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y|來非虛構小火堆玩吧
Jeany讀書 讀嘛讀嘛
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
《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 - 馬丁.沃夫 | R...
Martin Wolf / 原文 2023
譯者 李芳齡
商業周刊/中文版2024/03/07

現在副標題已經變成文案的地方了嘛⋯⋯🤣

《完讀更新》

前兩部分我覺得還不錯,是很好的懶人包。

最後的第三部分的建議部分,因為他想要解決的議題太複雜了,所以他提出來的建議難度非常高,所以我覺得算是腦力激盪的概念啦。

第四部分和中國如何共處,講了跟沒講一樣,所以我覺得就看著辦吧。這個部分其實不用看我覺得也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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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健康有賴於在經濟與政治之間、在個人與集體之間,以及在國家與全球之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但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

我們的經濟使政治變得不穩定,反之亦然;我們不再能夠結合市場經濟和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一起運行,大部分歸因於經濟未能如社會大多數人所期望的,提供安全感和廣為共享的繁榮。

這種失望的第一個徵狀是社會廣泛地對精英階層失去信心;第二個徵狀是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興起;第三個徵狀是左派與右派的認同政治;第四個徵狀是不再信賴真理,最後一點一旦發生,民主的基礎——公民之間的明智和理性辯論——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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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44年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同年,經濟社會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出版《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認為人類再已無法容忍生活於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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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被他數一下,21世紀的前1/4,事情不比二十世紀的前1/4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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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本書好像複習講義喔!短短一段就各種複習:

「人類最非凡的特徵,是有能力把想像的東西,例如:神、部落、國家、民族、貨幣、公司,化為社會現實。

世界充滿有形和無形的存在物,「France」是一種概念,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許多概念,「God(上帝)」、「the gods(眾神)」、「the law(律法)」、「the dollar(美元)」、「the president(總統)」、「Exxon(埃克森)」、「the Treaty of Rome(羅馬條約)」也是如此。跟其他動物一樣,我們活在實體世界,但想像力賦予了我們控管人類社會與實體世界互動所帶來種種形式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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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狩獵採集群體合併而成的部落,是第一個想像出來的社會與政治存在物,部落成了放大版的家庭,而為實現這種部落形式,人們想像死去祖先的存在。

這些就是人類最早「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國家則是現代最主要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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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范乃三所言,各國的農業社會組成並不相同,一些國家的軍隊由成年的自由人所構成(例如:古希臘和羅馬共和國部分城邦),這類軍隊能夠抑制權力集中(至少能抑制一段期間),進而形成「論壇政體」(forum polities)。

商人階級〔在義大利和北歐繁榮的「自由城市」(free cities)尤為顯著〕是另一股抑制權力集中的潛在力量,特別是國家仰賴財富創造者繳納的稅收,可能使商人跨國經營。

若君主的法統性由神職人員裁定,宗教當局(例如:羅馬天主教會當局)又是絕對權力的另一道障礙。

西方民主源起於中世紀皇宮、教會、貴族和自由城市之間複雜的權力平衡,以及統治者都建立不了如古羅馬帝國那般集權化帝國政體。然而,這種政體並非純屬巧合。」

羅馬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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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共和國是個典型的論壇政體,官員由選舉產生,職權分工明確,每一位執政官職有兩人擔任,只有在極端危機之際,才選出一位掌握全權的「獨裁者」。

另一種不同版本的代表制,興起於西蒙•德孟福特伯爵(Simon de Montfort)領導貴族反抗英王亨利三世,並於1264年召開選舉產生議會,議會成員不僅有貴族,還有「平民」代表,其中每一個郡有2位爵士代表,每一個自治市鎮有2位公民代表。

17世紀時,議會強大且正統到足以在一次內戰中擊敗君主政體,處死國王查理一世。代議制議會為現代的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vedemocracy)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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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見到羅馬史⋯這本書討論政治體制和引用各種名言警句,常常羅馬人就出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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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許多面向來看,專制政體的垮台並不會轉變為民主政體,而是陷入混亂,例如:利比亞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情況。所以,專制的反面往往不是民主,而是混亂無序。」
<圖4>政體的全球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Polity IV database )
https://images.plurk.com/1nn2RjKF1s2jIq0jjgy47k.jpg
(民主定義不只投票權,是一組指標)

四十年間,民主制度的國家增加,專制國家減少,但名為「無體制政體」(anocracy)——政府凝聚力低、不穩定且缺乏效能的國家增加了。

<圖5>政體的全球發展趨勢(國家數比例)
https://images.plurk.com/4XESuvkVeuWlub5TEJgU9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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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雅門在2015年就指出:「自2006年起,世界已經進入輕微、但長時期的民主衰退。」

再者,民主衰退是多面向的,包括:
「民主政體的不穩定和停滯,『灰色地帶』國家(無法輕易地區別其究竟是不是民主政體的國家)的民主愈趨衰落,非民主國家的威權主義深化,以及世上已開發富裕民主國家的機能與自信下滑。」」

