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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 許成鋼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許成鋼/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日期2024/11/13
字數: 399,489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09晚清憲政改革與共和革命的失敗
10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立
11建立共產極權主義政權:從中華蘇維埃到人民共和國
12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
13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衰:後毛時代的改革及其終結
14結論

1-8章閱讀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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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晚清憲政改革與共和革命的失敗
「在長期閉關自守的帝國裡,從皇帝到官僚以至讀書人,都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對突然出現的貿易大發展、英國建立憲政,以及從此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渾然不知。為解決禁煙、了解英國,林則徐組織了翻譯文獻的工作,而這竟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早系統性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文獻。

影響最大的是其節譯英國的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1834)的《四洲志》,書中描述了英國的「巴厘滿」衙門(parliament,議會),讓中國人首次知道在這種制度中,重大國事「必由巴厘滿議允。國王行事有失,將承行之人交巴厘滿議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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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江總督幕僚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編纂的《海國圖志》於1842年出版,進一步描述歐美議會制度的權力、運作以及對君權和政府行政權力的限制。

1848年,閩浙總督徐繼畬出版《瀛寰志略》,比《四洲志》和《海國圖志》更清楚地說明英美及歐洲憲政制度的設置。他含蓄地指出西方強於中國在制度,而不僅是兵器和科技。但徐繼畬很快因政見而被罷官,該書被禁。

由於那時中國人對於憲政相關的知識沒有需求,因此上述這些文獻在出版三、四十年後才透過康有為、梁啟超等產生影響,幫助改革者學習了解憲政的常識和推動憲政。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海國圖志》及《瀛寰志略》傳到日本,對推動日本明治維新起到重要作用。」

——
所以日本明治維新竟然一開始看的還是中文翻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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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的譯著《天演論》名義上是赫習黎《進化與道德》(Evolution andEthics, 1893)的中譯本,實際上部分是翻譯,部分是他自己的創作,其中混合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赫黎和嚴復自己的見解。在著手翻譯《天演論》之前很久,嚴復就知道斯賓塞創造的社會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宣揚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嚴復選擇以赫黎的《進化與道德》為基礎。他以翻譯《進化與道德》的前半部為主,加上自己的評論和著述,以及透過批判赫胥黎,宣揚他所認同的社會進化論。《天演論》是否準確表達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天演論》對中國思想界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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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推動的所謂自強和國富,實質上是民族主義思潮。後來膨脹的反滿思潮,其內涵更是種族主義。而反滿實際上是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力量的宣傳鼓動。在此背景下,含有內在種族主義元素的社會進化論,剛傳入中國其影響就一發不可收拾。儘管絕大多數相信社會進化論精神的中國人並不知道社會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些名詞,甚至也不知道嚴復以及《天演論》,但社會進化論的精神從清末起就已在中國歷次革命中變得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歷經一百多年後,儘管中國早已是共產黨統治的制度,這種精神在中國人心裡依然存在,而且越發強烈。」

他花了一大段在講這部分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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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梁啟超及胡適都是既反對革命,更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家。以他們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把憲政理解為民族優勝,為進化到更高階段所需要的工具。因此,憲政論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遠遠不及社會進化論。而社會進化論卻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理論進入中國奠定了基礎。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深受嚴復和梁啟超的影響,早在中學時就閱讀過剛出版的《天演論》。他認為現代文明的三大特徵是生物進化主義、人權說和社會主義,並把一切都納入到生存鬥爭的社會進化軌道中。李大釗同樣深受《天演論》影響,把「進化」作為普遍原理,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競爭史」只是社會進化的一個階段。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更把進化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蔡的好友毛澤東也深受《天演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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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平天國(本章後續)到辛亥革命的幾十年歷史顯示,大清帝國的崩潰主要產生於其自身。但是帝國瓦解後,帝制遺留的制度基因仍然在中國的制度演變中起重要作用。在帝國岌岌可危的最後十幾年裡,大清帝國的君臣及忠於帝制的文人,包括改革派領袖康有為,試圖以變法挽救帝國,不惜借用君憲制為名。但皇帝和朝廷接受君憲制變法只是瀕於崩潰後萬不得已的選擇。自上而下的變法自古以來萬變不離其宗,皇權的絕對統治必須永存,他們期待選出的議會仍然服從皇權。因此,一方面朝廷和帝國官僚(包括洋務運動的官僚)一如既往,仍然以為皇權剝奪民眾權利不僅天經地義,以為浩蕩的皇權之下百姓照舊俯首聽命。另一方面,議會一旦選出,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即便其代表性微弱,完全沒有立法權,在皇權直接侵犯和剝奪幾千萬人的利益時,微弱的議會也變成發起和協調大眾維護權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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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國民黨在國會選舉大獲全勝,國民黨首領宋教仁有望代表國民黨組建內閣,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但他在就職前被暗殺。孫中山指袁世凱為刺殺宋教仁的後台,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要以武裝政變來推翻剛剛建立的中華民國。但黃興等國民黨領袖認為,應該在共和制的司法體系內應對宋教仁被暗殺的刑事案件,而不是透過武裝起義。

另外,袁世凱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向五國銀行團借款,但沒有經過國會批准。國民黨主導的國會認為這違反了憲法的規定。反對二次革命的派別認為,國民黨主導的國會應該透過議會與大總統袁世凱鬥爭。而孫派認為,總統違憲直接與外國銀行借錢,本身就構成應該發動二次革命的理由。

繼續其辛亥革命前的做法,自從發動二次革命,孫就全力以赴與秘密社會聯絡,從事建立秘密黨,發動武裝起義等活動,目的是推翻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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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孫中山以中國傳統秘密社會(或稱黑社會)的方式建立了中華革命黨。

