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元前3世紀後期至西元19世紀後期，除了一些暫停和中斷，尤其是長達三個世紀的宋代，中華世界各族人民基本上都生活在一個大致相同的中華秩序之下。這一秩序是「儒化法家的秦漢政體」本能而合乎邏輯的目標，也是它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所在：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也是唯一的政治單位）來統治整個已知世界，建立世界帝國。
「對於今天中國的歷史敘事與未來願景以及中國領導層的決策參考框架來說，中華秩序也都是一條熟悉而深入的「路徑依賴」（Path of dependence），及持久宏大、影響深遠的歷史文化傳統。作為近乎完整的「世界國家」的一個持久案例，中華秩序的經驗對當前關於全球化的思辨，尤其是關於政治全球化的可行性和可取性，應該是極有啟迪和說服力的。」 —— 所以叫做制度基因也好，叫中華秩序也好，大家都是用Path of dependence 的理論
「- T. Zhao 2005• •-C.Chang 2010,106-46 •-Huang 1994.-Q. Wang Wang •- F.Zhang 2010, 33-62，Chinese social science news, 9—27—2014。非主流學者劉氏的描述較為到位，但可能是慮於出版審查，依然是頗為晦澀和模糊(Z. Liu 2014) •」
「由西方主導的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在1940年代阻斷了東京在中國創建一個日本世界秩序的努力，不僅拯救了中國，尤其拯救了中共。該體系又在1949年以後挫敗了毛澤東的天下夢想。現在，它則開始挽救毛的新秦漢帝國。西發里亞秩序遵循著力量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邏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正在進行的冷戰，促使北京的許多敵人們調整政策，前來幫助毛澤東。於是，就像1930年代後期的故事一樣，外部因素和力量再一次逐救了中國共產黨。」
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
王飛凌/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 2018/11/07
字數： 226,138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原文是2017年寫作。
我覺得滿好看的欸！寫得蠻有重點的，又有我喜歡的參考文獻❤️
書裡尤其宋代和百年國恥這段翻轉，我覺得很精彩。
他2017寫的英文版，2018出版的中文書，我覺得當時應該滿有耳目一新的效果。
王飛凌中國三部曲 閱讀馬拉松之一！ 《中華秩序》 《中國紀錄》 《中華博弈》
《獨裁者的進化》+《中華秩序》=463,692字欸？？？
《中國紀錄》字數： 226,281
《中華博弈》字數： 266,787
四本加起來：956,760字，而且之前在趕《制度基因》1-8章的進度也差不多二十萬字，然後再之前在趕《二戰》的進度也差不多二十萬字⋯
但這次一個禮拜要看完95.6萬字也有點太過分，我覺得我會看中國看到吐XDDD
下禮拜又要《二戰》下冊，大概20萬字；然後《行為》1-8章也是二十萬字左右；中間還有《島嶼歷史超展開》18萬字左右；還有華文馬欸🤣
我這個月是不是要看200萬字！？？
寫作背景：
「2014年的六個月裡，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種關於中國的英文書籍。其共同主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有些還特地去「揭祕」中國。但是關於中國的著述與七十年前研究另一個崛起的異己力量—前蘇聯—的學術成果很不一樣。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對外關係》（Foreign Affairs）雜誌匿名發表分析蘇聯的文章之後，西方學界迅速匯集起來，產生了一個持續幾十年的對蘇遏制和冷戰大戰略。
———
話說現在接在《制度基因》這本書後面看2017年這一段，感覺很有趣。
這麼說來，2014到2025年，這十年風向整個大改欸，我想也許最明顯的是2019年香港時代革命的關係？
我覺得他第一章的「中國」、「中華」論述，讓我想到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杜寫得比較完整。
講到了日本、朝鮮自詡為中國真正的繼承者，覺得還蠻有趣的。
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17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實》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
到了18、19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