「「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Survey)第五波及第六波(2005年至201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人們認為必須生活在民主國家的比例大幅降低。」

「這是世代效應,不是年齡效應,近期的世代似乎對政治不抱幻想、也不關心了。令人震驚且害怕的是,在2011年的調查中,24%的美國千禧世代(當時年齡介在快成年到20歲出頭)認為,民主制度是一種「糟糕」或「很糟糕」的國家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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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年輕的世代不僅對民主政治思想不以為然,對政治的興趣也每況愈下。最糟糕的是,其中還存在他們愈趨支持威權主義的證據。

例如:在美國,認為由軍隊統治是「好事」或「很好的事」的公民比例,從1995年的每16人中有1人,提高至
2014年的每6人中就有1人。這項統計中,較富裕者支持由軍隊統治國家的比例更是大幅提高。高所得公民認為由軍隊統治是「好事」或「很好的事」從1990年代中期僅占5%,到了2014年已經提高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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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我們看到人民明顯轉向相信希臘神話中有著獅頭、羊身、蛇尾的神獸奇美拉——強人領導者,其中較年輕世代和富裕者最大宗,而高所得群體可能想藉此避免「庶民」的髒手染指他們的錢。誠如上一章和後文將進一步談論的,一旦貧富不均變得夠大,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富裕的少數人將拼命壓制眾多窮人的民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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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顯示民主制度變得脆弱,不僅在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如此,在有巨大的社會、文化或種族分歧的中間所得國家(例如:巴西、印度、菲律賓和土耳其),或是新近才從威權主義轉變為民主制度的國家(例如:匈牙利和波蘭),甚至在公認為繁榮的西方民主國家也是如此。此外,如同戴雅門所言:「二戰後的自由秩序大多根基於美國的領導,全球民主也是以美國的民主為支柱。」

而川普掌政下的美國退出了捍衛民主的陣線,他對民主盟友和民主典範的不友善,以及對自由全球經濟秩序的輕蔑,全都是潛在的轉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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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ages.plurk.com/4SNKL7qvGy7EYUvbdRVd7V.jpg
美國政府支出佔GDP的比例也躍升的太多了吧。
話說最近有在講政府工作佔總體就業四成,overhead 超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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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在大致自由的社會——重視個人選擇、自由質詢、包容他人的社會——中崛起,當然激起熱烈討論,從亞當•斯密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到約翰•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和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思想家、歷史學家和論戰者全都參與這類辯論。不過,在高所得國家中,極左派和威權主義右派的反資本主義,以及反民主制度思想沒能站得住腳,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是如此。在民主國家的辯論主要介於左派的「資本主義懷疑者」和右派的「資本主義支持者」之間,兩邊陣營都宣稱是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實際結果是一種妥協,用國家的干預來平衡資本主義的動態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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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半世紀,這些思想的交鋒和伴隨而來的事件,在市場與政府的平衡之間擺盪,從自由放任到結合平等主義和干預主義,再回到自由市場(反對者稱其為「新自由主義」),最後再朝向更強的干預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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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移民人數與民眾反感之間的關連性相當複雜:反映移民接收國的文化(尤其是深植的種族主義)、移民本身的文化與族群性、移民接收國的經濟狀況,以及政治人物的作為。移民的經濟影響相當複雜,也具有爭議性。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認,就是許多人憤恨大量移民的理由,混合了文化、社會、以及經濟因素。許多人也認為,大量移民侵蝕了高所得社會諸多的公民價值觀,而這也是他們擁有最珍貴的資產:公民精神。

不過,從全球角度來看,人口的流動一直處於適度且高度穩定狀態。 1960年時,全球人口中僅有2.6%的人居住於非出生國;1990年時,這個比例為2.9%;2010年時也僅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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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貿易和金融一樣,全球化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期重重地衝擊高所得民主國家,進而導致巨大的反彈聲浪,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

總體來說,跟資本主義一樣,全球化——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口跨國流動——也在長期趨勢中呈現週期循環。這一趨勢的主要驅動力是技術革命和組織變革,尤其是全球性公司和資本市場的興起。不過,這些週期循環取決於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在國內的情形也一樣。從經濟衰退、國家敵對、戰爭,以及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干預的態度與思想起落,有助於解釋國家開放經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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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代表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間有著簡單的因果關係,如上一章所述,二者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了。

不過,市場自由化和擴大全球化時期也是樂觀的時期,應該降低了民主制度的爭議。

對經濟施加更多限制的時期往往發生於經濟、政治或其他騷亂的時期,因為大比例人口的恐懼和憤怒而不利自由民主制。

最後,民主強權在一戰、二戰和冷戰中的勝利,皆有利於民主制度和全球化。

探索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之間關連性的另一種方式,是檢視各國在一個時間點上的「經濟自由度」與「政治自由度」排名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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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回顧小結
「第一、過去兩世紀,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都有重大演進。

