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在二〇一七年世界衛生日（World Health Day）的一份正式聲明中，聯合國指出，雖然我們未來仍須對精神疾病進行治療，但「近幾十年的精神醫學界卻出現過度醫療化與過度使用生物醫學的現象」。這項診斷相當明確：「多年來實行操作的生物醫學，將各種型態的心理社會壓力和痛苦醫療化。此現象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也必須點出健康的社會潛在變數。」
沙特 「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Jean-Paul Sartre）總結說，憂懼這種最難熬的不安，必然是日常生活中永遠存在的一部分。一旦試圖逃避引發焦慮的意念，我們就會感到焦慮，如同我們試著不去想北極熊時，北極熊就會無可避免地浮現腦海。 沙特在名作《存在與虛無》（L'Etre et le Neant）中寫道：「總之，因為不想知道，所以我逃避；但是，我必然會知道自己正在逃避。逃避焦慮只是意識到焦慮的一種模式。所以，焦慮其實無法被隱藏或避免。」或者說：「我們絕對無法壓抑焦慮，因為我們就是焦慮。」 這聽來或許令人沮喪，但齊克果與沙特或許都秉持童稚般的固執己見，來堅守那種將焦慮視為人類珍貴之資產的概念。」
比方說，大狄奧尼西奧斯國王（Dionysios von Syrakus）就覺得自己命懸一線。朝臣達摩克利斯（Damokles）問起當國王是什麼心情時，大狄奧尼西奧斯將一把劍固定在寶座上方的一根馬鬃上。雖然頭上掛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大狄奧尼西奧斯還是強大到有辦法挺過每一天。這種強大的力量自古以來就一路被傳唱。
Tänk om : en studie i oro
Roland Paulsen/譯者： 溫澤元/大塊文化/出版日期： 2022/01/26
字數： 170,848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我覺得蠻好看的，美國人寫書綱舉目張，看目錄就一目了然，看內容就是用各種研究來論證；歐洲人寫的書就是帶著讀者一起徜徉在他的思緒，上窮碧落下黃泉，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道會去哪裡，旅程本身很有趣。
不過這本書導遊帶的很好，我作為觀光客覺得很有趣。滿意👍
我昨天在和朋友講的事情就是說，人類以前一直都和很高的不確定性共處，比方說《漫遊歐洲一千年》說，中世紀死亡率77%的黑死病。
以前的人都沒有什麼要談論心理健康的意識，比方說《歐洲鬼地方》裡面，德國的精神科醫生叫大家不用討論，該幹嘛幹嘛。
現在來看當然覺得這樣不健康，應該要談論，但好像現在這年代，大家是很愛談論了，但也沒有更健康？
人類以前有這麼焦慮嗎？
結果他這本書一開頭就講到了，作者認為沒有。🤣🤣
在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的定義下，恐懼是人看向深淵時心中升起的感受。危機迫在眉睫：要是我此時此刻摔倒，會發生什麼事？另一方面，焦慮則是源自這種想法：想像自己站在深淵旁往下看、直視無底黑洞，並自己決定是要繼續往下看還是邁步往下跳。
焦慮不僅帶出某件事發生的風險，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反思：我將會做出什麼舉動？為什麼我在想這件事？我是不是一步步走向瘋狂？根據齊克果的說法，有了這種自我反思的疑問，「自由的眩暈」（Schwindel der Freineit），也因而出現。
所以說，焦慮的念頭就跟強迫症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強迫性意念（Obsession，專注於不愉快的事物）與強迫性行為（Compulsion，試圖抵銷不愉快的事物）之間擺盪。」
我想反駁這個假設。我認為這種思想洪流的噪音根本不存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並沒有一直去想自己「實際上」到底是誰，或是未來會面對哪些問題與風險。綜觀歷史，內心的批評以及永恆的自我懷疑，似乎是近代才有的現象。對迫在眉睫之災難的偏執亦是如此。」
在那個時期，要規畫明天或幾天後的事情不僅困難，而且一點意義也沒有。在他們鬆散的社會結構中，社群的編組與群集經常變來變去，階級差異也相當小，或甚至根本不存在，所以就連自我發展較全整的個人也沒什麼好抱怨的。
持續以這種型態生活到二十世紀的少數群體，顯然不特別追求儼然已成為儀式的冥想練習，或是想靠迷幻藥來自我超越。他們本來就活在當下了。
個體已成為帶有姓氏的自我。個體在分類教育體制中待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擁有無數種職業選擇，而這些職業選擇也帶來一整套階級分明的物質生活水平。
最後，外界會以這套生活水平為標準來評價每位個體。文化與科技提供的選擇大量滲透進日常生活中，以至於群眾當中最富裕的階級在選擇食物時，每天都得做出兩百多個決定。每個決定背後都希望有合理的根據，就連那些我們不一定有辦法做選擇的決定也是如此，例如是否喜歡一個人住、是否想進入伴侶關係、是否要經營多配偶關係、是否想建立核心家庭，或者是否要組成兒女滿堂的繼親家庭。
在我勾勒出的這幅圖像中，有些線條會比其他線條更清晰，但作為論述根基的科學研究都相當穩固，足以描繪出焦慮社會學的輪廓。」
「我們知道，關於自殺，我們談的不只是個人偏差。幾十年來，俄羅斯的自殺率比巴貝多（Barbados）高二十至六十倍，這絕對不是巧合。俄羅斯社會的某些事物，正對民眾的生存意志產生負面影響。但到底是什麼？什麼樣的社會面向，能解釋這種與自殺相伴而生的絕望呢？
這是難以回答的問題。目前，我們普遍認為人類過得比以前好，在這種態度之下，這個問題就更難解。我們知道，十三世紀的歐洲人普遍都過著相當艱困的生活；我們知道，瘟疫會讓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人口喪生；一想到過去農作物歉收以及由此而生的傳染病，我們就不寒而慄：肺結核、天花、剩疾和腮腺炎；無論貧富貴賤，以前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嬰幼兒在出生幾年內就會天折，我們無法想像這種生活是何等光景。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過得不好？」
「學界的意見嚴重分歧。許多研究得出驚人結論：在多數國家，有孩子的人對幸福感的評估低於沒有孩子的人。他們似乎對生活不太滿意，尤其是在照顧孩子的那段時期。
不過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為人父母其實還包含另一個面向：被問到是否覺得個人生活乘載重大意義時（簡單來說，就是有沒有覺得人生「有意義」），為人父母者比無子女的人更常給出肯定的答案。
「幸福」與「意義」之間的區別，從各種角度顯示出「過得好」所涵蓋的各種面向。我們的人生中有一部分是關乎滿意或不滿意、快樂或悲傷，以及幸福或不幸福，但我們內心還有另一個聲音會問：人生是否有意義？是否與他人和社會有所連結？是否以合乎倫理道德的方式活著？是否有盡一已之力讓世界變得更好？」
從一百三十二個國家的蓋洛普統計資料彙整來看，這個走勢既明顯又清晰：國民所得毛額越高，人民在生活中體認到的重要意義就越少。這不代表高國民所得毛額必然會使生活失去意義，但我們能發現，工業化與商品和服務的大規模生產，說到底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
經濟成長也沒辦法阻止人自殺。針對這點，我們也能看出一個還沒那麼明顯的反比趨勢：國家越富裕，自殺率就越高。」
「在瑞典火車站看著來往行人時，我知道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過去一年內曾服用抗憂鬱藥物，或是目前依然正在服藥。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評估，此比例自二〇〇一年已翻了一倍。如果加上抗憂鬱劑或其他類型的精神疾病藥物，根據瑞典國家衛生福利部，此比例為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這個數字在其他西方國家也很雷同，只有一些細微的差異。例如在美國，每四位中年婦女中就有一位正在服用抗憂鬱劑。」
