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的中國醫生如果戴上紗布口罩，並且嚴格遵守傳染與隔離的現代規則，就像二〇 〇三年的中國醫生在廣東治療SARS病患之時所採取的做法，那麼他們在東北地區就不會受到如此致命的教訓。這兩場流行病很值得互相比較：兩者都是毒性強烈的傳染病，對傳統中醫造成的評價卻非常不一樣。見Martha E. Hanson，“Conceptual Blind Spots， Media Blindfolds: The Case of SAR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p. 228-25」
沃克瑪（Barbara Volkmar）與艾媞婕（T. J. Hinrichs）在十二世紀的歷史中發現，在主張疫病會接觸感染與與反對這種主張的人士之間，曾對因應疫病的適切做法發生過一個醫學道德爭議。持前項立場的人士似乎主張疫病可以經由人與人直接接觸而傳播。進一步細究我的論點和他們的重要歷史發現間的異同，將會超出本章探討的範圍，但我想部分原因就是源於中文裡沒有詞彙來區分接觸傳染與間接傳染這兩個概念。」
註132 「根據陳志潛的回憶，也許因為這些中醫執業者的職業抱負高過他在定縣招募的那些平民百姓，所以原來是中醫執業者的赤腳醫生不願只是擔任保健員，而自稱為「醫生」，即便真地沒穿鞋子。如同陳志潛堅決指出的：「我們的體系有一項基本原則，就是保健員絕不該扮演醫師的角色，也不能受到要求扮演這個角色。」（83）從他的觀點來看，這種發展是他原本的保健員概念所出現的一項極度不幸的轉變，因為這些赤腳醫生居然不顧自己所受的訓練之有限，而開始治療病患。見Chen, Medicine in Rural China, 130。」
非驢非馬
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朱敬一書評：
中醫發展就是充滿政治的歷史啊！
這本書還蠻好讀的，學術書籍一般很難改到好入口，這樣好難得耶、很推薦！編輯真的有讚啦！譯者應該也是超棒的👍
加上作者本人對於中文版的愛，願意花時間修訂，天時地利人和吧！
作者演講
不過我覺得我可以了解朱敬一的痛苦感耶！
這就是WEIRD化，重分析比較喜歡分類，照超音波和X光分類很清楚啊，把脈那種holistic 的整體感太玄XDDDD
我也覺得中醫還蠻玄的，有很大部分是和傳統文人哲學思想有關，就會有「⋯欸，這個是醫學嗎⋯？」的遲疑感覺。
如果是希波克拉底年代研究體液說的人，來讀傳統中醫的經典，可能還比現代人容易讀得進去？
中醫和西醫就感覺完全不一樣的體系，要套很難套，不知道現在都是怎麼弄？中醫拆開來分門別類和西醫對照，那還是中醫嗎？
不知道這本書能不能解決我的疑惑。
「中西醫之爭背後是一個更巨大而關鍵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兩大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與科學主義 （scientism）
—之間有著無可調解的矛盾。
基於郭適所做的意識形態分析，我進一步主張所謂的中西醫之爭實際上包含了兩種不同但相關的鬥爭：一是醫療政策之爭，關鍵是中醫在國家醫療體系當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是意識形態之爭，關鍵是中國現代性的本質。」
這段講的很好耶😆
剛剛看了一下序和第一章導論，感受到民國初期特有的民族情操和意識形態之爭啊🤣
也沒有科學到哪裡去啊XDDDD
超多瘋狂醫療史的耶！
讓我想到零號病人啊，現代心理學的24個故事啊⋯之類的！開膛史啊！總之超多的！各種現在看很不科學的作為！
「引人注意的是，當時「信仰」一詞被使用於文化的許多面向，包括政治、愛情與醫療保健，而且在短短幾年前醫療還與信仰毫無關係。簡單舉幾個例子，眾所周知，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裡相當強調信仰的重要性。名作家沈從文在寫給女友的一封情書裡，也強調自己對她懷有「信仰」。在醫病關係當中，西醫師致力於把中國的病患轉變為對於西醫懷有信仰的「合格病人」。使用「信仰」一詞的情形，顯示這些領域正在轉變為西方一神論體系的過程中。⋯」
🤣🤣🤣
東北鐵路由中、日、俄所掌控，在掌控鼠疫疫情傳播、以及政治的重要性，由誰主導都會是關乎清廷主權危機的問題。
1910-1911滿洲鼠疫是肺鼠疫，鼠疫桿菌透過直接接觸感染；控制人的流動和接觸是重點。