選舉權廣為延伸,資本主義在制度上也變得更加複雜。最重要的是,民主政府與市場資本主義之間的作用相互影響。

第二、市場資本主義跨越國界,歷經時日伴隨運輸和通訊成本降低,跨國的經濟活動增加。

第三、全球資本主義興盛期和民主化興盛期一致,同樣地,全球資本主義滑崩期也與民主倒退期一致。

第四、經濟並不是驅動民主化的唯一因素,一戰、二戰和冷戰也是重要因素,在這三場戰爭中,西方勝利者推動戰敗國的民主化。一戰後重振全球資本主義和推動民主化均告失敗;二戰後戰敗國成功民主化;冷戰結束後的演變則相當混雜。

第五、全球資本主義造成巨大的經濟與社會騷亂,當中最重要的衝擊來自全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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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共存。歷史顯示,你不能翼望在沒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下擁有生氣蓬勃的民主政體,同樣地,你也找不到有著富裕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非民主國家。

第七、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近況令人憂深思遠,部分導因於經濟失靈:成長緩慢、貧富不均惡化、好工作流失。這再度顯示,拯救自由民主制度,必須連同全球資本主義一起拯救。」

他這真是超級正統的觀點耶,西方就是一直秉持著這個觀點才會覺得中國在經濟自由化之後也會政治自由化啊。

不過他第二部分要討論哪裡出了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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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開頭就引了一段亞里斯多德和一段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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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寫書的時候(2022)76歲。我在想最近都看到老人的書,是否是因為嬰兒潮的老人都話很多很想教化眾人,又比較有空寫書⋯
說起來哈拉瑞真年輕(?)
咦,難怪拜登和川普覺得他們自己OK ,寫書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也都這年紀XDDDD

嬰兒潮人很多+老人也比較愛投票,所以影響還是很大(?

而且他們其實都不覺得自己老了,反而可能都一種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使命感。「我不是為我自己,我是為了後代子孫」之類的~

還有這些社科愛寫政治經濟的這麼多都猶太人,老人家對他們的父母輩在二戰的印象很深刻,所以看到當今世界的民粹主義就馬上想到希特勒崛起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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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議題在政治上變得如此矚目,可能源於倫敦和紐約這兩個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爆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以及不公平地紓困造成此危機的人,使大多數美國人相信華府是個「沼澤」,而川普一人就能填平沼澤(很顯然,事實正好相反)。

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在其著作《崩盤》(Crashed)中口顧了這場金融危機及其餘波,綜觀此危機和後續政治發展之間的關連性,不僅美國和英國,還有歐元區和中歐與東歐。

例如:圖澤指出,這場金融危機幫助奧班.維克多在2010年當選匈牙利總理。金融和經濟危機使過去數十年人們在經濟與文化變化下累積的憤怒、不信任更清晰且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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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過程中最佳、也是最惡名昭彰的右派煽動家取得政權的實例是阿道夫•希特勒。深遠的反猶太主義源泉存在德國已久,一戰的慘敗、戰後的政治不穩定,以及1923年的嚴重通膨動搖了德國社會的穩定。

此外,政治、文化和社會上保守的德國中階、中低階、低階層人士,以及威瑪共和(WeimarRepublic)較自由、大膽的文化與知識圈分子之間的文化鴻满擴大,上述種種變成等待燃燒的火種。」

「納粹黨在1928年的聯邦選舉中僅贏得2.6%的票數;1930年9月,在金融危機開始、以及美國停止提供重要貸款後,納粹黨得票率躍升為18.3%,1932年7月,納粹黨得票率再提高到37.3%。581933年3月,國會縱火案(Reichstag fire)後,納粹黨的得票率已達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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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轉向支持納粹黨的人幾乎全是新教徒保守派,儘管看似大蕭條造成的絕望導致許多選民轉向納粹黨,但實際上,這些人原本早就認同保守和民族主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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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研究1931 年德國第二大銀行達納特(Danatbank)倒閉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其結果強烈支持上述觀點:經濟危難和文化傾向的交互作用下,產生了右派政治極端主義。

這項研究的作者們做出結論:「受到達納特銀行倒閉影響較大的地區,納粹黨得票率增加較多。有反猶太主義歷史的城市,銀行倒閉的衝擊使激進化加劇。納粹掌權後,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地區,大屠殺和驅逐異己出境更為頻繁。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財務困境和文化傾向之間有重要的綜效,影響廣泛且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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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節似曾相識於共和黨人選擇川普為201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而不選擇傑布•布希(Jeb Bush)之類的建制派共和黨人。

歷史本身不會重演,但會如同押韻般地相似。

因此,「每一位民主國家的選民都潛伏著這樣的欲望:想要一位能夠辨識國內敵人、承諾對他們有所行動而不必太擔心合法性的強勢領導人。這種欲望猶如潛伏的細菌,等待足夠廣布的人民苦難做為合適的生存條件,得以爆炸性散播。」