「假如我們問，有多少人在某個人生階段的狀態，符合最常見的憂鬱症和焦慮症之診斷標準，那「什麼才是正常？」的問題就更加迫切。
在此，調查結果也各有不同：從奈及利亞的百分之十二到美國的百分之四十七，幾乎每兩位國民就有一位符合診斷標準。」
美國人比較容易憂鬱和焦慮，或是比較容易被診斷為憂鬱或焦慮，或是比較容易覺得應該尋求藥物或協助。
感覺像是the first world problem 😝
這個模式在《全球疾病負擔研究》（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中反覆出現。雖然這項年度研究在搜集與分析數據時，用的是另一套標準與方法，結果依然不變。」
收入最低的人，似乎是國家內部過得最差的一群人。不過，從整個國家的物質生活水平來看，根據世界心理健康調查計畫，令人「訝異」的是，「十八種精神障礙症中的十七種（唯一例外是分離焦慮），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的盛行率低於高收入國家，這是連貫一致的模式。」
「另一份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針對研究結果進行總結：
【精神健康是由社會所創造。精神健康的存在與否，基本上是一項社會指標，因此社會與個人行動必不可少。我們不僅得將焦點擺在集體行動的效力上，更得關注個體行動的效果。只將注意力擺在個體症狀上，就會造就所謂的『去肉身化心理學』，將個體腦中的思緒與感受從社會結構和背景中抽離。】
這些社會潛在變數是什麼？這是少數使社會科學陷於黑暗蒙味的其中一個領域。」
或問，棉花適合種在熱而乾燥的地方，英國濕冷，英國適合種棉花嗎？
「尤其是在棉花三段論中，由於這個主題與他們熟悉的農業相關，對農民來說，忽略個人經驗並接受反事實的真理似乎有違常理。在所有與魯利亞交談的農民中，約有百分之六十能夠回答與個人經驗相關的三段論，但他們也很少讓事先給定的前提限制答案。如同以下這名四十歲的農民卡姆拉克（Khamrak），他們都根據來自經驗的知識來權衡答案。」
與此相反，魯利亞發現，就算只是短暫上過學，受過教育且能閱讀的人，全都能正確回答他的智力遊戲。」
某種程度上，魯利亞是對的。針對工業化國家民眾之思考模式的研究都顯示，反事實思維確實無比重要。我們對不存在的事物的思緒多到令人訝異。那麼，我們是否都如盧利亞所盼望的那樣，在思想上更自由呢？」
有鑑於前面他談到了「擔憂」、「焦慮」其實都是反事實思維，也就是「要是⋯會怎樣？」
「「要是……會怎樣？」就是一種對不存在事物的想像。在認知科學中，
這被稱為反事實思維（kontrafaktisches Denken）。就算爐子是關的，我們也能想像如果爐子開著會發生什麼事；即便爐子沒有自燃，我們也能想像爐子如果燒起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所想的不是關於世界的事實，而是反事實的假設。我們思考的不是當下的事，而是過去有可能發生的狀況，以及未來有可能發生的事。
所以從學術角度來看，我們能將擔憂視為由不安所引發的反事實思維。」
而很多情緒，包含愧疚、悔恨，必須具備反事實思維的能力才會產生。
早在一九八二年，認知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Kahneman）跟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就發現，對人類來說，想像較有可能發生的情境比想像較不可能發生的情境更容易。假如我們錯過幾分鐘的飛機，會比錯過半小時的飛機更火大。
另外，我們也傾向把注意力擺在例外情況而非規律狀態上。如果我們在去機場的路上車子爆胎，會比因為平常下班車潮擁塞而錯過班機還更氣惱。
所以說，思考不存在的事物時，我們總是盡可能往現實靠攏。
舉例來說，悔恨的感覺就超越我們所定義的「情緒」：一種具有生理感覺的反應式情緒，這裡所謂的生理感覺是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或流淚等。
悔恨還包含針對世界現況以及（過往）可能情況的反思：假如我當時用另一種方法來做事，現在又會是什麼情況？在英文中，could、would和should等助動詞就傳達出這種思維。這是我們當時能做的、必須做的，以及應該做的。這些都不符合現實、都不存在。但悔恨卻是一種真切的感受。
反事實思維是一種能力。缺乏這種能力，我們就無法解釋各種極為人性化的過程。但我們與反事實世界打交道的密切程度已有所改變。在時間的進程中，人類越來越關注不存在的事物。思想越是受到不存在的事物主導，我們就越難留意實際存在的事物。」
「 我們主要是向前或向後思考
在研究中，我們清楚發現只有極少數的想法涉及當下，在分心走神或胡思亂想時尤其罕見。多數情況下，我們的思緒都與事實相違背。我們經常關注不存在的事物，特別是那些還不存在的事，也就是思考未來。希望以及期待等正面意念其實也涉及未來。在一份研究中，關於未來的思緒出現的頻率比關於過去的思緒高出一倍。
我們想的主要都是自己
思考未來或過去時，我們通常不會關注冰川融解或三十年戰爭。所有思緒都圍繞一個中心點，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自我」。即便我們認為自己的思維是利他的，重心仍擺在「我」上：我們想著兒女、朋友、寵物與父母。感到擔憂時，我們的想法基本上也不是圍繞著全球暖化或右派民族主義政府浪潮打轉，雖說這些發展最後也有可能對我們造成影響。我們擔憂的焦點似乎更狹窄，總是與個人責任和選擇相關。
而且，這種現象不會隨年齡增長好轉。老年人似乎與年輕人一樣對人際關係感到擔憂。如果前段那位在長椅上大聲自言自語的女子生活過得更好一些，她或許不會再為錢和工作操心。然而，關於別人對她的看法、內心對被拋棄的焦慮以及對愛的渴望，這些想法將永遠伴隨著她。
常常分心、心不在焉
當我們腦中想著與當下事物無關的事情、心不在焉時，這就叫做分心走神，學界稱之為「與任務無關之思維」（aufgabenunabhangiges Denken）。這種心不在焉的狀態，在研究數據中占百分之五十。不管受試者當下在做什麼，都有可能陷入心不在焉的狀態。唯一能主動抑制分心走神的活動是性。
相較之下，心不在焉對人的幸福感影響最強。一個人越是專注當下，他或她就會覺得更快樂。根據其他數據評估，我們還看出另外兩種相互影響的因素：精神專注似乎能帶來幸福快樂的正向感受。令人訝異的是，不管思緒意念的情緒有多濃，這種正相關似乎都成立。就算受試者心不在焉時腦裡只有愉快的想法，他們的快樂程度也不比專注在當下時還高。
科學家得出結論：
「人類的意念遊蕩飄忽，但分心走神的思緒是不快樂的。思考不存在的事情是種認知功能的成就，但人也為此付出情緒代價。」
分心走神的人，特別是那些思緒飄到遠處、做著生動白日夢的人，一般來說對個人生活比較不滿意。當然，心不在焉、做白日夢也有好處。經常分心走神的孩童想像力更豐富，也更有自制力。不過，他們通常過得更不快樂。」
托爾斯泰的哥哥說有個秘密刻在綠色棍棒上埋在峽谷邊，秘密揭開的那天，人心的邪惡會被趕走，美善的事物會降臨，大家會成為「螞蟻手足」。但首先大家要站在房間角落，而且不能想北極熊。
然後就大家都會想北極熊。XD
Daniel Wegner 在哈佛心理控制實驗室，用實驗重現。
「迄今，這可說是心理學界重複頻率最高的實驗，但每次實驗結果都絲毫未變。壓抑不想要的意念不僅困難，而且根本辦不到；試圖去壓抑這些意念甚至會讓意念更強烈。
擔憂以排山倒海之勢襲來時，這種「思緒的報復」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問題，使某些人再也站不起來。」
「積極意念與消極思想的內在鬥爭，是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悲觀主義哲學的一大基礎。叔本華的論述比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還要早好幾十年：「每件使我們陷入某種不快情緒的事件，就算再怎麼微不足道，也會在我們心中留下後遺症……。」實際上，在不愉快事件發生後，我們都希望盡量不去想。但北極熊實驗就證明，不愉快的事件會「影響我們的所有思緒：就像一個極微小的物體，離我們的眼睛非常近，因此限制並扭曲我們的視野。」
針對試圖去壓抑負面的想法，這點叔本華不僅很熟悉，同時也有豐富的失敗經驗。由於害怕對自己的決定後悔，他想像出一個內在的「反對黨」。
