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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一下《永別書》的書摘,才 2% 已經劃線劃到天邊去,所以開個噗邊看邊貼。
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 - 張亦絢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對於不能講述一個更甜美的故事,我滿懷歉意,但並無悔意。如果在此有什麼祝禱之話好說──我深深希望,相信小說,終究能夠促進各位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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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消滅最特殊的成份,不是像記得自己的住址,或是如何騎自行車這樣的記憶。
總之,我想我可以在外觀上打扮成一個有記性的人,但就是不需要有「我的記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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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知道一個男人的樂團,叫自己皇后叫自己QUEEN,大概不會正常到那裡去。但要說我就嗅出什麼同性戀的東西,可就差遠了。我沒特別感覺到這部份,就像「性」一樣,我不是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是全無聽聞或經驗,但它終究是很混沌。

(這段有點性意思史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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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有個七年級告訴我:「『戒嚴』這兩個字只會讓我們想到,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就像『古早味』一樣。」我差點沒翻臉:「台灣戒嚴三十八年,是全世界戒嚴最長時間的國家,別的不知道,至少這點妳要記得呀。」但她會記得什麼呀?就算她如我所說,記得「戒嚴三十八年以及破世界紀錄」,你說這就算記得嗎?那不過就是一堆字罷了。
不可能地,記得──是不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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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最殘酷之神,不在於有殺戮與不公正,而是我們從來沒有「一個」記憶。總是會有第二第三或第四,如果一個人非常非常幸運──這種異常的人我沒有碰過,如果你碰到不妨介紹我認識,這種人要不他很早死,就是很呆,再不然就像我打算實驗的,有計畫地消滅了記憶──讓我回來說「幸運」這事,我想只有非常幸運的人,他的一二三四記憶可以彼此不相互下毒、吞噬與侵害──。這種事,我想是不可能的。最可能是這人很呆,一生既不經過什麼,也不存取什麼。但一個人縱使被囚禁或癱瘓在床,也無法達到這境界。人就是人,除了腦病變,總是有記憶的。這真是個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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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這能不能說是奇特的同性戀文化,總是會有人不停告訴妳,孔子或耶穌「其實是同性戀」;白雪公主或媽祖也都「其實是同性戀」。但是沒有人知道,「其實是同性戀」,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或說除了「其實是同性戀」之外,有沒有誰是「其假是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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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是不是?是不是同性戀嗎?
那要看你認為,一個人有沒有可能了解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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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告訴你,我贊成某些事、不贊成某些事,那是一個意見或想法,可是關於「我」這個東西,「我」這個奇怪的東西,我可以說的是,每當我要在它之後加上等號,等號之後往往就還有括弧,而括弧之後,又有小括弧──有時還有無盡的問號。這就是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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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經過去超過十年了,怎麼還會是這樣?你說我能不害怕嗎?人能不害怕這種東西嗎?

那並不是我唯一的戀愛。所以我知道,並不是戀愛就會導致這樣的狀態。在我清醒的意識中,我也並沒有懷抱想要舊情復燃這一類的想望,然而一旦這人出現,我就彷彿只有十三歲或是只有三歲那樣,所有的血液都打著如巫毒般「我要我要我要」的叢林鼓聲:但是我要什麼呢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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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接受她。這事我不是經由任何教育,或是文化薰陶才有的,我不能騙人說是因為我特別開放、叛逆、先天上就對同性戀沒有半點偏見,因為事實上並不是。我只是一無所知。