苦難是必要條件,可以導致從支持一位「正派的」領導者轉變為支持一位「不正派的」領導者——從2012年的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變成2016年的川普。果然,「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這句話說得真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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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提出的《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Act of 1964)通過後,許多南方白人從支持民主黨轉向支持共和黨,因為他們是種族主義者。

那些曾經支持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民主黨人,轉為共和黨人後,當然很樂意支持川普。

同樣地,許多年紀較長的英國中階和中低階層保守分子向來反對英國成為歐盟成員、寬鬆的移民政策、當代的文化變革。

不過,川普或英國脫歐公投若想勝出,需要有大量的人轉向支持川普或脫歐的理想。一項歷史研究顯示,在美國,經濟衰退確實導致種族偏見惡化,因此,「固有族群失業率和種族偏見指數之間存在強烈關係。我們還發現,全國不同地區及不同時期的種族偏見程度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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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除了美國和英國不斷被拿來當教材,竟然還有瑞典的例子

瑞典右派民粹主義興起
「其實,就連瑞典也歷經經濟衝擊和財政緊縮,一群政治與經濟學家撰文解釋:「兩起事件導致大批人口的經濟現況變差,而後右派瑞典民主黨快速崛起。

第一、2006年中間偏右的政黨聯盟掌權,推行波及大規模減稅和社會保險縮減的改革議程,旨在鼓勵勞有其酬。但僅僅六年的時間,這些改革就導致顯著的貧富不均變化。

在勞動所得稅額減免下,有穩定工作的勞動市場『局內人』所得持續成長,工作不穩定或沒有工作的『局外人』可支配所得停滯成長。

第二起重要事件是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一年的GDP下滑5%,嚴重的經濟衰退使得勞動市場中脆弱的局內人——有穩定工作、但飯碗被自動化和其他合理化形式取代的高風險族群——相對於飯碗穩固的人,失業風險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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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激進右派政治人物往往來自相對所得較低、失業風險較高的群體。

此外,右派瑞典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勝,跟經濟改革和金融危機對各鄉鎮及其選區造成的衝擊程度相關。

為何人們會轉而支持這些激進右派政治人物呢?因為傳統的左派是「局內人」和局內人的代表,是建制派的主要勢力,作者們解釋:「因此,在信任感降低的環境下,不滿的選民轉向與自身經濟特徵和命運相似的候選人。」

他們指出:「我們的分析並未顯示地方民眾與移民直接接觸,跟他們支持激進右派政治人物二者之間存在關聯」,反而:「我們的研究發現,經濟衝擊導致的不安全感可能和一些選民先前已存在、延邊表現的特質相互作用,導致他們改變政治支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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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評論員馬丁.桑布(Martin Sandbu)根據證據正確地做出結論:「加劇的經濟不安全感導致瑞典及其他地區的政治領域形成反移民和狹隘觀點,縱使以往早已存在這種意向,只不過是或多或少地延遲表現,現在經濟變化將其轉化成一股政治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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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右派民粹主義者比左派民粹主義更成功地吸引不滿的舊勞工階級支持?

「對此,有三種可能解釋,

第一、既有的中間偏左政黨大致上支持跟經濟表現不佳、金融危機有關的經濟議程,儘管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根本上不同以往的經濟計畫。

第二、雖然一些政黨的建制派被革命派取代,例如:傑洛米.柯賓(Jeremy Corbyn)當選英國工黨黨魁,但革命派看起還是很像舊式的社會主義,現在的勞工階級大多不買單這種看起來只不過是以公共部門官僚取代企業老闆的改變。事實上,他們當中少有人相信激進形式的社會主義。

第三、中間偏左政黨的支持者愈來愈多是擁有大學學位者、學術界人士、公共部門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創意工作者和年輕的少數族群,這樣的政黨對年紀較長、社會觀念較保守、愛國且日益弱勢的勞工階級者沒什麼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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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的長期經濟變化,傷害了高所得國家政治體制中重要組成分子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尤其是教育水準較低的男性勞工。

