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是什麼？ - 吳密察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臺灣史是什麼？
吳密察/大家出版/出版日期： 2025/02/05
字數： 237,389
—本噗包含《第二部：分論》—
第6章日清戰爭與臺灣：從民主國到乙未保臺之役
第7章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的展開及其意義
第8章再思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央政治與同時期的朝鮮
第9章《民俗臺灣》的時代背景及其意義
第10章臺灣的脫殖民地化挫折及二二八事件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1-5章讀書噗 6-10章

06日清戰爭與臺灣：從民主國到乙未保臺之役
1995，「日清戰爭與東亞世界的愛容」國際研討會
寫作背景介紹：
「一九九四～九五年正好是日清戰爭的一百周年之期，因此當年捲入此戰爭的東亞幾個國家都有相關的學術研究活動。我所參加的首先是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舉辦的「日清戰爭一百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其次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七—十八日在東京召開的「日清戰爭與東亞世界的愛容」國際研討會。

我在這兩次研討會中，特別刻意突出在這場日本與清國之間關於朝鮮半島的爭端而引起的戰爭中，臺灣是被天外飛來之橫禍所波及的「代罪羔羊」。

我們臺灣之學者所關心的主題，不是一八九四年的日清衝突與戰爭，而是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

即使一八九五年，我也特別將「臺灣民主國」與民主國崩潰、唐景崧等人潛逃落跑之後臺灣人的抵抗，清楚地區隔開來。依我來看，「臺灣民主國」只是清國已經在國際條約上將臺灣割讓出去之後，一些清國官僚想要引進列強介入干涉的一種投機性作為。

而且當西洋列強無意插手，日本接收的軍隊又已經來到之後，這些清國官僚就丟下臺灣走了。接下來的，就只能靠不能一走了之的在地臺灣人，用自己的辦法面對了（我特別持續地用「乙未之役」這個詞，來指稱這個臺灣人的保衛鄉土戰爭）。

另外，相對於唐景崧的早早潛逃，劉永福被認為抗戰到最後。所以，我也特立一節檢視到底劉永福是否真的是堅持抵抗。

我這種照理來說應該是合乎情理、不難理解的歷史詮釋，後來卻成了中國歷史學者所必欲撻伐的歷史詮釋，因為從中國學者來看，我的歷史詮釋完全不符合中國學術界的「政治正確」：（1）「臺灣民主國」怎麼會是投機性的外交設計呢？（2）清國官僚怎麼沒有真正要與臺灣共存亡呢？（3）怎麼將臺灣人民的浴血抵抗與中國明顯地區隔開來呢？」

——
是真的看完這一章，完全同意吳教授說的耶。

第六章好好的考據了一番當時台灣民主國和劉永福，結論是張之洞在後面搞小動作，但叫唐景崧他們表現出堅決抵抗的樣子，看能不能讓臺灣問題變成國際問題，成爲三國干涉還遼+1，可惜列強對台灣沒興趣，大家叫日本吐出遼就已經很不錯了。

一般讀到的是台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十天跑了。丘逢甲、林朝棟（霧峰林家）還沒開打就跑了。然後中部有一些地方頭人努力打了一陣子，讓劉永福到十月都還沒打（但他也不派救兵救他們），但劉永福真正打的時間不過十天就跑了。

張之洞就是一邊不想要把台灣交出去，但又一邊沒辦法因為清國沒辦法和日本打，所以就是打著開放台灣讓西洋諸國干涉，讓台灣變成一個國際問題（如三國干涉還遼的概念）。

後來研究有發現必須是要讓台灣人民表現出居民的意志、才有讓其他國家干預的可能。

所以前面就和唐景崧說叫他辦法，六月有和劉永福說，會有救兵（西洋諸國）。

但劉永福那封密信拿到的時候，局勢已經不一樣了，唐景崧丘逢甲林朝棟都已經跑了。

總之劉永福應該是按兵不動要等外國勢力的援兵，但後來發現沒有援兵，大家都沒興趣為臺灣和日本喬來喬去，於是劉永福和他兒子也跑了。

「劉永福此時最苦惱的是籌集軍需，因此六月初旬受命來臺激勵臺灣抗日軍的易順鼎，抵臺後立即銜劉永福之命回清國內地奔走求援。易順鼎留下來的《魂南記》及《盾墨拾遺》，是此時期最重要的史料。5根據此二冊日記風格的記錄，易順鼎於七月回到華中各地請求援助時，情況已遠遠不是劉永福所預期的樂觀了，甚至可說已經完全絕望了。

