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悲情城市》中的黑幫電影元素
比較少看到有人提到，所以想稍微寫一下
（劇透注意）
悲情城市 A_City_of_Sadness 侯孝賢 HouHsiao-hsien

《悲情城市》在臺灣電影史上有著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是解嚴後第一部內容提及二二八事件的作品，另一方面是第一部在國外影展獲得首獎的臺灣電影。我們這代在求學階段多次聽聞這部作品深刻描繪臺灣被國民黨統治初期的痛苦，然而在電影上映三十多年後觀賞，我很意外看到一部和預期中完全不同的電影。它形式既不像紀錄片，角色情感和事件的描寫不直接，尤其風格比起時代劇更像是黑幫電影。

假如看過侯孝賢其它電影，對於他電影中時常出現的黑道元素大概不會太陌生。1987年《尼羅河女兒》的二哥曉方與一幫朋友惹上黑社會的麻煩，1995年《好男好女》的主角梁靜有個坐過牢的男朋友阿威，1996年《南國再見，南國》的主角高國興是個失意的中年流氓，2001年《千禧曼波》的主角Vicky向黑道大哥捷哥求助。

在《悲情城市》中，九份的林家從日治時期就被日本政府當成「流氓」，為了地方利益向政府抗爭而被視作眼中釘。林家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仍舊佔據地方勢力一角，並且開張酒家「小上海」，然而經過多次打擊，林家在和田寮幫的競爭中漸居下風、慢慢萎靡。電影的前半部，也可以看見身著直條紋黑西裝的上海商人穿梭酒樓、搓麻將、經營買賣毒品的生意，或者田寮幫的人為了兩袋錢將人蓋布袋後殺害、引發後來林家的人前來尋仇。包含後半部大姐頭出來調停以及大哥文雄的死，都飽含濃厚的江湖味。

《悲情城市》中黑道元素的根源事實上出自電影初期。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出版劇本的章節「悲情城市十三問」解釋這部電影的緣由，最初是為了替楊麗花與周潤發設計一齣臺灣酒家大姐頭與香港黑道的戲碼，然而在編寫劇本時故事背景逐漸發展到女主角的父母輩，最後父母輩的故事變為了《悲情城市》。而侯孝賢在拍此片的時候以臺灣歌的氣質為靈感，「想把台灣歌那種江湖氣、豔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不論是故事主軸或是導演的動機，都圍繞在黑幫電影的類型上。

不過當侯孝賢使用黑道元素時，通常那些元素更像是一種他討論事情的方法，而非電影主題。影評托尼．雷恩（Tony Rayns）2015年9月2日在英國電影協會的演講 “The Long View: an introduction to Hou Hsiao-Hsien’s films” 描述當侯孝賢處理他想要了解的議題時，「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把它和黑道拉上關係」。黑道是侯孝賢感覺熟悉也好理解的領域，協助他找到下手的節點以及催化出個人化的看法。

The Long View: an introduction to Hou Hsiao-Hsien’s films

The Long View: an introduction to Hou Hsiao-Hsien’s ...

"his default impulse is always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gangsters"
42:41處

於是，在《悲情城市》裡面地方勢力林家成為遭受外來人士折磨的本島臺灣人，上海商人影射與上海黑幫勢力掛勾的蔣氏政權，殺死文雄的田寮幫側寫一則島內相逼的悲劇，暗算三哥文良的通報反映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風聲鶴唳。

演員陳松勇飾演的文雄展現出男子漢形象，一方面刻劃他的勇猛、有擔當、重情重義，另一方面文雄刀光血影的生命被左輪手槍結束，似乎在述說這樣的形象只屬舊時代，此後的社會由功利、勾結上海商人的地方田寮幫為勝利者。和上海商人牽扯不清的文良則由演員高捷扮演，他常在侯孝賢的電影中演出這類黑道的角色，例如前文提及的曉方、阿威、高國興、捷哥。

文良才剛從戰後所受的驚嚇醒過來，大半時間沉默而溫順地跟著上海商人做事，被問意見時兩次都回答「我要問XXX去」。文雄和上海商人鬧翻後，文良被出賣給政府抓去，回來時又瘋了。與文良經歷平行的是有些臺灣人在戰時聽日本政府命令參戰，經歷完二戰動盪後擁抱國民政府，前後改了兩次效忠對象。他們其實是聽統治者命令的小老百姓，但在戰爭所受的傷、背上「漢奸」的罪名、被關押，全都自己無奈吞下來，最後漸漸內化成空洞茫然的自我認同。

黑幫電影的角色時常給人呼風喚雨、逞凶鬥勇的預設，但侯孝賢的黑道主角個性形形色色，總是有一份共享的無力感。他們被排除在社會的邊緣，卻站在社會問題的浪頭上，例如《尼羅河女兒》的曉方沒有辦法改變家裡的窮困處境，而是和朋友尋求非法管道剝削「臺灣錢，淹腳目」的紙醉金迷，兩相對比顯示的是當時社會的斷裂。若以黑道元素為焦點觀看《悲情城市》，乍看之下時代彷彿被家族風雲的畫風給搶盡了鋒頭，然而經過審視，可以發現時代不只是營造黑幫電影裡寫實性的細節，它本身就是被探討的核心，透過這些努力在夾縫中生存的角色，給予觀眾管道看進當時的衝擊與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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