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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The Death of Expertise: 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 Tom Nichols
因為經痛沒辦法做事,所以飆完了這本,整體感想大致有兩點:
1. 很適合2016美國大選+2018台灣地區選舉之後閱讀
2. 就跟所有的社會科學書籍類似,其實並無法提出明快有效的解決之道,但我會希望更多人看看這本書對於現況的分析(就算是針對美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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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ink readmoo
cross
也經痛 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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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用 mooink 讀,所以照例先來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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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問題不在無知,而在我們以無知為榮。美國人已經墮落到無知儼然是一種美德的地步,公共政策尤其沾不得。對專家的建議說不,就像個體在宣示主權,美國人藉此得以把自己愈來愈薄的玻璃心與真相隔絕開來,大小事都不准誰說他們錯了。

一般美國民眾的常識之匱乏,可以說已經衝破了基本知識的樓地板,進入到「無知」的領域,途經「誤解」的中繼站,如今則一路朝「認賊作父」的下限逼近。現代人不僅是相信蠢事情而已,他們是會緊抱著錯誤的觀念而抗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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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睹的究竟是「專業之死」,抑或只是知識分子邊緣人的正常能量發揮?讀書人不就老愛覺得自己受到冷落,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自封為社會菁英,然後出來給都不聽他們說話的人一點教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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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只會接受與自己成見相同,也就是能「確認」自己成見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經驗、成見、恐懼,甚至於是精神病,而這些包袱都會阻礙我們接納專家的建議。

能把我們制住的,只有不理性的恐懼,至於不理性的樂觀則對我們無甚影響力。這是因為確認偏誤對於人類,可說是一種求生的機制。小幸運來來去去如過眼雲煙,但人死了可就不能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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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不僅讓人變笨,還讓我們變壞:獨自一人在鍵盤前面,人就會戰,就會酸,沒有人要理性討論,也沒有誰願意聽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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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只有筆記型電腦或借書證可以倚靠。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深信自己是長了腳的知識寶庫。他們覺得自己比專家們的資訊更豐富,比大學的教授更博學,比好騙的尋常百姓更加有見解。好為人師,指的就是這群人。他們活著的動力就是教育我們其他所有人,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他們會從帝國主義的歷史一路講到注射疫苗的風險。 我們接受這群人,乃至於忍受這群人,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知道他們沒有惡意,甚至於是一片好意。我們甚至會覺得這群人有他們的可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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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知識上的「葛萊興法則」(Gresham’s Law)正在慢慢崛起,曾經這法則說的是劣幣驅逐良幣,而「世說新解」的意思變成迷思把知識擠到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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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伴隨其眾聲喧嘩的公眾領域,始終很容易面臨到各方對於其知識體系的挑戰。事實上,民主國家中的任何體制,都很容易成為被挑戰的對象:民主就是這麼回事情,沒有挑戰就沒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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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癥結在於素人們無法了解專家偶爾且局部的誤判,並不等於專家必然且全面的失敗。不爭的事實是專家對的時候比錯的時候多,特別是重要的事實上。但社會大眾卻總是醉心於雞蛋裡挑骨頭去挖掘專家之中的漏洞,然後抓著雞毛當令箭地去全盤推翻專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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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人而言,說他錯等於說他笨,告訴他「你錯了」,就等於罵他說「你是個笨蛋」。你不准跟我意見不同,否則你就是不尊重我。換句話說,糾正就是一種侮辱。他們認為任何意見不論是不著邊際還是頗有見地,都應該被好好地咀嚼一番,以示公平,做不到這樣,你就是心胸狹窄,你就是剛愎。
真要說起來,自認是專家,問題不只是會誤導人而已,很多自命的專家就像自稱吻功一流的人,都不太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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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資是專家的必備條件(海明威曾在談寫作時說道:「寫作第一不可少的是認真,第二很不幸地,就是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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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業內的認可很重要,但中國有句老話是在警告人要提防說自己有二十年經驗的工匠,其實可能只是把第一年的經驗重複二十遍罷了。我必須說這樣的警語也很有其道理。有牙醫是第一年拔牙拔很差,然後到屆退時也沒什麼長進。有老師第一天上課就把學生無聊到變成活屍,然後榮退前的最後一堂課也仍在為學生治療惱人的失眠。

這就是為什麼科學家會盡可能反覆進行同一項實驗來確認無誤,並且將結果送交其他人來進行所謂的「同儕審查」(pe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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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化確實有這樣一種傾向,環境讓我們容易對庶民的智慧或自學天才的毅力產生許多浪漫的幻想。這類的意象,會滋養出社會上一種自娛自樂的想像,那就是只要咬牙苦撐加上創意幾分,路人即便面對陳腐的學院派或宅宅的科學家也一樣能戰勝。

