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Tagliacozzo，2024[2022]，《亞洲海洋大歷史：從葉門到橫濱的跨海域世界》


本書主要在說明，歐洲人在亞洲海域的勢力擴張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他們起初讓亞洲人掌舵，引導船隻進入港灣，亞洲的船身設計也會融入歐洲設計。歐洲人之所以能擺脫亞洲船隻的中介，建立自己的殖民地迴路，有賴於對東亞海域日積月累的認識。而19世紀以來燈塔、測繪地圖等海洋科技的應用，則加速歐洲殖民者認識與控制水域。

伴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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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嘛讀嘛

第二章有一段描述我覺得很適合想像歐洲人剛來到亞洲的情況。
作者提到有人比較哥倫布與鄭和乘坐的船隻尺寸：
「一幅當代的線條畫將鄭和的指揮艦與七十年後載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發現』新大陸的聖瑪利亞號（Santa Maria），以雙方的估計尺寸做比較，讓我們看到了比例差距。假設伊比利人（Iberians）是乘著划槳船發現世界，那麼中國的大船就有如航空母艦。」

在哥倫布「地理大發現」之前，在印度洋、南海等水域已經有船隻因政治、商業、文化目的而往來航行。國際商業貿易活動也形塑東南亞港市的特殊性格。

在東南亞，很多地方都有「港務長」這個職位。港務長主要職責在於「吸引、管理跟推廣各項貿易活動」，他通常通曉多種語言，其管理的港口也樂於接受外來者與外來文化，形成跨文化主義（寰宇城邦主義）的氛圍。

從西元一千年起，東南亞的行政中心與經濟中心就整合成一個城市，例如：爪哇島北部海岸的貿易樞紐如圖班（Tuban）、淡目（Demak）、格雷夕（Gresik）不但掌管自己的政治，在財政上也自行負責：這些城邦不但能夠獲取所需的金流，也主宰土地改革、法律運作等事務。

在本書提到的幾種物質（香料、海產、佛牌、還願牌），以印度為中心的香料貿易應該是說明得最清楚的。

在15世紀晚期到17世紀歐洲人進入印度與東南亞時，香料貿易已經行之有年。印度商人長久來經營香料貿易，有三個中心，分別是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西南部的馬拉巴海岸（香料植物的生產中心）以及印度東南部的科羅曼德海岸（東南亞香料交易的樞紐）。

葡萄牙人在16世紀進入印度時，勢力範圍主要是在古吉拉特跟馬拉巴海岸。他們制定「卡特茲」(cartaz)（通行證）制度，要求商人只能與葡萄牙人買賣及運送香料，但在葡萄牙卡拉維爾帆船(caravel)鞭長莫及之處（例如東南部的科羅曼德海岸），仍由當地居民掌握。

葡萄牙人認為海域是「可以執法的運輸空間」，藉以監控移動的觀念啟迪了後來其他歐洲殖民者，他們也試圖壟斷海洋貿易的手段，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尼東部的摩鹿加群島，不但脅迫要壟斷貿易，還訴諸武力殺戮違反禁令者。

17世紀進入印度的荷蘭與英國人，比起葡萄牙人更有組織，但印度原住民也得到正向刺激，他們利用英國船隻與導航路線，在1660年代將貿易擴展至馬尼拉。

然而，18世紀開始，印度商人越來越無法與效忠東印度公司的「港腳商人」競爭。

東南亞主要港口被基督教勢力（英國、荷蘭）掌控，而1760年代英國與荷蘭在東南亞競爭，取得許多讓英國貿易市場擴大的租界，包括蘇拉特(1759年)、馬拉巴(1790年)、檳城(1786年)。

英國在當地直接治理的能力也在上升。1784年1月成立印度控制委員會(London Board of control)與印度總督(Governor-Gerneral of India)來控制印度。此時英國人也以武力威脅來推動與印度王室的貿易談判。

在19世紀末期，英國面臨來自德國、日本、美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的競爭，改變自由放任的二元統治方針，改採中央集權式的治理方針，領土也擴張。

除了殖民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使得他們紛紛加強對於市場與原料的控制外，本書很特別的是也提到海洋科技的進展。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是一個關鍵的事件，它讓殖民地的訊息傳播速度變快，越來越多輪船進入東南亞的海域。

燈塔的建設以及海道測繪的技術進展，也讓殖民者更能夠控制與認識他們勢力範圍所在的海域。

在東南亞地區，燈塔是階段性建設
1. 1860~1880年燈塔設置在主要港口外側、貨運流通量較大的航道以及沈船事故與暗礁較多的地點。
2. 1880~1890年巴達維亞與新加坡彼此競爭吸引船舶通過，而以海上照明作為訴求。英國與荷蘭人共同認定，麻六甲海峽與南海這兩條海洋通道是需要被照明的關鍵地帶。

然而，燈塔的主要困難就是興建與維修的成本昂貴，雖然有收去燈塔規費，但仍然入不敷出。舊的小燈塔只要3000~5000美元，但19世紀與20世紀交界要建立新的大燈塔要價5萬美元。

燈塔的興建事宜因此成為倫敦與殖民地港務司衝突的來源，也讓當地的蘇丹可以用燈塔興建或拆除作為談判工具。

但有了燈塔，英國與荷蘭人就可以設置浮標來控制航道，綠色浮標代表水下有危險沈船，頂標標示數字來指引船隻移動，讓他們更能監控往來的船隻。

海道測量船有助於讓海岸地貌更容易被統治者辨識。英國的海軍能力明顯強於荷蘭，使後者相當緊張，但即使他們的海道測量工作成果豐碩，直到19世紀末期殖民強權才開始競爭，加速海道測量的工作進行。

在20世紀初期，從望加錫海峽的東半部到新加坡與爪哇島之間，許多國際航道都還沒有做過詳盡的測量。

1900~1910年，東南亞的海道測繪是先進的國際化學科。對於荷蘭人擴張勢力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例如1873至1903年的亞齊戰爭時，針對海岸與河川地測繪任務都是軍事擴張的一環。因此海洋測繪是一個軍事工業複合體。

作為一個對海洋史研究比較陌生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比較感到困惑的是尺度的問題。書中的亞洲採用比較寬泛的界定，第二章重點在於說明亞非交流的史前證據，例如清真寺或斯瓦希里王族柱墓頂端的壁龕會安放精緻的中國瓷器。

對於以物件來書寫全球史來說，這個尺度不夠大，但對於書中許多主題來說似乎又太大了一些。各個海域之間實際上就是有連結強或弱的區別。舉例來說，按照《海上傭兵》的說法，1640年代荷蘭人沒有趁葡萄牙人被驅逐的機會取而代之，與當時當時的巴達維亞判斷，中國貿易的前景不如印度，因此樂於將日本白銀跟中國黃金都拿去購買印度商品有關。

書中開頭跟結尾，分別是鄭和下西洋與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但從東南亞港市的特性思考中國，感覺就是會失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