此時，清國政府唯恐臺灣的抗戰將破壞已經締和的清日關係，因此下令禁止
各地高官支援臺灣。張之洞也向易順鼎表達不能介入臺灣之事的態度：

此時實無救臺法；劉〔永福〕當奮力自為，不必拘文牽義。臺灣已非中國地，劉若能割據此土為中國作屏藩，勝於倭人萬倍。至餉械垂盡，則唯有用「草船借箭」之法，果能得手，敵之餉械皆我之餉械也。劉固為奇男子，成則為鄭延平，不成則為田橫耳。」

6月叫他要守住的密函：

「唐景崧潛逃之初，臺南地方士紳曾籲請劉永福出來領導，但劉永福並不積極。不過當他於六月二十一日接到如下一封「密函」之後，態度便轉趨積極了。
位駐廈辦理臺灣轉運局務，前委臺灣府知府蔡嘉穀為遵電轉呈事。現奉上海轉運局賴道鶴年轉奉江督憲張轉准駐俄許公使電開，「俄國已認臺自主，問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兩月否？」似此外援已結，速宜將此事遍諭軍民。死守勿去，不本日救兵即至。仰即派人將此電告知劉幫辦並中路林、邱、吳三統領遵照等因。奉此，合即鈔電轉呈。為此備具網文，密縫衣內，派差弁五品軍功林延煇齎送前來，申乞憲臺察奪！並乞將五月十二日以後至近日全臺軍情戰狀詳賜覆文，以憑轉電南洋大臣酌奪。望切！盼切！須至申者。

仔細閱讀這封密函便會發現，信中對於時局的掌握並不正確，例如並不知林朝棟、丘逢甲當時都已離臺內波了。但此密函對劉永福，卻另有意義。劉永福似乎相當看重信中「外援已結」、「不曰救兵即至」等字眼，所以六月二九日劉永福在臺南白龍庵與臺南士紳歃血同盟，誓言「萬死不辭」、「縱使片土之剩，一線之延，亦應保全，不令倭得」。53也就是說，劉永福相信將會有西洋諸國之救援，因而堅定了他「固守」的意志。當時，參加白龍庵盟約典禮的易順鼎說：
「劉（永福）見俄國認臺自主，湘帥（張之洞）又許發救兵，志氣益壯」。」

「割臺以後臺灣人之立場及抵抗，洪棄生在《瀛海偕亡記》有如下的描述：

『自和約換，敵軍來，臺灣沈沈無聲，天下皆以蕞爾一島，俯首帖耳，屈服外國淫威之下矣。而烏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軍、民軍血戰者六閱月，提督劉永福再去，民眾、土匪血戰者五越年，糜無盡英毅之軀於砲火刀戚之中而無名無功。此吾人所當汲汲表曝者也。』

充分表白了洪棄生所汲汲於將「歷史」寫下來的心情。

洪棄生的心情充滿了悔恨與不平，因此「孰戰，孰不戰而走」就成了他「必欲表曝」的主題。」

「這樣的動機，也見於思痛子。思痛子《臺海思慟錄》在自序中云：

當日者，倭釁初開，臺之文武官吏不為不多矣。

其間部署之疎密，用人之得失，兵力之厚薄，餉糈之盈絀，有知難而退者，

有誓同臺地存亡而置百萬生靈於不顧者（這個應該講的是唐景崧），

有夙負威名而一籌莫展，樹白旗以降者（我想是說劉永福），

或縻帑十餘萬僅報一軍之成焉（這是丘逢甲，收了錢但沒招到足夠的兵，大家說他帶著錢跑去大陸了）

或甫與交綏而佯敗遠遁焉，或心存規避而沿途延緩焉，或籍口割臺而私倖內渡焉（許多台灣仕紳）。

（下面這些是將領或當地頭人）

孰為勇敢殺賊而軍中威怖如許癡虎之奮不顧身？

孰為自擁雄兵而劃界分疆如賀蘭進明之坐覼成敗？

孰為餉援俱絕而抵死拒戰如張睢陽之困守孤城？ 其見敵輒靡也則如彼，其有進無退也則如此。」

總之，張之洞的意思是反正劉永福如果守住台灣當一個擁兵自重的藩屬也比給了日本好。但劉永福本來就是要交接給日本的，回大陸就好好的，幹嘛要自立為王。

但是抗日死掉了的人都沒被當作抗日英雄紀念，反而我小時候讀的都是跑了的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和十天的台灣民主國，被當作抗日代表⋯