但當時多以為是腺鼠疫，透過跳蚤傳染。因此撲殺老鼠成為重點。
因此，當時基於腺鼠疫透過跳蚤傳染的科學知識的外國醫生（法、日、俄等）們，因此不願意戴口罩自我防護⋯
然後國際專家小組的領導人法國醫生就死了⋯接著其他人也死了。
⋯然後就大家都戴口罩了。
這段有既視感！
不過，「（歐洲）政府以隔離檢疫（quarantine）直接介入民眾的生活，而中國卻沒有施行強制性的公衛措施。」
換句話說，中國與西方因應疫病的不同之處，就正是伍連德建議的那種策略：嚴格控制人民的移動與習慣。⋯
伍連德在東北的抗疫措施更為嚴格也更具侵入性。哈爾演城外駐紮了將近一千二百名士兵，城內又有六百名警察值勤，所有市民皆不得進出自己被劃入的區域，更遑論進出城市。在控管活人移動以外，⋯由於攝氏零下三十度的醋寒將土壞凍為堅冰，延伸超過一公里的兩千多具屍體無法安葬。」
⋯這段也有既視感！
香港鼠疫造成超過兩千五百人死亡，東北鼠疫的死亡人數則是高達六萬。
滿洲鼠疫藉由人與人的互動而直接傳染；香港的腺鼠疫則是透過鼠蚤間接傳染。
科學家剛發現導致香港鼠疫的病菌時，他們並不曉得鼠疫是一種蟲媒傳播的疾病。但他們當時就已注意到鼠疫的傳染性不是非常強，而且似乎不是以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染的方式傳播。
由於這兩種鼠疫具備如此不同的特性，它們對於中西醫之爭的影響也極為不同。」
東北商會成立的鼠疫醫院，中醫師（沒有戴口罩）和250名的病患全員染疫死亡。滿洲鼠疫中，中醫師死亡率50%，西醫師死亡率2%。
⋯雖然病人都死光了，但醫師存活率差很多（？
「正因為當時中西醫都缺乏有效的療法，西醫才得以展現它在非治療面向的相對優勢，以診斷、預防與圍堵鼠疫的特長證明自身在桿衛國家主權上的價值。」
「傳染」的第一種意義，常用於描述疫病經由環境中的「氣」而傳播，尤其是吳有性在《溫疫論》裡提到的地區性的「雜氣」，這種氣經由口鼻進入人體內。
相較之下，「傳染」的第二種意義多用於描述非流行性、甚至是慢性的疾病，例如肺結核、痲瘋病與性病；這種經由人與人間的親密接觸而發生的「傳染」很少被用於描述疫病的急速散播。
由此看來，「傳染」一詞有兩種不同意義，系統性地指涉兩種在傳播力道與傳播方式上有著明顯差異的疾病。
一旦認識到「傳染」這個詞彙有著兩種如此不同的意義，或許可以想見為什麼中國人明知許多疾病都會傳染，卻從來不曾把這些疾病共同歸類為傳染病，直到此時才引入「傳染病」這個新疾病範。」
——
肺鼠疫以更無前例的方式結合了「傳染」一詞的兩種意義，從而體現了一種嶄新的疾病概念：一種急速爆發且廣泛流傳的疫病，卻靠直接且親密的人際接觸來傳播。」
中醫抗疫措施：避疫（避開當地的「地氣」），因此導致人員流動與更大的傳染。
「首先，滿洲鼠疫是肺鼠疫。單只是肺鼠疫百分之百的致死率，就一方面使中醫無法展現任何療效，另一方面凸顯出中醫在遏制疫病擴散上全然無計可令人感到苦澀反諷的事實是，在證明中醫不如西醫的歷史事件中，西醫完全沒有治癒任何一名病患。
第二，由晚清華人的眼中看來，肺鼠疫的社會特性相互矛盾、令人困惑，它傳播的方式非常像是慢性病或非流行病，但傳播的速度與規模卻又遠遠超越記憶中最兇暴的疫病。
第三，即便對於國際科學社群而言，這樣一種完全不涉及腺鼠疫、純粹的肺鼠疫大爆發，也是一種前所未聞的新現象。正是在遏制滿洲鼠疫的過程中，科學家才開始激烈地辯論，從而逐漸建立起相關的知識。
第五，被稱為「所有疾病中最致命」的肺鼠疫，帶來了「四千年未經見之極殘忍政策」。雖然遏制滿洲鼠疫曾啟動多種正向突破，從而被廣泛稱頌為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但幾乎沒有任何人曾經注意到，在負面闇黑的量尺上，它也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錫良呈給清廷的報告書的核心訊息，就呈現了這種歷史性的慘絕人寰。
如果滿洲鼠疫的確是公共衛生傳入中國的歷史分水嶺，那麼非常不幸地，這個歷史突破的部分遺產就在於催生出國家菁英與平民百姓間的二元對立。」
「遏制滿洲鼠疫的經驗不可逆轉地使國家躍升為西醫在華史的關鍵主角。這點並不源於肺鼠疫的内在本質，而是源於疫情爆發於東北這項歷史偶然。
日俄兩大帝國爭雄於此，威脅中國的主權，在這種地緣政治的情境下，清朝終於認識到公共衛生的政治功能，以及在這種功能上西醫遠勝中醫的優勢。
