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y|來非虛構小火堆玩吧
01導論—1.1概要

極權主義定義
「本書所謂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極權制度,是社會被全面控制的最極端形式的現代專制制度。在這個制度裡,社會所有方面的權力,包括對所有資產的最終控制權,全面集中在一黨手裡。

所謂現代,主要指的是進入二十世紀前不曾存在過的現代極權主義黨,也包括極權主義黨在控制和宣傳方面使用的現代化手段。

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60年代提出的描述性定義至今仍然是對這個制度很好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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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制度由高度互補的六個基本成分組成:
一、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控制全民的黨;
二、黨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和依賴三、黨對秘密警察的壟斷和依賴;
四、黨對傳媒的壟斷和依賴;
五、黨對武裝的壟斷和依賴;
六、黨對社會中所有組織(包括企業)的壟斷和依賴,並通過這個管道控制全社會的資源。

第一個符合以上定義的極權制產生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則產生於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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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上存在過以不同意識形態作為基礎的極權主義制度。作為極權主義制度基礎的意識形態,其價值更在於為極權主義提供合法性、凝聚力和鼓動力,從而作為統治的工具,而非名義上的表達。

事實上,極端的專制性質本身決定了無論其名義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其表達的部分內容都會與這個制度的操作嚴重自相矛盾。

例如,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為名義的意識形態之共產極權主義,其作為制度基礎的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黨不可挑戰的統治地位(列寧主義)。這些既是具體的極權主義的制度安排原則,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礎。

但是帶有極端平等內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帶有人道主義內涵的關於人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只是用於宣傳的意識形態,只是抽象的名義上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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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從基本上與極權主義制度矛盾,在任何極權制實踐中,這些抽象的意識形態都被摒棄。

任何堅持名義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服從最高領導的人,即便位於最高階層,都必遭極權主義制度的嚴重懲罰,甚至從肉體上消滅。例如蘇聯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托洛斯基(Lev Trotsky);中國的彭德懷、劉少奇、趙紫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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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架構概論
「本書對制度的討論集中在人權、產權和政治權力這三個要素方面;並結合極權主義的歷史和現實重新解釋了洛克-海耶克關於人權和產權密不可分的論述(第二、三章)。

任何社會的產權結構都與該社會的政治權力結構密不可分。與此對應,本書使用的產權概念是最終控制權的概念。這是洛克-米塞斯-海耶克及諾貝爾獎得主哈特(Oliver Hart)使用的概念,也是二十世紀前學術界通行的概念。

第三章討論了這個概念與二十世紀以來流行的權力束概念之間的關係和差別。全書透過歷史敘述解釋了極權制度的產生,其制度基因源於對產權和權力的長期高度壟斷,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對產權和權力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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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權—權力配置的角度看,在極權制下,極權主義黨完全控制了社會的所有產權和權力,使得社會中所有的個人權利完全都在黨的控制之下。相較來說,在其他專制制度下,都不存在任何獨裁者、政府、政黨或機構對產權和權力有如此完整的控制。同時,極權主義黨的性質決定它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政黨(詳見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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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制度以極端暴力、全面消滅私有產權和全面控制社會為其特徵,產生於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世俗政治宗教運動。這個運動以追求平等為名義,鼓吹世俗救世主義,極具誘惑力和煽動力。然而,這個世俗宗教運動只能在具有特定制度基因—高度壟斷的產權-權力結構和相應的社會共識——的社會獲得成功(第六章)。

之所以共產極權主義運動首先在俄國得以建立,是因為那裡具備了建立極權制必要的制度基因,具體包括高度專制的沙俄帝制、俄羅斯東正教及其深入的社會影響,以及秘密(恐怖)政治組織的高度發展(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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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深入探討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極權主義黨從秘密政治組織轉變為以個人崇拜和紅色恐怖為特徵的極權主義黨的過程。

這一章分析了產生列寧主義黨的制度基因在建立和鞏固極權制中所起的作用和機制,包括透過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對派、建立紅色恐怖制度、建立全面的國家所有制,以及推動全球共產極權主義革命的機構——共產國際。

之後,中共及其他各國共產黨都是由共產國際扶持並建立的,其建黨原則及運作機制都是從蘇共移植來的。至今,中共的所有基本原則仍然來自蘇共。第八章系統分析了極權主義黨的基本性質、運作機制,及這些性質和運作機制如何從沙俄的制度基因中演變而來,這對於理解極權主義黨,對於理解中共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對於只關心中國的讀者,這章也是必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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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及九章分析了中華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及這些基因如何妨礙中國人接受民主憲政思想,並阻礙他們朝憲政方向努力的機制。