⋯叔本華已經領悟到，焦慮不一定完全與未來相關。焦慮通常也指向過去的行為，這些行為讓我們在行動後感到後悔，或不曉得是否該後悔，因為其後果與效應依然未知。
我看他引用的齊克果就是怎麼樣都會後悔，果然不喜歡他XD。
「在叔本華受佛家影響的基本主張中，人被一種「意志」（Willen）所困擾，這種意志就表現在我們對渴望的事物的追求，以及對失去它的焦慮當中。這份意志讓我們對某些想法的執念比對其他想法還要深。」
「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Jean-Paul Sartre）總結說，憂懼這種最難熬的不安，必然是日常生活中永遠存在的一部分。一旦試圖逃避引發焦慮的意念，我們就會感到焦慮，如同我們試著不去想北極熊時，北極熊就會無可避免地浮現腦海。
沙特在名作《存在與虛無》（L'Etre et le Neant）中寫道：「總之，因為不想知道，所以我逃避；但是，我必然會知道自己正在逃避。逃避焦慮只是意識到焦慮的一種模式。所以，焦慮其實無法被隱藏或避免。」或者說：「我們絕對無法壓抑焦慮，因為我們就是焦慮。」
這聽來或許令人沮喪，但齊克果與沙特或許都秉持童稚般的固執己見，來堅守那種將焦慮視為人類珍貴之資產的概念。」
欸。XD
但那時候他已經嗑藥、酗酒、吃安眠藥，腦筋可能有點壞掉了。
要是在任何情況下，自由意志都未必會產生焦慮，情況又會是如何？假如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有逃避思想的自由，應該也有不這麼做的自由。那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要是我們不再試著將北極熊從生活中驅趕而出，與北極熊共存的生活或許也沒那麼糟。
我們當初又怎麼會想試圖不去想北極熊呢？」
這裡談到摩天大樓上工作的工人，也有人能睡覺和開玩笑的，可以控制焦慮。
主要是降低聆聽焦慮的敏感度。
討論一下佛學和禪學。
「人類並不是一路以來都將未來看得如此重要。純粹基於實務考量，在人類歷史的多數時期，我們的未來視野（也就是往前看的時間長度）一直只停留在幾天以內。對現代人而言，未來的地平線遠超出任何具體事物。現在，一提到「我們的未來」，大家就會去設想好長一段時間之後的事。但在短短幾世紀前，都不會有人敢測這些遠程未來的事。」
人類學家稱這是即時消耗，而非農業操作帶來的後續消耗。要了解這項分野，只需想像以採集蘑菇、根莖類蔬菜、莓果和零星狩獵成果為主的生活即可。這些群體該如何安排狩獵與採集工作？
答案是：幾乎無法安排。因為他們無法長期儲存這些食物，必須盡快食用消耗。所以，採集食物成為日復一日的重複過程。」
首先，預先替未來做準備是不必要，甚至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飲食方式，狩獵採集者社群不太需要擔心恐懼。
當然，食物供給量的多寡取決於他們是沙漠採集者還是北極狩獵者，但一般而言，狩獵採集者都能取得許多不同的食物（以農業為主的社群相當脆弱）。
此外，狩獵和採集無需分工。雖然有時候只有特定人士才會負責狩獵，但整體來看，社群中的每個人都能狩獵。大家不需要組織勞動力，也不需要訓練特定人士負責單一工作。某些狩獵採集社群有明確的規範需遵守，但是在經濟方面，個體在群體中的自主性確實比現代人高出許多。
「時至今日，我們需要靠相當極端的體驗才能觸發對當下的感知，這種現象提供數種詮釋的可能。或許我們生來就是為了反事實的冒險行為而生；或許這是一種演化能力（能想像來日的危險），而其副作用則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
不過，那些研究狩獵採集者生活條件的人，通常會得出相反的結論：那種純粹生命強度的永恆感受，只不過是不掛心未來的生命個體所散發的一道微光，而這道光曾經是人類生活的標誌。
精神分析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在回憶錄中表示，人類悲劇在於「人大多不是活在當下，而是活在未來與其對黃金時代的虛幻承諾中；在所謂的當下，人類的整段演化發展史甚至尚未清楚攤在我們眼前」。榮格認為，我們「不再生活在今日的光明裡，而是活在未來的黑暗中，在那裡期待真正的日出」。」
「根援其中一項理論・哲學家吉恩・蓋澤（Jean Gebser）認為早期人類史是由「永恆的現在」所形塑。蓋澤是許多將這種狀態浪漫化的理論家之一。對蓋澤來說，這種對未來的有限視野，代表一種「神奇的意識」（magisches Bewusstsein）。這個意識的神奇之處在於當中沒有孤立自我的概念13。
這個說法並非沒有道理。如果沒有所謂的國家來登記個體的存在；沒有學校教育來讓人在社會競爭中站穩腳步；沒有職涯規畫；沒有終生伴侶關係；沒有是否生小孩、是否養貓養狗或買房，以及是否盡情消費的決定；沒有所謂的群體歸屬，人難道有辦法接受個體性的意識嗎？不過，人類是否根本就不曉得何謂自我，這個問題依然未有定論。」
———
>從一百三十二個國家的蓋洛普統計資料彙整來看，這個走勢既明顯又清晰...
那個研究我有看原文，我認為跟其他相類似的研究比較是有點問題的，幸福（快樂/Happiness）和意義的相關性很視乎當下的研究員怎樣去量度，甚至還有潛在多國語言翻譯的問題
有些人把一條問題『你快樂嗎？』當成happiness，有些人把生活滿意度『整體來說你滿意你的生活』當成happiness，有些人把『你覺得生命有意義嗎？』當作意義，有些人把『你的生活有明確目標』當成意義
我覺得幸福感研究完全是一坨超絕混水，大家都拿著不同的構念用著同樣的詞說故事
不過說實在我覺得這種情緒量表或多或少都有這種問題，所以上次那個《儀式的科學》我才覺得很有趣，明明極端儀式的參與者，生理上理應十分痛苦，而且從生理指數來看也的確和極度痛苦的人表現一樣，參與者卻紛紛表示內心寧靜滿足，接近心流狀態。
還有上次我看一個研究，研究人員在講到語言的字在德文和英文，包含的指涉內涵頗有差異，但德文也沒有更好的字可以表達。所以翻譯的問題應該是無法避免語意的偏移或失真。
但話又說回來，那個語言沒有語意一樣的字，也許就代表文化上本來就沒有一樣的概念。
幸福感到底是什麼，對於不同文化的人可能本來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吧！
情緒是社會構建一本比較普及的應該是How Emotions are Made（中譯是情緒跟你以為的不一樣），裡面也有一些例子是，某些情緒根本不存在某些地區，然後當「指引他們回答情緒量表」，就已經是在收集數據前預先建構/教育他們別國的情緒概念了
我超想用text analysis來踏這坨混水的QQ
還蠻有趣的！
這本書，和《失控的焦慮世代》，完美的展現了歐洲人和美國人寫作風格的不一樣。
《失控的焦慮世代》看章節目錄就知道有講什麼，他整本書就是很紮實的各種研究和他本人的經歷來說服你。
《焦慮世代》就是一種跟著他觀光，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很確定後來會發生什麼事，還蠻有趣的。
像他一本講焦慮世代的書，第一部講講就冒出來叔本華齊克果沙特蒙田，也不是很努力講他們，但就隨口引用幾下，彷彿親切的鄰居大叔。
第二部開頭講到時間，然後就講到我親切熟悉的狩獵採集部落們，以及各種人類學者的假說。
這種漫遊感，果然歐洲風！！
但是可能是因為這是一本書，不是一本論文集，他寫作就還蠻清楚的。是一個好導遊！我作為觀光客表示很滿意！
——
「由於時間是個抽象的量，我們需要利用工具來感知時間。我們再也不會從自然界中判讀時間的流逝，而是利用身邊的螢幕或錶盤來得知時間。雖然一天的節奏和季節等週期性元素仍反映在時間與日曆中，我們已無可避免地習慣於時間的抽象性。
透過線性的時間概念，未來在我們面前延伸，如同一條不斷變化、由可能性和風險構成的直線，而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的決定。」
「無論時間對我們的生活有多大影響力，我們都渴望能從中解脫。
許多跡象顯示，這種衝突打從一開始就存在。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指出，人類在開始刻意栽種作物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真的定居下來。從人類最早開始刻意播種到全球化農業，這之間大概經過了四千年。在這段漫長的過程中，許多人反對、逃離定居生活，或是以其他方式拒絕定居在一個地區。