如同本章標題「主權與顯微鏡」所示，滿洲鼠疫使西醫發展出一個與國家結盟的策略，將公衛措施轉譯為建構現代國家的利器。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這項策略深遠地形塑了此後中醫與西醫的歷史軌跡。」
「當初的中國醫生如果戴上紗布口罩，並且嚴格遵守傳染與隔離的現代規則，就像二〇
〇三年的中國醫生在廣東治療SARS病患之時所採取的做法，那麼他們在東北地區就不會受到如此致命的教訓。這兩場流行病很值得互相比較：兩者都是毒性強烈的傳染病，對傳統中醫造成的評價卻非常不一樣。見Martha E. Hanson，“Conceptual Blind Spots，
Media Blindfolds: The Case of SAR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p. 228-25」
註釋63
「我要感謝梁其姿與我分享她對於這句曖昧陳述的想法。梁教授曾告訴我，許多西方學者都覺得很奇怪，為何中國的「傳染」概念與痲瘋病與天花緊密連結，卻不太涉及歐洲的感染概念中極為重要的鼠疫。
她這段極有洞察力的分享鼓舞我深入探索中國傳染概念的議題，但此段分析完全是我的責任。
沃克瑪（Barbara Volkmar）與艾媞婕（T. J. Hinrichs）在十二世紀的歷史中發現，在主張疫病會接觸感染與與反對這種主張的人士之間，曾對因應疫病的適切做法發生過一個醫學道德爭議。持前項立場的人士似乎主張疫病可以經由人與人直接接觸而傳播。進一步細究我的論點和他們的重要歷史發現間的異同，將會超出本章探討的範圍，但我想部分原因就是源於中文裡沒有詞彙來區分接觸傳染與間接傳染這兩個概念。」
我不知道它現在變話題書了
以滿洲鼠疫為區分：
「在前一個時期，現代醫學的代表是外國傳教士與他們的治癒醫學 （curative medicine），而滿洲鼠疫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在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裡，現代醫學的代表將是新的醫學實踐與新的行動者—公共衛生與華人西醫師。」
「由於「預防醫學（preventive medicine）不適合傳道活動也無法促進病患與醫生之間的親密接觸」，9是以過去醫學傳教士所建立的醫療模式高度依賴立刻可以看到療效的外科手術，並將重點放在治癒個人。」
過去的傳教士帶來的西醫主要是外科和眼科。
「此外，無論是在西方還是中國，當時都有人主張在中國倡導公共衛生只怕弊多於利，反而會惡化中國人口過剩的問題，儘管沒人知道確切的人口數字。」這是什麼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啊！
「中國對於西醫的輕視與缺乏興趣——儘管此時許多華人已親身受益於傳教士的外科手術—與日本的發展形成強烈對比。醫學（更精確地說是人體解剖圖）「促成蘭學興起於十八世紀的日本，從而催生出形塑現代日本史最具決定性的力量，也就是對於西方語言與科學的研究。⋯
由於這種長程持續的興趣，醫學不只在明治日本創造現代國家的事業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在後來日本帝國擴張至台灣、朝鮮與滿州等殖民地時更是如此。」
這搞不好也可以解釋日本為什麼接受西式思考很平順，因為也從語言和科學的研究開始，而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已
一是傳統裡醫生地位很低落，仕紳不願子弟從醫。
二是是當時中國改革是求國家富強、很功利性的目標。沒看到醫學對於富強的好處，因為醫學感覺只是救個人而已。直到滿洲鼠疫的才看出公衛和國家富強的關聯。
就是因為考慮到國籍的問題，清廷才會在滿洲鼠疫時急召伍連德提供協助。
也就是說，由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捍衛國家主權已蔚為風潮，強調公共衛生將有助於促成醫學領導權由外籍傳教士移轉到華人西醫師身上。」
有人知道美國公衛和醫學的疆界衝突是什麼嗎？
看起來是中國沒有公衛所以沒有衝突XD
蘭安生不是以追求醫學普及的目標做為起點，然後再試圖因應國家帶來的問題。相反地，他的起點就是國家。他將醫療置放入中國政府發展的脈絡之下來思考，從而主張「醫療照護」只是一系列「政府義務」的一項新的延伸而已，重要性僅次於警察與國民教育，而中國人知道這兩者屬於「政府義務」也才不過二十五年而已。⋯」