我也知道,現在有人在努力做些同志教育啊什麼的,我不懷疑那是件好事,不過說真的:會愛就是會愛,教不教育都是沒差的,或許要教的,只是那些不會愛的。

我完全沒想到這跟同性戀有什麼關係──那時候啊,同性戀就只是個罵人的詞,不用細想,就不覺得那跟自己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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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說起這,充滿了懷念?是的,我想是因為那樣一個小小的儀式,最能說明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少女,像一種安靜的自我介紹,自己介紹自己。不像戀愛,它闖入,卻讓我無法說明我自己。
是的,這當中剛好,有種強烈對照。
是的,因為那,就是人們可以稱為「完美時刻」的東西,即便人生不快樂,痛苦揮之不去,人都還是有這種不為人知的「完美時刻」的:就像,即使是一個到處流浪的翹家小孩,也會在她的暫時棲身處,專心地、安詳地洗刷她的後背包,並在有陽光處,以幾個衣夾晾起那個背包。安穩是一種內在節奏。環境有時會奪走它,但也會交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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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我將會以另一種方式記得:較不帶感情、較有距離、最重要的是,較不痛苦地,記得。消滅記憶,首先是消滅它的強度,不是內容物,消滅內容物,還需要更多時間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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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歐洲人也偏愛青春,希望看起來是年輕、有活力的,但是那跟在亞洲,過了二十歲、過了三十歲、甚至有過了五十歲的,還不斷要把少女意象往自己身上抹,我真覺得那是十足的殺氣騰騰。

不用說啦,人道那面,我覺得還是要對童姥有點憐憫,但不那麼人道部份嘛,我也是覺得好開心、好紓解:斃了她的好。斃她千次也不夠。只可惜現實中沒那麼便宜,那些童姥嘛,不只多半斃不死,還是你媽、你阿姨或是你丈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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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我媽,它們有某種相似性,我可以告訴你我十五歲時的感受,這感受當然受限於我那個年紀的閱歷與思考能力,但我還是確實思考了,我認為:音樂與我媽,兩者都沒有良知。

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文字,選擇了小說。在這件事上,我媽認為我選擇了做為我爸的女兒,而非她的,因為文字或小說,她完全無能為力。她失去了控制權。不,我爸不是文學家,他連個文學讀者都算不上。

我在副刊發表第一篇小說時,他心情糟透了,他原來是想培養我從政,這樣他可以整天在我背後寫那些競選玩意,但是我弄起文學來了,他很清楚他對文學之不行,一如我媽對文字之不行──我這是正面向他宣戰,並且第一戰就告捷。──不過我媽是不可能弄明白此中「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東西的。對我媽來說,我爸和我一樣,我們都是「很會用成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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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不會告訴她,更不會改變她。那太不自然了。或許這也是我做為小說家的變態之處,我不反擊、不自衛,我比誰都歡迎傷口上的鹽。因為我真的想看到的是:人的深淵──可以有多深。畢竟我不是我媽,我了解,文學,從它的開始到結束,都與用不用成語,一點關係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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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時有個同學帶一本宋澤萊的書到學校裡,你知道書名叫什麼嗎?叫做《大聲喊出愛台灣》,我們緊張地傳來傳去,像是那是個未爆彈。那就是個禁忌。書也許不禁了,但心理上我們覺得它與違禁品不遠:就算不是海洛英也是大麻,你懂嗎?不可以的。那個書名。今天你讓一個七年級看,保證他覺得莫名其妙,愛台灣都可以寫在餅乾的包裝上了,「大聲喊出」是什麼意思?是發生了什麼事,要大聲喊出那麼普通的事?

(是發生了什麼事,要大聲喊出那麼普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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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接她的話。我想是因為她們雖然知道呂赫若是個名人,但她們沒讀過,甚至不太有聽過。

我心裡很難過──你可以想像卡繆或雨果或沙特好,嗯沙特應該沒後代,總之那就雨果的後代好了,要對同儕說:雨果是個真正的文豪。就連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一個法國人都不必這麼說。當然不是說介紹呂赫若介紹得彷彿他是個地下樂團的主唱那樣,就會怎麼樣。不過這還真是慘啊。而且現場既沒有人說:「那還用說。」也沒有人接口:「我有讀過耶。」──彷彿呂赫若還真是個地下又地下,來自愛沙尼亞的鞭笞重金屬樂團主唱。而且成軍不過一個月。臉書上只有十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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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在一次口角中,瘋子似地打了我,口中唸唸有詞:「妳讓妳爸那麼難過!妳讓妳爸那麼難過!」我雖然才十六歲,但也不得不面對,自己父母非常愚蠢的殘酷事實。只因為兒女考上第二志願,就消沉沮喪的父母,其心靈該有多麼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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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在時間上最具軸線性質的,是冬樹又是國民黨又是台灣人這件事。