入黨者要按指紋、立誓「願犧牲一已之命自由權利,服從孫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極刑」。孫當年同盟會的老友黃興認為這種效忠個人的秘密組織違反共和革命的基本原則。但孫說「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
——
不遵從孫先生就甘受極刑什麼的,這也太黑社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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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後期,隨著城市的發展,當地會黨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組織更嚴密,幫規也更複雜。1904年,與蔡元培等共同創建同盟會前身組織之一光復會的陶成章,在建立發展光復會時的主要活動就是聯絡秘密社會。

他如此論述:
「中國有反對政府之二大秘密團體,具有左右全國之勢力者,是何也?一日白蓮教,即紅巾也,一日天地會,即洪門也。……凡所謂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等,以及種種之諸會,亦無一非天地之支派。」。

但是,教門與會黨之間並沒有清楚的界線,例如作為義和團基礎的會黨大刀會是白蓮教的分支。涉及拜上帝會、天地會、三合會的太平天國,以及涉及白蓮教和大刀會的義和團等全國性反叛運動,都產生於已經存在的秘密社會。這些反叛運動的大發展又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秘密社會的傳統。」

——
《中華紀錄》講共產黨史,初期也是藉助哥老會、三合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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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裡有:

「秘密社會既是建立同盟會的社會基礎,也是後來產生中共的制度基因。

孫中山清楚秘密會黨性質的同盟會不是政黨,因此他稱同盟會為革命黨,辯稱「革命黨之事業,必須流血冒險,犧牲性命財產,才能做成革命之功」。

在孫中山的觀念裡,革命黨是暴力革命推翻政權的工具,政黨則是統治的工具:「政黨者,所以鞏固國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國家鞏固,社會安寧,始能達政黨之用意。」因此,他聲稱希望建立民國後再建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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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追求共和的辛亥革命,實際上把「驅除韃虜」之類的民族主義口號作為主要目標,原因是其中堅力量是會黨成員。而會黨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目的是恢復漢人統治的帝制,其實質與憲政完全相反。」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句話被他這麼解釋還蠻有道理的。

「同盟會在辛亥年發動武裝革命,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是1911年4月發動的著名的黃花崗起義。他們原計劃依賴在新軍中發展的革命力量作為起義主力。在發現新軍不可靠之後,他們決定依賴同盟會的骨幹力量。在黃花崗起義失敗的72烈士中,68人為洪門會員,充分證明洪門會黨在同盟會的骨幹地位。」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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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會的這一段我以前也不知道:

「陶成章於1904年建立以「光復漢族,還我山河」為宗旨的光復會。蔡元培為會長,陶成章、章太炎、徐錫麟、秋瑾等為領導人。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聯絡江浙會黨,為暴力推翻滿清政權做準備。1905年,同盟會建立後,光復會併入同盟會成為其先驅組織之一。

1907年,陶與孫中山因同盟會經費問題發生分歧,引發同盟會分裂。陶重組光復會,並聯合五省洪門等會黨,成立秘密的「革命協會」,試圖以暗殺和暴動方式推翻滿清,建立平均地權的大明大唐。

之後,陶進一步指責孫中山挪用公款,要求開除孫中山總理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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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與多省會黨的緊密合作在軍事和社會方面產生了廣泛影響,加之他在浙江的聲譽,使得孫中山及其支持者視陶為挑戰權力的巨大威脅。

1911年武昌起義後,杭州光復,陶被選為浙江臨時參議院議長,而浙江是共和革命力量重地。1912年,陳其美(孫中山的左右手之一)命部下蔣介石將陶暗殺。蔣介石於1943年7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刺殺陶「由余一人自任其責」,而且「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蔣後來說,刺殺陶是他獲得孫中山信任之始。」

——
中華民國建國史

憲政共和(X)
黑幫喋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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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秘密社會的制度基因作為基礎組成的同盟會」國民黨,雖然名義上發動的是共和革命,但從領袖到會眾,都普遍更相信暴力,更期望自己的黨壟斷權力,其中相信憲政的人是極少數。

因此,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不是偶然事件。只要國民黨的權力受到嚴重挑戰,即便沒有宋教仁被刺殺,也會有其他事端成為發動武裝起義或使用暴力鎮壓的契機。

然而,二次革命使袁世凱得到立憲派的強烈支援,給了他全面集權的機會,為他後來得寸進尺復辟帝制做了準備,致命打擊了在中國實現共和的理想。庚子立憲僅僅推進幾年,就在皇權全面侵犯民權引發的抗爭中被以同盟會-國民黨的共和革命推翻,被民國所取代。

國民黨和袁世凱則在民國建立不久,就以二次革命和帝制復辟,共同葬送了民國。這些不幸的發展及其背後的制度基因,為極權主義進入中國並扎根發展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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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友F—
「洪門系統一脈相承到現在就是中國致公黨XD

『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排名第六的民主黨派,該黨是現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內的第七大黨,黨員總人數在民主黨派內排第七,在全國政黨中排第八。目前,其黨員主要來自歸國華僑﹑僑眷和與海外有聯繫的代表性人士。』
中國致公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致公黨的wiki 竟然沒有提到創始人司徒美堂的名字,很神奇~~

『1908年,司徒美堂聘用了初出茅廬的律師富蘭克林·羅斯福為法律顧問。』這條線對後來的二戰中美關係是否有影響呢? XDD
司徒美堂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某月§
台灣也還有致公黨,跟張善政有瓜葛:
中華民族致公黨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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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月§ : 咦!竟然!雖然好像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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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王飛凌對中華民國/國民黨比較多盲目的幻想,但許成鋼顯然覺得中華民國/國民黨/北洋政府也都差不多的專制基因🤣