當時的人超怒，憤而寫史是怕以後的人忘記誰才是真正的英雄，或是顛倒是非頌揚了拋棄台灣的人。

（不過感覺好像還是發生了？）

07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的展開及其意義

2013，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工作坊演講
2017，增修補充後刊載於《師大臺灣史學報》

殖民政府的土地調查，是掠奪土地的陰謀嗎？原本處於前近代社會的臺灣，是如何應對殖民政府推動的、近代式的、個人主義式的土地所有制？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以來經過七年的時間，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進行了臺灣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土地調查，透過實際的大地測量理解了臺灣之地形、建立了精確的地籍，確認了土地的官有、民有之區分，並趁此機會導入近代式土地所有權，大幅增加經常性的土地稅收入。

這對於殖民政府之殖民地統治，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如果從臺灣土地制度史發展的面向來理解土地調查事業，則更有特別的革命性意義。」

要講辜顯榮了！

「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四月，曾經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六月日本殖民政府前來接收臺灣時，挺身而出積極表態歡迎的商人辜顯榮，向殖民政府申請以兩年開墾成功為條件，要求彰化廳「豫約賣渡」馬芝堡牛埔厝八十三、四三甲的官有原野。53

所謂「豫約賣渡」是政府釋出官有財產賣給民間的一種制度，民間可以承諾以一定期間為開墾成功之條件，向政府申請無償租借土地，期約屆滿而且被認為達到當初之承諾時，政府則將官有土地賣出給民間申請者。

此案的結果是在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總督府認為當初辜顯榮承諾之條件已經達成，而以一百一十八，八圓（每甲一．四六七圓）的代價，將開墾成功的八十.九八四二甲土地賣給辜顯榮。58」

這比清政府的條件好，因爲清政府只給予開墾者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然後他這塊地其實被水淹過拋荒，再把它整理回來而已

然後還有一些零碎地，不符合土地清查的民地，可能是也透過這種方式確認歸屬。

總之：

「土地調查事業的結果，確認了土地這種重要的生產材料的座落、面積、所有權人，並使其權利關係明確化，的確有助於日本之資本在臺灣進行土地交易與投資，為臺灣成為日本之投資殖民地做好制度上的準備。矢內原關心的問題是日本資本如何在殖民地臺灣達成壟斷性的局面，以及總督府在此過程中扮演了如何的角色（他曾經說殖民政府是日本資本在臺灣達成壟斷的「產婆」），69因此他在評價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時，自然會特別強調在確立土地產權移轉之制度性保障上的意義。」

所以如果對照之前的《制度基因》對於產權的重視和討論，將其視為重要的制度基因，臺灣其實在這一點上比中國多了將近50年的產權意識。

並且日本殖民政府調查的時候從寬認定，因此少有抵抗。相當順利地完成了。

08再思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央政治與同時期的朝鮮

2017，本文原收錄於黃煌雄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遠足文化，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常被稱為抗日運動。但如果是抗日運動，為何能公然舉行，還連續舉行十五回？檢視同時期日本中央政治的變化，並且和朝鮮的議會請願運動比較，將揭示更完整的故事。

「註1一九八〇年代作者留學日本期間，來自韓國的留學生同學就曾質疑：為何臺灣留學生，總是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成殖民地時代臺灣人的抗日運動來解釋？韓國留學生甚至表示：韓國的殖民地時代史的敘述，總是將日本殖民地時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成「親日」運動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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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開始看第八章就看到這個註解，覺得很有趣

「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前後十四年間持續進行的臺灣會設置請願運動，一直被認為是日本殖民地時代臺灣人所推動最具代表性的「非武裝抗日運動」。

但是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先驗地定性為「抗日」運動，應該是戰後從脫殖民地主義的後設觀點所做的評價，它在戰前的殖民地情境下應該不是直接以「抗日」的形式展開的。⋯