我們當中的某個小蝦米挾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單挑起大鯨魚的詭計,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對抗著黑暗勢力,這種劇情跟古代眾多英雄豪傑的傳奇故事如出一轍,而在美國文化裡,天賦異稟的業餘者(相對於專家或菁英)又顯得格外討喜,美國人就是愛看人暴虎馮河地去對抗政府或甚至更大的組織,而且最後還能占到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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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辯論不分議題,通通變成了壁壘分明的僵局。兩造在意的不是大是大非,而是如何證明你錯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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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感也是沒藥醫的一種弊病,這一點是跨時代的通病。再多的教育,也無法讓漠不關心的人記住自己家鄉的國會議員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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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寧——克魯格效應是在說愈是笨蛋,就愈有信心自己不是笨蛋。實際上,鄧寧跟克魯格沒有那麼狠,他們用的標籤不是「笨蛋」,而是比較委婉的「拙於技巧」或「能力不足」。但遣詞用字改變不了這種效應的中心思想,那就是:「這些人不僅老是下錯結論而選錯方向,而且他們還不知不覺於這代表自己的程度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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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一種傾向是會去留意跟我們成見相符的資訊,接納能強化我們固有看法的事實,然後忽視對我們想法構成威脅的資訊。

如果我們認為左撇子代表一個人很邪惡(畢竟英文裡代表邪惡與猙獰的單字之一sinister,其拉丁語的本意就是「左手邊」),那麼每個左撇子殺人犯就都是你有先見之明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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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之所以是每個人的菜,有一個原因是陰謀論會撩撥人心的俠義精神與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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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的校方給她下了兩道指令,她認為這兩道命令是「義務教育的最佳寫照」。這兩道指令的其中一道,是學生不及格是不被容許的事情。另外一道指令,則似乎預言了何以學校會變成「學店」,這道指令是:「學生的等第吃了D,或者是F,那就是為師者有什麼地方辜負了他們。」

長此以往,學生了解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發言比的是激情與音量,而不是理性與證據。他們於是拿激情與狂言,建構了老師、專家或知識分子都將永世難以突破的天險,然後就這樣進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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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個因為宗教觀而讓保守派很頭痛的傢伙,而他對「安全空間」這一整個概念都非常不解。「安全空間」在美國學生的口中,指的是所有「引戰」的政治語言都得被擋在門外,大家可以喘一口氣的地點。對此道金斯在推特發文中說得直白:「大學不是什麼『安全空間』。」「需要『安全空間』的人,請你離開,請你回家,家裡有泰迪熊讓你抱,等你在家奶嘴吸夠了,再來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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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把關鍵字輸入電腦,不叫作研究,這叫作問問題,而且你問的還是一台不能真正理解人類的程控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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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固然讓更多人能跨越時空的隔閡來交談或聯繫——這一點可為史無前例——但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跟任何人對話,並不見得一定是件好事。有的時候,人就是需要緩一下、沉澱一下、自省一下,才能有時間去吸收、消化資訊。但這種餘裕在網路上是一種奢侈,網路上的回應就是得不經大腦,而為了顧住面子,人便會在事後覺得有必要捍衛自己的直覺反應,進而拒絕接受新知或承認己身的錯誤,尤其是被學經歷強者所抓出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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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體制面的信任感之低,以及個體內心認知偏誤之強烈,而且還個個都這樣,於是誤信假新聞之民眾常只對與其觀點一致的資訊感興趣——即便該資訊大喇喇地造假,民眾還是照樣買單,想都不想(個個都這樣幾個字說得咬牙切齒)」

他們會先決定好自己要相信什麼,然後再去網路上找證據,也就是一個先射箭再畫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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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維基的撰稿者裡十個有九個是男性,這點我想也會讓很多人跳腳,但想跳腳你也得先知道這內幕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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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勉強自己在沒心情的時候把事情做到百分之百,誰就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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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要能玩得下去,前提是世界上各領域的佼佼者得閒著沒事做,二十四小時像保母一樣盯著每一篇文章。

維基的條目朝「技術性、西方與男性感興趣的主題」傾斜,所以若遇到所需要的資訊很具體,特別是沒有爭議的時候,維基就可以很成功地彙整大量的資訊,並以可靠而穩定的格式呈現出來(我個人很愛上維基查電影的劇情大綱,再怎麼沒沒無名或小資的電影,上頭都找得到)

但一旦事情牽扯到任何一絲政治立場,事情就會變得比較難以想像。像維基百科中關於沙林毒氣這種化武的條目,就是兩派立場角力的戰場,主要是一邊認為敘利亞政府用了這種物質去對付自身的百姓,而另一邊則認為沒有或不是那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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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不是不能有智慧、有見地,但也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拿來投票決定。網路給人的一種錯覺是多數人的意見就形同某種「事實」。