地位焦慮感確實是思考這問題的好切入點,這些長期性的趨勢侵蝕了政治忠誠度,但金融危機是決定性事件,引發一連串脫離以往的政治忠誠意向。

其結果呈現兩種互補的作用力:第一、一如既往地,危機侵蝕近乎所有人對建制派的信任度;第二、危機直接與間接地(透過財政緊縮)重創脆弱群體的實際安全或安全感,人們感受愈強烈,政治想法就變得愈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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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治忠誠度劇變時,很難再把經濟或文化的長久不滿視為解釋。此外,看著國家與社會的長期轉變,同樣很難再漠視經濟的變遷。若所得分配不均沒有加劇、沒有去工業化、技能水準較低者的經濟地位沒有相對變差、沒有全球化,我們是否能合理地說,光是文化變遷會導致人們如此憤怒呢?同理可證,若工資不均和失業風險沒有加劇、沒有金融風暴,光是移民也會導致人們如此憤怒?都不會。然而,當害怕與不安時,人們的憤怒倍增,就是這麼簡單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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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三章談到喪失民主制度的信心,已經蔓延至被視為擁有堅實民主制度的高所得國家;第四章剖析此現象與民眾普遍的焦慮感有關,尤其是社會的中階和中低階層,而令人失望的經濟表現——經濟成長放緩、高度且不斷惡化的所得分配不均、去工業化、更近期的負面經濟衝擊——又加深了焦慮感。這些進展減損人們對精英階層的能力與廉潔度的信心,使得社會一大部分的人相信,精英階層透過不正當的操縱手段使其蒙受損失,導致他們擁抱喧的民粹主義者,尤其是高談闊論的民族民粹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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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如何矯正錯誤前,我們得先了解為何會出錯,這是本章的焦點,大結論是出錯原因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麼簡單。

全球發生一些無可避免的情況,例如:生產力成長放緩、中國的崛起;

一些情況則是政策錯誤的結果,例如:拒絕幫助受到負面經濟變化衝擊的人;

還有一些事件大抵上被無辜歸咎,例如:全球貿易。

最重要的是,很大一部分的錯誤是亞當.斯密警告我們的:有權勢者傾向操縱經濟與政治制度,對付社會其餘的人。唯有先了解這些複雜性,才能矯正導致我們失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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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結構改變(青壯人口比例)
https://images.plurk.com/6dWTl0NM2hKiQAsybUjtDV.jpg

<圖28>老年人口扶養比(65歲以上相對於15-64歲人口的比例,%) world bank
老人扶養比
https://images.plurk.com/5iov92prrOBNUIaArzl3F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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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造成的財政衝擊,可藉由提高實際退休年齡來減輕,但老齡化仍然會導致保健和退休金支出比例上升、經濟彈性降低、經濟動力減弱。

這是長壽的負面影響,引進移民則是另一個廣為建議的解方,但這方法只是暫時性的應變措施,因為移民也會變老。

而且,在壽命持續增長、出生率卻很低的社會,為穩定老年人口扶養比而需要引進的移民量太大了。

聯合國於2000年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如果想靠移民來穩定老年人口扶養比,歐盟的人口必須從4億(當時的人口數)增加至2050年的12億,美國人口則必須增加超過10億。如此龐大的移民,政治上不可能做到,實務上大概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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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以市場價格計算的全球GDP比重結構 (%)/IMF
https://images.plurk.com/26Ef1g3BuHAK2EBzemdeDJ.jpg

「這項數據顯示了一個相當明顯、但對一些人很不安的事實:現今的高所得國家和最大的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之間的人均產出、生活水準,以及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的長期分歧已經反轉,而且反轉速度相當快,公認為高所得國家的相對地位式微。這是相當自然的事,但也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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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趨同也很不全面。檢視經過購買力平價後的七大新興經濟體,就會發現巴西、墨西哥和俄羅斯這三個經濟體在2019年的生產力並沒有比1992年時提高多少,甚至相較於領先者(美國)還下滑了。但其他四個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印尼和土耳其)相較於美國,生產力顯著提高,其中中國的表現最好:購買力平價後的中國人均產出在1992年僅為美國的5%,到了2019年時已經提高至25%(參見<圖33>)。甚至,中國還有進一步趕上的潛力,只是能否發揮目前尚不得而知:中國面臨著許多的挑戰。不過,若購買力平價後的中國人均GDP在二十五年後達到美國人均GDP的50%,其經濟規模幾乎等同於美國和歐盟的合計規模,那情況就真的大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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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現行購買力平價後新興國家相對於美國的人均GDP,根據變化百分點排序/ IMF
https://images.plurk.com/6Qqpyjt3IFVGpgnIGMZGV.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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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機器人和其他機器取代工業工作者,高所得國家的工業就業市場將持續萎縮,許多新興和開發中國家也一樣。從現在算起的半世紀後,工業職缺占就業市場的比例可能下降到只剩下幾個百分比,甚至更低,貿易戰也阻止不了這種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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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勞動力(人)是一項生產要素,跟其他生產要素的擁有者一樣,勞動力的擁有者也希望提高報酬,為達此目的,途徑之一是把勞動力(以及勞動力的擁有者)遷移至工資更高的國家,此舉也被視為將「資本」(在此指的是人力資本)移往待遇更好的管轄區,亦即有更多互補性經濟、社會和政治資本的地方。

這麼做有其道理,就如同資本的擁有者透過遷移資本或資本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尋求最高的報酬一樣。另外,由於遷移的是人,涉及了其他跟經濟較無關係的動機:與家人團聚的欲望,以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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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創意、產品和服務、資本的全球流動,人的流動量沒那麼大。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17年時,全球有2.58生人(全球人口的3.4%)是國際移民(亦即遷移至國外的人),這些人當中,1.06億人出生於亞洲,6,100萬人出生於歐洲,3,800萬人出生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3,600萬人出生於非洲。