這種抗拒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而這並不是因為當時的人類不曉得如何耕種作物來養活自己。在針對桑族的研究中，受訪者反問研究人員：「世界上有這麼多蒙貢果（Mongong。），我們為什麼還要刻意去種？」
（當然我記得之前有討論過這種主動選擇脫逃的白人小孩會不會也有被原來社區排擠的問題）
有些文化甚至沒有能與「時間」一詞相對應的說法。在緬甸北部的克欽（Kachin），ahkying指的是一天中的時刻，asak指的是我們作為眾生所經歷的時間，na指的是一段很長的時間，tawng則是一段短的時間。「時間」作為一種獨立的尺度，這個概念並不存在。
這種語言學上的特點，只是特殊時間關係的其中一個面向。許多北美地區的文化在提及時間時，都是用比較間接的方式。蘇族（Sioux）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時間」一詞，因此也沒有「遲到」或「等待」的對應說法。
我們對時間的認知，會受我們衡量時間的方法影響。用行星來衡量時間，跟用時鐘的指針來衡量時間是不同的。
這些乍看之下相當細微的時間感知差異，對注意力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比方說，如果你已經習慣靠時鐘來判斷時間，就很難跟上加拿大東部米克馬克人（Mi'kmaq）的守護死者儀式。這項儀式是按照一個固定的模式運行。他們會用一定的時間來集會，接著則是禱告、唱歌、休息和吃飯用餐的時間。但他們不會看時鐘來判斷是否進入下一個階段。悼念者會在大家一致同意之下進行下個活動。但什麼時候是正確的時間點？時間到了自然就知道了。
他們之所以繼續使用這種時間框架，並不是因為沒有時鐘。有位人類學家在馬來西亞西北部的吉蘭丹（Kelantan）發現，當地農民喜歡使用「椰子鐘」。為了計算運動的時間，當地人會將有洞的椰子殼放進一桶水中。椰子殼從水面沉到底部所需的時間（通常介於三到五分鐘之間），正好等於一段運動區間的時長。農民知道他們的時鐘並不準確，但比起手錶，他們更偏好這種計時法。」
其實一炷香這種計時方式也蠻棒的，充滿著這炷香高矮胖瘦的各種可能性，完全可以有個依據這設計語言陷阱的傳說故事之類的～XDDD
相較之下，椰子鐘感覺還比較精確一點🤣
假如選擇是以荒謬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讓人覺得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抉擇，而我們的個人決定只能對抉擇的結果發揮細微影響的話，做出選擇或許會沒那麼困難。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決定應該是理性的，而且還得來自個人意志，不安全感也連帶變得更強烈。這也讓思想的旋轉木馬開始轉動，因為如果要做出理性、發自個人意志的決定，我們得先知道自己是誰。」
「假如有人太費心規畫未來，說得好像自己能影響甚至是控制未來，他們就會說：「他以為自己是上帝。」
任何想藉由計畫來消除未來之不確定性的人，都會被視為是軟弱或傲慢的。任何形式的盤算都是可疑的，而這種態度不僅適用於提升作物收成方面。他們不會事先確定會議的參加人數、不會去量要播多少種子，也不會去數有幾隻小雞或幾顆雞蛋。」
「不過，每個社會接受不確定性的程度都各有不同。在一個認同人類不該試圖去盤算或控制未來的社會，卡比利亞人不願影響未來的作法就更容易被採納。在一個主張風險最小化與機會最大化的社會，人類自達成各種農耕成就以來所懷抱的未來視野就會不斷擴張。
十四世紀，瘟疫在歐洲肆虐，這種工作態度造成明顯的勞動力短缺，這就是為什麼勞動者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與中產階級的自由相似。在人類歷史後期，這種例外狀態確保勞動者能談到更高的工資。不過在十四世紀，大家著重的是擁有更多休閒時間。宗教在勞動者階層繁花盛開，因此有越來越多諸聖節變成休假日。
話雖如此，在工業化開始前，歐洲勞動階級對未來似乎抱持近似於卡比利亞人的沉著態度。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詳述傳統勞動者對資本主義的抵抗，抗拒資本主義對勞動力增加的永恆渴望。」
「沒辦法透過工資增加來鼓勵勞動者多工作，這點實在非常有趣。韋伯還觀察到，傳統勞動者對高工資的興趣不比擁有更多休閒時間：「對他們來說，減少工時比提升工資更吸引人。」
具體而言，這有時代表當勞動者認為自己已經賺夠接下來的工資時，工廠就會暫時空出來。
韋伯寫道，我們能在各種資本主義擴張形式中得出這種觀察：「人的本性並不是想賺錢或賺更多錢，而單純是想生活、過著像他或她習慣的那種生活，並為這種生活賺取足夠的必要資源。無論是在何地，只要現代資本主義開始藉由提高勞動強度來增加人類勞動生產率，前資本主義經濟勞動力的這種首要概念就會永無止境地抵抗。」
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中，傳統歐洲勞動者與納米比亞桑人（目前仍以狩獵採集為生）之間的最大差異也變得清晰可見：無論歐洲勞動者的抵抗有多猛烈，程度都不夠強。」
我看了覺得對我兒真抱歉，昨天我們搞了半天 Apple Watch 的設定，就是要讓他看到 Google calendar 對未來的 reminder，以及他要自己去 Google classroom 檢查未來哪一天有哪一科到期的作業，提早規劃⋯XDDDD
他們真是生在一個 WEIRD 文化主導的地方啊⋯⋯（遠目）
什麼棉花糖實驗啊、延遲滿足的人比較會成功啊，這種都奠基於對於未來的規劃，也就是想掌控未來的概念！
「假如有人太費心規畫未來，說得好像自己能影響甚至是控制未來，他們就會說：「他以為自己是上帝。」
想必他們會對這樣的行為相當不以為然！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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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魅」是韋伯提出來的理論，我覺得這件事的思考方式就很西方。
韋伯
社會學家韋伯竟然有這一面！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韋伯本身就是個焦慮的人，他為了控制私人生活奮鬥到人生盡頭。不過，這也不全然是件壞事。
身為一位年輕教授，韋伯和妻子瑪麗安（Marianne）跟某戶人家租了一層公寓，屋主就住在他們樓下、好奇地觀察夫妻倆的一舉一動。韋伯晚上一回到家，就會用鞭子抽打沙發靠墊，瑪麗安則站在一旁大叫。在天主教氛圍濃厚的弗萊堡（Freiburg），韋伯家暴妻子的謠言慢慢傳開，而這顯然讓這對年輕夫妻樂不可支。」
然後我毫無防備地意外得知韋伯不舉的秘密！！！
（或者說，不是秘密）
乍看之下，再去探究另一位神經質學者的胡思亂想或許很沒必要，但在韋伯的案例中，最有趣的並不是問題本身，而是他處理及面對問題的方式。
我們已在前段聊過哥德爾的偏執，但與哥德爾的偏執不同，韋伯是一位自我省思大師。無論經歷什麼事，這些經歷總是有辦法進入他對焦慮的探究中。他的解釋總是長篇大論，其中充滿擔憂，而且還深受十九世紀末學說所影響，也就是所有精神問題都是神經因素引起。
（哥德爾就是和愛因斯坦一起混，是個數學大師。然後他就覺得有人要下毒害他，所以都要他老婆先吃試毒。還有一次是賽局理論的發明者想辦法讓他吃飯。後來他老婆和這個好朋友都先走掉了，然後他就營養不良在醫院拒絕接受治療餓死了）
針對韋伯的勃起障礙，我們能在他妻子與他母親之間的密切通信中讀到最詳細的描述。多年來，瑪麗安向婆婆講述韋伯的困擾，兩人之間的話題百無禁忌。
參考各種精神醫學的相關經驗，他們夫妻倆有一陣子還討論到是否能靠閹割來解決問題。連韋伯也認真考慮過這件事（當時，他將在十八世紀執行自我閹割的俄羅斯閹割教派 〔die Skopzen〕視為一種救贖方式）。
不過，經過深思熟慮，他們還是跟這個想法說再見。瑪麗安在寫給婆婆的信中表示：「因為這樣一來，遺精可能會被其他邪惡的東西取代。」」
基本上，除魅指的是「知道或相信：只要我們想知道，隨時都能知道，所以原則上沒有任何神祕、不可估量的力量在其中干擾；原則上，我們能透過計算來掌控一切。 」
所以，除魅是源自以下信念：世界是可計算的、是由因果律控制的，是由決定一切的機械法則所主導——從重力場、白蟻的社會行為到人類行動皆然。
原則上，我必須再次強調：以這種方式來理解世界確實可行。在天體物理學或神經生物學領域做研究的學者，都會主張我們必須進行「深入研究」，才有辦法說明平行宇宙的運作方式，或是解釋不同的意識狀態是如何在人腦中生成的。