蘭安生對於美國的體系也不以為然，所以他敦促國民政府採行最先進的衛生政策，就是英國的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展出來的做法，尤其是英國於一九一九年設立的衛生部。 此衛生政策的目標在於創立「一個衛生部，從而最終能將包含預防與治癒在內的一切醫學事務完全納入國家控制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採用國家中心的邏輯並將醫療照顧當成政府的義務，「完全的國家控制」這樣激進的觀念竟會變成無庸置疑的結論，幾乎像是邏輯推導的必然結果。這就是所謂的公醫政策在中國的開端；在其創建者蘭安生眼中，正是為了實現公醫政策的宏大目標，所以需要設置獨立的衛生部。」
因為醫療照護是政府義務之一這個觀念，是來自蘭安生！仿效英國啊！
美國就沒有啊，認為醫療這塊主要是私人領域，才搞得醫療保險這麼昂貴啊！
哈哈哈哈哈
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後還是成立了衛生部XDDDD
是因為政治的需要、因人設事的關係！
國民黨主要的考量是拉攏馮玉祥，因此決定為他的人馬在內閣當中添加一個新部會。後來，在蘭安生與顏福慶的敦促下，馮玉祥的親信薛篤弼（一八九二-一九七三）向馮玉祥提議這個新增的部會應該是衛生部，而且應該由他擔任部長。u5於是，醫學專家劉瑞恆變成了衛生部副部長。
顯而易見，成立衛生部的構想與動力都不是來自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本就缺乏為了國民健康而長期努力的決心，所以一年後當衛生部不再有助於國民黨的政治結盟時，它便被降級為衛生署。」
XDDDD
「在二十世紀初期，國家經常被視為在中國提倡公共衛生的重大障礙，而不是解方。為了使讀者體會到以國家為解方這個政治策略所涉及的高度風險與不確定性，本章仔細追溯洛克斐勒基金會反轉其中國公共衛生政策的歷史過程。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反轉，是因為當國民政府在一九二八年終結軍閥割據並且全力投注於建立第一個現代中國國家時，蘭安生與他的中國同僚徹底轉化了建設公共衛生時所面對的巨大障礙，將其正面陳述為必須建立一套以國家為中心的醫療體系的原因，以及中國醫學進展的一個珍貴機會。公共衛生倡導者認定國家是他們一切艱鉅問題的終極解方，因此致力將他們極具開創性的公醫體制轉化為國民黨建國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從而同時推動雙重任務——建構國家和普及西醫。」
「這項策略對於中國現代醫療發展具有重要而且長遠的影響，原因是這麼一來，這個時期的醫界領袖幾乎全都成了公共衛生的倡議者。
這種特色與美國形成強烈對比，因為那時美國醫界對於公衛職務的興趣十分有限，於是，「公共衛生演變為一種多多少少自成一格的專業，任職人員包括生物學家、統計學家、工程師，以及其他具備特殊訓練的人士。」」
西醫師一方面是公共衛生的先驅，一方面成為國家的推動者（統治階層）。
而由於國家成為醫學史的主角，不僅未能藉由回家的力量解決「中醫問題」，反而讓中醫師也學會致力於醫學與國家的連結。
正所謂每個議題都是政治議題！醫學也是！
但我想後續遲早也會需要再改革的。
最近國會新聞就先跳過XD最近的國會新聞真是讓人天天想罵髒話但看了影響心情還是算了美國新聞也沒什麼好看的中西醫匯通派的創始人唐宗海，原來這個人很厲害耶，他是38歲就考中進士，卻跑去行醫的特例。所以他本質上是個士大夫，關心中國的命運，然後斜槓的中醫變成主業。1880年代成為四川名醫，遊歷江南和上海後對西醫產生興趣。1892年出版《中西匯通醫經精義》。名句：「西醫長於形跡，中醫長於氣化。」
作者認為，他說的氣化靈感來自蒸汽機，而非「傳統」的想法。
借助「氣」的新理解，他把解剖學的知識和圖像納入了中醫，從而改良中醫。
「但唐宗海還是主張揚棄所有的傳統中國臟腑圖，因為那些圖「與人身臟腑真形多不能合。」
在《醫經精義》簡短的敘裡，他評列了五種醫學圖像：
（一）中國臟腑圖；
（二）摘自《醫林改錯》的圖像——該書出版於一八三〇年，作者是以批評中醫而知名的王清任（一七六八-一八三一）；
（三）西方解剖圖，例如收錄於蘇格蘭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在一八五一年所著的《全體新論》（Treatise onPhysiology）當中的那些圖像；
（四）傳統經脈圖；以及
（五）兩張他自己繪製的圖像。