2017年時,64%的國際移民生活於高所得國家,難民只占國際移民10%(2016年時為2,590萬人),所以難民的恐慌被可恥地誇大了。

以近期的水準來看,移民造成的經濟衝擊並不大。證據顯示,移民衝擊一國境內早已存在的所得水準和工作機會比較輕微,而且對高所得國家的公共財政略微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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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項調查得出此結論:「大多數的研究顯示,移民不會對本國勞動市場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縱使突然間湧入大量移民,也未發現明顯導致本國工資水準或就業機會減少的情況。」

主要原因是,移民較可能補充、而非替代勞動市場中的既有居民和公民,不論就移民打算從事的工作,或是就他們具備的技能(例如:語言能力)都是如此。同樣地,移民造成的淨財政成本似乎也很小,至少美國是如此。至於在福利較佳的歐盟,年紀較大和低技能的移民造成的淨財政成本可能較大。

不過,縱使移入地的社會淨成本很小,一如預料地,遷移的主要受益者都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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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綜合性研究有兩個缺點。

第一、移民的動機、技能、文化、年齡和遣返可能性的差異大,理想的研究是區分出上述所有因素,但這做法相當困難。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為了和家人團聚或身為難民的移民,其特徵可能不同於從中歐和東歐遷移至英國找工作的年輕移民,或是從印度前往美國、擁有高技能的移民。

第二、這些研究幾乎都未檢視擁擠成本。人口增加伴隨基礎設施成本上升,公共部門可以加大投資來應付,但人口增加還伴隨著更多其他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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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流動—管制是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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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想深入了解各種全球化力量對高所得國家的影響力道,但做法上相當困難,因為這些影響過程複雜且交互作用。不過,有些結論卻相當清楚明確。

第一、應用經濟學的分析顯示,全球貿易對所得分配不均和就業影響不大,這也是許多研究人員實證研究得出的廣泛共識。例如:「對外貿易和離岸外包形式的全球化,並非加劇所得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針對世界各地不同事件的多項研究都得出這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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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1世紀的頭十年間,美國確實蒙受所謂的「中國衝擊」(China shock)。

1999年至2011年期間,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可能導致美國流失200萬至240萬個工作,大約是那段期間美國製造業實際失業人數的一半。

再者,「儘管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並未在美國造成總體且廣泛的影響,……….,但對各地通勤區的就業帶來不同的影響。」

此外,「中國貿易衝擊開始後至少整整十年間,本地勞動市場的調整速度相當緩慢,工資率和勞動力參與率依舊低迷,失業率仍在攀升,受影響的工作者歷經更大的工作變動,以及終身所得降低。」

中國衝擊也明顯左右著政治,由於美國拒絕對失業者及其家庭、生活社區提供有效的援助與調適協助,政治上的轉變無可避免。因此,毫不意外地,世界貿易的新動態幫助川普入主白宮,他的保護主義行動也不出意料地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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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技術性變化帶來的影響是技術人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擁有大學學歷者。

事實證明,儘管大學畢業生的供給量大幅攀升,他們的相對薪資仍然提高了,代表勞動力的需求轉向他們。

這情況跟技術人才較不充沛的國家,因貿易所造成勞動市場變化的情形恰恰相反。

技術革新通常會使高所得國家的技術性人才相對所得提高,但也會降低他們在所有產業的就業比重,因為有些僱主會用較便宜的低技能者替代較昂貴的高技能者。

有證據強烈地顯示出,技術革新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大過貿易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差別在於政治性質:說貿易衝擊本國勞動市場,可以歸咎於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說技術變化衝擊勞動市場,資方與勞方之間就會產生衝突,衝突中贏家總是資方,尤其是開放世界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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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不同指標衡量稅前與稅後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以及國家為減輕稅前不均所做出的努力,在不同的高所得國家有明顯的差異(參見<圖10>、^圖11>、<圖12>、<圖13>、及人圖15>)。

由於高所得國家對於貿易和全球化各層面的政策相似(強烈排斥移民政策的只有南韓和日本),因此全球化不可能是所得分配不均程度和變化的罪魁禍首,尤其是所得分配頂端者囊括超大比例的總所得這一點,更不能歸咎於全球化所導致。

高所得國家在稅前和稅後所得分配不均程度上的差異顯示,最大的影響因子並不是全球化制度與發展,而是國內經濟制度與發展,包括:政府因應競爭力變化的效能、以社會保險和其他形式來援助受經濟變化衝擊者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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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沒有工作或技能、衰落地區的居民被離棄,自生自滅。