說冬樹是國民黨,是很概括的一種說法。她可能從來沒有入過黨,說不定也從來沒有投過票,但是她是我們說的,典型國民黨家庭的小孩,且在意識型態上,從來沒有過一點脫離這種意識型態的徵象出現過。這個事實,冬樹自己從來沒有很積極地表現過。但是我們所有的朋友都心知肚明,在批評國民黨時,我們都會盡可能地迴避她;一直到今天,「妳和冬樹還有聯絡?」這句問話,從我另外兩個高中死黨口中問出時,都隱隱然有一種意味,像是「妳還和國民黨的有來往?」或是「真怪,為什麼妳與那個國民黨還是走得那麼近呢?」有時候,我也會有點不安地想道,如果她們給自己的問題一個答案,她們也許會說:這都是因為,賀殷殷畢竟是外省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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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早在那個年代,我都知道「對民進黨深感不滿」才是台獨運動的主流情緒:原因就在於,對於有著長期台獨歷史的台灣人而言,民進黨從一開始,就被看作對台獨不夠認真,同時也走得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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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在課堂上,一個同學氣勢洶洶地站起來,責問整個班級:「我只要請問大家一個問題就好,大家是想要做一個大國的國民呢?還是一個小國的國民?我想答案絕對是非常明確、不需要辯論的。這還需要討論嗎?」而在那個原該是無言的時刻,我站了起來回覆道:「如果是想要做一個大國的國民,我們何不都一起去做俄國人好了呢?這樣也很大呀!不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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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女孩突然停下我們原本的談話,說道:「姐姐,我一想到要爭取台灣獨立,就很煩。我真希望我們不要爭取,我們不要爭取,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到要台灣獨立,我就覺得很煩。我是支持的。但是我更想做許多,其他更有趣的事啊。」

我真希望我們不要爭取,我們不要爭取,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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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捐血慶生聽起來不怎麼好玩,但我待冬樹的方式一向是:看重她所看重的事。

(我也很愛捐血慶生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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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樹雖然缺乏對大部份事務的進取心,但是她對她身上發生的事,有一種我不能了解的態度──她凡事都能往對自己有利的角度詮釋,她並不需要「事實」。比訊息更全面的東西,是她一點都不需要的。

對她來說,思考或記憶,只是為了增進個人生存的幸福,並不是因為事情本身,更不是「那件事在那裡」,就必須探究,或是了解。

我的認識雷達從未設定成只探測自己被愛與重要性的程度,我的雷達範圍大得多,對於我的不被愛或是不重要,我有著一樣的好奇心與求知慾,而我只有在痛苦與不安的程度,超過忍受程度時,我才會退回到與冬樹共處的小宇宙裡,在那裡休息與療傷。

就像當時知識與書本對我起的作用一樣,讓我藉著縮小我的注意力,抵抗可能的瘋狂。因為真正的認識,總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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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需要很多錢,可是如果移民,就不必面對競爭激烈的聯考,還有我們到底是中國人或台灣人之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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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低估了冬樹身上的階級意識。而我在一開始,也並沒有要挑戰她身上的這個東西,我一直知道的東西。這一類的矛盾,我一向或多或少迴避,細想起來,這個傾向除了有我懶惰的成份,也包含有我內心對冬樹悲觀與真實的評價:她是無藥可救的;她是沒有任何改進空間的。