沒錯，在一個除魅的世界裡，即使是人類的內部齒輪，也是按照宇宙的因果律來轉動的。然而，人類同時還能透過科技來超越因果律。這讓情況變得更複雜。將自己當成機器時，人類偶爾會意識到一種除魅的感覺。韋伯的生活方式就是最清楚的證明，例如他試圖透過精密計算來控制自身焦慮。但正如韋伯夫妻在信中反覆提及的，科學似乎也不曉得該如何幫助韋伯這樣的人。話雖如此，韋伯夫婦還是記錄自己每天接收到的刺激，並據此計算該服用多少安眠藥，然後再將遺精跟失眠的現象考慮進去。」
反之，韋伯認為世俗化只是除魅的眾多表現形式之一，不過宗教確實是除魅的起點。更確切來說，除魅始於新教中偏向決定論的思潮。在韋伯對歷史的分析中，這點受到最多批評。簡言之，批評者認為韋伯的思想史起點太晚。」
然後我正想到《世界觀》那本書的機械主義世界觀，他就開始介紹機械主義世界觀了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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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就是其中一例，他堅信只有人類才會從事創造性勞動。馬克斯認為，除了最早、最原始和本能的特性之外，人類勞動是一段以意識為起點的過程。人先有一個想法，然後再依照想像來塑造世界。
相較之下，動物的勞動則是奠基在牠們繼承的本能之上：「蜘蛛的操作近似於織布工的工作，蜜蜂用蠟打造蜂巢的能力之靈巧，讓許多建築工人自嘆弗如。但最差勁的建築工和最優秀的蜜蜂之間的差別在於，工人在用實際的素材建造房屋時，已經在腦中構思出房屋的模樣了。」
這就說明為什麼人類有辦法脫離自然，動物卻辦不到。在人類勞動變得不自由的情況下，人就逐漸失去個人自由，而自由是人類物種的關鍵特徵。換言之，真正不自由的其實是動物，因為動物必須遵照本能，人類則相對自由，能按照自身想法來建構世界。」
「我們現在能十拿九穩地認定，馬克思關於動物不自由的說法是錯的。
例如，跳蛛科蜘蛛就符合馬克思對創造性勞動的標準（「在腦中」構思事物），因為這種蛛顯然能想像其他動物的思維流程。這種蜘蛛將同類引到網中捕食的動作，就清楚顯示這項特徵。為了做到這點，跳蛛科蜘蛛會想辦法讓其他蜘蛛的網子震動起來，測試其他蛛會如何反應。並不是所有跳蛛科 蛛都精通此道，這項技能必須透過練習才能越來越上手。擅於使用這項技巧的蜘蛛就能持續進步。」
在澳洲，研究人員發現在他們以非自然方式破壞短頭蜂的漏斗狀巢穴後，短頭蜂都有辦法進行修補。舉例來說，他們將巢穴從中間切成兩半、在上頭戳洞，或是將其他短頭蜂建的蜂巢塞進原本的蜂巢裡。每一次，短頭蜂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來修復巢穴，或是將新增的部分與原有的蜂巢相互銜接整合。」
這個在 WEIRD 那本書也有講到，西方心理特徵是分析式的，東方則很注重整體脈絡。
機械化的世界觀
「將自己當成生物機器人來感知世界，這就意味著巨大的除魅，而這種除魅不僅會影響我們周遭的世界，更會影響我們自己。
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到底有多近似於生物機器人的問題，並不是那麼重要。這種觀念很有可能會在某一天得到證實，畢竟人類幾世紀以來的座右銘都是「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研究」。或許有一天，我們有辦法用鋁、塑料、銅、錫、矽和電腦所需的一切材料來打造人類意識。這些想法有多符合現實，依然有待觀察。
相對而言，我們能肯定地說：將意識視為大腦機械運作的副作用，這種想法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自身及世界的感知。」
但他沒有如同臣服宿命般地向這種不可掌握、無法理解的東西投降，而是想盡辦法馴服它。遺精、理智思考計算、溴化物和安眠藥，這些都是他為了征服自己的魔鬼而採取的手段。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韋伯得出結論，他認為自己在最簡單的事情上失敗了，那就是參與生命給他的一切。他讓算計和理論干擾、破壞了個人生活。
他對西方人的批評也同樣適用於他自己：「沒有靈魂的專家、無心的享樂者，這種虛無之人竟自以為是萬物的霸主。」」
「連古羅馬與古希臘人的休假期間也比我們長。
在中世紀，群眾每天工作八小時，但由於工作與季節相關，所以工作日較少，每年約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天。」
「狩獵採集者社群或卡比利亞的農民只擁有最基本的技術，或者都受到傳統的限制，這點無庸置疑。但作為個人，他們能自由安排工作。雖然不確定因素更多，但他們同時也更有信心能靠雙手來存活。即便是在前現代時期的工匠身上，我們也能看出一種來自經驗的精準工藝。」
「對此，孩童往往有相反的感受。發展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長期研究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孩子到一定年紀後就不想去上學，這個門檻大概落在十幾歲這個區間。這種「拒絕上學」的心態會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出來。長年坐在教室裡，做老師要我們做的所有事，光是這個想法就讓許多人心生抗拒。同時，孩子也得出非常正確的結論：他們的命運掌握在老師手中。跟自由自在的童年相比，要受制於一套相對不自由的體制，這種認知沉重到令人難以承受。
觀察了退休者的生活後，心理學家與社工得出截然不同的發現。許多退休者都有種空虛感。退休後，人會有一種不知道如何「消磨時間」的感覺，生活徹底失去支柱與結構。由於男性長期以來在勞動市場上占主導地位，這種現象對男性來說尤其普遍。雖然多數人的健康狀況都會受到退休影響，但只要男性越晚退休，罹患憂鬱症的風險就越低。
在勞動這種社會體制變得如此強勢的情況下，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必然會受到影響。例如，為什麼家庭生活變這麼緊繃？為什麼戀愛關係變這麼複雜？為什麼孤獨這麼正常？共同生活這麼簡單的事，怎麼會變這麼難？
暫時擺脫工作的枷鎖、進入短暫休假期間，我們就會開始暴露自己的無能。沒有人幫忙安排一天的計畫與行程，我們只好赤裸裸站在彼此面前。我們不得不面對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的這個問題，但未必能找出解答。研究一再顯示，休假節日後離婚率急劇上升，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許多人建議縮短休假時間，這也是其來有自。在美國這個全世界對假期最不友善的國家中，只有半數雇員把合約中明訂的休假日給請完。為什麼？在我們從雇主那邊得來的短暫「喘息期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一個研究發現（愛美可是個公司的化名）：
「早期研究就已證實，男性更偏好工作而非家庭生活。但霍希爾德發現，
對愛美可的女性員工來說，這點也同樣成立。
她為此找出一個簡單的解釋：職場上的社交生活是有規範的，而且在權力更大的職業群體中，人際互動是有禮貌且相互支持的，但家庭生活卻充滿壓力、混亂，還有各種醞釀中的衝突與罪惡感。
霍希爾德描述一種合理化家庭觀的發展歷程。在這種觀點中，花時間陪孩子的父母還算不上是好父母，只有在孩子成功的情況下，父母才算成功。
例如，史前遊牧民族不像現代人得面對傳染病的問題。部分原因是他們都以小組形式來遷移，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加入規模較大的社群，所以他們可說是以小組形式進行自我隔離。
另一項原因，是除了狗之外，他們不會跟其他動物密切生活。
多數大規模傳染病，例如鼠疫、肺結核還有SARS，全都是起源於人畜共患病，也就是人類和動物之間密切接觸所致的疾病。基於相同原因，農業也帶來健康風險，導致預期壽命縮短。
歐洲開始殖民其他國家時，也帶來相當慘烈的後果。殖民地的原住民之所以大規模死亡，就是因為殖民者將疾病引入殖民地。光是在北美州和南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數在短短幾世紀內就減少超過百分之九十。」