因此，對於唐宗海來說，匯通中西醫的核心工作就在於找出適切的方法來協調統整這些圖像，方法包括予以保存或捨棄若干圖像、添加或刪減其中的內容、將圖像重組結合，乃至創造全新的圖像。」
「由現代生物醫學的角度看來，中醫的經脈概念顯得混亂而難以理解，把血管、神經與內分泌系統全部混在一起，而且還包括其他許多在科學身體觀中沒有對應組織的概念。
用滿晰駁（Manfred Porkert）的話來說（寫於一九八〇年代），經脈的概念應該翻譯為「脈徑」（arterial pathways），因為在中文裡，「經」的意思即是「路線」或「路徑」，「脈」的意思則是「脈搏」與「動脈」。根據他的說法，經脈「被視為是各種生理能量傳遞的管道，〔但〕這些管道純粹是理論上的建構」
⋯許多中醫歷史文獻卻顯示經脈系統包含相當近似於血管的物質實體。由於經脈的路徑確實在若干地方與血管的網絡相似，無怪乎王清任主張經脈所描述的就是血管，只不過呈現得粗陋又不正確。」
余嚴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曾經留學日本學西醫。1917年發表《靈素商兌》，「發《靈樞》、《素問》之謬誤也」——而《靈樞》與《素問》即是中國最古老的醫經《黃帝內經》現存的兩個部分。
根據現代解剖學與生理學，余巖系統性地駁斥了中醫的每一項根本概念：陰陽、五行、五臟六腑，還有十二經脈。
既然這些理論都是謬誤，那中醫到底靠什麼治病呢？
他提出的四種答案：
1. 中藥
2. 傳統醫師的用藥經驗
3. 病患本來就會自行痊癒
4. 心理效果（安慰劑效應）
所以他主張把中醫經驗和理論分開，也就是後來中共視他為存藥廢醫的原因。
所以他認為宋朝以後開始添加的是揣測性的理論，還不如研究之前的方劑。
不知道後來這個部分是怎麼解決的。
「對於唐宗海而言，這兩種概念之所以不同，是因為經脈概念所涵蓋的不只是血管。唐宗海從來不曾否認經脈包含血管在內，或者至少是部分的血管。
恰成對比地，俞鑑泉認為經脈完全不包含血管，而是經氣所巡行的路徑，代表了另一套全然獨立的不同系統。在余嚴以物質主義的論點相逼之下，俞鑑泉回應的方式是去創造另一個空間——一個與現代解剖學的物質世界全然遠離無涉的空間。」
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現代藥理學，已經拋棄了傳統本草學的根源。
作者認為余嚴對於中藥科學化研究，可能是因為日本教育的背景。日本是除了歐美外，唯一仍然執著於對傳統藥學進行研究，歐美都沒有興趣。
中藥研究
25歲的陳克恢在一九二四年發表麻黃素研究，為中藥研究提供了典範性的案例，更促成中國現代藥理學從「負面階段」推進到「正面階段」：研究目標從瞭解藥草的藥理機制，轉變為開發有效的、新的藥物。」
此後即便是中醫的激烈批評者也開始主張中藥和中醫十分不同，值得受到認真的科學研究。
章太炎和余嚴認可經驗的傳統，致力於提升《傷寒論》為經典。
一方面是章太炎的反理學的漢學傳統，另一方則是日本古方派建立了奠基於《傷寒論》的獨立中醫傳統，將它視為獨立於《黃帝內經》之外的臨床實踐著作。
「如同艾爾曼指出的，古方派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一個大潮流的一環：德川學者致力於「把古典學問與古代醫學和中國脫鉤，而將其變成日本的。」」
總之，我覺得就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近代歷史各方面都繞不開的課題！
1890年代唐宗海是最早比對解剖圖希望中西醫融合，在西醫解剖圖上找到中醫的理論基礎，並且融合。
但1917年余巖則是作為同時接受過中西醫訓練的人，一一駁斥了所有理論，然後把中醫分為理論、中藥、經驗三分化。
而1920年代的中醫如俞鑑泉駁斥余巖的觀點又沒辦法在西醫的解剖學基礎上自圓其說，於是就另外弄了一套「氣」的無形理論，另開戰場。
另外還有中藥研究，出了麻黃素研究。
以及日本的漢方傳統，摒棄了《黃帝內經》的理論，而以《傷寒論》為尊。所以走日本漢方研究就可以顯得很現代化！
許多西方觀察家直到1970年代（甚至是現代）都還認為對於中藥（傳統本草研究）的高度評價，是民族主義的表現。
「最後，為了支持我對俞鑑泉的論點所採取的解讀，我要指出這一點：在他的觀點當中，血液不是在經脈裡循環，經氣才是。由於這種前所未有的把氣與血分為兩種不同系統的觀念，俞鑑泉因此必須解釋氣如何對血造成影響，也就是《內經》裡經常提及的現象。根據他的解讀，經脈不包含血脈，而血脈則是與西方的血管系統相當或甚至一模一樣。不過，在經脈裡循環的經氣還是可以對血造成影響，因為血在身體裡無所不在，不只存在於血管裡。為了支持這項論點，俞鑑泉舉了一個日常現象為例。我們如果捏皮膚，血就會從那一點湧出，儘管那一點並沒有連結於任何已知的血管。關於歷史上氣與血究竟是否曾被是為各自獨立循環，」