總之,第九章看完之後,可以發現:
1) 清末的立憲派是不可能成功的,英國的《大憲章》起源自封建貴族要限制君王的權力,因此成為共享權利的聯盟;但清末的各種立憲運動都想要讓君王凌駕於議會之上,沒有絲毫限制皇權的意圖。在沒有人權—產權的思想下,議會或憲法不會因為單單只是成立就有了權力。(作者認為光緒的戊戌變法也只是行政命令、未及於制度本質的權力鬥爭,就算沒有失敗也於事無補)。

2) 社會達爾文的影響真的很大很大啊⋯(轉頭看看《二戰》)

3) 民國初年的建國史=黑幫史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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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立

前面談共產國際建立中國共產黨,提供經費等等。然後談到改組中國國民黨,這一段比較少聽說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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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透過建立其在中國的分支,在中國播下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種子。為了給這些種子的發展成長創造條件,共產國際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很大程度上改組國民黨是應孫中山之邀進行的,也得到國民黨多數的歡迎。這本身說明中國自身的制度基因在移植布爾什維克主義方面的重要作用。

共產國際改組國民黨的目的是使其盡可能變成類似布爾什維克,或者至少將其改造成俄國的左翼社會革命黨那樣,來幫助中共發展。初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他們在世界各地發動革命的做法,集中在輸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模式,包括宣傳列寧主義,發動工人運動等。列寧主義把反帝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首位。因此,其在華推動的革命正好和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相投。按照共產國際的判斷,國民黨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主義黨,是他們工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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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共作為他們的支部,是他們能直接指揮的力量,但這個力量過於弱小。1922年,共產國際在華的全權代表給遠東部的報告稱,中共包括共產主義小組「人數微不足道……脫離群眾……活動能力較差」,而且「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也沒聯繫……不大能從事實際革命工作」。

因此,共產國際早就在努力爭取國民黨。1920年初,布爾什維克資深情報官員波塔波夫(A. S. Potapov)就與國民黨領袖孫中山、陳炯明、戴季陶等建立聯繫。波氏還為陳炯明轉發過給列寧的信。

如前述,自從蘇俄發布對華宣言,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國民黨的精英中就產生了重大影響。戴季陶等國民黨精英對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了解實際上早於多數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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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尚不重要的蔣介石也早在1919年就在日記寫道「今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1920年初,蔣即上書孫中山,要求「以蘇俄⋯…為師法」。孫中山也早在1921年起就寫信聯絡蘇聯外長契切林(Georgy Vasilyevich Chicher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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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後,馬林立即偕同張太雷到廣東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袖接觸。1922年初,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辦「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列寧不僅接見了與會的中共代表張國燾,而且同時接見了國民黨代表張秋白等。列寧在這次會上僅接見中共代表一次,目的就是為了促進國共合作,而兩黨代表也都向他表達了合作的意願。此後,孫中山和陳獨秀都分別原則上接受列寧關於國共合作的意見。

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與孫見面後,俄駐華全權代表越飛(Adolph Joffe)於1922年8月來華,與孫中山有很多書信往來,並派代表與孫會談。孫請越飛把意見轉達給列寧和托洛斯基,並於1923年1月26日發表國民黨聯俄改組的標誌性文件《孫文越飛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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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俄共政治局正式決定向國民黨提供經濟軍事援助,建立托洛斯基等人負責的委員會,具體指導越飛與孫的往來,還要求孫盡可能集中國民黨的領導權。越飛告訴孫,蘇聯準備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為孫提供大規模軍援。同年7月底,史達林以俄共中央政治局名義任命鮑羅廷(MikhailBorodin)為孫的顧問。從此,鮑羅廷成為俄共和共產國際在中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史達林要求他「盡可能每月一次」「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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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下半年,孫派時任參謀長的蔣介石將軍率團訪莫斯科,團員包括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沈定一和張太雷。代表團9月2日到莫斯科,11月底回華。訪問中,他們會晤過托洛斯基、加里寧(Mikhail Kalinin)、盧那察爾斯基等俄共最高領導人。蔣曾對某俄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說「國民黨按其精神與俄羅斯共產黨很接近」,並同意國民黨向莫斯科派常駐代表。

在蔣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的會晤中,達成了蘇聯按照紅軍方式改組訓練國民黨軍的具體計畫,包括人數、資金、地點等。然而,由於當時德國正發生重大變化,而俄共和共產國際的重點是德國而非中國,俄共無力全面支持孫提出的大規模軍援,導致蔣不滿。但他接到孫的來電,告知鮑羅廷已抵達廣州後,極為感激:「現在已十分清楚,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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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向俄共提出希望「共產國際向中國派一些有影響的同志」來「領導我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蔣報告國民黨的「世界革命構想」,說「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國」,德、中革命成功後,俄、德、中組成三大國聯盟,「我們就能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最後,共產國際委託蔣把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關於國民黨的決議轉交孫。I兩個月後,該決議所有基本原則就都變成了國民黨的基本原則。

1924年1月下旬,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面改組開始。孫中山在會中宣布國民黨將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方式進行改組,中國的革命將「以俄為師」。除了孫中山,所有國民黨高層領導人,包括蔣介石、廖仲愷、蔣經國等,都曾在俄國進行較長時間訪問甚至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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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一大會議的形式、程式和規則都模仿俄共,黨章總章幾乎照搬俄共黨章;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幾乎與共產國際決議的解釋完全相同:民族主義被解釋為反帝;民權主義被解釋為反對「天賦人權」的列寧主義原則,即只適用於反帝者;民生主義被解釋為國有化和平分土地。俄共的代表驚歎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官方解釋簡直「是以共產國際決議為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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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產國際的長期目標是藉國民黨為中共發展創造機會,並在適當時機由中共全面奪權。按照共產國際命令,在國民黨改組中,中共黨員成批加入國民黨。

