各種殖民地常見的無情做法:集體處決、公開執行絞刑與鞭刑。當地殖民者對叛軍公報私仇,有些叛亂分子被手榴彈炸死、被活活燒死或被用來練靶。義大利殖民地警察與德國安全部隊合作,為德國在東方殖民地的治安工作提供建議與訓練。

類似的維持治安手法也拓展到義大利統治的希臘與南斯拉夫,義大利在當地焚燒村落與處決民眾,完全複製了非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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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戰爭
談到德日蘇對於游擊隊的態度,可以說是激化的反恐政策。

「反恐政策激進化的結果,就是導致反恐對象納入整個社區,男女老幼全部涵蓋在內。然而,這種現象並非憑空產生。叛亂分子確實使用恐怖主義戰術來對付占領軍,他們的做法可說是一九四五年後在全球發展的不對稱戰爭先河。占領軍感受的深刻恐懼與不安,特別是在前線後方的地區,源自於敵人行為的不可預測,而這些敵人要不是隱藏在偏遠山區與森林,就是隱身在都市群眾。叛軍知道自己一旦被捕,將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護,因此他們對敵人也毫不寬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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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戰後英美審判戰犯時,都不願以轟炸城市做為起訴理由。一九四五年夏天,當有人想在倫敦發起對轟炸的相關起訴時,英國外交部堅持撤回起訴。因為不這麼做的話,西方盟國也將成為主要戰犯。」

——
我覺得把地面部隊對平民的侵擾,和轟炸平民區(尤其是英國對德國、美國對東京),當成不一樣的事,感覺也是很不一致。

但這本質上也算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所以會變這樣也是必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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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犯罪

「針對平民社群犯下的暴行有很多,其中一種便是以「種族」為出發點的極端暴力。各國在一戰前擬定的國際法條條約,完全未能預見種族差異將會導致特定種類的戰爭罪。

一九一九年,戰勝的協約國一度考慮起訴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暴行 — 當初這項研議如果通過,種族暴行很可能就會提早寫進國際法。

然而,當時並沒有「種族滅絕」的概念,這個詞彙是二戰結束後才創造出來的,而且當時也不認為種族滅絕必須透過國際法程序來處理。由於沒有一套共同認可的法律,也未成立能夠進行審理的國際法院,最後土耳其的案子便因為過於複雜而無法審理。

要宣判種族暴力有罪是困難的,因為在這個由帝國支配的世界裡,種族差異就是最顯著的特點,種族暴力乃至於種族屠殺也相當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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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當日本代表團在凡爾賽要求將種族條款寫入國際聯盟成立條約,以保障亞洲民族不會遭受種族歧視時,其他協約國居然拒絕日本的要求。

種族分化早已深植在由歐洲白人支配的帝國世界觀裡。現代生物學也被動員來為優等種族與劣等種族的區別背書,即便種族歧視主要仍以既有的文化差異為基礎。出身帝國主義國家的歐洲人,認為世界其他地區都只是半開化甚或未開化種族,即使由歐洲人統治依然無法與歐洲人平起平坐。

這一種族化世界觀助長了對其他種族的深刻偏見,不僅在帝國內部如此,在東歐與中歐的族群熔爐也是如此。

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條約》逼迫中歐與東歐各族群接受主導民族的統治,至於前沙俄時代的猶太人柵欄區(歐洲猶太人絕大多數居住於此)則被嶄新而陌生的民族疆界給分割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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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重視種族差異與種族階序的世界,當一九三〇年代有一方想建立新帝國而另一方想捍衛舊帝國的狀況下,種族必然成為爭議焦點。一旦戰爭引發嚴重動盪,那麼種族仇恨勢必將成為助長暴行與犯罪的關鍵因素。

希特勒政權便是利用這種種族化的觀點看待敵人,以種族為藉口來施加極端暴力。然而,採取這套做法的政權並不只有納粹德國。一九三〇年代與一九四〇年代,日本與義大利打造新帝國的過程同樣以種族為基礎,兩國都吸收過去歐洲帝國主義的觀點,把新臣服的屬民視為先天上比殖民者劣等的種族,因此可以像對待被殖民者那樣以暴力與輕蔑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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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戰爭中,雙方的野蠻行徑反映出兩種相互競爭的種族意識形態:日本人敵視白種人,而盟軍則對日本人帶有種族蔑視。在絕大多數狀況下,種族主義不是用來解釋暴力的唯一理由,但種族主義可以給出一個讓一般士兵都能瞭解的藉口,使他們正當化軍事暴力,忽視自己的加害行為明顯是一種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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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還特別解析了一下亞洲戰場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種族情節。

我覺得這本書講到亞洲戰場的種族情節還蠻了不起的,因為我覺得好像大部分講二戰的種族,都在講歐洲戰場,特別是猶太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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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戰場—日本
「在亞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以種族觀點看待敵人之事充斥著各個層級的戰鬥,進而影響了對民眾的嚴苛態度。

日軍對占領區中國人的態度,源自於他們深信日本人是特殊的種族,日本人的歷史宿命就是必須支配占領的帝國領域,統治領域內的種族。在日本人眼裡,中國人就跟牲畜一樣,如果反對日本人的帝國就會遭到嚴厲對待。在東南亞的占領區,日本人總會單獨挑出中國人來施加暴行。

在新加坡,英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投降之後,日本陸軍與祕密警察故意進行了「華僑肅清作戰」,以殘暴手段屠殺一萬名中國居民。