「80面對生物醫學普及全球的現象，許多本土醫學實踐—例如日本漢醫、阿育吠陀醫學與土耳其醫學—都開始以類似的方式把自己描述為以經驗為中心的醫學。鑒於這些歷史發展，把中醫描述為奠基在經驗之上的說法絕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相反地，它源於流傳世界各地的現代性分裂-科學的西醫與經驗性的非西方醫學。」
「英文當中的nation與state這兩個概念，在中文通常都可由「國家」一詞翻譯。
因此，一旦把「國」這個形容詞放在「醫」這個名詞前面，我們無從確知其意是指「民族的醫學」（亦即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還是「國家的醫學」。中文以同一個詞語代表「民族」與「國家」這兩種概念的做法，可能有歷史上的根源：國家建構與民族建構在歐洲是兩項獨立的歷史進程，但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卻結合為單一個歷史進程。
說得更精確一點，如同杜贊奇指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打造國家的努力是建立在民族主義以及相關現代化觀念的架構之內的」。」
總之，1929/3/17，中醫藥業者組織為一個團體，是國民黨終結軍閥以來最大的群眾運動，訴諸文化民族主義以及國貨運動。
而且他們不想被叫做中醫，要叫國醫。提出了國藥、國醫，還訂了國醫節。
「雖然在一般人的記憶裡，國醫運動是源於回應國民政府「廢止中醫」案的威脅，但其實這項運動既不是一個消極性的抵抗運動，也不是一個以保存傳統為目標的保守性運動。相較於抗拒國家，這個運動更關切的是在中醫與國民黨國家之間創造出緊密的結盟，是以發展出將中醫提升為「國醫」的願景。如同他們為了把中醫學校納入國家教育體系而從事的努力所顯示的，他們致力追求國家所創造並且認可的新式職業權益，包括專業執照、教育制度，以及與醫學行政有關的權力。」
廢止中醫運動根本就只有余巖的個人提案嘛，然後本來廢止中醫被修改為中醫登記制，317抗議完就沒有了。
現在看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國民黨政府的一個考量也有道理：當時大部分地方根本沒西醫，不給中醫執業就沒醫藥系統了。
第一，身為唯一一個在名稱裡納入這個關鍵詞語的機構，國醫館強化了國醫的願景，指明運動的目的就在於促使中醫與現代國家共存共榮。
第二，由於國民黨政府要求國醫館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這個目標迫使中醫師必須正面面對五四運動所標舉的科學。
第三，由於政府終究在一九三〇年下令解散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國醫館因此成為中醫第一個全國聯盟的正式繼承者。於是，國醫館承繼了總聯合會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國醫運動所有參與團體的結盟，以及創造一個全國統一的中醫專業。
第四，國醫館館長向他的同業提出警告，指稱他們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發展出「政治眼光」，以便為中醫創造類似西醫與國家的結盟。
「62我考慮過把「國醫」譯為State Medicine而不是National Medicine，但後來因為兩個理由而決定不這麼做。第一，國醫倡導者確實企圖把國醫與文化民族主義連結起來，儘管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要讓中醫成為新興國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在本書後半段分析了公醫的興起—這是現代醫療體系的一項重要願景，而State Medicine是公醫倡導者在他們的正式英文出版品當中使用的詞語，因此我決定在現代醫療的脈絡中使用State Medicine一詞。為了避免以State Medicine| 詞指涉兩項歷史運動而造成混淆，我決定把國醫英譯為National Medicine，但只要一有機會就盡力提醒讀者不該把國醫運動等同於或是簡化為文化民族主義運動。」