但在我們這些高中女生的爭執中,我們都或多或少是平等的,因為我們的身上都配備有一定的認識能力。我們偏狹、固執或是古怪,但我們是活生生的。然而冬樹卻是一片死寂。她幾乎和我讀過一樣多的世界名著,甚至比我早許多年,就看完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但是偶爾會讓我毛骨悚然的是,冬樹的閱讀,似乎從未在她精神上,留下什麼真正的痕跡。閱讀不能改變她,就像讀一本書給植物聽,也不能改變植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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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記憶都使我受苦。我的意思是,我為每個加入我生命的記憶,都進行對自己精神的解剖與手術。我在當時,並不以為苦。受苦的意思是我在感覺,我有感覺──而且也接受在某些狀況中,我的感覺被奪走。每一種具有政治淵源的接觸,在當時,都在我身上造成了不可回復的改變。
──但我要等到二十年過去後,才會明白,這些苦,還不是最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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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又想到我一直很想學的丹麥話,真的。我贊成我自己的原因是,這個語言沒有鼻母音。你不知道什麼叫鼻母音?鼻母音就是注音符號中的ㄣㄥ之類,我從來沒學會。當我學英語與法語的時候,我的問題還是沒解決,這一類的聲母一進我的腦袋,我就感覺到一團漿糊。你真無法想像,我到丹麥時有多麼如魚得水!這個民族的人們不用鼻母音就能溝通!他們使用的語言我一句不懂,可是那些聲音!那些聲音!去除掉了鼻母音的語言是多麼清爽!明亮!──我多愛丹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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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也流著我阿嬤的血液,那種虛無與遊戲人生的態度──。不是說要談談幸福嗎?我想幸福就是這樣一種東西,一種童年──無知以及理解力的不發達。

對於兒童的我來說,這兩者都是令人雀躍的,我阿嬤見錢眼開與惟利是圖的個性,讓我覺得非常舒暢自在;儘管我在同一時間,讓視買票為民主大敵的父親,在我的童年天空上,籠罩智慧與道德的美麗光輝。大把糖果與正義的陽光,我以為它們是互補的,使我走在既可以隨心所欲又明辨是非的坦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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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的童年是幸福的,這種幸福曾經是真實的,這全仰賴兒童心智的特殊性:矛盾這種事,還無法進入我心中。一句話:不和諧的東西,在小孩的心裡,完全沒有一點不和諧。

而一旦我們長到一定年紀,我們就再也不可能像小時候那樣「兼容並蓄」,我們失去了那種天真,我們知道要判斷,要選擇,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不想發瘋,你就必須有一套標準,愛某一個東西甚於另一個,放棄某一種價值、保存另一種──。你不能再如此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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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起始我稱它為「我父親的童話」,我可以告訴你,這與一般的童話不太一樣,一般的童話是開始非常醜陋,但是結束時是美麗的。至於「我父親的童話」,它的結束是可怕且悲傷的,但是它的開始非常美,我必須說,開始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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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我是比較虛無又多疑的物種,我對我爸的自新,看法比較悲觀。我認為他之所以對政治一頭熱,感情投入地像個想要殉道的基督徒,我感覺那真正的原因是,他沒有希望──完──全──沒──有──希──望──他在改變他自己母親這件事上,完全沒有希望。註定一敗塗地,全盤皆輸。

但我們只要挖掘下去,我可以告訴你,這些行動的深處都有一種「沒有希望」──不是對我們追求的東西,而只是對某個人、某段記憶、某個秘密,我們完全無能為力與束手無策,於是我們展開人生的追求──把「希望」從我們最初感到沒有希望的人事物上挪開,看著別的地方,想著別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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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把你與希望綁在一起的力量,並不是來自希望之物本身,而是那個你絕望過的──很可能是你的父母,最常見的就是人們的父母,有些人會說是他們的家庭,國家或文化之類──有那麼一種完全扼殺你、否定你的東西,沒有那,你不必掙扎,你也不用重寫你的生命之書:要知道,所有的書寫都是重寫,不管你是用筆、用錢、用人生、或用理念重寫,重寫都是在掩蓋──我不是說那是謊言,如果臉都是某一種面具,面具還是不等於臉。獲得面具的真相是容易的,而獲得臉的真相──非常難。