在與歐洲國家及美國對抗的時候,日本一改原先對「白人聯合陣線」扼殺日本種族未來的擔憂態度,轉變成對白種人的輕視,進而無視戰場的交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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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體把美國描繪成一個野蠻國家,其野蠻充分體現在報紙刊登的一張照片上:只見羅斯福總統手裡拿著用日本人前臂骨雕刻的拆信刀。

日本對白人的種族敵視是數十年的憎恨累積而成,日本人不僅痛恨西方強權干涉東亞事務,也厭惡西方不斷藉由種族化世界觀來貶損日本人。只要日本征服東南亞,就可以反轉「白禍」威脅。

香港陷落後,日本人要求渾身髒汙的白人殖民者排成縱隊在街上行走,藉此向世界展示,白人自以為優越的主張根本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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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戰場—美國
「美國與澳洲對日本人的看法也源自於數十年來的偏見,但美國與澳洲參與太平洋戰爭的種族基礎,其實是由日本人發動入侵戰爭與日本人作戰時展現的殘忍暴行所點燃的。

美澳的態度有部分源自於滅絕美洲或澳洲原住民的暴力遺產。美國歷史學家內文斯(Allan Nevins)就認為,或許「沒有任何敵人像日本人一樣招人討厭……與印第安戰爭的野蠻情緒曾經長久被遺忘,如今又再次遭到覺醒⋯…。」

美國民眾與軍隊都希望滅絕日本人。對太平洋戰場美軍退伍軍人進行的民調顯示,百分之四十二希望徹底消滅日本人。同盟國媒體同樣營造出對日本人的極端種族偏見,這種偏見也被軍隊吸收,促成太平洋戰場上的無節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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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國中尉寫道,日本士兵「活得像老鼠,說話的聲音像豬,動作像猴子」。美國陸軍一本談「日本鬼子」的訓練手冊提到,日本士兵身上帶有一股「動物的野味」。美軍士兵於是把日本人看成獵物,可以用來打獵消遣。「開放狩獵日本鬼子」成了流行的汽車貼紙,此外還有無數的打獵比喻,強化美國既有的邊疆遺產與太平洋新邊疆之間的連結。

澳洲軍隊也對「醜陋的黃種人」或「航髒的黃色雜種」帶有類似的種族化敵意,一名士兵說道:日本人的行為就像「帶有某種人類特質的聰明動物」。一九四三年,布萊米將軍(ThomasBlamey )在對澳洲部隊演說時提到,日本人是個「奇怪的種族,是人類與猿猴的混種」。

既然都能用充滿貶意的種族詞彙來形容敵人,那麼對這個敵人使用極端暴力似乎也不意外。這也是過去數十年來亞洲人與西方人接觸經驗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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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二戰期間以及之後的亞裔美國人生活應該相對很艱難,這種恨意可以一夕之間消失的嗎?

然後他有講到歐洲戰場,西線戰場和東線戰場就差別很大。

西線戰場,西方國家也沒有打算滅絕的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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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西線戰場

「歐洲戰場的種族暴力經驗與太平洋戰場不同。西歐戰場確實有著強烈的敵意,但大部分是對敵人帶有粗糙刻板印象的結果,與種族本身並無直接關係。

美國民調顯示,只有十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德國人應該予以滅絕或絕育。儘管如此,種族暴力在西歐戰場依舊存在,那就是德國人在一九四O年法國戰役中對法國人僱用黑人軍隊的反應。

德國人基於種族因素,會對黑人部隊施加暴行,不過這些暴行仍停留在各部隊自發進行的程度,尚未上升到系統性採取行動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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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對法國僱用黑人殖民地士兵的敵視,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戰與一九二三年法國占領魯爾工業區時期,當時黑人士兵被用來執行法國對德國的賠償請求。

當德軍在一九四〇年遭遇來自西非的塞內加爾步槍兵時,他們幾乎不留活口,並在該年五至六月的一連串暴行中殺害了一千五百名黑人。黑人士兵頑強抵抗,有時俯臥低下身子,從側面與後方攻擊德軍。

德國軍官認為黑人是野蠻人,因為黑人據說會使用傳統大砍刀來肢解德軍戰俘。雖然不是每支德軍部隊都會殺害黑人士兵,但與白人士兵相比,淪為戰俘的黑人士兵生活條件較差,較容易成為種族歧視的目標。陣亡的塞內加爾步槍兵無法獲得埋葬,即使被埋葬,墓地也不會被標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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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戰場—東歐

「至於德國在東方的戰爭,從波蘭戰役到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戰役,則是打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種族色彩。

這裡出現的暴行,並不只是戰場環境影響的結果,更是德國政軍高層刻意制定的政策得到施行的結果。

德國第三帝國特別重視種族清洗與野蠻殖民,關於這點我們已在第二章做過介紹。

儘管如此,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由軍人、警察與安全部隊對蘇聯猶太人所犯下的屠殺,卻屬於一種獨特的種族暴行,反映出納粹政權把種族問題視為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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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在鎮壓叛亂與綏靖時對非猶太人的殺戮雖然也帶有種族考量,但整體而言仍屬於無差別式的野蠻治安行動的一環,種族並非主要原因。

歐洲的羅姆人與辛提人(Sinti)估計有二十一萬兩千人遭到殺害,這反映了對游牧民族的偏見,認為他們容易成為間諜、罪犯或破壞者,而這些人遭到迫害顯然也是種族偏見所造成。