第六章
其實這講了當時還沒有中西醫，到底中醫、西醫，包含什麼、排除了什麼，是一個還在成形的過程。
1930年代上海的保健服務中包含了許多宗教性的、乃至巫術性的治療：祝巫、道院、某神術、乩壇、辰州符，以及祝由科。
有印度眼科！有賣膏藥的，推大車打針者（打914）、自稱新舊醫通⋯
當然有外國醫生，也有「舊醫」，舊醫裡面分派系，也有國醫館。
還有，這裡的西醫公會很自由，許多西醫都沒有執照也沒上過醫學校，會給病患開中藥方，而且還號稱是專治性病。
中醫師也會幫大家打針，像注射白喉與猩紅熱疫苗，甚至為了避免接觸女性皮膚，隔著衣服注射（！）
1930年代，要給中醫「科學化」變成共同的立場。然後就要下定義，像是陰陽、氣血、風寒、暑濕等，要把人體和這些中醫概念連在一起，但很困難，於是怪罪中醫理論。
「中醫師在自己使用的詞彙和指涉的對象之間，創造出巨大的距離感。於是，他們經歷到一種極為怪異而且令人驚恐的感覺，傳承千年的傳統醫學概念突然間竟失去了指涉對象。更糟的是，由於中醫術語重新對應至新指涉對象的過程，勢必會受到現代科學與生物醫學的概念所中介以及阻礙，因此從這時開始——至少在激進改革者的眼裡 ——中醫最根本的概念就都變成密碼，必須等待科學家來解辦。」
真的耶，超難理解的！
「早在清代，針灸在中醫的地位就持續遭到邊緣化，因為中國人愈來愈厭惡侵入式治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名醫徐靈胎（一六九三-一七七一）更公開埋怨自己找不到精通針灸的人來教導他這種醫術。直到民國時期受到日本啟發性的影響後，中醫師們才開始高舉針灸。」
承淡安（1899-1957）在1932年推出四色掛圖，描繪針灸經穴與解剖結構的相對位置。
「相對於復興針灸的努力，中醫師對於祝由（龐京周圖表當中的（14），圖六•二）的態度則極為戒慎，雖然這種驅邪的做法自從隋代（公元前六八一年）以來就是國家醫學的考試科目。
即便祝由的確切意義至今仍尚無定論，但基本上是指一種不採用草藥與針灸的治療方式。
祝由曾被視為一種巫術，但在十八世紀時部分儒醫將其重新詮釋為一種情緒障礙的療法。
儘管如此，在醫學圈之外，祝由卻仍被視為一種與辰州這個地名緊密連結的驅邪方式，所以龐京周在他的圖表裡才會把「辰州符」（18〕放在「祝由」的正下方。
為了和這些帶有巫術與宗教色彩的做法劃清界線，幾乎沒有任何中醫改革者想要復興祝由。最顯著的例外是陳果夫，他一再倡議將祝由視為新近引入的心理治療。」
一旦將「科學」理解為一種具有高度同質性的單一實體，它的動詞型態便很自然地意味著「被科學化」的對象會在過程中分離解體。容我稍加闡釋，「科學化」一詞意味著透過一套嚴謹的程序將對象分割成碎片，然後再選擇性地將部分元素收納入一個新的同質性實體之中。這就是為什麼在中醫科學化論戰中，雖然表面看來論戰的重點應當是這項方案的可能性，但真正辯論時的主題卻是改革中醫的正確程序。」
這一章讀起來有點辛苦。大概是因為我本來就不知道辯證論治是什麼XD
如同醫學史學家沃博伊斯（MichaelWorboys）指出的：「細菌學說與後來的細菌學，都被視為是促成西醫疾病概念大轉變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從藉由症狀來界定疾病轉為依據過程與肇因來界定。」」
「正是為了保存中醫的療法，改革派的中醫師才會覺得有必要釐清「證」的概念，因為傳統用法並未明白區分疾病、症狀與證候。強調「證」的新概念當然是有歷史根源的，最明顯的就是《傷寒論》。」
例：「小胡柴湯證」—意思是該病症可以用小胡柴湯來治療。
「這種證的概念以及對於療法的強調，相當接近於「辨證論治」—幾乎每一本傳統中醫的現代教科書都以這句話解釋診斷與療法之間的直接關係。但如同蔣熙德所記錄的，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之後，人們才開始用這句話來描述中醫臨床實踐的本質。」
基於此觀點，真實與否的判準不是「再現」外在的實在界，而是「介入」與改變當下的世界。隨著辨證論治的發展，中西醫之爭的重點也發生重大轉移，由哪種醫學比較能夠如實地再現實在界，轉變為哪種醫學能夠為治療當下的病症提供比較有用的工具。
這兩種競爭型態的差別極為巨大，因為後者使中西醫間不再必然是一個零和賽局。」
辨證論治並不是中醫自古以來就有的決定性特徵。恰恰相反，這個觀念興起於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之中，並受到以下四項歷史發展的形塑。