敢於行動就代表去冒險，而在歷史上有好長一段時間，冒險是種英雄行為。
比方說，大狄奧尼西奧斯國王（Dionysios von Syrakus）就覺得自己命懸一線。朝臣達摩克利斯（Damokles）問起當國王是什麼心情時，大狄奧尼西奧斯將一把劍固定在寶座上方的一根馬鬃上。雖然頭上掛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大狄奧尼西奧斯還是強大到有辦法挺過每一天。這種強大的力量自古以來就一路被傳唱。
更精確來說，自羅馬政治家和哲學家西塞羅（Cicero）寫下這則傳奇以來，這種力量就不斷受到歌頌。」
原來這故事是西塞羅寫的！
「假如整個社會不斷透過風險規避來創造新的風險，我們最終會在其中窒息。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談到風險社會，英國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則提出焦慮文化。
兩者的概念大同小異。
根據富里迪的說法，焦慮已經藉由風險意識從少數幾個焦點擴散到整個人類存在。世俗的擔憂比宗教的擔憂擴散得更遠更快。對上帝的敬畏已被對災難的焦慮取代，道德顧慮被風險分析擠下。在以前，擔心害怕失去個人生命完全說得過去（因為「敬畏上帝的威能」），但焦慮文化從以下想法找到一種矛盾的力量：只要有足夠的風險規避，我們就能將焦慮完全拋開。」
富里迪還發現，意識到焦慮的源頭其實幫助也不大。打從他出第一本書探討焦慮文化以來，「焦慮文化」本身已成為一種社會風險。多數情況下，相關討論都聚焦於傳播媒體大幅報導危險與災難的現象。
媒體與傳播研究已清楚顯示，透過報導與影像，大眾傳媒尤其讓風險中與機率無關的非理性部分廣為流傳。其中，最根本的影響是使我們對風險的認知有所轉變。我們對災難發生的機率通常會有個模糊的概念，而透過殘酷恐怖的影像，災難發生的可能會徹底吸引我們的注意。」
「巴黎解放後不久，沙特在《大西洋》（The Atlantic）這本美國雜誌上描述二戰的經歷：「在德國占領下，我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的意思是，被占領代表法國人再也不需要去決定該如何過生活。抵抗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麼一來，每個個體都是好人。占領是來自外部的必然性，讓人將注意力集中在操作實踐上：重點是怎麼做，而非為什麼做。」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簡直就像是有自由意志，有選擇的自由，反而讓人不自由？
在二十世紀，人類獨自生活的情況愈發普遍，這在前工業化社會裡幾乎是聞所未聞。來到二十世紀下半，這項發展逐步加速。目前在德國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家戶是由單身者構成，而在斯德哥爾摩與巴黎，這個數字已超過百分之六十。」
以全球暖化議題為例，作者認為不是風險、而是已知議題：
「以風險規避的政策為出發點來看，我們至少能推斷出三種風險。
風險一：災難變成一種誘因。在許多關於災難的警告中，風險假設引起群眾共鳴，讓災害的前景誘發焦慮和恐懼。這個問題該拿到檯面上來討論。
在本書開頭，我回顧全球憂鬱症與焦慮症的統計數據，包含那些認真考慮過自殺的人數。有辦法誘發焦慮和恐懼，就代表群眾在某個時間點曾是快樂滿足的，但如果事實並非如此呢？在當代，世界末日是一種有利可圖的敘事。
風險二：倫理道德被精密計算取代。
才剛發現風險，就立刻發出行動訊號，立刻尋找合適的對策。這種應對方式未必關乎政治，也不一定會帶動大規模社會變革。為阻止地球暖化，可再生能源與核電廠都有可能成為技術解決方案。那些認為唯一解方是建立一個全新社會的人，就承擔巨大的舉證責任，包含資本主義允許哪些技術進步，以及國家干預能提供多大協助。這些討論依然停留在技術層面。這也直接帶出風險三。
計算如何應對迫在眉睫的災難風險時，每項建議都會引來另一套風險計算。不追求保守政策的人很難說服其他人，因為每一場重大結構性變革，都代表社會又往未知領域跨出一步。從數學的角度來看，保守措施的成效較佳。國家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Nordhaus）的數學模型，就能清楚闡述這點。他用這套模型，來評估阻止全球暖化的政治干預手段，有多大的機率會抑制經濟成長。讓諾德豪斯獲得二〇一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套模型，基本上純粹是用數字來模擬不同溫造成的損害。不過，這套論述成立的前提是：比起擾亂經濟成長，我們寧願海岸被淹沒、物種死亡。這麼看來，道德倫理上的討論被簡化為純粹的數字遊戲，而在這場遊戲中，維持現狀永遠是贏家。」
講到精神分析啊，感覺佛洛依德毀掉的人是不是比救的人還多啊（？
「理論上來說，只要出問題的東西是可觸可感的，我們應該會更容易接受內在有某個東西出問題的想法。因為壞掉的東西是潛意識的，我們無法自己判斷損壞有多嚴重。只有一群人能找出隱藏在黑暗裡的東西，那就是專家。
只有碰到不認同這種信念的人，我們才會驚覺這種對專家的執念其實很古怪。
二〇〇四年斯里蘭卡遭逢大海嘯後的狀況就是最生動的例子。這個小島的海岸被推毀、許多生命因此消亡，國際救援組織因此向災區派出一整隊的心理治療師。援助組織的目標很明確：透過所謂的「小組會報」（Debriefing，或稱減壓會談），也就是系統性整理、總結創傷經歷，讓罹難者免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所苦。
費爾南多（Gaithri Fernando）就屬其中之一。
早在海嘯發生前，她就研究過斯里蘭卡孩童如何應付長期內戰造成的暴力與失落。雖然西方精神醫學界認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具有普世性，她卻清楚知道這種診斷不能這樣生搬硬套。
海嘯過後，她繼續與斯里蘭卡人談論他們的經歷。她發現，那些痛失親友的人或是傷者，並不重視憂思或悲痛等「內在」過程。
反之，他們比較強調災難對情緒的影響，以及災難在生活環境中引發哪些衝突。他們最擔心的是社會貧富差距，以及怕自己無法履行在家庭中或鄰里之間的義務。
顯然，就像魯利亞訪問的農民一樣，他們對「外在」的擔憂多過於對「內在」的憂慮。
由於這種反應不符合西方的創傷應對模式，救援人員的作業流程陷入一片混亂。」
有一個案例好恐怖：
「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將這種現象稱為「迴圈」（looping），就是指無法破除懷疑的詮釋情況。基於羞恥，這種無限循環的概念迴圈通常是祕密運行，因此不會被第三方察覺。不過在少數案例中，這種循環會展露在大眾面前，有時更會讓全世界目瞪口呆。
在這類個案中，有些（留有資料紀錄，其中一例就是斯圖雷，貝格瓦爾（Sture Bergwall）事件，他也被稱為托馬斯•奎克（ThomasQuick）：「瑞典首位連環殺手」。透過心理治療，貝格瓦爾找回被壓抑的記憶。其中一些記憶是關於他被雙親虐待，但更動社會的則是關於謀殺的記憶。在治療師協助下，他承認自己犯下三十多起謀殺案，其中有八起後來被定罪。
儘管已經有大量分析、書籍與國家委員會的調查可參考，許多未來的研究人員可能還是會透過奎克的案例，來研究第三人稱解釋的力量。
這個案件最令人訝異的是，貝格瓦爾的怪誕描述無法得到證人或鑑定人員的支持，警方卻依然無所不用其極尋找證據。
據說，貝格瓦爾腦中突然浮現一幅景象：他在池塘岸邊將女童分屍，然後裸身游到池塘中央，讓一部分的屍體沉入水底。
這番證詞讓挪威警方展開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犯罪現場調查。他們將池塘的水排乾，總共抽出三千五百萬公升的水，池塘基底也挖到甚至已露出一萬年前的泥土層。警方將水過濾兩次，依然沒有發現女童的蹤跡。但是，貝格瓦爾依然在一九九八年判定犯謀殺罪。
然而，就思想史而言，很有趣的現象是：貝格瓦爾突然想起先前從未意識到的記憶，法律體制與社會大眾怎麼有辦法接受這點？」
——
這個真的很扯欸，沒有被害者的謀殺案竟然成立了？？
貝格瓦爾的表現確實有可能像個強迫性說謊者，但基本上他也對自身經驗存疑。謀殺的意念最初是以「要是……怎麼辦？」的問題型態出現。當時身為一位精神病患的他，跟另一位患者聊到病院內的治療，以及可能會因為治療而曝光的可怕事件：
「要是我殺了人，那該怎麼辦？」