朝鮮亦然，在17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菁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
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19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
尤其《中華秩序》和《中國窪地》⋯
基本上第二章就是把整個中國史重新再用他的觀點講一遍。
基本上就是先秦封建時代（春秋戰國）是黃金時代，然後大秦帝國之後的大一統天下，加上漢的儒化法家的威權—極權政治，變得沉悶沒有創意。
和《中國窪地》的論述有點像。但劉仲敬是最早提出來的嗎？🤔
『去年11月底，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發表了研究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由於參與該報告的中國研究專家超過30多位，許多人過去都是被視為是美國應與中國進行建設性交往的支持者（俗稱的擁抱熊貓派），以及所謂重量級的「中國通」……因此被輿論界視為是「美國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
看完第三章了。
稱讚宋代超棒，而且把「澶淵之盟」稱為澶淵體系，認為是首次超越了秦漢政體/天下秩序的國際和約，建立了類似歐洲的「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
並且惋惜宋朝受困於秦漢/天下秩序的思想而違約自毀長城。
「通過分析中華秩序、評議其特性與歷史記錄，本章將對20世紀之前的中華歷史重新做出解讀。
從西元前3世紀後期至西元19世紀後期，除了一些暫停和中斷，尤其是長達三個世紀的宋代，中華世界各族人民基本上都生活在一個大致相同的中華秩序之下。這一秩序是「儒化法家的秦漢政體」本能而合乎邏輯的目標，也是它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所在：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也是唯一的政治單位）來統治整個已知世界，建立世界帝國。
中國和台灣的一些華人學者如趙汀陽、張啟雄、黃枝連、王慶新、劉仲敬等人都曾論及過中華秩序，將它分別描述為「天下體系」、「中國世界秩序」、「東亞世界秩序」、「禮儀制度下的天朝體系」、「中國的天下秩序」、「朝貢制度」或者「華夏制度」。
在筆者看來，中華秩序具有持久的前現代性（premodernity）；它是威權主義的，但常常是極權主義，是一個沒有分化的社會經濟政治綜合體所追求的世界秩序。」
1. 中國經濟明顯下行
2. 香港佔中
3. 薄熙來週永康被抓（對習會走開放路線的第一次幻滅）
4. 維吾爾人被定調為恐佈份子，再教育營差不多這時候開始蓋的
1. 幾波網路大清洗，貼吧、知乎許多主題下的文章一夕清空
2. 言論審查明顯收緊，網路上有幾波有創意的抵抗，最後都被滅了
3. 經濟依然沒有起色
4. 開放二胎（提醒全世界，中國人口紅利要用光囉！）
5. 接下來就川普展開貿易戰，隨後2020疫情強制打醒所有還在睡的西方人
然後你提到開放二胎，我記得什麼都喜歡講人口結構的易富賢，一天到晚唱衰老年中國，就是在2016年被封殺的🤣
（他在2007提出《大國空巢》，反對計劃生育，2013年在中國出新版，紅了一陣子，2016年就被中國封殺。）
儘管天命可能會從一個統治家族轉移到另一個統治家族，王朝因此可能會更替，世界可能會暫時分裂，政權可能會一時分立；但只要宇宙維持原狀，則中華秩序的基本原則就永遠不變。
於是，在兩千多年裡，中華文明要麽是由唯一的天子之下的中央集權政府統治的「統一世界」，要麼組織為一個過波性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體系，其中有多個天子渴望重新統一世界並為之拼搏不已。
它事實上也經常對外開放，與其他地區有許多重要的長期的交流來往。但是後者必須被認為（或者被臆想為）是處於同一個天子的統治之下，或者乾脆就是無足輕重，不對秦漢世界帝國造成挑戰。在概念上，中華秩序是所謂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與政治學家波普（Karl Popper）分析過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相反。
與俄羅斯帝國等其他封閉社會相比，中華秩序表現出一種「吸收型帝國」的特徵。它不僅征服和控制各個國家與民族，而且迫使它們同化和消弭。
中華秩序的天下意識形態或日大一統思想，最初是由秦帝國對整個中原（Centralia）即中國本土（China Proper）的征服而成功地付諸實踐。作為一種政治秩序，中華秩序崩潰過多次；但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它從未在中華文化和中國人的心裡消失。」
——
所以叫做制度基因也好，叫中華秩序也好，大家都是用Path of dependence 的理論
阿姨在註釋裡被評論了耶