如果從比較嚴格的定義來檢視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論其所採取的行動策略、所提出的目標訴求，或者將之與同時代日本帝國之其他殖民地相互比較，這種議會遊說、請願運動，即使可以從中找到殖民地人民的「抵抗」意蘊，卻也可以看到其中具有承認殖民體制而在此前提下與殖民政府「協商」的性質。」

「因此，美國學者葛超智（George Kerr）將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的這類運動說成是「合法革命（licensed revolution）」和「自治運動（home rule movement）」。2這種將日本殖民地下臺灣人的努力，定位為殖民地的被統治者向殖民統治者展開的合法政治運動，即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所展開的拮抗交手與協商妥協，應該是將這些事蹟放回其時空脈絡進行討論的起點。」

「英國⋯甚至被譽為「日不落帝國」，但也同時不斷調整其廣域帝國的制度架構，甚至有人（例如，以後影響列寧之帝國主義論，也對矢內原忠雄具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者霍布生〔John A. Hobson〕）質疑維持如此龐大的海外領土是否明智，而主張「小英國主義」。

英國政府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以後，也陸續讓幾個重要殖民地，如紐西蘭（一八五二）、加拿大（一八九七）、澳大利亞（一九〇一）、南非殖民地（一九一〇）、愛爾蘭（一九二二） 成立自治政府。也就是說，大英帝國陸續地將其殖民地（colony）轉換成自治領（dominion）。 一九一八年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更造成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解體，原帝國內的各民族陸續獨立成為民族國家。

因此，日本領有臺灣的同時，也正是傳統的殖民帝國正在重新編組、轉型的時代。」

「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陸續成為自治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獨立風潮，當然對於明治維新之後積極取法西洋的日本有所影響。例如，取範於英國之《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的《東洋經濟新報（周刊）》（一八九五年創刊），於一九一〇年代在植松考昭、三浦銕太郎、石橋湛山的主導下，也開始批評日本政府的臺灣、朝鮮殖民地統治政策，甚至提倡「小日本主義」，主張應該放棄殖民地。」

「《東洋經濟新報》這種輿論界之殖民地放棄論，固然是一九一〇年代相對激進的主張，但大正年間，原本也就有比較開放的時代氣氛，故被稱為「大正民主時代」。

即使在學院裡的殖民學學門，學者也大都認為日本政府之殖民地統治政策已經落伍於時代潮流，而多有批判者。例如，當時在學院中講授殖民學的山本美越乃（京都大學）、永井柳太郎（早稻田大學）、泉哲（明治大學）等人，都認為新時代之殖民地統治應該採取自治主義。66而且，後來臺灣人展開自治運動時，這些殖民學者也都成為支持者。

當然，這些相對「開明」的殖民學者當中與臺灣人之運動關係最深的，還應該有一九二三年從歐洲留學回國的東京大學新銳教授矢內原忠雄。」

——
其實我和日本超不熟的，日本大正時期的內閣制怎麼會變成軍政府這件事我一直沒搞得很清楚⋯⋯

大正時期的立憲/內閣—軍國主義，文人派和軍人的衝突到底怎麼回事，怎麼會劇情急轉直下搞到最後要叫大家全員玉碎⋯

當然《二戰》是用地緣政治衝突、新殖民帝國要更大的空間來解釋。雖然有稍微提到文人和武人的不合，但著墨不多。

朝鮮的三一運動：

「一九一九年三月，朝鮮爆發了「獨立萬歲運動」。這是朝鮮之基督教、天道教、佛教的三十三位領導人，趁著將於三月三日舉辦大韓帝國高宗皇帝（李王）喪禮的時機，公開在首爾的公園宣讀「獨立宣言」。三十三位領導人雖被逮捕，但隨即引出廣大的學生、市民上街遊行高喊「獨立萬歲」，這種街頭運動立刻擴展到朝鮮半島各地。據統計，從三月到五月間，共出現一千五百四十二次街頭示威，參加人數高達兩百零五萬人。
朝鮮全民族爆發如此大規模的政治抗議事件，當然對於日本統治者衝擊甚大。日本內地也立刻出現檢討事件原因的輿論，尤其是吉野作造、石橋湛山等自由派人士更將批評的矛頭指向總督府向來的惡政，主張應該改善朝鮮人的待遇，廢除武官總督制。政府方面則必須儘早弭平動亂恢復治安，同時也必須檢討動亂的原因，並收拾善後。」