在東歐的羅姆人與辛提人會被當成游擊隊或游擊隊的共犯,這表示他們會「被當成猶太人」,整個家庭會遭到殺害,通常與猶太受害者一起遭到屠殺。

對於進行屠殺的人來說,即使是殺害蘇聯猶太人(屠殺範圍很快擴大到所有男女老幼),也不完全是基於種族考量。有人認為蘇聯猶太人等同於布爾什維克病毒的攜帶者,這種說法是為了替猶太人種族滅絕計畫披上一層虛假的政治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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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人虛構猶太人是騷擾德軍的主要叛亂分子,這也是一開始用來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藉口。一九四一年九月,親衛隊將領熱勒維斯基宣稱,「有游擊隊的地方就有猶太人,有猶太人的地方就有游擊隊。」

這種粗略的三段論掩蓋了一九四一年夏秋發生的事實:猶太人無分年齡或性別,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就遭到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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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說是這麼說啦,亞洲戰場和歐洲戰場這兩者的篇幅還是差蠻多的,後面都在講猶太人被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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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下達的「犯罪命令」明確提到消除蘇聯共產黨或蘇聯公務員内部的猶太男性,但命令沒有提到要動用軍隊與安全部隊無差別地屠殺猶太人。不久,所有猶太役齡男子也被加入受害者清單中。就在希特勒與希姆萊批准殺害選定的猶太目標後,德國高層一度關切德國民眾與東線戰場的德軍士兵是否會對大屠殺的證據產生反感。不用多久,德國高層就發現這份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從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後,安全部隊、警察與軍隊,連同派駐東線戰場的四支特別行動隊,開始合作辨識與清除猶太人,而這也成為德國在整個占領區實施種族清洗計畫的一部分。」

1941年七月之後,屠殺猶太人婦孺變成標準程序。

另外屠殺猶太人的規模擴大,也和「自我清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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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殺猶太人的規模急遽擴大,其實也和所謂「自我清洗」的背景有關。波羅的海國家、波蘭與羅馬尼亞的非德國人皆利用蘇聯勢力突然崩潰的機會,對當地猶太人進行野蠻報復。

他們指控猶太人諸多罪名,其中一項是與蘇聯占領者串通。這些暴行有些是自發性的,有些則來自德國的壓力。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蘇聯對波蘭東北部的統治十分嚴酷,因此在蘇聯撤退與德國建立新秩序的這段空窗期,當地民眾至少在二十座城鎮屠殺猶太人。

當德軍往東推進時,波蘭人組織了維安團體來報復猶太人。六月二十三日,在科爾諾(Kolno),德國士兵看到當地波蘭人殺光了猶太人家庭。

在格拉耶沃(Grajewo),根據戰後證詞,有數百名猶太人被關在猶太會堂裡遭受可怕的拷打:手被鐵絲綁起來,有些人的舌頭與指甲被拔掉,所有人每天早上都要被鞭打一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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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齊洛夫(Radzito),波蘭人殺害與強姦猶太鄰人,逼迫倖存者進入穀倉後再縱火燒掉穀倉;當更多藏匿的猶太人被發現時,這些猶太人被迫爬上梯子,然後跳進火中。

曾有波蘭地方官員詢問德國人,在發動反猶騷亂之前是否可以殺害猶太人,結果德國軍官回答:猶太人「沒有任何權利」,波蘭人可以任意處置猶太人。

柏林當局密切注意事態發展,但無意阻止暴力事件發生。一九四一年六月,海德里希通知特別行動隊,【不應該阻礙『自我淨化』……反而應該從旁加以煽動。當然這種事必須暗中進行,加以協助,使其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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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羅馬尼亞加入入侵蘇聯的行列。羅馬尼亞陸軍與警察單位也隨後對猶太人展開野蠻暴力。當紅軍迅速撤離他們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占領的羅馬尼亞比薩拉比亞省與北布科維納省時,當地社群就開始對猶太鄰人展開一連串的反猶騷亂,因為當地猶太人被指控曾經協助蘇聯「猶太布爾什維克」入侵者。當羅馬尼亞軍隊在幾天後抵達時,大屠殺早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估計死亡人數約在四萬三千五百人到六萬人之間。羅馬尼亞軍隊與憲兵的抵達升級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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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與羅馬尼亞的暴力,是戰前反猶太主義文化與對於猶太人涉嫌協助蘇聯占領而產生的憎恨,兩者相輔相成的結果。德國當局迅速採取行動,結束這一場無休止的暴力與對猶太人財產的大規模掠奪。

儘管如此,龐大東歐地區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九月所顯露的反猶情緒,替德國當局掃除了殘存的疑慮,決定升級日後對猶太人的暴力。

事實上,確實有德國安全部隊在看到猶太人社群的無限制屠殺後,開始採取更具種族滅絕色彩的暴力行徑。

除此之外,一旦德國沒有足夠人力擴大殺戮規模,那麼從波羅的海國家的警察與民兵,或是從曾被蘇聯占領的比薩拉比亞與烏克蘭找到熱情的反猶太志願者,大概也不是什麼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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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談到了德國的種族殺戮特殊之處:

「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屠殺是不帶情感的,這點與二十世紀其他種族滅絕暴力完全相反,同時也與本章描述的其他類型犯罪不同。德國的加害者如何能不帶情感地進行無差別殺戮,而且鍥而不捨地追捕每一個猶太人?如果要從歷史學與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這種現象,確實是一項不容易的挑戰。」

1. 反猶的意識形態—把猶太人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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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煽動者的重要性

「我們確實不大確定一般士兵與警察是如何將猶太人是德國的「世界敵人」(Weltfeind)這一觀念,與他們所屠殺的那群恐懼茫然且貧困蜷縮在一起的猶太人連結起來。過往談到東線戰場上的屠殺部隊時,絕大多數都會強調煽動者的重要性,也就是安全部隊與警察部隊裡的中下層軍警官。這些人接受了額外的政治訓練,包括一些以「猶太世界陰謀的邪惡本質」為核心的正規課程。對於猶太威脅的幻想,充分展現在安全部隊、親衛隊與陸軍的對話與書信中。我們可以從這些文字描述中看出,納粹政權的偏執很容易就能掀起一場大規模屠殺。」