「- T. Zhao 2005• •-C.Chang 2010,106-46 •-Huang 1994.-Q. Wang Wang •- F.Zhang 2010, 33-62，Chinese social science news, 9—27—2014。非主流學者劉氏的描述較為到位，但可能是慮於出版審查，依然是頗為晦澀和模糊(Z. Liu 2014) •」
總之，只要有其他的平等主權政體與之共存、人民可以選擇不同的政治制度乃至國家、要與其他國家進行國際比較和競爭，這個秦漢式世界帝國就會遑遑不可終日，無法和平穩定，人民也難以安居樂業。
於是秦漢政體的內在邏輯總是指向天下一統的天命，引導其外交政策走向（或者假裝）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政府。這個中華秩序的關鍵性特徵，包括總體性、普世性、等級層次、多重性、控制慾、虛偽欺騙和表裡不一、有效性以及持久性。」
「中華秩序的理論基礎是修正過的儒化法家政治意識形態（摻入道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論），要求模仿父系家庭組建國家政權，並依照不變的天道（大自然或神）統治人民。
由此，中華秩序下統治者和菁英們的天命是將整個世界（全天下）的人都統一到一個中央集權統治之下。如同所有的光都來自唯一的太陽，所有的政治權力和司法判決都必須來自唯一的天子。
所有人的生命財產，都由負有天命的皇帝任意處置，但實際上經常由帝國官員乃至宦官們以皇帝的名義隨時予取予奪。
天子不僅徵斂和控制天下的財政收入，也是不容置疑的中華世界裡最大的財產所有者和最終的土地所有者。所有財產尤其是田產，通常都直接或最終由皇帝以天下的名義而擁有（所謂「公天下」），但帝國體系的本質則是中國歷史學者范文瀾和易中天所說的「家天下」。
從秦帝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帝國/國家對厚利產業（從採礦、鑄幣、鹽業、瓷器、酒到後來的菸草），以及重要的商業活動（如外貿和銀行業務）的壟斷是中華秩序的主要支柱。皇帝擁有著世界帝國，控制一切資源，隨自己的意志而統治，幾乎沒有什麼限制和反對。一元論（monism）必須根除多元化(pluralism) • 」
我覺得會很愛講這個一元論 vs 多元論，是不是因為美國的關係啊～
因為美國就是每個州都長得不一樣的亂糟糟的地方XDDD
不然如果講其他西方國家，其實也沒那麼多元吧？除非把整個歐洲都做一個整體來討論之類的。
然後後面也講到科舉制，以及沒有宗教傳統、把會威脅政權的宗教都早早幹掉。這個部分讀起來真的好像《制度基因》，應該說《制度基因》很像它？
「中華秩序是一種命定要統一整個已知世界的普世通用的政治秩序，即便只是名義上的假裝統一。
用一些中國歷史學者的話來說，大一統一直都是中華政治的最終目標和最高準則，也是所有「中國統治者的神聖使命」。據信是諸葛亮作於西元282年的《後出師表》曾首次提出「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該說法後來成為已神聖化的中華政治之道德規範。
中華秩序的普世性還在於，無論漢族與任何民族的統治者只要能設法征服整個已知世界，並採納儒化法家秦漢政體，都可以成為中原乃至整個中華世界的天子。此即中華秩序之下靈活變通的所謂「華夷之辯」。
中華秩序的普世性，在近代遭遇了一個饒有趣味的深刻曲解—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統治菁英們對於來自西方的「蠻夷」，以及西方化的日本帝國懷有深深的疑慮和恐懼：這些強大的外來力量，不僅要接管統治墊個中原乃至整個中華世界，而且會從根本上取代中華菁英們唯一理解並珍愛的治理之道—即儒化
法家的秦漢政體。
這些新的征服者們，已經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他們在組織和技術各方面都先進太多；而相比之下，如郭嵩燾這樣的有識之士已絕望地看出，中華才是真正的野蠻或半野蠻，非常無能和落後。」
在傳統的中華歷史裡，包括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歷史敘事中，中華秩序天下一統的普世性，常常被拿來作為判斷、贊譽歷史人物、政策和事件的最高標準，高於民族主義、善政、階級利益與和平繁榮。相反，國際上共存平等國家間的比較和競爭，被認為是暫時性的、反自然和反天道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從歷史記錄比較可靠的西元前841年開始計算，到1895年日本戰勝清帝國為止，有效的中華世界大一統的歷史最多占總長度的45%。」
這個還蠻有趣的。🤣
這一段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大體上分為兩大區域：中原或中國本土（其大多數人口屬於漢族），以及有許多非漢族民族居住的周邊地區。
在中原之外，治理的高昂交通成本、遞減的資源、地理和其他地方條件的變化，都必然限制了秦漢政體統治的力度和範圍。
於是，中華秩序往往有一種明確的二元性，有兩種或多種統治方式。在核心的中原採取直接的帝國統治；在中原之外的其他天下屬地——包含地理上和族群上的偏遠地區——採取封建邦聯（feudal confederation）式間接統治結構。順從的地方貴族們，則被納入羈縻體制；一些附屬國，則進入具有不對稱外交和貿易關係的朝貢體系。
這個部分我覺得杜正勝《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寫得更完整。
