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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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讓我們回到原始的主題，1930年代的蘇聯文化。
Ｈ：我有幸見證到蘇維埃文化黃金時期的最尾巴。在革命過後，各式各樣的學說燁燁生輝，詩文、文學與戲劇兼美。當時非常自由，至少在表達形式上。有相當多實驗性質強烈的戲劇藝術上演；當國際戲劇年會舉辦時，歐洲重要的劇評家與劇作家蜂擁而至。莫斯科可謂是最重要的劇場與電影中心了。當然意識形態上還有很多限制，但發揮的空間很大。事實上革命後當時正是抽象畫派最興盛的時候，像是大師康丁斯基（Kandinsky）與馬列維奇（Male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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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豐沛的自由，來源有二：首先，列寧本身就是精緻的知識分子，有些天主教徒的品味。此外Lunacharsky是教育部長，掌管所有文化發展。我想一些最優秀的後革命時期文學作品，就是當時寫出來的。作家包括Boris Pilniak、Vladimir Mayakovsky、Mikhail Bulgakov以及其作品《Дни турбинов》（洶湧的日子）；他初次將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描寫成具有尊嚴及真實人性的人物，而非只是尋常作品中的丑角與賊夥。Boris Pasternak寫出各種詩，Ilia Ehrenburg仍旅居巴黎寫各種反蘇維埃小說。他們甚至允許他在蘇聯內出版，即便列寧罵過他。但是到了1932到1934左右，一切文化層面開始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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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文化，1934年也是教育改革的一年，歷史課本開始重視革命前的俄羅斯歷史，Ivan Grozny（恐怖伊凡／伊凡四世）也不再被以貶抑詞稱呼。你知道一幅列賓對Ivan Grozny的畫作嗎？列賓提名為Иван убивает своего сына（Ivan殺死其子）。莫斯科那群聰明的傢伙把它更名為「Ivan為其子提供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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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也寫起彼得大帝；他們反對教科書為粗鄙的社會學，將沙皇時期的一些文本重新引入歷史學，一些革命前的學科與教學方法也回來了；它們相當好，深受法國與德國的影響。那還是1934。

A：您說您認識托爾斯泰，您是從他身上聽說文化的改變嗎？
H：其實到了戰爭期間，我才跟托爾斯泰比較熟。他是留在莫斯科的作家之一。但是到了1941年的時候，外交人員、部分政府，連同我們都被緊急撤離到古比雪夫（Kuibyshev）。古比雪夫城只有一間小不拉基的旅館，甚至沒有個別的浴室。大夥人擠在一起住，我就是當時跟托爾斯泰熟起來的。還有Kataev、Petrov跟Sholokh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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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vgeny Petrov (writer)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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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taev 跟 Petrov不是兄弟嗎？
H：對啊，剛開始Kataev也姓Petrov，但當兩兄弟長大，他們覺得有兩個叫作Petrov的作家很不удобно——很不便就是了，所以其中一個就變成了Kataev。Kataev是比較好的作家，而Petrov是比較好的記者。但我們真的混得太熟了，還差點鬧出國際兇殺案。

我在這間飯店得到最大一間房，所以可以邀請俄國作家跟一些大使館的人來。其中一個就是美國大使Bohlen的小叔子，Charley Thayer，當時是使館第一秘書。還有John Russell，也就是貝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外甥，後來當了英國駐西班牙大使。當然Kataev也來了。

Charley這人有一點點混蛋，他自己明知道Kataev對海明威毫無招架之力。酒過三巡，Charley大放厥詞，說海明威寫得實在差勁。不多時，兩個傢伙開始滿房間追打起來，Kataev騎在Charley身上掐他，嚎曰：「你在放啥臭屁！海明威是當今最偉大的作家！」

當時的情況相當危險，因為俄國作家們全被徵召當了紅軍的政委。他們都穿了制服，還給配槍；任何一個人被氣急了都可能會開槍。現在說起來很好笑，但是當時把我們都嚇個半死。

在古比雪夫，變得那樣親近是有可能的。十二月蘇聯第一次反攻的時候，我們被允許回莫斯科。作家們也跟來了，包括與我變得親熟的托爾斯泰與Sholokhov。美國人當時在蘇聯很吃香，大家都在談第二戰線逗我們玩。珍珠港事件發生在十二月七號。在六號與七號之交的夜晚，我正在寫特報。電話響了，打來的是Ilya Ehrenburg：「我們是盟友了！日本人開啟了戰事！」我是這麼知道珍珠港事件的。我花了大概二十分鐘才連繫上塔斯社（TASS），通訊很差勁。外交部也知道，但事情還沒有廣發週知，連大使館都還不知道，直到接受華盛頓的通知他們才知道的。