第十至十三章分析了共產國際如何把共產極權制移植到中國;中國的制度基因如何幫助共產極權制在中國生根並建立了全盤蘇式的極權制;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制——區管式極權制是如何演變出來的,又如何在後毛時代的改革開放中幫助經濟發展從而挽救了中共,而最終又如何把中國拖入極權制陷阱之中。這些討論閒明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只是極權制陷阱帶來的表象,其本質源於極權制自身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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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最後一章應用制度基因的分析方法,簡略討論了蘇歐極權制集團的制度轉型和臺灣的制度轉型,以及這些轉型對中國未來的啟示。

具有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區管式極權制—是中國與蘇歐極權制之間最大的差別(第十一、十二章)。正是這個差別使得中國的私企能在經濟改革中獲得發展,並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挽救了中共政權。但從2010年代後期起,中國出現了全面逆轉,這表明中國經濟的一度發展並不能使中共完全擺脫蘇共的命運。共產極權制的基本制度仍然無法改革,經濟改革仍然註定要失敗(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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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經濟停滯外,蘇歐共產黨最終得以和平放棄極權制,還源於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對人權-人性的社會意識。這些社會壓力和社會意識都與蘇歐的制度基因相關(第十四章)。與蘇歐相比,中國在人性—人權方面的社會認知相對薄弱。此外,在中共統治下,長期以來軍人干政;同時,中共有意制度化培養太子黨作為接班人(第十四章)。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即便在經濟長期停滯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也很難和平放棄極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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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臺灣民主轉型的關鍵在於識別臺灣與中國的制度基因早就存在的差別,以及威權制與極權制之間的質的差別。

首先,中華帝制對臺灣的短期統治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終止,使得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在臺影響淺薄。

在日治時期的大正民主時代,臺灣已經開始形成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而共產國際從未到達過臺灣,國民黨也不是極權主義黨。在國民黨治下的臺灣,不僅未徹底清除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反而為其提供了生存和成長的機會。

在部分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的威權時期,透過地方選舉、私企大發展和公民社會的普及,在臺灣制度轉型前的幾十年裡,民主憲政的制度基因在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大發展,並由此產生了要求建立憲政的社會壓力。

臺灣的制度轉型正是依靠威權統治者順應這一巨大的社會壓力而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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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臺灣也有戲份⋯不過只看概論分析的有點淺?我覺得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應該會大勝。

@jeanylin -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 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

不過這本書畢竟在講中國不是講臺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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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時期,中國、俄國、日本分別努力推動建立憲政;但日本成功而中、俄失敗。從此,在這三個大國之間形成持續且對世界造成重大影響的制度大分流。個日本是歐美以外第一個建立憲政的國家,也從此成為歐美以外第一個發達國家(因篇幅限制,本書不分析軍國主義時期日本反憲政的逆轉)。」

———
蛤,為什麼不分析軍國主義時期的逆轉XDDDD

最近在讀《二戰》都在日本軍國主義時期打交道啊,竟然就被跳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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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改革三種觀點
「在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學術界和政策界對於政治改革流行三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為中國國情或制度特殊論,認為民主憲政制度不適合中國,第二種觀點認為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民主憲政制度,但基於中國國情的特點,要先建立新權威主義作為過波階段,第三種觀點則否定以上兩種觀點,認為中國既應該,也可以,甚至必須直接推動向民主憲政制度的改革。

以上三種不同觀點都涉及一系列相同的基本社會科學問題:什麼是中國制度的基本特點?其特點為什麼如此?它是如何起源的?如何演變的?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歷次憲政變法和共和革命均遭失敗?為什麼共產極權制產生在俄國和中國?中國向民主制度轉型會碰到哪些困難?回答這些問題是本書的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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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觀點即中國特殊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是否如此特殊,以至於可以不遵循世界各國觀察到的普遍規律?在非憲政民主制度下,中國經濟是否有可能長期穩定發展?這些都是本書希望回答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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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建立民主憲政制度需要以經濟發展作為先決條件的論點,即第二種觀點,在學術界、政策界及知識分子中廣泛流行。理由是,首先要經新權威主義解決溫飽問題,產生發達的中產階級,才可能有民主憲政制度。