然而,國民黨內有人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持懷疑態度,提出中共黨員應該退出共產黨,證明服從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李大釗則宣布中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非純粹中國人自己的組織,所以中共黨員不能解散這一國際組織。從此,中共黨員占據了國民黨許多重要位置。毛澤東成為國民黨組織部秘書,惲代英成為宣傳部秘書。成批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以致把蔣介石等都排擠在國民黨中央之外。

與改組國民黨至少同樣重要的是1924年中,共產國際在廣州援建的黃埔軍校。該校從制度、人事組織、教學內容都是完全蘇式的,教官是蘇俄的,學校設蘇軍式的黨部。校長蔣介石稱「我們所要仿效的,是俄國的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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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不但努力推行政治部和黨代表制,共產國際還要求中共出任主要政工職位,使得中共在軍校享有不成比例的大權。黨部第一屆的五名執、監委中只有蔣介石和另一國民黨人,其餘均為中共黨員;第二屆七名委員則除了蔣外,其他都是中共黨員。

孫中山1925年突然去世後,靠鮑羅廷的支持和一系列權力運作,汪精衛和蔣介石同年下半年變成國民黨中最重要領導人。蔣說:「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效力。」還稱「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利害是完全相同」。

靠蘇聯的援助和建設,國民黨以黃埔軍校為基礎並聯合中共,國民革命軍逐漸建成。蘇聯顧問是國民黨幾乎所有軍事部門的實際領導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實權也大大增強。」

——
發現國共合作的程度超級全面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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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蘇聯也投資北洋政府:

「蘇聯在南方援建國、共兩黨的同時,在北方以大規模軍援支持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即所謂北洋政府。繼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和袁世凱稱帝等一系列打擊之後,這個軍事政變徹底結束了帝國解體之後建立的有六任總統並統治中原大部的共和國。從此,中國開始全面內戰。緊接著,張作霖的東北軍打敗馮進入北京,建立軍政權。在此形勢下,1926年7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正式開始北伐。」

——
然後接著講北伐。

總之蘇聯當時的投資:
中國共產黨:很小,一開始感覺沒用)
改組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人員安插進去、提供所有規章和黃埔建軍
援助北洋政府
策劃和援助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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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
「北伐名符其實是由蘇聯策劃和援助的。最初整體作戰計畫即由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Galen,又稱V. K.Bliukher)提出;具體的指揮是由加倫依賴蘇聯軍人組成的參謀部部署;而實際執行則依賴北伐軍內幾乎所有軍師級都有安排的蘇聯顧問。

除南方的國共北伐軍外,蘇聯還繼續向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提供大量軍援從西北方向進攻北京。在蘇聯的直接指揮和大量軍援下,北伐進展極為順利。

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因而誤判,認為到了中共可以最後奪權的時候。年底,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提出任務,鼓動中共爭取建立「無產階級……的人民民主專政」。

1927年初,中共接到指示後,稱「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在多個主要城市加緊準備組織暴動以奪取政權,包括奪取上海的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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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剛開始時,中共就已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占三分之一席位,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占77%領導職務。國民革命軍中幾乎所有各軍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統帥的第一軍所有師的黨代表,和多數團的黨代表都是中共黨員。而且,中共在廣東有2,000工人武裝糾察隊和6,000農民自衛軍,領導約10萬人的工人組織和60萬人的農會。同伴隨北伐的快速進展,中共擴張在軍隊裡的領導權,建立工會農會,實際控制了許多地方的局勢。但中共試圖奪取政權的秘密計畫尚未來得及執行,國共之間在各地已產生許多衝突。這使得國民黨裡清黨的呼聲猛漲,要在黨內軍內清除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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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北伐的勝利,國、共兩黨在爭奪控制權方面,尤其是在上海的爭鬥,趨於白熱化。中共中央於1927年2月發布《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罷工告民眾書》。3月21日,中共在上海發動80萬人參加的工人武裝暴動,並於3月底發布《中國共產黨為此次上海巷戰告全中國工人階級書》。

1927年4月初北京發生的事件,暴露出共產國際試圖在北京策劃政變及其指揮中共從國民黨手裡奪權的證據,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使國民黨徹底變成共產黨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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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及以《辛丑和約》簽署國為主的外國使團獲得情報,懷疑蘇聯不僅支援北伐,還要在北京指示中共發動暴亂。外國使團向京師警察廳發出搜索命令。4月6日,警察突襲蘇聯使館,在大搜查中發現海量證據,並抓捕相關22名俄國人和李大釗等36名藏在使館內的中共黨員。證據包括裝滿七卡車的文件,涉及蘇共及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援助、情報蒐集、建立武裝、發動革命、暴動等方面內容,以及提供武器彈藥等物資的細節。

公之於眾的蘇聯秘密文件清楚記錄了共產國際利用國民黨和汪蔣獲得政權的計畫,另外還有莫斯科給鮑羅廷的秘電,指示利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故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得知這些曝光機密的蔣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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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公開全面反共反蘇。史達林稱中共和共產國際遭到的這一全面挫敗「類似於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7月所遭受的失敗」,預言很快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