如果有人想要擁有真相,擁有一點點不是「表面現象」的東西,問人們追求什麼,是找不到真正答案的。你必須看到,在追求什麼的同時,是為了不追求什麼,在努力過程中是為了不再努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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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比較喜歡我的法文名字,用法文名字時,我就是個單純的人,用了中文名,就有一整套的國仇家恨──在我身上,好似揹了一套政治思想史在身上,搞得我像個蝸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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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這,是真的悲從中來(你說我太愛比較了,是啊我承認,我是有點。),不是我覺得思想多麼多麼重要──我不是一個思想型的人,我每天只要靠星座運勢就能活下去──但是我相信,每個人是非常不一樣的,就是有那些不靠思想會活不下去的人,你能說他們錯嗎?比如說,伽利略啦,馬克斯啦,或者耶穌啦,甘地啦什麼的,我想到他們被禁止,就像不給我看我的每日星座運勢一樣,我覺得,那一定很痛苦。

當一個人還小的時候,並不是那麼有能力悲傷;小孩子,首先會記住;就像一個不懂的圖案或謎語,我當時是很深的記住了,在我心上打了一個結,結繩記事的結。但我還沒有能力悲傷。

悲傷,那是需要思考力的東西,那種思考力,做為小孩子的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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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寫作,我們最好不要作惡多端──因為作惡多端,雖然未必會損及我們的文學水準,但讀者們得知之後,會造成他們的痛苦與絕望──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在心中確立了一個想法:我們寫作者,在道德問題上,要盡最大可能,和一般人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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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瑄是受折磨的,她受到托爾斯泰的誘惑。一個又能犯罪又能受尊敬的形象,比只是犯罪或是只受尊敬的人,似乎在這世上,得到較多的東西──較多的經驗、較多的安全感──大概也能總結為較多的愛。萱瑄要成為作家的欲望,非常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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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毀掉一個人,然後完全遺忘這段事,然後偶然看到自己毀滅他人之事,發現這是不可磨滅的痕跡,於是決定贖罪──這是了不起的英雄事業,因為這不但在對自己良知審判上要堅決,毀掉的東西,也不像一件破掉的衣服,可以靠補丁修復。

《復活》中的女主角說的話並沒有錯:「過去你強暴我的身體,如今你還想利用我的靈魂,拯救你的靈魂。」這個被毀者的控訴,放之四海皆準。贖罪者也許誠心誠意、全心全力—但誰能說,這不是另一種強暴行為的變相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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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的事,是真的發生過嗎?
這看來是個愚蠢的問題,其實一點都不蠢。有些事的真實性與否,對人類心靈並沒有那麼大的重要性。這一類的「發生」,我們每天在處理,如果我也要對它的真實性一一產生疑問,做下紀錄以保心安,這只能說是神經質。

但是有另外一些事務,說是事務或許不對,就是那些發生在我們心靈中的變化。這些東西:擔憂、煩惱、盼望或是溫柔的感覺,我們總是既感到真實,也感到不真實。真實是因為,感覺有它的強度,不真實,則是因為它沒有明確的印記。但是有多少我們的性情與行為,都取決於這些沒有質量與空間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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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犯罪或是自己的過錯,時間並不是使人更加聰明,而只是簡單地,使人更有感覺。真實,是有濃度的。時間是個釀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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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過是因為作文簿上或考卷上寫的作文。老師們的態度誇張到讓我尷尬。但這給我的感覺不會不好,因為被喜愛,多少等於被愛。暗地裡,我因此想過,一般人對文學的要求,說真的,還實在並不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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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妳就不明白了,少女之愛,何其輝煌。那樣的我,根本不要她有任何改變的。再痛苦,這事我也不做;妳看,我也從來不曾為小朱改變我自己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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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就是那種,會超出個人關係的東西。