但世界上最早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國家最初建立憲政制度時,其經濟發展水準以及識字率等都低於中國現在的水準。大量歷史證據表明憲政民主制度在荷蘭、英國、美國的建立在先,這些國家的產業革命和相應的經濟大發展在後。而且,除少數以貿易為主的城邦國以外,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開始產生巨大差別是在產業革命之後。

本書將從幾個方面分析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條件;同時探討另一個困擾學者一個多世紀的基本問題:為什麼產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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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分析表明,中國的傳統帝制抑制產生憲政的機會。而且,在中國特定制度的阻礙下,不僅談不上產生產業革命,甚至連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關於落後經濟可能出現的所謂「後發優勢」,在中國也很難實現。

洛克—憲政(羅斯福、邱吉爾)VS盧梭—極權(希特勒)
二戰結束時,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總結:「自從盧梭的時代以來,自認為是改革者的人分成兩群:一群追隨盧梭,另一群追隨洛克。他們有些時候合作,而許多人看不到他們之間的不相容性。但他們之間的不相容性逐漸愈發明顯。如今,追隨盧梭的結果是希特勒;追隨洛克的產物則是羅斯福和邱吉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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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是憲政思想的奠基人,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的偉大思想家。他關於人權的基本思想深入影響美國憲法以及所有憲政國家的憲法,包括聯合國人權宣言。

在洛克之後一百年,法國大革命之前的哲學家盧梭借用了洛克社會契約論的一些觀點,但他在人權和私有產權方面的看法從基本上區別於洛克,並發明了限制甚至否定個人權利的概念「普遍意志」或「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主張為了公共意志和社會,可以犧牲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法國大革命期間以紅色恐怖統治著稱的雅各賓派,其領袖羅伯斯比爾是盧梭的學生。盧梭對馬克思主義有基本影響,列寧主義政黨從思想、意識形態、制度以及紅色恐怖等,直接與盧梭的理念和雅各賓派的實踐密切相關,實際上是在這個基礎上所衍生發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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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盧梭發明的概念在他之後一百多年,經馬克思和列寧的發展,變成極權主義理論基礎。

關於中、日、俄三國的制度大分流,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歷經曲折)為其最終建立憲政奠定基礎,借羅素的話,相當於走了洛克的路,中、俄兩國則走了盧梭的道路。

問題是,為什麼有的國家制度演變追隨洛克,有些追隨盧梭?日本中國了解憲政思想和馬列主義的主要來源,那時更多留日華人了解的是憲政,而非馬克思主義。

本書從制度基因的角度分析歷史上不同制度的差異對憲政改革和對建立極權制度的影響,使讀者了解民主和憲政的制度以及極權制度的起源,從而解釋是什麼因素使中、俄接受從盧梭思想衍生的馬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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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梭真的很百變欸!

可以和哈扎人一起,和霍布斯變成性善VS性惡人類學討論對照;也可以和洛克一起,變成極權VS憲政討論對照組。

哈扎人表示:我們大家都公共利益為優先,也沒有就這樣變成極權主義啊!

我本來想說,可能是因為哈扎人部族很小?

但又馬上想到《萬物揭曉》就可以找出雖然部族不大但很極權的例子,北美的西北海岸的部落就有。還有誇富宴,甚至當場殺掉奴隸。

這題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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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的「區管式極權制」 (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

「簡略地說,這個制度的起點是1950年代初的全盤蘇化。在蘇俄移植來的經典共產極權制中,核心是蘇俄幫助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國共產黨。

這個不容挑戰的唯一執政黨完全控制政府部門所有方面(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武裝力量、宣傳、媒體)、所有經濟資源,以及社會所有組織和企業。

黨政之間不存在界限,黨直接任命政府所有部門官員及所有地方各級首長。地方政府沒有任何主權,地方黨政官員都由上級任命。

在這些方面,中國的制度與蘇聯創立的經典極權主義制度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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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極權主義制度所有基本特點的同時,區管式極權制把行政和經濟管理的主體、把對地方的行政、資源和經濟的控制權下放到地方黨政。將中國的制度典極權制改為區管式極權制的運動始於1958年的大躍進,鞏固於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毛之後的改革開放是在區管式極權制的制度下進行的。區管式極權制使得中國改革的前三十年裡,私有企業在下游製造業和服務業大發展。伴隨這個發展,中共對全社會的統治一度有所放鬆,中國在所有制、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媒體等諸多方面逐漸出現有限的多元化,中共本身的意識形態也逐漸弱化。