——
《康熙的紅票》不是就發給那些回去的傳教士嗎？
應該沒有不准回去？
那些傳教士是康熙的欽差，不是放他們回家。紅票是這些欽差派出去就杳無音訊，康熙爺不高興教化王是不是在裝死，廣發紅票給洋人，說我的欽差派了，你們到底有沒有見到，有的話不要再裝死了派人回答吧。
這個其實寫的很籠統耶，最近看完神風與銅錢，宋元時代中日沒有官方往來，可是江南吸納了大批日本禪僧。日本僧人前仆後繼湧入江南拜師學藝，有些人留下來變成某寺住持，但更多的是鍍金回到日本高就。官方一定也知道，但並沒有不准日本人來長住也沒有不準他們回去，有些人一待就是三四十年。
不過你說大部分時候中國官方不會放外國人進來，進來了也不會放你想走就走倒是真的，唐代的日本人來中國的就進出都要朝廷同意。
可是同一時間唐朝本土一大堆新羅人粟特人波斯人，也不是不准長住。
入唐八大家之一的圓仁，申請進長安不通過，跳船偷渡進去之後，到長安也是乖乖按規矩登記住宿地點，隨行人員多少，會什麼藝能，運氣很背碰到武宗滅佛，勒令還俗但申請回日本也不准你回去，不給當僧人也不准歸國是要人家怎樣，最後也是武宗駕崩重興佛法，不管大唐放不放，總之找一艘商船回去日本。圓仁同船的圓載就還俗娶妻一待四十幾年，要回日本沉船死掉了。
鑑真大和尚東渡日本也沉船過啊，命大沒死，總算成功到了日本。
——//——
「人均糧食產量是個關鍵的經濟指標，在以農業為主的中華歷史上可能是比較可靠的縱向評估尺度。
現代醫學認為，要維持人類生存，一個嬰兒每日最低的熱量攝取需要1000大卡，活躍的成年人則需要3000大卡，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熱量攝取應該為2200大卡。一公斤加工過的穀物大約含有3500大卡的熱量。
考慮到食品加工和儲存過程中必定有的損失、浪費、養殖業飼料的彈性需求，以及其他如釀酒之類的大量非食用消費，一個社會需要有超過400公斤的人均穀物年產量才能生存。
中國的人均糧食年產量在毛澤東時代進一步降低到史上最低，即1962年的207公斤。
隨著現代農業技術和設備的大量進口和使用（同時造成嚴重的土壤退化和水汙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12年達到其歷史上最高的人均糧食年產量435公斤。
於是官方自豪地宣稱，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終於「超過了維持一個體面生活水準所必需的430公斤，但仍然只有一千多年前宋代水準的60%而已。」
「即使是中華菁英們在前五十年所痛切感受到的羞辱和落敗，也在這個世紀結束前的1940年代，代之以驕傲和成功。在陌生的西發里亞體系下掙扎求存的同時，中國明智（或幸運）地在20世紀上半葉「連續加入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得勝一方」。
年輕的共和國（北洋政府）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其實做了相當好的外交工作，儘管後來的兩個革命黨派——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堅稱那是中國的「外交失敗」，從而有理由發動它們受蘇聯資助和指令的、以中國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叛亂和革命。
中國從1900年前後的半殖民地狀態提升到1930年代的完全獨立國家，再到1945年成為世界領導之一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做了什麼？我完全想不起來欸，跟北洋政府好不熟～
但不幸的是，對這個年輕的共和國而言，來會強大鄰國日本和蘇聯這兩大帝國主義的顛覆和侵略，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蘇聯為了自島安全，以及推進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之需要，更是在中國資動、試裝甚至直接指揮了下一場大革命。
國民黨在1927至1928年間通過武力奪歌了中擊民頭政權，將中國雙成一個軟性感權主義國家，但是他們很快轉而排斥來自莫斯科的共產主義。
國共雙方在二戰後再次展開了血腥的中國內戰（1946～1949）。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失敗並逃往台灣，後來在20世紀80至90年代演變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民主政權」。
中國共產黨後來實際上是借用進口的一種歐洲（俄羅斯）意識形態，來包裝其通過暴力革命而建立的秦漢式政體，只是在辭藻裝飾上具有一些革命性或創新性而已（本書第六章將進一步分析）。毛澤東以後的中共，則是基本回到了晚清和中華民國時期中體西用的現代化路徑，高度選擇性地學習和模仿西方的部分社會政治價值與規範，這類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但仍然不如當時日本的西化來得全面。」
這個派普斯（1928-2018)是現代人欸，是研究蘇聯的專家，他這的參考文獻是2001的，21世紀的～
所以大家系出同源在這裡嗎？
他也是講上溯到15世紀，帝俄時代農奴制沒有財產權，所以俄羅斯和歐洲其他國家都長得不一樣。