這是一種政治選擇,對消費者徵稅,而非廠商,屬於支持保護主義政策最受歡迎的形式,拜登政府未能改變川普的關稅政策可茲為證。

在其他高所得國家能使用的政策工具範圍較廣,也更有成效。在美國,真正令人吃驚的,並非國際導致的變化本身,而是缺乏有效應付這些變化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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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本書現在講到大公司的經濟租,美國對於反托拉斯的改變

於是現在和《雲端封建時代》 echo 了耶

華爾街和矽谷真的每次都名列惡人排行榜的 No 1 和 No 2

XDD

他這一章的結論是全球化背了黑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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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講民粹主義,分析的蠻深入淺出的。
<表3>英國政治忠誠度的三個層面(選舉計算法)
https://images.plurk.com/2R4tIzeLVxEZE829dx8SFG.jpg
英國選民結構
https://images.plurk.com/65VIQTU2XGP8ma3YnJe9S4.jpg

「法蘭西斯•福山在著作中詳細分析了政治分歧的更多重要層面:「20世紀的政治是沿著由經濟議題定義的左派與右派光譜來組織,左派想要更均等,右派想要更大的自由,……。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許多地區以前的光譜已經被另一個由身分認同定義的光譜取代。現在,左派不過度關注經濟均等,轉而聚焦被邊緣化的各種群體利益:黑人、移民、女性、拉丁美裔、LGBT族群、難民等。右派重新定義自己為愛國者,尋求保護傳統的國家認同,這種認同往往明顯地跟種族、族群或信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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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採用選後結果,出色地分析出法國、英國和美國自1948年以來政治忠誠度的演變。

最重要的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支持左派(社會黨—工黨—民主黨)的是教育程度和所得較低的選民,後來漸漸變成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

此外,針對美國,皮凱提指出:「在這個大學體系高度分級且不平等、劣勢者幾乎沒有機會進入最頂尖大學院校的國家,民主黨變成高學歷者的政黨。 」

不過,法國和英國的中間偏左政黨的支持者也有相似的變化。

結果是,2000年至2010年間,呈現出「多精英」政黨制,或者更精確地說,「雙精英」政黨制:「高所得選民繼續支持右派,高教育水準選民轉向支持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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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右派」(Merchant Right)和「名門左派」(Brahmin Left)的分化,名門階級繼續藉由指責商業精英階層及其營運的剝削行為,尋求選民的支持。

不過福山認為,名門左派現在的關注焦點似乎是矯正種族、族群、性別、性傾向等的種種不平等,並壓制與其不容置疑的智慧之見相悖的任何觀點。

從許多中間偏左政黨的往昔支持者看來,他們的主要觀點似乎不受歷史、傳統、價值觀,甚至自己國內的很多人的喜愛。

另一方面,商人精英藉由強調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自負傲慢、缺乏愛國精神、敵視傳統價值觀、對固有族群缺乏忠誠度,以及名門精英對待經濟的無知,成功地贏得教育程度較低、貧窮的選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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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Strategy / 民權法案
「事實顯示,南方策略的政治效果遠大於供給面經濟學所說的效果。民權法案通過後,美國南方從民主黨轉傾共和黨,過程中共和黨也從1933年至1995年期間的眾議院長期少數黨轉變為此後的眾議院多數黨。

例如:2019年時,舊南方邦聯的13州當中有9州的州長是共和黨籍,在參議院的26席次中共和黨人囊括23席,在眾議院的146席次中共和黨籍包辦了101席。相較於由民主黨稱霸南方的往昔,這絕對稱得上是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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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大成功遠非只是攫取區域支持而已。還未脫離美國聯邦前,南方各州的政治一貫主張維持種族壓制與剝削,因為南方的經濟仰賴奴隸制。在拒絕容忍南方各州相繼脫離美國聯邦下,北方廢止所謂的「特殊制度」(peculiarinstitution,亦即黑奴制度),南方對此做出的回應是,通過一系列壓制種族的《吉姆.克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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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美國內戰結束的一世紀後,北方採行民權,《民權法案》在出身南方的民主黨人林登•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擔任總統任內通過,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摧毀了《吉姆•克勞法》。

從此,南方開始藉由擁抱(及轉向)共和黨,把其制度的某些層面移植至整個國家範圍。(諷刺地,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林肯是共和黨籍;打贏美國內戰的北方各州也是共和黨的起源州。)

現在,共和黨人在最高法院長期占據多數、在國會擁有強勢地位下,大老黨正逐步邁向他們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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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策略高度成功的版本,而且見諸許多其他的民主國家,用種族、族群或文化認同來分化經濟情況較差的人。

不過,這種策略最純正的形式出現於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基本特徵一直持續至今。

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在經濟上極度不均,不僅包括奴隸在內的整體人口,甚至在自由的白人之間也高度不均,1774年至1860年期間,財富不均的衡量標準在南方白人之間拉大到了70%:「期待看到舊南方底層貧窮白人經濟情況好轉的歷史學家都會發現這項證據。」