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制度曾一度朝著威權制度,朝著「向地區分權的威權主義制度」(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或「分權式威權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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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轉變只是暫時的,在中國精英強烈期待從威權制向憲政轉變的時期,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起,中國的制度卻朝著極權制的過去逆轉。當然,任何所謂重複歷史只是在新情況下重複某些歷史上的基本特點,而不會在所有細節上重複。中國的制度朝著區管式極權制逆轉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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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相容
「激勵相容的原理是,任何制度只有其提供的激勵機制及約束條件與制度中的人的自利行為相容時,這些人的行為才會與該制度的規則一致。這個原理是保證制度或制度變化能夠成功的基礎,在這個原理的基礎上,我們稱滿足激勵相容原理的制度為激勵相容的制度。如果制度能與社會中形成決定性力量的大多數個人的自利行為相容,作為激勵相容的制度,就能持續。對激勵相容的詳細解釋見本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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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極權制度基因—秘密恐怖政治組織、俄國東正教及東正教會,以及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

「本書第七、八章將分析導致在蘇俄產生極權制度,並在沙俄社會存在的三個制度基因成分,其起源、演變和影響歷史進程的功能。

這三個成分是在沙俄近代史上流行的秘密恐怖政治組織、俄國東正教及東正教會,以及沙俄帝制的制度基因。
秘密恐怖組織
布爾什維克從初建就截然區別於當時歐洲存在的所有馬克思主義政黨,其關鍵就是秘密恐怖團體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而秘密恐怖政治組織正是布爾什維克從沙俄社會繼承來的制度基因。

列寧1903年建立布爾什維克黨時,其核心的建黨原則與當時俄國著名的秘密恐怖政治組織「人民意志黨」高度相似(列寧的哥哥是「人民意志黨」地方負責人,在刺殺沙皇的恐怖行為失敗後被處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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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時期,多個布爾什維克領袖人物與「人民意志黨」有瓜葛。

考茨基(KarlKautsky)、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曾激烈批評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為恐怖組織,預言布爾什維克建立的蘇維埃制度是依賴恐怖統治的制度。
東正教/基督教傳統
但共產極權主義黨的能力遠超過秘密恐怖政治組織,最大的不同在於其系統的、極具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及極強的煽動性和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全社會動員能力。俄國東正教從精神上、方法上和群眾基礎上,為這種超於尋常的動員能力奠定了基礎(見本書第七、八章)。但共產極權主義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根源,則要追溯到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基督教和教會(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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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晚年著文討論共產主義l社會主義的原始基督教起源。M考茨基更著書系統論證共產主義思想源於《聖經》,最早的共產極權主義運動則產生於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在一些歐洲地區,共產主義運動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基本部分。中西歐多個城鎮曾產生具有相當規模,有些則極端狂熱甚至殘暴的共產主義運動。例如波西米亞地區的胡斯派(Hussite movement)和德國明斯特(Munster)短暫建立的共產極權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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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許多其他方面的根源也都深植於基督教之中(見本書第六章),例如馬克思主義中的歷史規律的必然性、舊世界的必然滅亡、新世界的必然出現、救世主義、救贖思想、殉道精神等。馬—恩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很多方面都像是第二次宗教改革。上帝、天堂、耶穌和《聖經》被歷史必然規律、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資本論》所代替。

本書第六章用來自歐洲的歷史證據解釋共產極權主義這個世俗宗教的基督教來源,並解釋其制度基因如何使得這個世俗宗教一度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這是理解俄、中產生瘋狂共產主義的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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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最大貢獻在於將基督教立為國教,並建立大一統的基督教會,蘇俄的布爾什維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最大貢獻則在於建立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教合一的大一統共產極權主義制度。

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動員方面,俄國創建極權主義制度的制度基因來自俄國東正教會。早在沙俄帝國尚未存在之時,東正教會就已穿透那片土地上的人群。東正教具有超越沙俄帝國的重要性,而東正教會成熟的宣傳、組織、懲罰等機制被布爾什維克有意無意地借用,用以鼓動、吸引、控制千年來浸泡在東正教環境裡的俄國民眾,從而建立了一套從意識形態到組織和權力的各方面的機制。這套機制繼承了東正教會的特點,得以穿透並控制整個社會。