我姑且決定系出同源的源頭是他！🤣
他整個大翻案欸，被說成百年國恥的清末民初，被譽為最有活力的黃金時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敘事中，避而不談蘇聯對中共的至關重要的祕密付款，實際上在1920年就開始了。根據中國史家楊奎松等人的研究，在其存在的第一年（1921~1922），中共的總預算是17655銀圓，其中的16655銀圓（約合35000美元），即94％都是通過共產國際特工從莫斯科送來的。
隨著中共黨員從不足100人擴大到1927年的1萬人，蘇聯的資助款項也逐步大幅增加。
蘇聯極為關鍵的資助直接決定了中共各種活動的種類、強度及其成效，並且往往是整個黨的唯一生命線。在1920至1930年代，共產國際還花費了相當於
100萬美元（2012年計價）的58130兩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人均GDP的1600倍），訓練和安置每一個組織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黨幹部和特工；據不完全估計，這些由蘇聯直接培訓和安置的中共幹部約有1300名之多。」
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在1920年代初用軍火、資金和政治軍事顧問大力支持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
到1926年，國民黨更被接納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分部之一。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當然更加激進，它無條件甚至無原則地支持蘇聯，比如在1924年中共就全力贊成莫斯科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當時國共兩黨的共同敵人）簽訂臨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
中共創黨的寒酸和微不足道，可以由它的建黨日期記錄的混亂不清而略見一斑：自從1930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慶祝其錯誤的「生日」（7月1日）而非準確的7月23日，因為當時沒有什麼人會去仔細記錄，中共的第一次創立會議到底是在哪天舉行的。」
中共成員還包括了許多理想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政治投機者和失意者、冒險家乃至「紅色恐怖分子」。
它的許多創始人，包括在頭六年擔任黨總書記的陳獨秀（1879～1942），後來都不可避免地與之分道揚鑣，其中有些人更成了中共強烈的批判者乃至死敵。
被國民黨清洗的中共於是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唯一分支。
中共被莫斯科動員起來，轉入地下活動，在偏遠地區發動農民武裝暴動像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無數次的一樣。但是與以往的起義、叛亂和暴動不同，中共的武裝鬥爭有其至關重要的外國支持。
類似於幾十年前的太平天國叛亂，中共在進口的意識形態掩護下，發動了一場頗為傳統的、農民基於社會和經濟訴求的反叛，以財富再分配、家族復仇、奪取權力，特別是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為號召。
莫斯科一直向中共支付著巨額資金，在1928年底每月至少有6萬銀圓之多。
中國共產黨因此毫不令人驚訝地，採取了一種奇特的非民族主義的對外政策：它首先是要保衛和推進蘇聯的、而非中國的國家利益。
中共紅軍還確實由莫斯科派遣的蘇籍德國軍事特工李德（又名華夫，即奧托，布朗，Otto Braun，1900～1974）充當其最高軍事指揮。
深具諷刺意味的是，指揮占優勢的蘇聯加侖將軍（瓦西里•布留赫爾，Vasily Blyukher），在這場戰爭中大敗張學良指揮的中華民國東北軍，而加侖卻在1924至1927年期間擔任國民黨的首席軍事顧問。不過，後來升為蘇軍元帥的加侖還是被史達林清洗謀殺了。」
然而，北京不僅未能奪得王位，還因為戲劇性的中蘇分裂而進一步陷入國際孤立，幾乎所有的共產國家都站到了莫斯科一邊。
在國際上的徹底孤立和毛對世界革命領導權的激進追求，直接導致了中國國內像餓死數千萬人的大躍進那樣的許多災難。
毛澤東竭力要主宰一個「真正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在1958年他還裝腔作勢地告訴其高級助手，自己領導的「真正革命」正在超越馬克思和列寧的成就。
為此北京還耗費了大量資金和生命，向外輸出其武裝叛亂和游擊隊式革命戰爭的觀念和方法，即所謂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這波及到幾乎其所有鄰國，特別是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甚至遙遠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1961年，毛澤東煞有介事，祕密卻正式地通知他的同僚們，自己要專注於「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革命」。