「有些部隊的軍官與士官,有很高比例是納粹黨員或親衛隊員,這些人彼此之間會產生一種競爭意識,希望更有效率地執行屠殺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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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種方式應對加害任務

「研究加害行為的社會心理學家表示,在奉命執行侵害他人的任務時,加害者會以各種方式來應對他們奉命執行的任務,而不光是單純地服從命令。」

比如擔當司機、守衛、文書工作等。

「拒絕參與是可能的,但拒絕參與的人總有一天還是會接受這項任務,因為若自己不做,其他夥伴就必須承擔他的工作,久而久之自己會感到羞愧。

有些人在嘗到流血快感之後,便會表現出積極的熱情,積極到有時必須加以約束。

有些人偶爾會發展出對受害者的仇恨,認為是受害者的命運迫使他們在不情願的狀況下淪為殺人者,並且將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歸咎於猶太人而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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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士兵與警察拍下受害者被折磨的照片,使得無端殘酷虐待的證據與令人瞠目結舌的影像四處流傳。圍觀者的數量驚動了蓋世太保長官穆勒(Heinrich Muller),他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下令特別行動隊「禁止在大規模處決時有人在旁邊圍觀」。

在希姆萊的堅持下,處決者在進行屠殺之前與屠殺期間可以獲得大量的酒類供應。

烏克蘭的輔助部隊以酒後的殘酷行徑而惡名昭彰,據說他們會把小孩拋到空中,然後像打鳥一樣射殺他們。

在恣意屠殺之後,參與者連續幾晚飲酒狂歡。在基輔附近的娘子谷大規模處決了三萬三千名猶太人與蘇聯戰俘後,處決者享受了一頓宴席以紀念這場非比尋常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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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衛隊長官安排了連續幾晚的餘興節目,目的是為了減輕處決帶來的心理衝擊,避免對處決者的「心靈與性格」造成傷害。希姆萊希望處決者能團結起來,在從事艱難工作時依然能像個體面的德國人,避免養成嗜血性格與陷入「憂鬱」。

有些處決者確實受不了持續屠殺帶來的壓力而神經崩潰,他們將被送回德國,成為工作艱困而造成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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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者化

「有些人認為,加害者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加害行為的受害者,因此加害者也需要撫慰與修復。我們都聽過不少這類道德翻案的觀點,但正是這種觀點使德國的殺戮成為可能。

關心加害者的福祉,而對真正的受害者置之不理或視而不見,這就是加害者與他們的指揮官所居住的扭曲道德宇宙。

猶太人社群被擺放在屠殺者的道德宇宙之外,屠殺者只對部隊其他人負有義務,只對自己的任務負有責任。

現代神經醫學把這種心理過程稱為「他者化」,而這種過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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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受害者淪為這場殘忍抹除儀式的物件。從負責屠殺的部隊留下的敘述與證詞中可以發現,幾乎沒有任何加害者對受害者顯露出一絲同情,因為這麼做等於重新接納了受害者,使受害者與他們身處於同一個道德宇宙。這些加害者把罪惡感擺在一旁,極力表現出焦慮的樣子,好讓自己不會流露出任何軟弱或同情。當你與所屬團體共同犯下相同罪行時,你就不會再把這些行為視為傳統意義上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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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戰場上打仗的狀態,可能都對敵方產生了「他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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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一整節在講性暴力,看得好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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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英國陸軍並未設立妓院,不過軍方也不禁止士兵上妓院,唯有開羅的紅燈區「貝爾卡」(Berka)除外,因為這裡性病盛行。

英國陸軍醫療單位的態度是希望英國士兵能行為端正,不要上妓院,也不要進行任何性行為。軍官應該重視自己的榮譽,不應該尋芳問柳,如果這麼做就可能會被革職。

中東司令部醫療長官科威爾少將(E. M. Cowell)表示,性自制「是對自己、對家人與對同袍的責任」。若要發洩精力可以透過劇烈運動,但對於無法抵抗誘惑的「愚蠢好色之徒」(引自一名資深性病醫生的說法),軍方也會提供預防措施(肥皂、脫脂棉、抗菌乳霜)。

如果士兵感染性病後痊癒,他們還必須配戴紅色領帶做為一種羞辱標記;如果士兵感染性病卻不通報,則會被扣薪或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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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戰場,感染性病的比例隨時間而不同:一九四〇年每千人有三十四人感染性病,到了一九四二年下降到二十五人,但在戰爭結束時的義大利戰場,比例則提高到七十一人。

這些比例相對偏低,顯示英國軍方要求士兵自制與選擇以運動來發洩精力的方式並非毫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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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與日軍

德日均提供軍妓。德軍妓院主要分布在東線戰場,因為西德可以利用既有的紅燈區。

日軍「慰安所」的軍妓院體系龐大,「每七十萬名日本士兵大約需要兩萬名女性。平均一名女性每日「應該服務」的男性數量在三十到三十五名之間。

有些女性是日本警察從日本大量的娼妓人口中招募的;朝鮮娼妓無論願不願意,都會被徵召到軍中賣淫,另外還有數量不明的朝鮮女性被綁架或欺騙到軍中賣淫。

根據估計,軍中娼妓的總數大約在八萬名到二十萬名之間,其中五分之四來自朝鮮。日本娼妓獲得的條件最好,她們簽訂契約,可以收到小費;許多人進入專門服務軍官的慰安所,獲得的待遇也較佳。但她們不能自由離去,而且奇怪的是,跟軍隊一樣,她們如果擅離職守會遭到懲罰。對於成千上萬被禁錮在非正式慰安所廣大網路裡的婦女及女孩來說,她們賣淫完全是出於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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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能言善道或在語言上投機取巧,都無法掩蓋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造成婦女大量死亡的事實。這些女性遷到大量士兵強姦:任何被強迫賣淫的婦女,如果她在受虐一百天後依然能夠存活,那麼就表示她最多可能被強姦了三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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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德國婦女在一九四五年被蘇聯士兵強姦的數量大約在二十萬人到兩百萬人之間。