史達林在東正教會的神學院接受過正規教育,這也許只是巧合;但布爾什維克成功模仿東正教的做法則超出了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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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政治宗教裡,馬列主義的經典取代《聖經》、共產主義社會取代天堂、革命烈士取代殉教者。以模仿使徒傳播耶穌基督的方式,布爾什維克系統地製造個人崇拜,把領袖抬高為聖人、救世主;透過模仿教會封聖,系統地宣傳革命英雄、革命先烈(事蹟、地位、廟宇);以模仿大規模宗教儀式,把對上帝的懺悔變成對黨的懺悔(「批評與自我批評」則是劉少奇為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而創造的詞彙,見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在史達林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類似於《舊約全書》;史達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則相當於《新約全書》。毛澤東借用這個範本,靠重寫歷史和使用暴力塑造出不可挑戰的經典,把自己神話成「人民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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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帝制
極權主義黨在武裝奪取政權之後,透過控制政權和暴力全面控制社會所有方面。

而極權制實際控制社會各方面的制度基因則來自沙俄帝制,包括沙皇和朝廷對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權力的高度壟斷,這種權力壟斷的具體制度安排和朝廷對教會的控制,以及人們在暴力下普遍接受這種高度權力壟斷的社會共識(合法性)。

以此為基礎,布爾什維克發展出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權力產權高度壟斷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全面完整地控制全社會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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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極權的制度基因
「共產國際初建即派代表赴華,但共產國際來華代表報告稱中國落後世界五百年。按照馬列主義理論,如此落後的國家只能是共產國際工作的邊緣地區。但是,共產國際最大的成功就在中國。

本書第九、十章將解釋,使得中國與西方國家如此不同的最大原因,在於中國的制度基因與產生布爾什維克制度的制度基因高度相近。

產生極權主義制度的三個基因成分裡,中國存在兩個高度相似的制度基因成分:中國的傳統帝制和秘密社團組織。

中國帝制的權力之壟斷、控制之嚴密、制度安排之穩固都比沙俄更強。中國的秘密社團也有比俄國更長的歷史,很可能也是更嚴密複雜的組織,如白蓮教、青幫、天地會、三合會、哥老會等。制度基因的高度相關性使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布爾什維克制度更容易,發動激勵相容的共產極權主義運動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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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產生共產極權主義有三個關鍵的制度基因成分,中國缺少其中一個:

東正教或基督教傳統。

中國皇帝向來限制基督教和西方其他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因此中國不存在關於上帝(唯一的神)、真理(唯一真理)和救世主的社會信仰和社會共識,也不存在影響社會的教會。

這使得中國難以自創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類型的極權主義思想。即便在這種外來意識形態進入後,由於理解和社會影響膚淺,中國人也很難靠自己的創新來利用它創造共產極權主義,並建立滲透和控制全社會的制度。

因此,外來力量,例如共產國際,從鼓吹信仰、統一思想、發動宣傳,到建立組織等所有方面的直接栽培和扶植,是在中國建立極權主義制度的必要條件。」

他前面還提到了秦漢以來的中央派官到地方的郡縣制、科舉選材、帝制集權,使得貴族勢力被削弱,成就了「區管式極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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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極權制的建立不同,人類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長期激勵相容制度都是緩慢演變而成的。這個演變過程包括大量相互競爭,以及看似是隨機和短期的變化。

制度演變過程中,競爭各方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大都局限於短期的局部目標。對於任何常規意義的政黨(甚至包括共產主義運動早期的社會民主黨),激勵不相容的目標會得不到選民支援,因此無法執行。

但共產極權主義黨不是常規意義上的黨,而是高度意識形態統治的、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組織。它嚴禁內部派別、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服從領袖。自上而下的嚴密組織和鐵的紀律使得這類黨可以一方面推動極具誘惑性和煽動性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透過掩蓋真相,策劃分步執行以達到全面控制社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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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法,共產黨把共產極權主義的、對絕大多數人激勵不相容的最終目標分解為多個對很多人短期激勵相容的具體政策,使其能逐步消滅其對手。

本書第八章和第十至十三章以歷史證據陳述布爾什維克和中共如何將其激勵不相容的大目標分解成多個短期激勵相容的目標,有計劃地用各個擊破且暴力的方式,逐步建立共產極權制度。