文學是種誘惑,一種命令不必出口的指揮能力──這不需要寫什麼千軍萬馬的大河小說,也不用鋪陳什麼百年難得的離奇故事──這種力量,我更傾向於說它是技巧,即使在寫一張便條時,它都可以不小心被洩露。總是多出一點什麼。不保留下來就覺得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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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輪流為一瓶代表愛情的香水命名(果然是文藝少女會有的消遣)。妳會給妳的香水取什麼名字?她問我。「責備」,我答。(只有愛情能責備。也只有責備能愛情。沒有什麼比情人的責備,伴隨我們更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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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音樂,我是一個忠心但絕望的求愛者,僅此而已。這並不是多麼悲痛的經驗,老實說,每隔一陣子,當我回味那個八歲女孩心中的苦澀,我覺得那份理智、清醒與略帶感傷的自知,雖然沒有使我變成音樂家,但卻使我變成豐富、深刻甚至更有趣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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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後來做為小說家的人生中,我曾不止一次在讀者的反應中,看到類似小朱的人種。她們一點都不吝惜熱情地讓我知道,一個作者,只不過是她們呼叫碟仙或錢仙的結果。作者所寫出來的,完全是她們祈雨而舞才降生的。我所寫的,是她們在夢中就看到過的;而我之所以和我的書站在她們面前,全是因為她們在人生中,不斷對我發出秘密的電波。

那些以恭維或感謝為名的讀者讚賞,話語當中力圖在彼此關係中勾勒出許多看不見的傀儡紅線,往往使我不寒而慄。

任何一個不寫作的普通人,都不會忍受這種奇怪的說詞!如果哪個人對一個政治人物或一個企業家表示,你做的一切都是我在冥冥之中為你安排的──誰都會覺得,說這話的人腦子有點毛病。但是作家就不同了,有些讀者就是覺得,她在千年之前,早已與妳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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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瑄在人生的早期,就確立了她的生存策略,不是要多讀書,而是一旦感到有人讀過自己沒讀的東西,能強悍地表示:那沒什麼了不起。我並不覺得,沒讀過什麼東西,就不如人,或不能發表意見。

萱瑄想從學姐魏那裡承襲巧妙貶抑他人的作風,這確實是種生存優勢。讀書是耗時費心的,如果備有一套對此的萬應攻擊,一個人可以永遠在不讀書的同時,擁有比讀書的人,更大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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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玉桐的句式裡,我聽到一種滿懷希望的東西,一種對傳奇、佳話與美談的迫切期待。了解女同志在早年歷史中,近乎聲銷跡匿的艱困處境,我時不時會因為一種溫柔與傷痛,而不無幾分欺騙性地回應這個需要──但我始終帶著一絲審慎,不願因為感情用事,就稀釋掉我內心最深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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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自殺的意念,可以引發什麼樣溫柔與明朗的心境。那本身是一個充滿愉悅的過程,重點甚至不在生命,而在大大地結束。

勸導人不要自殺的理由,沒有一個是穩穩站得住腳的。任何事都有解決的辦法?這不是真的。而且問題不在辦法,而在於我們對解決事情,已經喪失興趣。想想父母親友會多麼悲傷?這也不是真的。你們拿孤兒們怎麼辦?一個人只要對自己了解得夠深,就會發現,他如果不是戶籍上的孤兒,也會是人生中的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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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願望「一隻小貓」也是真的──小貓我曾經偷養過──因為我媽怕貓,甚至覺得貓咪噁心,這個願望,在我小時候,我想它真的標誌了某種很深的苦澀。──象徵了小孩的慾望,總是不能不在成人的偏好下退讓、隱瞞、甚至否定。

至於自殺,那個我暗中尋求實現可能的大願──當然沒有出現在我的清單上。這只能說,透過人們寫下的東西,來了解事物,甚至了解寫作者,我們是了解不到什麼東西的。這很奇怪,但我們能怎麼辦?事情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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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具有紀念價值的東西,都會被我收到這個盒子裡。進來的物件必須是奇蹟中的奇蹟、幸福中的幸福──我將它們當成我人生的帳篷與營火──木頭盒子組合出一個宇宙,這個宇宙試著回答我:我可以活下去嗎?