目前的一項估計指出,駐歐美重犯下的強姦案件大約是一萬八千件,然而這項數據是根據一九五O年代以來的犯罪調查,顯示出只有百分之五的強姦案件會獲得通報,進而根據這一比例往回推算的結果,因此這一數字無法獲得驗證。

比較近期的估計是根據德國的非婚生子女數量紀錄,可以推算出在占領期間發生了十九萬起美軍強姦案。不過這些估計完全是統計上的推測。實際上受到調查的美軍強姦案件只有九百零四件,顯然有更多並未登記在案。

一九四六年,中國共產黨對其控制的四個省分進行法庭調查,發現日本占領軍犯下的強姦案件計有三十六萬三千件,不用說成千上萬名遭到姦殺的女性,因而未能在戰後留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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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長期在衝突中被當成一種用來展示男性權力的策略,可以用來支配或威脅敵人社群。要查明二戰期間發生的集體及系統性強姦背後的動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種動機是所謂「補償性的強姦」,也就是充滿挫折感與情緒緊繃的士兵把「性」看作可以搶奪的戰利品,將其視為男性在戰爭中獲得的補償。
另一種動機就是把強姦當成對付敵人的策略,利用強姦來表現對敵方的完全支配。在中國的日軍與在德國的蘇軍普遍會在受害者家人面前遂行強姦,將企圖阻止的男性槍斃或斬首,藉此凸顯敵方男性的無能與加害者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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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土被占領時,美軍與英軍也犯下不少輪姦案件,這些士兵認為日軍的性暴行早已罄竹難書,因此自己的行為只不過是以牙還牙。根據日本某個縣的紀錄,在盟軍占領後的最初十天便發生了一千三百三十六件強姦案。為了保護日本婦女不受侵害,日本當局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授權設立「慰安所」,另外取了個委婉的名稱,「特殊慰安施設協會」,提供兩萬名日本娼妓代替日本一般女性供盟軍士兵強姦。

在某個港口城市,娼妓們被告知她們必須滿足美國士兵的欲望來拯救大和民族:【這是來自神的旨意…….妳們必須肩負起日本女性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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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裝部隊明明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軍中妓院體系,卻還是持續在正規「慰安所」制度之外進行大規模強姦,顯示出當時的日本男性對於女性(特別是敵國女性)具有一種更深層的心態:他們並未把對方當成人類,只是用來滿足殘酷欲望的物件。對當時的日軍而言,強姦普遍到幾乎不被當成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犯罪。日本士兵被灌輸了一套封閉的道德宇宙,在這個宇宙中,他們集體向天皇效忠,至於在封閉道德秩序以外的人類則完全沒有理由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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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例子是蘇聯。不同於日本經驗,蘇軍的大規模強姦與極端性暴力大部分集中在戰爭的最後一年,也就是紅軍挾著即將戰勝的威勢深入東歐與德國境內之時。

雖然蘇聯軍事法規明令禁止強姦,但蘇聯當局幾乎很少用這項罪名起訴犯罪的士兵。

⋯這裡也存在著一個封閉的道德宇宙,對敵人無情會受到讚揚,加害者可以免除罪責。就算軍事當局禁止強姦,也不是因為強姦是一種暴行,而是因為強姦可能造成軍紀敗壞或引發民眾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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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的政治宣傳也為即將到來的侵犯鋪路。詩人愛倫堡大聲疾呼,「粉碎德意志女人的種族傲慢!她們是合法的戰利品!」

⋯藉由強姦,紅軍士兵不只把女人當成洩欲對象,而是在這些昔日侵略蘇聯的民族女性留下征服的印記。強姦可以粉碎德國虛假的種族優越主張。這類性暴力不僅難以控制,而且受害對象的範圍十分廣泛,就連女性難民也無法倖免,這些人因為遠離故鄉社群而更加脆弱。集中營的女囚也遭到毒手,一些猶太女性好不容易躲藏了數年逃過大屠殺,卻在重見天日後遭解放者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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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女性來說,戰爭使她們暴露在雙重危險之下,既是種族迫害的受害者,也是性虐待的受害者。」

後面好多恐怖故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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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罰
「犯下戰爭罪的人,絕大多數都未遭受懲罰,罪行也未留下紀錄。即使有目擊者提供證詞,也是少數中的少數。當然,不是所有的軍事人員都犯下戰爭罪。

根據粗略估計,太平洋戰場的美軍士兵犯下戰爭罪的比例頂多占百分之五。另一項戰時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美國士兵承認親眼目睹戰爭罪行,百分之四十五則曾經聽說有人犯下戰爭罪。1l但如果我們考慮當時全世界武裝部隊的總和有多麼龐大,即使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犯過戰爭罪,也足以犯下大約五百萬起案件,包括非正規的戰場暴力、掠奪、強姦、大規模處決與謀殺。