在此指導思想下,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派加倫指導中共8月1日發動南昌起義。

8月7日,共產國際派羅明納茲(Vissarion Lominadze)V到漢口主持史稱「八七會議」的中共臨時中央緊急會議。會議撤銷陳獨秀的職務,任命瞿秋白為中共領導;同時任命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等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是毛首次進入中央領導圈子,因此也是延安整風後編寫的中共黨史特別強調八七會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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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會議決定立即在各地發動一系列武裝暴動,聯共是這一系列暴動的最高決策者,並透過共產國際提供軍事財務援助。1927年8月至1928年2月,史達林和聯共政治局發出不少於十份決議和電報,指揮中共發動暴動。從1927年9月起的三個月,在蘇聯指導和支持下,中共分別發動鄂南、湖南秋收、廣東海陸豐、廣州等暴動,試圖靠全面暴動一舉奪取政權。1927年底,廣州起義建立了第一個全盤模仿蘇式的蘇維埃政權。隨後在長沙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雖然這些嘗試很快都以失敗告終,但其重要性在於成為後來中共建立中央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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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北伐的多重勢力,包含北洋政府、響應北伐的馮玉祥軍、國民黨、在國民黨內部搞鬼的共產黨,通通都和蘇聯有關係啊~

真是下得好大一盤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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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組織
「布爾什維克黨不是通常意義的政黨,而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有高度組織的暴力集團。共產國際在中國建黨迅速見效的因素之一是其自1920年代起為中國人提供的訓練。超過兩千名中共(包括青年團)黨員以及大批國民黨員去蘇聯受訓,其中最集中的是在共產國際為遠東共產黨建的莫斯科東方大學(1925年改名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布爾什維克培養大批國民黨幹部,更幫助中共數年內就實現其骨幹的「百分之百地布爾什維克化」(博古語)。中共高級領導人裡除了毛澤東等極少數外,大多數都前後在蘇聯受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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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共產國際提供的系統性大規模訓練對中共的建立和發展至關重要,但對中共的成功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建立秘密政黨的制度基因。這是因為列寧主義黨是秘密組織,它實行自上而下的絕對統治(稱之為民主集中制),黨員必須是職業革命家。奪取政權之前,黨是密誤策劃武裝奪取政權的組織,奪取政權之後,黨以高度機密的方式自上而下決策和實施控制社會的制度建設和政策。

但不是所有社會都有可能建立和發展出有能力控制全國的秘密列寧主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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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熟的多黨制社會,例如在英美,黨派公開競爭的制度基因使得發展列寧主義秘密黨,即便在馬克思主義者中也沒有吸引力,即便建立孤立的小秘密團體也難大發展。列寧主義秘密黨之所以產生在俄國,是因為沙俄政府禁止和鎮壓公開的政治組織,使俄國自十九世紀初已經發展起來大批秘密政治恐怖組織,包括民意黨等多個民粹派恐怖分支。這些是產生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和組織基礎(見本書第八章)。

與沙俄社會相似,中華帝制也不允許存在公開的、有組織的、獨立於朝廷的社會力量。任何涉嫌威脅政府權力的團體都會被禁止。歷史上能生存的、獨立於朝廷的跨地區大規模團體只有秘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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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沙俄時期存在的秘密恐怖組織的制度基因相似,中國自古就存在秘密社會的制度基因。這些秘密社會包括自從宋代就產生的白蓮教,清代以來全國大發展的洪門、哥老會、紅槍會等。這個制度基因是產生同盟會-國民黨的精神和組織的基礎,也是失敗的中華革命黨的基礎(見本書第九章)。

更重要的是,秘密社會也是中國共產黨得以在中國建立並迅速壯大所依賴的制度基因之一。在不允許政治競爭的中華帝國,存在秘密社會是常態。公開競爭的政黨在中國只在二十世紀初才在少數人群裡曇花一現。中國多數人,尤其是參加中共的幾乎所有人,都對公開的政黨競爭聞所未聞。這為建立列寧主義黨提供極好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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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秘密的列寧主義黨要依賴社會中的秘密社會。在中共建立初期,共產國際就明確指示中共要充分利用中國歷史悠久的秘密社會作為其發展的社會基礎。

早期中共文件指出「會黨(哥老會等類組織)原來是被壓迫階級⋯的組織,他們有很嚴格的組織」「要爭取向來在舊式秘密結社(如哥老會、青紅幫等)指導之下的群眾」。

中共領導人李大釗1925和1926年都曾經指示「哥老會、紅槍會等皆為舊時農民自衛的組織」,號召知識分子「趕快加入紅槍會的群眾裡去」以達到「打倒土豪劣紳之目的」。他聲稱,加入紅槍會符合列寧主義。

陳獨秀、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也都指示,要把紅槍會、大刀會等秘密組織納入中共的農民運動。中共中央四屆三中全會通過《對於紅槍會運動議決案》,稱紅槍會是「民族革命中破壞軍閥的一個重要力量」,提出要秘密聯合紅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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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的報告說,那時中國農民運動大發展,農會發展很快,是由於「秘密會社加入了農會」。1927年,張作霖派警察從蘇聯大使館搜出的大量文件中,也有相當部分涉及共產國際發布的有關紅槍會等秘密社會的內容。

國共合作時期,中共有了公開的合法身分,使其得以在社會上公開大力發展與秘密社會結盟,並依賴這種結盟,甚至直接在秘密社會的基礎上發展。靠這些使得中共在農會和武裝力量方面取得了如上節所述的巨大發展。