我視這些物品為令我不致崩潰、分解與碎裂的黏合劑。偶爾當我檢視它們時,我的感覺是複雜的:我如此害怕忘掉能夠對我構成生之吸引力的事事物物,這說明了,我有多麼強的厭世感,我對生命如此不感興趣,以至於「另一個我」,必須不斷用這些誘餌懇求我、提醒我、說服我──惟恐我一旦不記得這些代表「存在有其必要」的標誌,我就會一不小心,讓兒時的我出面挑起大任,毫不留情地,把我給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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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說歧視並不存在,但讓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就那麼一次也好──不,不總是社會的壓迫──我們對那些外部壓力是很有辦法的──令人發狂與受不了,再也無法承擔的,不是什麼歧視或異性戀機制,而是屬於內部的、感情的、純粹情人與情人間才能造成的那些傷害、那些遺棄、那些對我們自信的粉碎與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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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後,我曾在一次聊天中對人說道:要求是我們給戀人最美的東西,一旦要求的心死亡,愛情就死亡。希望對方多做一點事、多聊天、多出遊──這些,都是愛情還活著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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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了是在那裡讀到的,追求知識最適合虐待狂──你看看小孩,他們把所有可以倒的東西都倒出來,打開所有可以打開的東西,就是為了知道裡面有什麼──這是知識的野蠻與初級狀態。

這個問題與其說是牽涉到實質之物,不如說只是一種默契,比如說,人們習慣於在牽手時手不會被扭斷,習慣在走到一個人面前時,對方不會無緣無故地踹妳──這種不成文的規矩,對小朱來說,卻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剛巧辨識得出──小朱惹人厭,但卻同時是個沒有惡意的人。很令人驚訝吧?你是否把惹人厭與懷有惡意當作同一回事?但是在我看來,那並不是同一回事。沒有惡意,那是一種極深極深的善良,深到妳幾乎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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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我說到亞洲留學生的慣技(韓國人說是台灣人教的,台灣人說是跟日本人學的,所以不知師祖為誰),會借別人二十六歲以下的學生證冒充青年買優惠的火車票。當時我隨口說了:「歐洲人是看到規則就知道是要遵守的東西,亞洲人則是──告訴我規則,好讓我知道怎麼鑽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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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瑄對我說過她的那個圈子:偷書是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喝得爛醉是狂野,因為混亂搶伴鬧得雞犬不寧,那、那就實在太有種了。──可以附帶一提,施明德那時,還成了這方面的精神領袖──奪人所愛就像奪權一樣,在還不能打倒萬惡政權之前,不能露出士氣被挫的挫樣,萱瑄心目中的英雄學長學姐,無一不是在戀愛一事上,有強盜頭子的蠻幹事蹟的。

她津津有味地描述這些,像是體育迷崇拜自己的體育偶像。拆散別人都不敢?怎麼能拆政府?──氣氛大抵是這樣吧?

(施明德 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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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問題,問也是白問,如果這個問題被考慮過,根本不會有那樣的行為。心智弱一點的人,就會對萱瑄產生敬畏與佩服之情,像處理不來霸凌的小孩,會愛上另一個流氓來制衡霸凌者。

我非常不高興的,並不是這種作為有悖常情,而是在我有點尖的耳朵裡,我聽到了一種東西:那裡沒有愛的邏輯,只有力量的邏輯──而當我們正在交往,萱瑄讓我知道她是能把別人打趴在地的拳擊手──但我又不是來看拳擊的,我感覺她非常文不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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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還做不到的分辨是這樣:愛確實會讓我們血肉模糊,但是,不是血肉模糊就有愛。這個差別是很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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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過,我也遍體鱗傷,我並不蔑視受傷這一件事,但這與刻意製造傷害,不是同一回事。愛有它的天災,愛也有它的人禍──我不以為,能以天災存在一事,就說人禍也是好的。現在我老了,我的看法還是沒有變,改變的是,我多知道了一點:對於不夠了解自己的人來說,自己就是一場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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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可能滅頂的人,只有極少數,還能為別人著想。