派駐到俄羅斯與亞洲戰場的警察與安全部隊,皆曾出現過定期犯下暴行的狀況,特別是這些人身負「瘋狂屠殺」俄羅斯與東歐猶太人的任務之餘,還要從事殘忍的鎮壓叛亂行動。

無論他們殺戮的是猶太人還是游擊隊,都絕不會認為自己正在從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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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士兵對犯罪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有些人強烈反對,有些人則憤世嫉俗地認為總體戰就是不可能避免犯罪,還有人拒絕接受過去所為要被定義為犯罪。許多回憶錄在提到戰時極端殘酷的暴行時,普遍都會把一切歸咎於戰時狀況扭曲了人性。」

「許多加害者試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解,認為自己是受到抽象外在力量強迫,且任何人在這種情境下都無法做出合乎道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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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在謀殺東歐猶太人時,往往會在每個面對面屠殺猶太人的地點強調,必須讓所有環節井井有條,好讓殺戮維持協調一致。」

「秩序與命令使加害者產生了義務感,也讓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尊重受害者的人格。當有人問為什麼要這麼做時,東線戰場一名警官回答說:「這種事總要有人做,命令就是命令。 」

這種個人責任錯置的現象,也明顯出現在戰略轟炸的機組員身上。無論是德國、英國還是美國的轟炸機組員,都不認為自己是大規模殺戮平民的凶手(哪怕他們的行為確實造成這個結果),而是自認身為軍人的職責就是服從命令,把炸彈從基地帶到目標區,躲避防空砲火的威脅與敵機的攔截,最後投下炸彈再返回基地,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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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機機組人員的回憶錄,幾乎從未提到他們因為違反不能傷害平民的規定而感到愧疚,反而是表現出對其他機組人員的強烈道德承諾,把彼此從砲火下生還視為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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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個充滿暴行的戰場,受害者實際上已經遭到非人化。東史郎曾經形容中國戰俘就像「一群野獸」,實在「沒有辦法」把他們當人看。海爾賽海軍上將認為日本人「就像動物一樣………逃進叢林,彷彿他們原本就在那裡成長。他們也像野獸,你唯一看到他們的時候,就是他們雙成一具死屍的時候。」

就連戰略轟炸也會用委婉的修辭來描述人類目標。美國基督教會聯邦委員會總書記就曾問杜魯門總統,有什麼理由可以證明投下原子彈是正當的,而杜魯門做了一則著名回應:【當你必須對付一頭野獸時,你就把他當成野獸來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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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犯罪與暴行的加害者從戰爭中生還之後,絕大多數都能逃過懲罰。

一九四五年盟軍勝利,任何對盟軍不利的指控都無法成立,只有少數士兵被捕、被判定犯下重罪並受到監禁。在蘇聯,司法單位對犯下戰爭罪的人不聞不問,反而起訴那些批評蘇聯罪行的人,或起訴從國外獲釋的蘇軍戰俘怯戰或通敵。

對軸心國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的人,許多未能活到戰爭結束,這使得追查與起訴已知犯罪人的任務無以為繼。

絕大多數在戰爭中生還的加害者,最後都重新融入公民社會,再次回到傳統的司法規範與道德約束的框架,把過去的掠奪、強姦或殺人記憶全拋諸腦後。聯邦德國司法單位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開始逮捕與起訴數百名後備警察,這些人曾在波蘭與俄羅斯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但這些人最終被判處的短期刑期,卻與他們協助殺害無數男女老幼的事實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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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雖然當地警察單位必須協助盟軍追捕已經被戰勝國視為戰犯的日本士兵,但實際上這些士兵或水手卻很少因為他們在戰時犯下的罪行被起訴。一九四五年後,日本社會依然認為軍方是為了實現帝國理想,因此不能視其為犯罪。戰後一名軍官反對西方把他曾經參與過的屠殺稱為「暴行」,他宣稱道:「這些行為在和平時期確實是完全不可想像且毫無人性,但在戰場的奇特環境下這樣的事卻屢見不鮮。」

戰勝的同盟國也想利用勝利來凸顯前敵國的邪惡。同盟國不去追究數百萬參與犯罪的士兵,而是將重點放在中高層將領上,要求他們對自己指揮的部隊在戰場上犯下的罪行負責。當時根據國際法起訴的不是抽象的國家或機構,而是有名有姓的個人,這是一種引人注目的創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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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戰犯都沒有受到審判或定罪

但也是有一點點進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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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同盟國致力在國際法上定義戰爭罪,並且將其落實在《聯合國憲章》第六條。在條文中,所謂的「紐倫堡原則」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定義了何謂反和平罪、戰爭罪與反人類罪。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紐倫堡原則獲得聯合國大會支持。同月,聯合國大會第九十六之一號決議,將種族滅絕定義為國際法上的犯罪行為,並在兩年後通過《種族滅絕公約》。

一九四九年,新版《日內瓦公約》獲得通過,其中包括《第三公約》「關於戰俘待遇的公約」與《第四公約》「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

一九七七年,通過附加議定書,這是首次針對未來轟炸的可能受害者做出更明確保護。

根據一九四九年《第四公約》,婦女地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侮辱「婦女的名譽」終於被認定為非法;但即便該條款包括了強姦,實質上仍歸類為道德侵犯,並未認定為極端的身體與心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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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七七年,《日內瓦公約》的第一與第二附加議定書才以「侵害個人尊嚴」取代「名譽」,包括強姦、強制賣淫與任何其他形式的非禮攻擊。

往後各國日漸重視婦女遭受暴力的問題,最終在一九九三年催生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然而這份聯合國宣言卻不具法律約束力。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性虐待才在審理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的特別法院中首以戰爭罪的名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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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