貝格瓦爾曾這麼問：「我也被自己的問題嚇到，然後我就開始焦慮，因為拉斯英格（Lars-Inge）對我說：
『你問自己這個問題，就讓我懷疑你真的有殺人。』」
打從第一天起，貝格瓦爾跟治療師就遵循一套既有的描述與詮釋模式。這些駭人的細節證實描述的真實性，因為「沒有一個正常人能憑空想出這麼可怕的事」。
但是，沒有人能憑空想像思考。帶給貝格瓦爾靈感、讓他提供大量細節描述的兩部作品，是布雷特．伊斯頓．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美國殺人魔》（American Psycho），和強納森•德米（Jonathan Demmes）的小說改編電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Lambs）。
正是在克里斯蒂安森的推薦下，貝格瓦爾看了《沉默的羔羊》。
懷疑、恐懼，所有可以想像的負面情緒，這都是他心理抵抗的一部分，也因而證實最糟的情況確實為真。
「我把臉上的淚水抹掉，認為自己說的肯定是事實。畢竟，眼淚和焦慮就證明被壓抑的記憶已經浮現。 」他如此描述某次前往潛在犯罪現場的經歷。
貝格瓦爾本人也被供詞中的驚人細節嚇呆了。思緒和幻想證明他內心藏有恐怖的記憶，使他的抵抗與反對全數失效。
「我一字一句描述故事，鉅細靡遺描述我認為犯案經過應該是什麼樣子，而我相信這些描繪都屬實。但實際上我根本不記得這些事，因為它們都被壓抑了。」
「虛偽自白已成為法律心理學的一個獨立研究領域。所謂的林德伯格自白（ Lindbergh-Gestandnisse）其實比大家想像中更常見，這也經常使警察的調查工作變得更複雜。這個詞源自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兒子的失蹤案。案件曝光後，有兩百多名無辜者承認自己綁架這位知名飛行員的兒子。相同現象也讓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的兇殺案變得難以調查，因為目前已有一百三十人自白是犯案兇手。
懷疑自己是兇手的人，都普遍假設自己是在無意識狀態下犯案的，而他們的意識則使他們記不住罪行的發生與經過。
在某個時間點，他開始相信自己有人格障礙症。「壞的」麥克在憤怒與嫉妒之下將妹妹殺害，而「好的」麥克則將這個行為從記憶中驅趕而出。
「我不曉得是怎麼動手的，」他說：「不過我知道是我做的。」
直到警方在另一名嫌疑人的衣物上發現他妹妹的血跡，克羅才獲釋並被排除嫌疑。
我們是體內藏著海德先生的哲基爾博士，這個觀念對克羅的影響大到他差點被判犯下他根本沒做的罪。許多人都跟他一樣有過這類經驗，而他們都是在鑑識證據出爐、原本的描述被推翻後才無罪獲釋。
竟然有人會如此質疑個人經驗，這在歷史上絕非巧合。這種心態的基礎，是假設體內有一個扭曲的自我，而這種假設是到十九世紀才在文化上扎根的。」
「如今，經過二十五年的調整與替代療法，她又能將雪茄當成雪茄看待了。作為巴黎焦慮症患者協會創辦人，她認識其他有類似經歷的人。此外，她也將精神分析經歷寫下來，並公開與精神分析師對談。
在法國，精神分析的存在與否是常見的爭論議題，但精神分析師與個案卻鮮少起衝突。雖然社會大眾以贊同、具同理心的態度來討論安妮的批評，有些人認為她被操弄了，或是分析師分析錯誤，不過當病人有勇氣站出來抱怨自己被對待的方式時，分析師和社會大眾都顯得很驚訝。
「他們完全沒想到，原來病人也能提出異議、也能針對他們的治療方式舉出實事求是的批評。病人沒有這個權利。畢竟病人是有病的，而分析師是健康的。」」
這個真的太扯⋯我覺得魯利亞訪問的農夫應該無法理解XD
「在每種文化中，焦慮和擔憂都找得到蓬勃發展的養分。在此，我想將這些養分稱為風險區域，並介紹其中四種。在這四種區域，「內在」的角色在文化層面都特別顯著：宗教信仰、性、侵害以及人際關係。
細心的讀者肯定已注意到，我已在書中多次提到性和宗教這兩大主題。這並不是因為宗教和性本身帶有風險與威脅，而是在歷史因素影響下，這兩大領域特別容易使人焦慮擔憂（就像對恐攻的焦慮比對統計數據上更致命的浴缸還要大）。
為理解這點，我們不僅得更仔細觀察社會背景中的個人焦慮與擔憂，還得探討個體焦慮和擔憂透露哪些社會訊息。」
「宗教信仰方面的強迫性思維（英文稱「謹慎強迫症」〔scrupulosity 〕），不僅出現在基督徒身上，世界所有宗教的信徒都有可能碰到這種狀況。
一般而言，最虔誠的人最容易發生這種問題。信徒越虔誠，就越難接受這種意念。由於他們總認為這種意念與自己相關（雖然佛教的出發點跟基督教截然不同，但這種想法也出現在佛教中），所以必須加以制衡。
但正如摩爾所說，刻意去制衡只會讓這些意念更頑強。不信教的人通常不太會去在意思想的純潔性，所以更能去承受「我恨上帝」這種句子。對他們來說，這句話不會招致任何厄運。
研究顯示，美國有百分之五到十的強迫症與宗教信仰相關，而在沙烏地阿拉伯或埃及等宗教色彩較濃厚的國家，此比例則提升到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此數字實際上有可能更高，
因為許多宗教人士壓根不會去尋求精神醫學協助。例如在穆斯林社群中，強迫性思維可能會成為所謂的「惡魔的耳語」（阿拉伯文為al-waswas）。
這就是一種取代西方診斷與治療的宗教解釋模型。」
精神科醫生後來發現，他有關於魔鬼的強迫性思維，害怕激怒上帝和耶穌。他身旁的人，例如他的告解神父，都被他永無止境的懺悔所激怒，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做出任何罪惡之舉。他的自我指責從未止息。
摩爾發現，「不快樂的人在祈禱時，思緒會被不適當、有時甚至是褻瀆上帝的想法所占據，這會讓他們責怪自己使聖靈蒙羞」。
不過摩爾也發現，這種想法與褻瀆無關，「因為有這種困擾的通常是好
人，而壞人……很少會有這類想法。」
所以，他的建議是接納這些想法：
「這種想法出現時，不要灰心氣餒……。不要與這種想法纏鬥。經驗顯示，這種想法只會因為我們極力抵抗而更壯大、強盛。」」
然而，宗教未必是個人的風險區域，例如在印度教徒身上，宗教方面的強迫性思維就相對罕見。所以說，面對罪孽、不道德、不純潔與褻瀆，教徒也未必得從中產生強迫性思維。只有在個人認為最微小的偏差（就算偏差只出現在思想層面）會對今生與來生構成影響時，問題才會出現。
這些問題之所以出現，有時是因為信徒對教義的詮釋有誤，但根據思想偏差受到的懲罰嚴重程度，宗教本身多少也會使信徒產生這種思維。
馬克思．韋伯對加爾文主義的分析就顯示這點：受到加爾文主義的宿命論影響，信眾特別容易產生疑慮和憂思。根據宿命論，失落者與神選之人之間有一道涇渭分明的界線，而上帝早就選定誰屬於哪個群體了。
時至今日，大家仍在討論信仰虔誠的新教徒是否更有可能罹患強迫症，因為除了其他特點，新教特別強調因信稱義（sola fide），也就是說要得到上帝的救贖只能靠信仰與信心，而不是靠個人的善行。這種觀點尤其會讓人心生無法用理性解釋來抗衡的不確定感。」
「性對世俗世界構成的風險，跟宗教對宗教社會帶來的風險旗鼓相當。幾乎只有在性的範疇中，人才會受到如此強烈的譴責、詛咒，或被指控為心思不純潔。當然，擔憂與焦慮未必與羞恥感相關；害怕自己不知不覺中有某些傾向，例如在無意識的狀況下過著錯誤的生活，這種恐懼就足以讓人焦慮。」
「在現代社會，性已經不受社會控制，這點並不新鮮。從前，即便是在最自由的文化，社會控制依然存在。而在當代，性的控制則是來自個體的自我，這才是前所未見的趨勢。
在前工業化歐洲，民眾心中都有一長串遭禁的性行為清單，這些行為都被視為罪惡。不過，罪惡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本質。直到某種特定「性向」（Sexualitat，此術語目前的定義是源於十九世紀）的概念出現後，群眾對性的觀點才有所轉變。
英國社會學家傑佛瑞 •威克斯（Jeffrey Weeks）總結表示：「在性學中，發現與研究並行不悖，所以『性』才會被賦予全新意涵。」
針對西方社會的性進行歷史分析後，傅柯（Michel Foucault）推斷，沒有其他社會像西方世界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明這麼多新的類別。自性學誕生以來，性向不再受到打壓。」
還討論了一些焦慮的案例，對自己是不是戀童癖、或是是不是同性戀、或同性戀懷疑自己是不是異性戀、自己是不是雖然很愛但潛意識並不愛伴侶（？）、教職員怕被控戀童癖⋯
欸⋯
「雖然無法斷言娛樂產業讓人變得更具攻擊性，但在媒體研究中，很多人都相信這種現象進一步鼓吹所謂的險惡世界症候群（Gemeine-Welt-Syndrom）。我們想像中的世界比實際情況更暴力，民眾也養成一種近乎偏執的觀念，認為每個人心中都埋有暴力的種子。」