第一，西醫本體論的疾病概念—尤其是疾病有具體特定性的病因概念——為中醫帶來巨大的威脅；
第二，在日本啟發下，中醫發展出一個策略，強調中醫治療的實效，而避免與西醫支持者進行本體論的辯論；
第三，在政治層面，中醫師需要將法定傳染病（由細菌學說定義）納入中醫學說；
第四，在實質效益層面，把預防、消毒、控制與治療傳染病的生物醫學納入中醫，臨床上可以帶來很大的實效。
XDDD
辨證論治聽起來變得好高級！
直接走一個辯證（研究什麼可以治）論治（直接治）的概念⋯
還有相對於我們現在覺得中醫治慢性病有效，當時中醫是被認為長處是治急症。
本來最大的問題是，中醫的理論在生物學上無法找到基礎，所以被切的一片片，只留中藥和經驗法則，還是去萃取個什麼像麻黃素之類的化學物質。
但這樣中醫欠缺理論基礎就不知道怎麼醫了啊，無法對症下藥。
現在就是還是照中醫理論來對症下藥，但就不管這個理論的生物學基礎是什麼，但反正照著這個理論做出來的治療方案（證）有效就好～
比方說，中醫判斷濕氣入體。
到底這句話怎麼回事，是什麼代謝有問題、還是水腫還是什麼就不要太計較；就一樣該怎麼抾濕怎麼抾濕，最後有效就好了。
至於改善了什麼造成的水腫，是糖尿病還是什麼，先不管——改善了就好。
基本上就是奎寧非常缺，瘧疾很嚴重，於是陳果夫就要求眾人照著中藥的藥方先做了再說。
這件事的難度主要是
1) 「常山」到底是什麼？有很多種常山，哪個是有藥性的？後來發現日本常山和雞骨常山不是同種生物，所以日本漢方派覺得常山應該不像古籍裡說的有抗瘧療效。
2) 倫理問題：還沒充分驗證就直接臨床使用，簡直就是五四三二一的人體實驗。
陳果夫說是用了千年的舊藥，不是新藥，所以沒有倫理問題。但還是受到批評。
作者在這以整個案例來彰顯中藥研究的特例性。
我個人覺得政治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還是很大啊！
但是有個很有趣的部分，雖然從常山裏找出了抗瘧的生物鹼成分，但因為副作用太大（嘔吐），所以最後含七分藥材的原方都還是必須一起使用，才不會有嘔吐的副作用。
1932-34陳志潛的定縣實驗：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社區醫療，也讓國民黨政府在1930年代晚期願意考慮政府負擔公醫的轉變（也因為共產黨競爭），以及1947納入憲法。
由於資源有限（沒錢、識字人口極低、沒有足夠的專業人員也無法負擔），他決定不能仰賴專業醫護人員，而使用三層金字塔結構：
縣：一間保健院（醫院+行政中心），治療和預防醫學的總部
區：保健所（全職專業人員）
村：保健員（全職農民），1960年代轉變為赤腳醫生。
由於村和村距離遙遠，一個區包含數十個村，村的最基本公衛單位就是保健員。
截至1937年，保健員協助全縣1/7的人口與3/4的新生兒接種了牛痘，而逃過了附近肆虐的天花大流行。
不過成效雖好，1937年日本打到北京，陳志潛逃去西南了，所以定縣實驗告終。
註132
「根據陳志潛的回憶，也許因為這些中醫執業者的職業抱負高過他在定縣招募的那些平民百姓，所以原來是中醫執業者的赤腳醫生不願只是擔任保健員，而自稱為「醫生」，即便真地沒穿鞋子。如同陳志潛堅決指出的：「我們的體系有一項基本原則，就是保健員絕不該扮演醫師的角色，也不能受到要求扮演這個角色。」（83）從他的觀點來看，這種發展是他原本的保健員概念所出現的一項極度不幸的轉變，因為這些赤腳醫生居然不顧自己所受的訓練之有限，而開始治療病患。見Chen, Medicine in Rural China, 130。」
以及中醫科學化、現代化和西醫共存共榮的可能想像。
我覺得中醫發展就是充滿政治的歷史啊！
這本書還蠻好讀的，學術書籍這樣好難得耶、很推薦！
不過這本編輯真的有讚啦！
我覺得教授的學術論文一般很難改到好入口，譯者應該也是超棒的👍
加上作者本人對於中文版的愛，願意花時間修訂，算是天時地利人和吧！
這篇文章本身就是很好的導讀，感覺和朱敬一的那篇蠻合適一起放進再版的，如果有再版機會的話。
那張圖果然是精華吧！哈哈哈哈哈哈
畢竟當時處於救亡圖存的狀態，不是文人之間來來回回單純哲學上的討論。所以他們應該沒有思考過存在主義，不過的確是在思考存在的意義。
https://www.ihp.sinica.edu.tw/...
還有這篇《女人要藥考》當歸的醫療文化史 https://www2.ihp.sinica.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