最終章講到很多戰後問題,包含難民潮——由於驅逐令的關係,大批軸心國住在殖民地的人被驅逐回鄉(如原來在台日本人)、被佔領地區人民被強制帶到其他地區支援軸心國(如去了滿洲台灣人),等等。

其中原蘇聯地區、南斯拉夫等地的人,被遣返回蘇聯,由於已經「遭受西方污染」,被蘇聯判刑或關到集中營等等。

波蘭原領地被蘇聯佔據,原德國東境領土則改為波蘭。

總之戰後安頓問題也是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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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秩序:
美、蘇、中皆反對帝國主義,英、法則希望只有德、日、義的殖民地適用民族自決,他們自己則是繼續保有帝國。

「重振帝國的計畫,絕大多數只是一廂情願。英國、法國與低地國面臨嚴峻的經濟復甦問題。戰爭幾乎讓英國陷入破產,法國經濟則因為多年的占領而一蹶不振。依靠美國的經濟援助已不可避免,而仰賴帝國來重振經濟的願望也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堅持訂定《布列敦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下破滅。

帝國貿易體系就此終止,貨幣區域也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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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提出的歐洲復興計畫,一般稱為「馬歇爾計畫」,使歐洲帝國更加仰賴美國。當英國反對美國無限制開採牙買加的鋁礬土時,美國便於一九四九年限制馬歇爾計畫貸款以迫使英國屈服。

由此可見帝國雖然是市場與原料的來源,但其代價也十分高昂。

為了避免殖民色彩過於濃厚,英國與法國各自都提出了經濟發展計畫:英國在一九四五年推出《英國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法國則於隔年提出「經濟與社會發展基金」——雖然法國將大部分資金用來推動海外帝國的經濟發展計畫,但主要用意還是提升本土民眾的生活水準,而非幫助殖民地臣民。

英國政府使用的發展資金其實來自於戰爭期間凍結在倫敦的殖民地存款,因此才得以不動用本土納稅人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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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歐洲帝國尚未發現帝國存續將成為聯合國爭論的焦點,更將使戰時的盟邦陷入冷戰。

一九四六年後,蘇聯決定重啟從德蘇戰爭爆發後便暫時擱置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一九四七年,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在對歐洲共產黨組織代表(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演說時表示,蘇聯認為當前世界分成「兩大陣營」:反民主的帝國主義陣營及民主的反帝國主義陣營。蘇聯的目標是對抗「新的戰爭與帝國擴張」。

英國殖民地部為此開始監控蘇聯「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活動,一九四八年,貝文下令要所有外交人員「反制蘇聯對殖民主義的攻擊」。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名法國內政部官員警告美國大使,蘇聯共產主義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分化現有的殖民屬地」,使殖民國家衰弱,最終讓殖民國家淪為「共產主義可以輕易支配」的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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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蘇聯代表強力批判殖民主義並要求民族自決,一九六〇年更是大力宣傳蘇聯總理赫魯雪夫提出的一五一四號決議。

但在蘇聯影響力之外,聯合國大會的整體氣氛原本就已對帝國的存續抱持敵意,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人權宣言》就是例證,日後的反殖民戰爭經常援引《人權宣言》做為反抗理由。一名英國官員在一九四七年觀察到,自從兩年前聯合國成立之後,「世人的注意力就一直集中在殖民議題。」十年後,英國一份討論聯合國工作的報告才正確地指出,「相較於國際聯盟,聯合國對於西歐的利益可謂毫無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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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造成舊帝國崩潰的主因,還是源自於二戰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情感。即使沒有二戰,自治與獨立的呼聲也將與一九一九年一樣挑戰帝國體制,但這些舊帝國之所以會在一九四五年後如此快速地終結,則有賴於二戰時全世界對傳統帝國的敵視及戰時動員建立的反帝國網路。

這一變化具體表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於曼徹斯特成立的泛非洲會議,來自六十個國家與反殖民主義運動的代表齊聚一堂,催生出擺脫殖民統治與終結種族歧視的要求。殖民地民眾在二戰時期組織工會或勞動隊,這些團體構成了日後殖民地進行組織抗議的基礎,而這些抗爭又經常與馬克思主義運動有所連結。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以經濟權利的角度來看待對抗帝國的鬥爭,出身自千里達的帕德莫爾(George Padmore)就是其中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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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浪潮顯然已不可逆轉,而舊帝國的回應則是矛盾與前後不一: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先是慌張地做出妥協,回過神來後又施以極度的暴力。

帝國危機的來臨並非如地震般不可預測,但其效應卻像震波一樣向外擴散。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的短短八年間,歐洲強權的亞洲帝國條然崩潰,數百年帝國基業就此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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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又經歷了十年的戰時暴力與壓迫,最終導致帝國終結。

帝國面對戰時失去的領土,不確定該如何重新進行殖民。此後殖民地風起雲湧的獨立浪潮,雖然有帝國默許的因素,但更多是各民族努力爭取的結果。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各地的崩潰,最終被視為值得慶賀的歷史里程碑。

最能體現這點的,就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在印尼城市萬隆舉辦的亞非國家會議。包括中共在內,出席的二十九個國家總共代表了十五億人,超過當時全球人口的半數。萬隆會議的結論是,透過一連串獨立運動,已可清楚看出整個世界正走向拒絕「西方主義」的道路。最後,會議公報呼籲終結所有既存的殖民主義與停止一切建立新殖民主義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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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者認為這場會議象徵戰後秩序正在不斷變遷。會議的組織者印尼總統蘇卡諾讚揚「世界的歷史展開了新頁」,亞洲與非洲國家終於能在擁有「自由、主權與獨立」的前提下一起開會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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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相較之下,非洲的殖民地、保護國與託管領土的自由仍有待爭取。在第一波去殖民化的浪潮之後,非洲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個帝國強權仍穩固遂行殖民統治的地區。這些帝國相信非洲情勢相對穩定,尤其是等戰爭的破壞過去之後。相較於難以對付的亞洲民族主義,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則發展落後。