在搶救生圈的最後時刻裡,我之所以不最快伸手,並不是因為我對別人比較慈悲,而只是因為我對自己比較無所謂。

這個名字之所以讓我那麼難忘,是因為我有不原諒自己錯誤的傾向:當時我就看出不對了。可是我也不夠警覺,我也不夠了解我自己──我以為我看出不對,不對就會消失──這是缺乏人生經驗的人,最容易犯的嚴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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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小惠的霜凍戳刺著,不必真的去看她,我反而是快樂的。我對她的愛,沒有超過我對愉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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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性雜交沒有興趣,就像我對美式橄欖球沒有興趣一樣,我的人生哲學從來都不是「什麼都要試試」;但我一樣對於我的人生有理想:我只做我真的非常喜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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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人會說外省人看不起台灣人呢?你看,我不是站在這裡跟你說話嗎?」
「是的,沒錯;妳說得沒錯。是的,妳說得很對。」

這兩個人的語調至今令我難忘。外省女人一半是無知一半是迂尊降貴的。然而本省男人並不是委屈或忍讓,他溫和地應答中,有一種泱泱大度的東西,他不像一般的知識份子,會立刻分析外省女人語言中的歧視成份。他絕不是沒有聽出這話當中的可笑成份。或許他的年歲使他知道,語言不完全代表一個人的心,以及人要走出本身限制所需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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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被壓抑是台灣人自己的錯,要是他們自己懂得把臺語做得像英語那樣活潑生動,人人自然都能將台語琅琅上口;台灣歷史什麼真的不想聽,二二八也有外省人被打死。如果不是蔣中正蔣經國,台灣人會被共產黨整死。──這些對話並不是跟無知無識的外省人才有的,說出這些話的人,法官有之、教師有之、工會領袖與社會清流皆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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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惠有時也會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怎麼不主張妳的客家血統呢?」然後她也會重拾我曾經對她回嘴過的那句話:「算了算了,又不是朱天心。」這是我們姐妹倆,時不時就會用來自嘲的老笑話,我們都看不慣把客家身份祭出來,表現擊退一切的投機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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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知道我並沒有倒戈到國民黨那邊,必須承認當我看到三三文章某段落,用狠毒的口氣咒罵林義雄與黨外,並說是黨外自己殺了林義雄雙胞胎時,我感覺我非常對不起這個世界。不是對不起任何一個人,而是全世界的人。──但我沒辦法,就像我偶爾沒辦法不偷吃零食一樣。

我還沒有長成的文學品味,只能很灰心沮喪地覺得,像以外國裸女做封面的李敖千秋評論,不管眾人怎麼評價,對我來說,那些都像泥濘──不需要任何女性主義的啟蒙,我都覺得,明擺著多少對我的性別的惡意與敵意。

做為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上進時,我想讀遍每一本新潮文庫,但是我想放鬆一下時,除了三三情調中的風花雪月與純潔友情,我有什麼選擇?即使當時我的腦袋知道,歌功頌德與美化政權很不應該,但有一部份的我的心智,仍然覺得搖頭擺首地吟唱「中國啊中國,長安啊長安」,真是浪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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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得我媽非常懂歷史,要她將任何事來番有頭有尾的說法,她這輩子是不可能了。但這不意謂著歷史的東西,沒有在她身上留下鑿痕──她所認識的白色恐怖,與其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問題,不如說更像一種某些人在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上,被逼到絕處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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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對音樂的愛,只是使她顯得表面上比較心平氣和,並沒有使她令我們覺得,她是一個比較可信靠,或沒有問題的人。她還是一個蛇蠍美人──不過肩下多挾了幾張唱片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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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有在罵人時,才會提到客家。她的用語不外乎「客家人就是小氣」、「客家人最討人厭」或「客家人就是客家人」(台語發音)──其實她所說的客家人不過就是我媽而已;反觀我,因為自小就認定我媽不喜歡我,我對我媽,反而沒有那種可以隨意詛咒的親密。

對於小惠享有的那種放心的自由,我很羨慕,且偷偷地感到,很深很大的落寞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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