世界上所有國家要建立極權主義制度都依賴暴力,但執行暴力的資源則依賴共產極權主義所具備的巨大動員能力。極權主義制度是在暴力革命中逐步建立完善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動員民眾參與——動員大量社會精英和社會底層的民眾,狂熱地參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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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這個動員能力來自中共有效利用中國的制度基因,把每個階段的目標都塑造成與大量民眾短期激勵相容的革命或運動。例如,對於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精英,他們許諾民主自由;對於貧下中農,他們許諾平分土地和保護貧下中農從革命中獲得的土地產權。

達到每個階段的目的後,中共很快就轉移到下一個目的。由最終目標的激勵不相容性決定,不同階段的目的必定前後矛盾。因此,中共必定在每一步都要違反過去做出的承諾。

在精心設計的、不斷革命的策略下,把本質上激勵不相容的長遠目標分解成多個短期激勵相容的革命,中共將這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基本策略發展到極致。

其革命階段,或者革命戰略的分解是預先計劃的,而且有其意識形態,即他們所稱的理論為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提供合法性解釋,例如土改和農業集體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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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是在大的原則下,把對偶發事件的反應變成朝既定長遠目標推動的運動,例如在應對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偶發事件」中,中共製造的反右運動。

重要的是,在短期激勵相容的革命中,中共都整體削弱或整體消滅一部分試圖抵制或挑戰的政治力量或社會力量,包括黨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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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第一章是很好的總論,如果不想看他詳細的推論過程,我想第一章看完後,對他的理論可以有快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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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制度與制度基因:方法論概要

制度定義
「本書關於制度的定義著重於操作和具體分析,而不試圖把抽象的、完整的、包羅萬象的關於制度的定義作為起點。

因此,制度在本書指的是對參與主要社會博弈主體的基本和穩定的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這些機制或制度包括從國家到社區的,政治經濟治理的結構;包括司法及所有對人權、產權、政治決策權保護或侵犯的機制;包括有形和無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激勵和制約機制;包括影響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的社會共識、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等。

如此定義的制度,為理解制度演變奠定分析基礎,使得過去的制度成為解釋後來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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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強調主要的社會博弈參與主體,是為了集中討論制度演變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最重要的參與者。排除非重要的人物和機制則是為了在分析中排除次要的事件。

本書基本出發點是所有參與社會博弈的人,包括策劃者、知情者、被誤導者和被欺騙者,都是為其自身利益而參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博弈。基本和穩定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決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的基本條件,以及重大制度演變發展的趨勢。

在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制度最流行的是諾斯(Douglass North)的定義:制度是社會博弈的規則,以及人為製造的制約人和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約束,包括人為設計和演進形成的制度。諾斯的定義高度抽象,涵蓋範圍完整寬泛;本書的定義更具操作性、更易具體分析,可視為諾斯定義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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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關注社會共識。世界上任何制度,無論經濟的還是政治的,和平的還是暴力的,民主的還是專制的,人們的社會共識都是其中不可分離的基本成分。例如人們對於合法性、合理性的普遍認識。從這個角度看,制度是社會博弈者的認識的均衡狀態,或他們自我實現的均衡狀態(self-fulfilling equilibrium)。而且某種程度上,已有的社會共識常常是未來社會共識的基礎,其本身則與過去的社會共識緊密相關。

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起,對制度的研究就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

曾對亞當斯密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指出,社會傳統是契約的基礎,整個社會有契約傳統時,人們覺得別人會為自己服務,所以人們自願遵守契約為別人服務。他把契約傳統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類比於石拱中每塊基石互相支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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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經濟學的語言來講,這種社會中的契約傳統是自我實現的均衡狀態。

契約制度和保護契約制度的憲政制度是對參與市場博弈各方的基本和穩定的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而合法性與合理性的社會共識是契約制度和憲政制度的形成、維護和操作的核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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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第二章覺得蠻有趣的。
前面一開始討論了不同條件下的賽局理論(博弈),然後討論了他所謂簡化模型:制度基因,以此作為分析工具。

我覺得他在這一章講到的人權、產權、政治決策權,蠻有趣的。

「[10]馬克思-列寧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直接在產權這個要素上,界定制度的質的差別的(十九世紀至今,許多其他重要經濟學家,
包括米塞斯、蘭格、海耶克、科爾奈等,也都如此界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國有制為基礎為社會主義,而私有制為基礎則為資本主義)。按照這個定義,所有北歐、西歐的福利國家制度都是資本主義,雖然他們有時自稱為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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