總之我們回到了莫斯科，決定成立英美報社協會（Anglo-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我被選為會長；直到當時這種集會是被禁止的。我們大概有六十個會員，並決定邀請蘇聯官員們來吃個飯，特別是兩個政治局委員，Shcherbakov 與Alexandrov。所有重要的作家通通來了，托爾斯泰、Ehrenburg、Kataev與Fadeev。大家又都拿第二戰線逗我們玩了。結果一週之後，蘇聯人又辦了很類似的餐會找我們去。俄國民族真的很重視這種禮尚往來。同樣的人，在餐桌上一樣發表高論。

當時托爾斯泰寫完了《苦難的歷程》（the Road to Calvary），和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文風類似，但我覺得更優秀。書中說明俄國知識分子難以適應革命的大環境。

Ｈ：托爾斯泰的朋友有時候打趣他，因為他住在豪宅中。他跟高爾基在莫斯科都擁有差不多最好的宅邸。當然沒有革命前那樣美輪美奐，但以蘇聯標準而言夠體面的。他還有個管家小子，從巴黎帶回來的。每當有人來電，那管家會說：「我們尊貴的格拉夫‧托爾斯泰同志方才離開，去黨中央委員會開會了。」是的，不少人批評他變得太貼近蘇聯了。在戰爭期間當個愛國志士無傷大雅，但是《彼得一世》被批評為對史達林搖尾的意圖太明顯了。
Ａ：您是說被非官方地批評。
Ｈ：對，官方上，他贏得了史達林獎。

托爾斯泰受的教育極好，不像後來的俄國作家，才華洋溢，但是文化斷層，在新一輩的身上尤為明顯。對索爾尼辛主要的批評就是這個。索忍尼辛的摯友，詩人Chukovsky說他最大的悲劇就是未受廣泛的教育。他讀得不夠，更糟的是，他和傳統蘇聯知識分子的接觸也不足。他是個獨行俠。

Bulgakov也是，一匹孤狼。但Bulgakov已經是老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結晶，他們發展得非常優秀，然而索爾尼辛卻是在頓河谷的哥薩克村子裡長大的，普通蘇聯學校也很差勁。他在監獄中成熟，出獄之後選擇獨居。Bulgakov成為孤狼最初的原因卻是他的妻子是個布爾喬亞，被政權排擠。

蘇聯重要的作家中心有兩個，一個就是定期在莫斯科最好的餐廳聚會的作家公會（Writers’ Union），他們常在餐廳中辯論。然後就是在莫斯科郊外的Peredelkino，公會在村裡為作家們蓋房子，作家大多數時間住在那裡，特別是夏天，也會辦辦餐會。我那時候還被允許在公會走動，特別是在我跟我妻子相遇之後。她是高爾基文學院（Gorky Literary Institute）的學生。

Ａ：等等，那麼你太太是Konstantin Simonov的同窗？

Konstantin Simonov - Wikipedia

Ｈ：Simonov是跟她同班，老早就是班上的風雲人物。還有寫了蘇聯國歌的Sergei Mikhalkov，就沒那麼受歡迎了。至於Aleksandr Tvardovsky是其中一個老師。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我們夫妻住的房子就是作家公會建造的。公寓的其中一位前任房客，也是一位美國記者Eugene Lyons，給自己搞來了作家公會的會員資格——在當時等同獲選為鍍了金的大學士——他後來把他的那間公寓賣給了報社United Press。Ilf跟Petrov兩個在那裡寫了《小金牛》（A Little Goldern Calf）。公寓裡的打字機聲總是響個徹夜。

我偶爾能在樓梯間看見Bulgakov的身影，他很沉默。他很早就死了，1939年。如果他至少活到戰爭爆發，也許我能跟他說得上話。沒有人知道他在默默地寫《大師與瑪格麗特》。

Eugene Lyons - Wikipedia

The Little Golden Calf - Wikipedia

大师与玛格丽特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下回在此，慢慢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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