中共多數黨員來自農村。在農村建黨初期,許多地方採用幫會入會儀式,包括喝雞血、斬雞頭、燒香等宣誓方式,如有背叛「刀斬彈穿不赦」。有的地區還頒布嚴酷的紀律,規定「違反紀律者殺」、「洩露機密者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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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說,三合會、哥老會、青幫等秘密社會集中約兩千萬遊民,「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他還說「會黨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裡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官方出版的毛著中,把會黨注解為哥老會等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把山、堂、香、水注解為秘密團體一些宗派的稱號。

1925至1926年間,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安排過專門課程,討論如何吸引秘密社會成員加入農民運動。他成功招募大量秘密社會成員參加農會,成為農會早期發展的重要力量。毛1927年提到,革命軍裡多數人是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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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發動清黨公開反共後,中共的發展乃至生存最依賴的是其武裝力量和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的建立和外圍組織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秘密社會和秘密武裝。中共在城市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努力屢試屢敗。雖然在布哈林領導下,共產國際及蘇軍曾經制定在華南農村建立多處根據地的計畫,但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知識分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布爾什維克並非由激進知識分子設計而成,而是從秘密政治組織的制度基因上生長而成。與此相似,雖然中共是共產國際播下的種子,是共產國際扶持起來的組織,但面對實際挑戰時,俄國布爾什維克除了提出抽象的戰略計畫外,無法為中共設計具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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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一系列失敗後,中共最終成功建立的第一個能穩定存在多年的中央蘇維埃政權,是依賴井岡山地區洪會首領袁文才和王佐建立的根據地為基礎發展而來的。中共被迫放棄井岡山地區之後,其第二個中央政權所在地仍然離不開哥老會等秘密社會的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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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
「袁、王在1925年就率部控制了井岡山大部分地區。1926年,中共吸引袁入黨。1927年,毛澤東、朱德、陳毅、譚震林等各自率領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與袁、王的軍隊合併,把井岡山變成中共第一個根據地。毛派何長工為王佐部隊的政委,袁成為紅四方面軍(紅軍最強的部隊,中共後來的最高軍事領導多出於此軍)的參謀長。

譚震林後來回憶說,沒有袁、王就不可能建立井岡山根據地。正是以此處根據地為基礎,才有了1931年建立的以瑞金為首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本書第十一章將展開討論)。

在洪會和農民起義軍基礎上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超過八成的幹部出身於農民。這些幹部成為後來中共發展的骨幹,他們的利益和影響決定了中共及其軍隊許多方面的基本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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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根據地是中共利用洪會發展軍力和建立根據地最成功的典範,但它並非在利用秘密社會建軍和建根據地方面的特例。

被中共批為托派並開除黨籍的中共領袖陳獨秀在1930年撰文指出,「所謂『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與潰兵)」,並提到「賀龍的第二軍,系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和農民組織的關係」。

參加中共前,賀龍曾是哥老會頭目。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回到家鄉利用哥老會及其他秘密會黨的關係,整編制地(指整個團伙加入紅軍)吸收哥老會的部隊,建立了後來稱為紅二軍的部隊。

有文獻顯示後來賀龍花很大力量設法應對他部隊中的幫會武裝帶來的問題。例與賀龍情況相似,朱德曾是哥老會重要首領之一,劉伯承也曾是哥老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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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社會在中共的第二個中央政權發揮了同樣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共放棄井岡山根據地之後,經過長征於1936年到達首府為延安的中共陝北根據地。與井岡山根據地相似,陝北根據地的開創也依賴於哥老會的力量。1928年,中共地方領導劉志丹經哥老會地方首領馬錫五介紹,加入哥老會。

劉在哥老會中獲得「智大爺」頭銜,成為哥老會當地第二位首領。馬錫五等六位哥老會首領之後則成為中共黨員,二十多位哥老會首領為紅軍團級以上的軍官。紅二十七軍軍長賀晉年參加紅軍前也是哥老會員。

由於哥老會首領馬錫五對中共的貢獻,他於1936年擔任陝甘寧省蘇維埃主席,1950年代初更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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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多後來不聽話的大哥,就被中共過河拆橋幹掉了:
「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所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就專門規定了如何處理在新建的黨和軍中的所謂土匪問題。

決議案指示,「在暴動前」可以形成「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需要一方面「事先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奪取紅槍會之類秘密會黨組織的群眾,「孤立其首領」;武裝起義之後則「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應完全殲除」。

1929年頒布的紅四軍的《古田會議決議》則是中共確保其控制武裝力量的實際操作文件。紅四軍當時為中共最重要的軍隊,後來中共最高軍事領導大多數是紅四軍的領導幹部。這次會議制定的原則奠立了領袖控制黨,黨控制軍隊的基本制度。決議還包括大量關於限制秘密社會人員的所謂流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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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這些處理秘密會黨成員的原則很快就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得到充分執行。上萬中共黨員幹部和紅軍官兵被殺(見下節討論)。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初期發揮重要作用的袁、王均在清洗中被冠以土匪內奸的名義,最終被處決。」
——
一整個《讓子彈飛》的氣氛⋯

《讓子彈飛》後日談:
張麻子作為土匪內奸被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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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聽說過一個說法,說國民黨裡面比較多知識分子、菁英階層,共產黨是農民起義、地方包圍中央。

但這樣看起來,好像是說國民黨的菁英份子=去蘇維埃受訓留學的,共產黨的農民起義=黑幫份子們

並且國民黨內部本來也就很多黑幫份子,大家都從吸收地方大哥起家的⋯⋯大哥直接帶槍投靠?

