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
今天和幾個朋友與同學閒聊，然後我們對於當代政治境況與法政、社會哲學的大致處境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描述，所以想說記下來看看
裡頭有一部分呼應了我前陣子發的下述這篇文：

@a870506 - 【閒聊】 其實我覺得以宗教的名義介入政治並不是什麼有問題的事，甚至有些時候是值得嘉...

(本文內容下收

當代政治學者阿岡本在其關於生命政治的討論中提及了關於納粹時期的法學家C. Schmitt的政治學理論和法國哲學家傅柯的政治學理論，這他們的理論中，特別是Schmitt 反映出了一個當代政治境況的特色，也就是法律與政治的神學化，例如在《政治的神學》中這點就被Schmitt表露無遺，他如同傅柯對於正常與瘋癲的二元對立一般，將一種現況點明，政治與法律幾乎是不可二分的兩個存在，然而由於所謂的例外狀態，我們不得不承認以下兩件事，其一，憲法並非作為在法律中擁有最高性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上帝、超越者、君主、政府等等主權者；其二，主權者作為決定例外狀態者，他對於赤裸生命有著既將其納入又將其排除的權力

綜合上述，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皆隸屬於某套法律或某個主權者之下，而無法從中掙脫，且我們通常信服著一個民主政體或法律，甚至作為其擁護者而接受一套意識形態，正如哈伯瑪斯所言，生活世界被系統殖民化了，而這個系統即包含了政治系統與法律系統等等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主權者在過去以宗教的方式存在，隨著國家形式的演變，在當代的民主國家中，主權者以政府取代了專制體制中的君主或專制者一職，然而如同傅柯所言，當代是一個政治技藝(politic techne)高度多元、高度技術化的時代，在此之中，我們已經找不到一個上帝或一個君王作為主權者的具體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如同小說家卡爾維諾在《不存在的騎士中》所提及的機構人(organization man)一般

即便是總統或總理也並不代表主權者，因為主權者只做為能決定例外狀態的人，在這個前提下，蔣介石或法官反倒更像是某種專制而顯而易見的主權者，這種政治多元而高度技術化的殖民或宰制反倒更像是亞當斯密意義下的那個「看不見的手」，身處於資本主義下的機構人的行為的集合，呈現為每個公民都是主權者但每個公民也同時不是主權者的弔詭之中，因此我覺得哈伯瑪斯說的可能是有理的，並非是主權者在宰制人，而是系統

在開始討論哈伯瑪斯之前，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無論是上帝作為主權者、皇帝作為主權者或盧梭《社會契約論》意義下的政府作為主權者，它們都無法脫離一種架構，即主權者與生命之間的關聯都是固定的，唯一的差別只在，主權者是誰，我想正是因為如此，Schmitt才會把政治學視為是一種神學，因為無論是神學統治、專治或法治，這三者幾乎是無異的，當今社會對於各種系統的依賴與崇拜正展現為一種世俗化的神學的樣貌，因此古代的神學跟現代的神學就只差在是否使用了世俗化的語言進行交流，甚至我們可能可以如此主張，現代社會不過只是古代社會的「換湯不換藥」的版本，生命與裸命始終還是處在被主權者宰制的命運之中，而無法進行「除魅」

在做了這種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的區別的鬆動之後，事實上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重新檢視現代宗教在公共領域中的地位，因為那些宗教的本質結構與政府—法律的結構是無二的，都展現為一種神學，因而現代宗教的影響力在這樣的背景下益加容易增加，因為政府和宗教幾乎是同質同源的，面對這樣的社會現象，加拿大哲學家Charles Taylor在其著作《世俗時代》中區分出了現代社會中的三個主要族群：教徒、非教徒與異教徒，這三者的總和即是當代人類的全部，他為了凸顯並要大家重視宗教在當代社會中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他以《宗教在公共領域中的力量》一書表明了這點，但他主張的社會是一種多元的社會，但我們一般對於道德相對主義或文化多元主義的批評來看，所謂的多元主義不過只是一種一元主義，因而經由世俗化語言的公共證成程為了維持一個社會和諧的核心

到這裡，我們終於可以進入關於哈伯瑪斯的討論，由於我和我的朋友們對於Taylor的不熟悉，我們並不知道Taylor如何確切地為規範找出一個合理或合法性基礎，但在哈伯瑪斯那理這樣的意圖在他的溝通行動理論中變得格外清晰，為調解法律與道德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緊張關係可能來自於法實證主義的分離命題)，他以對於法律和道德具有平行互補關係的預設來化解這種緊張關係，並進一步通過「論評原則」(D原則)來為所有的規範性命題找出一個正當的基礎

哈伯瑪斯所做的乃是以普遍語用學為基礎所提出的批判性的詮釋來推動的，人們通過理性的批判性反思對於前面題即多次的「殖民化」進行解放，且為避免資本主義再次對理性進行宰制而形成工具理性等等，哈伯瑪斯在《認識與旨趣》一書中談及了人類的解放性旨趣作為對於主權者觀點的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如康德一般主張人類的自我立法與自我守法，為法律及其他一切規範找到了主權者更正當的基礎

然而人們對於哈伯瑪斯的以「批判」、「溝通」和「理性」所進行的除魅的批評蜂擁而至，不外乎是嫌棄他的審議式民主是過於理想化的，因而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或者如心理學家Carol Gilligan鎖可能認為的，難道哈伯瑪斯的理論不是一種理性的宰制與專政，它忽略了人類的「感性」、「關係」與「關懷」的面向，而僅僅是提出另一種正義理論；更甚，從上述批評的基礎下，以共有前題或共識作為基礎的方法只能適用於其他同質的社會中，但面對一個異質的文化，例如中華文化、印度文化或含有中華文化在內的台灣文化，這些在面對哈伯瑪斯理論的時候，將可能出現一種殖民化，簡單來說，哈伯瑪斯主張它的理論具有普遍性，故它所達成的結果是一種把每個人都是為主體加以對待的互為主體的規範建構，也就是說規範與一個文化中每個個人的本真是同一的

然而一個異質的文化，其對於自身的認同或他們所意欲追求的本真將可能完全不適用於自我立法與守法，這可能涉及了一些民族研究、史學研究或文化研究，例如：為甚麼中華文化中無法自行建立民主政體，這樣的問題似乎正顯示著中華文化呈現出一種異質性，這種異質性導致哈伯瑪斯的理論無法成為真正的普遍的理論

因此這一切的討論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即回到了主權者與生命的關係之中。但也因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從剛剛題即的學者們中歸納出三種有潛力的理論或研究方法作為克服上述一切窘境的可能方法：普遍語用學、現象學、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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