網路上這種這種既疏遠(明明素昧平生或隔得老遠)、又親密(但又罵你罵得好像是你的誰一樣)的矛盾組合,會毒害人與人的言語交流。合理的意見表達,需要對話雙方能夠敞開心胸而且懷抱善意,而近距離的身體接觸有助於建立互信與同理心。人並非只是養在魚缸裡的大腦,只要輸入資料就可以分析出事理,我們能夠理解彼此的對話,至少有一部分靠的是視覺與聽覺的各式蛛絲馬跡,這絕對不是在螢幕上爬文可以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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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聰明的話就不該動輒或隨意在此複述任何常見的錯誤觀念。逢人便說歐巴馬不是穆斯林,並不能改變許多人的想法,因為他們往往只會記得歐巴馬跟穆斯林出現在同一句話裡頭,但就是不會記得兩個名詞中間有個修飾語叫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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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節目強化了民眾認為主流媒體不誠實、不可信的觀念。廣播名嘴不僅僅會攻擊主流的政治立場:他們基本上是無所不罵。他們會帶著聽眾進入一個任何客觀事實都不存在的平行宇宙,除非有主持人的認證或背書,否則所有的說法都是在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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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福斯電視網能出淤泥而不染,或是各大新聞網沒有政治立場,都永遠是一種迷思。媒體的偏見不但確實存在,而且還形形色色外加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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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媒體充斥著為人量身訂做的選項,簡直就是確認偏誤的好市多,任何一種看事情的特殊角度,都可以在二十一世紀得到滿足。但這也就代表如今的美國人不僅所知不多,而且他們僅有的知識還是錯的。

他們看待所有叫得出名字的機關團體,包括媒體機構,都充滿了不屑。把媒體當成過街老鼠,成了全民運動,或至少大家在嘴巴上都會這麼講些難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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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報跟注意時事,其實就是一門熟能生巧的技術。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新聞消費者與鑑賞家,你最好的辦法就是天天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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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的診斷即便帶有猜測的成分,也比百分百正確的驗屍結果更受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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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拉克使用英國思想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狐狸」與「豪豬」之辨來區分知識面廣泛而包山包海的通才專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狐狸),以及知識面狹隘但深的專才專家(專攻一項絕技的豪豬)。

當專家想要從解釋過去跳到預測未來時,所有人都會不會太順遂,但一定要比的話,狐狸一般會在表現上贏過豪豬,至於理由則不只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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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那種自我批判,正反論點輪替的思考方式,」泰特拉克發現,「讓他們不至於過度沉迷於自身的預判,反之豪豬,尤其是優秀的豪豬,就很容易對自身的預測敝帚自珍。」134 技術類的專家,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豪豬,他們不僅預測事情很不準,而且還不太懂得擴大自已的知識面來消化專業以外的資訊。專業領域有著非常明確界線的專家,會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只要出了自己的專業領域,他們就會顯得束手策,這時候直覺就會要他們當起「馬蓋先」,拿自己手邊僅有的東西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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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表現,證明了政治學者多年來當成研究對象的規則,不少在今年的選舉中並不適用。但『我們對政治所知有部分偏差』,並不能直接解釋成『我們對政治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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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勢演講中的口誤或出包,是候選人的一種職業風險——時任參議員的歐巴馬曾宣稱自己足跡踏遍美國五十七州——但川普在競舉過程中的無知,已經到了恣意妄為而且毫無空檔的程度。嚴肅政策上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川普都完全無法回應,但他並沒有為自身的無知感到慚愧,反而還顯得有點興高采烈。

「鄧寧——克魯格效應」,也就是愈笨的人愈感覺不到自己笨的那位鄧寧——他認為川普支持者之中就有這種效應在運行,甚至可以說二○一六年這整場大選,都可以用鄧寧——克魯格效應的角度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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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僅僅在於我們有不知道的事情(國家科學基金會說每五個美國成人就有一個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真正令人擔心的,是有多少美國人志得意滿地覺得自己根本不用管到底是誰在繞著誰轉⋯⋯摻了反理性與無知的一鍋毒藥,戕害的是從健保到稅制等各式各樣的美國政策辯論。

他們「身上都背負著越戰的錯誤、背負著五萬八千條美軍英魂,更別說當時還死了數百萬名越南人,也都要算到他們的頭上」。151但也如湯瑪斯所點出的,這同一批專家與菁英也「鞏固了國際社會的秩序,使其得以在核戰的邊緣覓得平衡點。他們繁榮了貿易、深化了盟國關係,送出了數十億美金的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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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政治運作可能受到重創,可能懷憂喪志,可能對無力對抗網路的運算法與民粹的動員話術,但民主與菁英責任制的合體在全球都算屈指可數,同時也為美國創造了穩定的力量,所以現在就說放棄未免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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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的《星艦迷航記》(Star Trek,新版一譯《星際爭霸戰》)有一集非常經典。在一九六八年首播的這一集裡有一位(當然是好人的)教授在一整顆行星上複製納粹的經驗。其用心固然良善,但此舉顯然十分荒唐,而結果也確實是一場災難。但即便到了臨死之際,這位教授仍堅稱納粹德國是「地球上有史以來最具效率的國度」,此語一出,戲中擔綱理性之聲的史巴克也附和著說「確實如此」。但實際上,納粹德國的運作根本極為腐敗而欠缺效能。一九三三年之後,德國不少菁英科學家與知識分子就開始出逃。但很多美國人都對納粹等於效率的迷思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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