並且當時的哥老會也賣鴉片:

「中共召開了全國哥老會大會,相繼任命多名率領哥老會武裝的首領為司令。許多蘇區的武裝力量發展依靠哥老會成員,而哥老會也在一些紅軍部隊中設立自己的秘密組織,以致於有些哥老會首領宣稱是其在領導共產黨。哥老會在蘇區的特權更是顯然,如新城縣哥老會的弟兄說在蘇區「哥老會走路不要路條」,志丹縣哥老會稱「哥老會的弟兄可到蘇維埃領大煙土」。」

我想其實販毒、人口販賣什麼的應該也都有吧⋯總之黑幫會做的事沒少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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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930年代就開始內部大清洗了欸!根本就沒等1949之後啊!

「反AB團運動在中共內部開啟了以暴力肅清政敵、以恐怖統治的先河。從此,肅反運動就一直在中共和紅軍中進行,即便在決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長征途中也繼續著。

數年後的延安整風及再晚些的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都是其延續。

親歷者蕭克將軍在文革後感慨道:「我黨經過多次肅反運動,如土地革命時期打AB團、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抗戰時期的搶救運動以及全國解放以後的反右派擴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資派等運動,可以說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回憶反AB團的恐怖時,他說,那個運動「錯殺了……領導幹部,使⋯紅軍處於極為困難的境地。……二軍團以前曾經發展到兩萬人,但到與六軍團會合前,只剩下四千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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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的歷史承認反AB團殺害了七萬中共黨員和紅軍官兵,包括大批中共高級幹部,僅僅載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最著名者就有21人。

反AB團在黨內建立了恐怖氣氛,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工作報告描述反AB團使得「人人自危」。當年,鄧小平曾坦誠反AB團「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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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AB團的群眾運動式肅反是毛所發明的大戰略。相比之下,史達林的大清洗還晚毛幾年。毛的肅反運動不僅早於史達林,做法也不同。

史達林依賴秘密警察等正式制度製造恐怖,毛則借助清除敵對勢力為名,以發動群眾運動這種非正式制度的方式,製造更全面的恐怖。從此,發動群眾運動製造紅色恐怖成了毛用來建立個人權威和控制全黨的基本戰略,每隔十年左右就進行一次。

最重要的幾次包括他在1940年代初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1950年代發動的反右運動、1960年代持續到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紅色恐怖使全民全體黨員幹部服從權威,而且世代相傳。伴隨恐怖下的絕對服從才會產生偉大領袖,產生領袖的絕對權力。

靠中國舊有的制度基因和蘇俄輸入的制度基因,在中央蘇區合成產生了初等的極權制。這個制度一旦產生,它自己的制度基因就開始發展⋯長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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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
「中共自建立以來,其領導人都是由共產國際指定的,所有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和權力都來自共產國際。因此,共產國際頻繁撤換他們,就如同中共中央頻繁撤換中共地方幹部。作為中共的中上層幹部,毛在1927年前的情況也如此,他在國、共兩黨的地位都是靠共產國際的委派。但毛是唯一靠實力獲得共產國際承認的中共領導人,個他的實力是透過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以及反AB團運動確立的。六中全會之後,毛雖然成為中共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但中共內部不僅仍然存在不同意見,還存在可以與毛一爭高下的派別領導,而且王明與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有更緊密的關係。」

「1941年開始持續兩年多的延安整風是建立極權主義領袖的關鍵一步。直到這個運動之後,中共才有了名符其實的最高領袖,中共才從共產國際的支部轉型為獨立的極權主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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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一開始讓左派作者自由發表意見,然後開始整肅。王明在文革時間稱延安整風是文革的預演。

延安整風首先清算和共產國際關係緊密的國際派/教條主義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自我清算),托派王實味集團,接著是「張克勤案」整肅特務,即國民黨地區投奔的革命青年基本上都變成特務,波及數千人,千餘人死亡或自殺;清算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者,包含陳毅、彭懷德等。

「從此,中共建立了具有絕對權威的領袖,形成了以劉少奇和任弼時為首製造絕對領袖的集團,以及以周恩來為首維護絕對領袖的高級幹部,同時擁有了一大群育從的中低層幹部和黨員。另一個重大歷史因素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為了減少美英盟國對蘇聯的懷疑,史達林解散了共產國際。在所有這些條件下,中共從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變成了基本獨立,擁有自己絕對領袖的極權主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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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153]共產國際解散後,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仍然在最重大問題上頻繁過問中共。中共也仍然需要蘇共和蘇軍的各方面支持。與過去相比,最大的變化是從此蘇共不再能直接決定中共的領導和中共的路線。」

——

所以根本就還沒等到壯大就一直在清除異己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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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立共產極權主義政權:從中華蘇維埃到人民共和國

這一章也是看的心累 😩

「鎮反」在抗美援朝的第二天開始,在抗美援朝的鑼鼓聲下,大殺了一百多萬人。前幾個月就殺了五十幾萬人、比國共三年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

本章還講到中共興起是各區域都相當孤立,因此有山頭林立的特色(加上源遠流長的郡縣制,成為12章的區域管理的極權制度源由)、並且蘇聯前面援助與輸出科技、制度、文件等等,第一個五年計畫也是蘇聯協助制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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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

「區管式極權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制,不僅是中國本土化的共產極權制,而且具有更強的適應性。文革後的改革開放表明,區管式極權制使中共能在不改變共產極權制基礎的條件下,改革其經濟,產生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這使共產極權制在中國面對國內外強大衝擊下不僅保持生存,而且變成超級大國。

中華帝國的制度基因不僅為共產極權制在中國扎根提供基礎,而且為共產極權制在中國產生變異提供條件。中共在中國初步建立全盤蘇化的制度後,並沒有穩定地沿著蘇聯的軌跡發展中國的制度,而是取消了蘇式極權制的中央計畫部分,轉而建立了中國式的極權制:區管式的極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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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引蛇出洞」