將精神病患視為無法修理的壞損機器（精神病患一直被描述成對所有療法免疫的個體），我們看待精神病患的方法，就像傳聞中精神病患感知周遭環境的方式那樣，一樣沒有同理心與共感。
而且，「明顯誇大的自尊」、「缺乏內疚感」、「不負責任」、「許多短期（類）婚姻關係」，還有其他用來判斷精神病態的症狀，在不同個案身上也有程度各異的表現。
說不定那些精神病態特徵最輕微的人，最擔心自己在內心深處是精神病態者。」
「雖然這種感覺一直都在，但長期以來我們不太會去重視。當然，夫妻對彼此的感覺與看法也很重要，不過直到十九世紀，婚姻似乎始終是種無關愛情的結合。這並不是因為濃情蜜意的伴侶關係是現代人才有的夢想，而是因為婚姻從前其實扮演不同的角色，從經濟上來看尤其如此。
在思緒上將實際感覺與虛幻的感覺切分開來，這才是新出現的發展，而這跟針對「被壓抑的慾望」的擔憂正好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幾世紀以來的宗教與文化影響，人類的擔憂不再圍繞著被禁止的慾望打轉；在這個性解放的消費文化世代，群眾反而會為慾望不足而擔憂。」
不過本真有許多含義。對海德格（MartinHeidegger）來說，本真指的是人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必死性；對沙特來說，一位對自己的自由有所體察，而不會將錯誤與罪過全部怪罪給「天性」的鬥士，就是過著本真的生活。
不過在我們探討的主題中，本真與這兩位哲學家的概念無關。不是，這裡指的是探索內在本質的那種本真。這是一種內在的本性：個人會依據這個本性來做決定，並讓其餘的人生照這個本性走。只有當我們在最深層的內在找到並釋放情感的「核心」，找到「我真的戀愛了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人生才能順利開展。」
但是作者提出的問題是，是因為成癮才不快樂，還是因為不快樂才成癮？
也討論了社會和文化的種種假設，是否造成了問題？
討論了一下迷幻藥來作為焦慮症、憂鬱症的治療，講到了Michael Pollan 這部分的討論
不過作者雖然沒有明說，但感覺其實他是不覺得這是治本之道。
「海耶斯以身為ACT療法創始者聞名，這是一種越來越普及的治
療形式。ACT是接納與承諾療法（Akzeptanz-Commitment-Therapie）的縮寫，屬於認知行為療法的第三波浪潮，特色是不主張能治癒任何人。
根據恐慌症候群的親身經歷，海耶斯發現我們越是試圖擺脫焦慮，焦慮就越難纏。就連我們直接面對焦慮時（這基本上是行為療法中會出現的情況），也會出現所謂的北極熊效應，因為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擺脫焦慮。所以，真正的對抗指的其實是學習與焦慮共處。
目前，這種觀點受到的爭議比以往少。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療法算是承接行為療法的核心宗旨：我們所知的只有行為以及思想。迄今，無論是在基因檢測還是神經精神醫學研究方面，我們都沒看出任何進展以及突破，精神疾病成因的生物過程依然是個大問號。
除了少數明顯的神經系統疾病，精神醫學診斷仍是針對各種行為的描述。血液檢測與大腦成像都還不能告訴我們誰患了什麼疾病。
在向患者傳達接納這個態度的過程中，海耶斯一開始就強調痛苦的經歷是無法避免的，而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由於這種經歷無可避免，接納是唯一適當的行為。
但接納是什麼意思？我們必得接納所有自己面臨的痛苦嗎？
然後佛教講到蘇格拉底，「皮羅懷疑學派（die pyrrhonische Skepsis）、斯多葛主義（derStoizismus）、伊比鳩魯學派（der Epikurismus）與犬儒學派（derKynismus），這四個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之後出現的學派，都點出蘇格拉底式體悟的不同面向，也就是沒有任何事是人能確定的。犬儒主義者將這套思維發揮得淋漓盡致，拒絕所有在人類慣例習俗中被視為正確與確定的事物，例如國界以及日常個人衛生等。」
然後講到基督教神秘主義XD
如果我們扭轉這種憤世嫉俗的態度，又會是什麼樣子？
假如我們轉念一想，認為個人幸福已無法挽回，但這個社會（作為歷史上唯一的社會）其實還有改變的可能，情況又會有何不同？」
「各式各樣的憂慮都隱含世界是不確定的事實。即使是最令人質疑的強迫性意念也包含這個真理，而強迫性意念的特點也讓人體會到不確定性並不會消失。一個人能夠應對、處理多少風險，關鍵在於他或她的想像力有多廣闊。所以，擔憂中其實也藏了一個微乎其微的體悟。這份體悟極其微小，小到我們都無法理解整個世界其實是不確定的，而且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會在日常生活中承擔對別人來說無法接受的風險。然而，只有在接近個人恐懼時，我們才能深入了解世界的本質。從這個角度來看，勇氣不是情感也不是美德。勇氣是一種行動，它不會讓我們以某種特定方式去體驗世界，而是讓我們更接近世界。」
「在歷史上，風險規避並沒有對社會發展帶來多大貢獻，有歷史意義的變革都與風險規避無關。反之，在廢奴主義者要求廢除奴隸制度、在女權運動者爭取婦女投票權，以及在瑞典工會運動首度爭取健康與失業保險的過程中，我們反而看到「為了更崇高的目標而承擔風險」的原則。」
「在思想中進行心理時間旅行，前往我們尚未抵達的未來和永遠回不去的過去，這是人類的自然能力。但是經常在時間中穿梭，以至於對眼前世界感到陌生疏離，這卻是不自然的。
誠然，作為個人，我們能借助各種方法來學習正念。但話說回來，在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人類並不需要特別去尋求正念。正念是一種與聽覺、視覺一樣理所當然的能力。這種心態的先決條件是自然資源富足：地球提供各式各樣的食物，讓我們不必去計畫和計算未來災難的機率。」
「一個人能抱著謀殺鄰居的意念，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對鄰居伸出援手；一個人也能在心中對鄰居滿懷愛意，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們殺死。思考是一種概念化、理解世界的方式。思想本身就跟計算機螢幕上的數字一樣不真實。只要去觀察腦中的思維、不要涉入其中，我們就能看出這種不真實。這套邏輯適用於所有意念，不只是不愉快或「負面」的思維。愉快的、聰明機智的、利他主義的，還有充滿善意的意念，這些全跟負面思維一樣不真實。」
我想這一段就是講論跡不論心。
「雖然歷史證據顯示人類還有其他生活模式可以選擇，我們仍頑強地認為人類社會會像現在這樣永遠持續下去，頑強到批評家與學術研究人員都時常認為這種觀念是價值中立的。即便這種觀念遭受質疑、儘管我們在集體絕望之下呼籲進行徹底、永續的社會變革，藉以應對各式各樣的危機，實際行動依舊未見蹤影。人類群情激憤地同意大家應該做些什麼，面對自己的無能為力卻束手無策：做些什麼是我們唯一做不到的事。
「採取行動跟不採取行動，其實都是在承擔災難發生的風險。無論我們是選擇正面迎擊風險還是逃避風險，災難的風險永遠存在。不過，並非所有災難都是未來的代名詞。在這本書中，我已經描述過風險規避的災難，而這就是我們正面臨的災難。」
我覺得蠻好看的，美國人寫書綱舉目張，看目錄就一目了然，看內容就是用各種研究來論證；歐洲人寫的書就是帶著讀者一起徜徉在他的思緒，上窮碧落下黃泉，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道會去哪裡，旅程本身很有趣。
不過這本書導遊帶的很好，我作為觀光客覺得很有趣。滿意👍
但這本書完全沒有要走實用主義傾向，導遊帶完了行程，叫大家回家自己想想XDDDD
然後就收工了！致謝了！
他沒說他可以解決問題，只是問幾個問題叫大家回家想想！有沒有超級蘇格拉底風！
美國人的書就算湊也要湊一個行動方案123出來啊，哪怕一看覺得靠完全沒有可行性，作者一樣要把他的妄想解決方案提出來 XDDD
總之很有趣，而且我覺得也是這種寫作手法應該很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就算過幾年讀也不會覺得變成過期的時代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