法國、英國與比利時雖然口頭上表示會發展非洲領土,使其成為「自由主義式帝國」的模範,但許多歐洲人仍舊認為,對於這些還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民族來說,民族自決依然是個遙遠的目標。

一九五四年,英國殖民地大臣霍普金森(Henry Hopkinson)表示,有些領地「無法期望能獲得完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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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亞洲殖民地獲得獨立,那麼拒絕讓非洲殖民地與保護國自決,在政治上將變得難以自圓其說。聯合國的「託管領土」更是如此,其中絕大多數都位於非洲。受託管理這些領土的國家,過去也曾受託管理相同的地區,只是當時是受國聯託管。這一回,這些管理國必須接受聯合國非自治領土資訊特別委員會與託管理事會的監督。

託管理事會由八個負責管理託管領土的成員國組成,此外還從聯合國大會挑選八個成員國加入。特別委員會成為殖民者與批評者之間的戰場,因為許多成員國來自剛獨立的託管領土。

英國與法國拒絕在年度託管報告提供政治與憲政議題的資訊,因為兩國認為這些資訊屬於內政,外國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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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五一年,聯合國才通過決議要求負責管理託管領土的國家必須針對人權問題提供額外資訊。此時歐洲帝國終於發現自己對待非洲民族的方式將會受到外界檢視,這項現實最終導致了各個帝國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與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先後放棄了殖民地。

即使受到外界檢視,託管領土依然免不了遭受政治壓迫。在法屬喀麥隆,喀麥隆人民聯盟(一九四八年成立的獨立運動組織,主張民族自決是明文規定的人權)遭到法國殖民政府的無情取締。

一九五五年,該聯盟被認定為共產組織而遭到禁止,成為託管領土第一個被禁止的政黨。人民聯盟主席逃往鄰近的英屬喀麥隆託管領土,但依然遭到法國緝捕與刺殺。繼法國之後,英國也對喀麥隆人民聯盟發布禁令,並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將其餘聯盟領導人流放到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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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紐約的人權監督組織國際人權聯盟估計,法國與英國至少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的五項主要條文。光是一九五六年,喀麥隆就有四萬五千份關於人權侵害的請願書送到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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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拖管委員會的地方,帝國通常都進行暴力鎮壓。

接著敘述了法國帝國的崩潰,阿爾及利亞等等。

「與軸心帝國的終結一樣,舊帝國緩慢的崩潰過程也引發了新一波的移民潮,英國、法國、荷蘭與比利時的殖民者、官員與警察開始尋找新的家園。「黑腳」離開阿爾及利亞,一百三十八萬人移居法國,五萬人移居西班牙。三十萬名荷蘭人離開印尼。當比屬剛果終於在一九六〇年獨立時,也有九萬名比利時人放棄原本的家園。根據估計,經歷二戰與二戰後漫長的殖民地暴力騷亂之後,大約有五百四十萬到六百八十萬人從前帝國領土返回歐洲。

對於被殖民者來說,歐洲帝國的最後一搏為所有暴亂地區帶來慘重傷亡,或因為戰爭,或因為族群與宗教衝或因為飢餓與疾病,結果就是從印尼到阿爾及利亞有多達一百萬人口死亡(雖然絕大多數的統計僅止於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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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強制勞動、未經審判予以監禁、強制移居、流放與驅逐,這些都讓各地社群流離失所,也動輒出現嚴重的權力濫用。

這就是西方國家首次進行的「反恐戰爭」,違反的不只是聯合國《人權宣言》,連紐倫堡審判德國戰犯後定下的重要原則也被破壞殆盡。濫用權力者普遍未受懲處,也未公諸於世。

「二戰結束後的殖民地戰爭」為新領土型帝國主義譜下一段混亂而暴力的終曲。這類型的帝國主義開始於一八七〇年代,於一九四O年代達到巔峰,最後在一九六〇年代徹底崩潰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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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的世界
最後一章講了很多戰後過渡到冷戰的演變,殖民地的反帝國殖民的獨立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法屬阿爾及利亞、非洲如法屬喀麥隆等等的獨立,中東的伊朗、伊拉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

當然也包含了中國的內戰、韓戰、越戰⋯⋯等等。

總之最後一章就開啟了世界的新格局!所有沒有解決的問題,終將在之後以不同的形式歸來。那就是另一本書的事了。

終於看完《二戰》啦!!!!

差不多81萬字,真是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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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最後一章蠻好的,戰後秩序大補帖,包含現在還在上新聞的各種衝突,根源都在最後一章種下的。以後如果忘記可以快速翻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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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東問題,我覺得他解釋的也蠻清楚的,尤其是英國一直想掙扎著不想放棄舊帝國利益,伊朗、伊拉克、猶太人/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埃及,蘇伊士運河事件等等。

很妙的是,美國在這裡篇幅相對很小,我覺得好像是在英國退出之後,美國涉入的程度才越來越明顯。

東南亞的部分則讓我覺得完全可以跳轉《語言與權力》,這一塊就可以看出是美國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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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也討論了帝國主義的意涵,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領土型帝國主義當然是最明顯的帝國主義,但我覺得作者對於美蘇兩大強權、冷戰的到來,美國算不算帝國主義,他還蠻語帶保留的。

他指出美國就是熱愛簽區域和平協定,海外基地很多是否可以說是基地帝國主義,我覺得他不是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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