總之就是包含民盟等先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然後就反右運動了。

接著就一連串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文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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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和文革雖然有很強的毛個人特點,但其實質超越領袖個人的特點,是領袖和群眾共同強化極權制的演變過程。領袖是極權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包含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領袖鼓吹意識形態,領袖的追隨者吹捧個人崇拜,群眾追隨領袖的意識形態和崇拜領袖個人。群眾(masses)指的是原子化、孤立的個人的群體,是對自身權益缺少自我意識的人群。極權制透過剝奪所有個人的產權和政治權,剝奪他們的表達和結社權,摧毀個人信念和個人意志,迫使或誘使他們接受黨的灌輸。在黨的引導和煽動下,形成他們對領袖的無條件的忠誠及對敵人的仇恨,形成暴力。只有在群眾裡造成瘋狂的個人崇拜,才有偉大的領袖。群眾創造偉大的領袖,領袖創造群眾運動。領袖和群眾是不可分割的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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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和文革把領袖的權力、黨的權力都強化到極致。靠這些運動所形成的區管式極權制中,向地方黨政分的是小權,是行政權,是管理資源的權;是為了領袖和黨中央更能集中力量抓大權,從而把更多的黨員幹部都變成群眾。黨和領袖源於列寧主義的極權制;區域管理的機制則部分源於中國帝制傳統的郡縣制。

文革造就的大量持不同政見者為毛之後的改革鋪平道路。但是絕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並沒有質疑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制本身。他們反對的只是極端的個人迷信和無休止的階級鬥爭,他們只是希望恢復經濟,恢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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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思想「開放」的人希望在保持基本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允許市場發展。也有「保守」的人希望回到1950年代的蘇式制度。即便在持不同政見者裡,多數人也仍然生活在恐怖中。質疑極權制和極權主義的人數極少,而且既不能發聲,也不能交流。

直到2024年,這個基本狀況仍然沒有很大變化。這表明區管式極權主義早已變成中國的制度基因,也決定了中國步入民主憲政的歷程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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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寫的要言不煩。王飛凌《中國紀錄》對此時期也有相當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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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衰:後毛時代的改革及其終結

「對中國改革的一種流行說法是,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該見解忽視了文革結束後中國發生的許多重要變化,而只是膚淺反映了1989年之後的部分情況。

更完整的基本事實是,從1977年起中國從政治上開始了改革。但需要明確說明的是,文革後中共上層所做的政治改革嘗試,並非為了改變中共的極權統治;相反地,是為了挽救和重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1989年的殘酷鎮壓進一步證明這點,這是理解中國改革和理解今日中國制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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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總結極權制限制中國經濟發展的其他四個主要方面。第一個就是所有共產種權制堅持的國有制,包括全面土地國有制。」

房地產佔30%GDP,2022年開始顯現泡沫化。

「第二個嚴重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大因素是內需不足。這是極權制對社會的各個方面控制的後果,是所有極權制經濟的共同特點。在國家控制大部分資源的情況下,政府持續把過多的資源用於投資和維持官僚系統,包括維穩和軍事,使得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經濟的比重過低,導致內需嚴重不足。」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長期低於40%GDP;以及龐大的貧困人口。戶口制度使得階級固化,農民工的子女仍然是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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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個重大因素是人口下降。中共幾十年裡強制推行一胎化政策,最終導致人口下降,並抑制中國經濟增長。就像前面兩個重大因素的實質都是黨全面控制的不同方面,獨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能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也源於黨對每個家庭、對每個人生活的全面控制,包括使用各種懲罰和脅迫方式強制執行。」

「第四個限制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是效率低下,包括制度對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限制。面對勞動生產率低下和難以發展的困境,中國官方大量投資科學技術,希望以技術創新來提高他們所謂全要素生產率(TFP),以此保持經濟增長。這與當年的蘇共非常相似。但是他們把原本包括制度、管理和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力曲解成只有技術進步。這個曲解掩蓋了最大的問題,欺騙了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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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即使只討論科學技術,技術創新也深受制度影響。極權制自創建以來的一百多年裡,沒有任何應用於經濟發展的突破性重大發明創造。I原因是歷史上所有突破性的重大發明創造都是靠自由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獨立做出的,都是自由探索和市場優勝劣汰機制聯合產生的結果;既非計畫產生,也無從計劃。但極權制下,資產、科研、高等教育都是國有制,重大決策服從黨政官僚的計畫。國有制無法擺脫的軟預算約束,決定了在面對不確定性極高的突破性創新時,國有機構無法模仿市場的淘汰機制,只能靠官僚機構的計畫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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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科學技術的另一個重大因素是對外關係。所有在中國經濟上起了主要作用的重大前沿技術,都是改革開放以來從發達國家獲得的。中國最優秀的科學技術人員絕大多數是在發達國家訓練的。所有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都是在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就的基礎上產生的,許多是與發達國家合作的。但是極權制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使中國的國際環境迅速惡化,使中國從發達國家獲得科學技術的管道難以持續甚至脫鉤,最終會導致中國的科技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拉開,甚至會加速擴大。」

作者本章節結論是中國高速發展時代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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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結論

這章就是重新講一下他的研究方法有什麼不同,提出的見解有什麼不同。

比較有趣的是最後一章結論有討論台灣和中國做對照組,又把蘇聯和東歐和中國做對照有講了一遍。

最後講到未來可以用制度基因作為討論框架的討論方向有提到日本、伊拉克等等。

好啦,我看完這本《制度基因》了。我覺得比王飛凌三部曲好看啦。但討論的內容真的有點像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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