1962年，毛的大管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向中共內都宣布「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和世界革命的中心，都已經從莫斯科移到了北京」。
1965年，毛澤東的副手林彪更公開宣布，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帶領全人類，用「人民戰爭」消減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邁向共產主截下的永久和平。」
已知的是，在中國人民忍受赤貧、饑荒乃至大量餓死的同時，北京向世界各地多達一百一十個國家提供了大規模且經常是免費的援助。
北京這種出於政治考量的對外政策也許對維護中共政權有益，就國家和民族利益來說幾乎是完全失敗的。中國人收穫的是來自各國的、延續至今的不信任、敵意甚至仇恨。
中國學者如沈志華發現，儘管中國人耗費了大量而不可思議的金錢和鮮血，並且在與鄰國就邊界分歧談判時，「幾乎每一次」都放棄中國領土以換取外國對北京政權的承認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在短短幾年裡，就能極其荒謬地把其為數不多的盟友變成了死敵（如蘇聯、越南、阿爾巴尼亞）或者不可靠的權宜夥伴（如北韓）。
這證明了毛澤東對天下一統的追求，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多麼的徒勞無功。」
所以冷戰的時候不止蘇聯努力要赤化，中共也在一邊挨餓一邊努力？
為了圓其新世界秩序之夢，毛澤東確實帶領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整個世界」，從而給中國造就了一個持續至今的低下的國際地位和可憎的國際形象。
在文革期間的大規模清洗和政治大混亂中，毛澤東為了重新控制權力，再次上演其經典劇碼，製造一個新的外部敵人。
1969年春，中國在黑龍江（阿穆爾河）上挑起與蘇聯的邊界流血衝突，發動了與莫斯科的全面對抗。於是乎，建國不到二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深陷與幾乎所有鄰國的敵對和衝突中，還同時與美國和蘇聯直接對抗。這兩個超級大國的任何一個，都完全可以用其極為優越的軍事力量徹底地毀滅中國。」
順帶一提，他前面提到日本的大東亞帝國可能是出於日本版的中華秩序
戴高樂並非共產黨之友；法國人希望利用日益明顯的中蘇分裂，加強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卻不一定是要挑戰華盛頓的政策。毛澤東非常渴求這一重大外交突破，他甚至不堅持要巴黎斷絕與台北的外交關係，或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政府作為建交的先決條件。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可能出於自己的中華秩序立場，聞訊就毫不妥協地主動斷絕了中華民國與法國的外交關係，以示抗議。蔣後來在1970年代初期還拒絕了聯合國關於兩個中國的成員資格安排。
他們主持下的美國政府在1969至1970年間，開始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正式和解，時值毛澤東深憂即將到來的蘇軍大舉入侵。」
美國與北京成功實現外交和解，很可能有助於美國和蘇聯的關係緩和。美蘇在1972年5月的峰會上簽訂了劃時代的文件——《美利堅合眾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關係基本原則》。兩個超級大國公開承諾，維護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的「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有效地降低了核戰爭和世界大戰的風險，也在實質上阻止了莫斯科主導的共產主義世界暴力革命或北京嚮往的中華秩序世界暴力革命。」
「外國人還常常由於自以為是、居高臨下地想要「援救中國」，而成為專制政權的「國際友人」——據說列寧早就蔑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痴」—在許多重要領域甘當北京的辯士。」
這個Mann 我看他的引用是2007和2016
——
王飛凌是不是和劉仲敬好朋友🤣
我覺得滿好看的欸！
寫得蠻有重點的，又有我喜歡的參考文獻❤️
不過我覺得王飛凌把一本書拆成三本啦，一直預告有另一本書討論這件事，另一本書討論那件事，根本就第一本的時候就想好是三本啊。
書裡尤其宋代和百年國恥這段翻轉，我覺得很精彩。
他2017寫的英文版，我覺得當時應該滿有耳目一新的效果。
我就，欸？看似有點眼熟？
但我有點懷疑王飛凌是不是像羅馬史學家一樣，用現在的狀況去推1920-40年代的事，有時代錯置的可能。
但不管怎麼說，還是蠻有收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