感覺文人和武官的衝突也因爲朝鮮殖民地發生？因爲這件事讓文人可以插手本來完全是武官掌控的朝鮮和台灣。

09《民俗臺灣》的時代背景及其意義
初稿2000，2002、2003、2008各有版本發表

《民俗臺灣》一向被視為發揚「臺灣文化」的重要刊物，但當時刊物同仁的座談會，卻提倡在大東亞國策下研究各地民俗？《民俗臺灣》中看似配合當局政治宣傳的言論，是應付或者真心？唯有仔細分析史料方能公允回答。

「川村湊認為柳田國男所構想的「大東亞共榮圈」內部的各個民俗學（即各地之民俗學），扮演的是支持「日本民俗學」之手足的角色，它們並沒有自立的「頭」，如果不懷好意地解讀柳田國男的談話，可以說柳田國男所期待的是這些民俗學之輔助性的角色，卻不將日本民俗學所具有的對日本來說用以建立自己之自我確認、自我覺醒的意義，相對地賦予臺灣人、朝鮮人、滿洲人。這些地區民俗學之目的只是被用來測度「他們〔的民俗〕與我們日本人的（民俗）相距多少？」，而不具有從比較民俗學的立場將日本民俗學相對化的視野。

也就是說，川村湊透過座談會出現的「大東亞民俗學」這個詞為線索，以批判性的反省立場，回顧了戰前日本人在朝鮮、臺灣、南洋群島、滿洲等地所進行的民俗學記錄調查，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個可以稱為民俗學的「大東亞共榮圈」。 川村湊的這種看法可以說屬於近年來一連串批判性地檢討柳田民俗學的流亞，它也反映近年反省戰前學術調查之殖民主義成分的流行風潮。

川村湊的批判性立場與分析脈絡，使他特別強調此雜誌中所表現的異國情調趣味與殖民主義色彩。」

「國分直一的反論有三個重點：（1）關於《民俗臺灣》的指導者金關丈夫；（2）《民俗臺灣》的雜誌性格，（3）戰後臺灣人的《民俗臺灣》評價。

國分直一引用戰後臺灣人對金關丈夫的尊重及金關丈夫的學問傳承與國際學界交遊，來證明金關丈夫絕對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國分直一辯明《民俗臺灣》的同仁們是眼見臺灣舊慣風俗即將消滅而起了記錄、調查臺灣民俗的念頭，《民俗臺灣》絕非陷溺於異國情調和殖民主義的雜誌，尤其戰後臺灣人對於金關丈夫及《民俗臺灣》所給予的高度評價，更說明了戰前的《民俗臺灣》運動是沒有民族偏見的。

國分直一的說法，與當年的《民俗臺灣》關係者（不論是臺灣人或日本人）在戰後的回顧談，甚至於一般戰後臺灣史的著作中所記述的《民俗臺灣》形象，乃至近年來臺灣關於《民俗臺灣》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這篇文章在研究這兩個觀點之於《民俗臺灣》，孰是孰非。就結論來說應該都對吧！

10臺灣的脫殖民地化挫折及二二八事件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日本岩波書店企劃出版《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 植民地》，參與企劃的若林正丈教授特別邀請我寫臺灣的脫殖民地化問題，並希望我可以趁機介紹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件。我認為這是向日本學術界介紹這個臺灣歷史上慘劇的絕佳機會，因此雖然那個時候關於二二八事件，我只寫過〈蔣渭川與二二八事件（初探）>（本書第十七章），而且當時幾乎無法使用政府檔案，但是我還是勉力為之。」

當臺灣不是以「獨立」、「解放」這樣的字眼，而是用「光復」（重新領有）來說明戰後的脫殖民地化時，原點便已被決定了。臺灣人未加深思地以「同是漢民族」這樣的血統論復歸中國，但「光復」與真正脫殖民地化的「獨立」、「解放」，完全是相對立的。

看完第十章好令人感慨啊。

固然比起後續已經可以使用政府檔案的研究，這一章學術性上也許沒有那麼完整全面，但是在各種已經流通的回憶錄、報刊、雜誌等材料重建的台灣政治、社會氛圍，覺得還是很令人難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