1860年的普查顯示,前1%最富裕的南方人的財富中位數比前1%最富裕的北方人高3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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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擁奴的商業大莊主假貴族之名統治南方,其經濟變化程度遠低於北方,精英階層是抽租者:他們必須靠著奴隸的勞力和地租過活。

所以,成功的是這種「地主政治」(plantocracy)對貧窮白人灌輸種族優越的信條,而貧窮白人為南方邦聯奮戰,死傷無數。

在美國內戰中,南方邦聯言明的目標是捍衛奴隸制(但有不少人否認這個明顯的事實),至少有26萬名南方邦聯士兵死亡(其中95,000人是陣亡,165,000人死於疾病、意外和其他原因),這大約是南方邦聯軍隊總人數的20至35%。

但是,這些男性中有一大部分本身不擁有奴隸,他們基於對南方邦聯的認同感而願意犧牲,這認同來自於種族優越感,以及害怕淪為種族次等。

最終,戰爭帶給他們死亡和戰敗,再也沒有比這事件更能顯露種族認同的政治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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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後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孕育出不快樂的納粹主義世界,以及無可比擬的二戰大屠殺。種族主義真的很有效,能夠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尋求認同感,藉由「他者化」(othering)來取得優越地位。有什麼比膚色之類的明顯差異(從遺傳學角度看來,這說法有多麼不足為道)更容易做到呢?

南方制度的一種稀釋形式——用種族和族群區別來分化經濟狀況較差的人——已經蔓延到全美各地。其實,這在內戰前就已經萌芽了,只不過因為20世紀時大量南方貧窮、遭受苛待的非裔美國人遷移至北方城市,以及更近期大量的拉丁美裔移民,使這種分化策略加速擴大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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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後,阻擾選民和極度不公正地畫分選區是南方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策略反映的是一種決心:確保數量持續增加的非裔美國人不能在任何正規的民主制度中取得政治力量。
在共和黨任命的最高法院展現友善之下,不意外地,這些伎倆重返政治舞台。7I兩位傑出政治學家指出:「現今,對我們民主制度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共和黨使用骯麟手段來求勝。」72右派則認為,獲勝比遵守遊戲規則更為重要,這觀點對民主制度來說非常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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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權民粹主義制需要輿論形成者和宣傳者為其合理化、辯和宣傳。在內戰前的南方,基督教教會扮演關鍵角色,他們會說,奴隸身分是神定的。在支持共和黨和更近期支持川普的人中,白人基督徒再次扮演相似角色。

基督教右派長期支持共和黨,反映了對墮胎、同性戀權等議題發動「文化戰」的政治特性與有效性,以及利用狗哨來隱晦地傳遞種族主義訊息。

基督教右派把對共和黨的忠誠度,轉移至川普這麼一位以性放和說謊成性聞名的男人身上,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但又不意外。

基督教福音派白人教徒是川普的狂熱支持者,他們奉行的原則是: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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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新媒體

「新的社群媒體使散播「謠言」遠比以往更容易了,因此無節制和無原則的人更容易影響輿論。

結果是,人們一聽到了什麼,尤其是權威者或影響力人士說的話,普遍會先冷嘲熱諷,反而是出現在網路角落裡的特定觀點,往往會引來狂熱的擁護者。

但是,有些事情不會改變:政治領袖仍然可以有效地散播他們的主張,川普就很擅長透過推特這麼做。

現在比以往更難壟斷資訊,除非你有中國共產黨的資源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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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也不清楚這種形式的智性污染是不是導致現今政經情況的主因,在對(或錯)的環境下,舊媒體技術——報紙、書籍和電視台——同樣也能非常有效地散播毒素,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的事可茲為證,例如:想想休伊•朗(Huey Long)的職涯。

在相同的經濟與文化環境下,若沒有現今的社群媒體,川普是否仍然可以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呢?我認為應該可以。

不過,若在以往的層級制政黨,他應該很難成功,政黨層級制的空洞化確實是一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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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的確有助於傳播民粹主義訊息,但舊媒體(報紙、電視台及電視)也這麼做,媒體傳播理論學家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曾說:
「媒體即訊息」,這裡得把這句話調整一下:媒體並不是訊息,媒體只是形塑訊息,訊息本身是痛苦、害怕和憤怒,就算沒有新媒體,訊息本身也可能導致政治爆發。

1848年時革命如野火般蔓延歐洲,就像2010年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結果別無二致。

很顯然,1848年時並不存在我們現今擁有的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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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答案是一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右派」。

羅森柏格認為,石派民粹主義致力於訴諸建造一個理想化的國家和一位「偉大領袖」,這觀點滿足了民主制度無法滿足大批民眾的需求所在:卸下自己思考的擔子,把思考交給領袖,並且絕對忠誠於這位領袖。

這種觀點明顯地與自由民主制度不相容。

但羅森柏格認為,這觀點終將勝出,遠比左派民粹主義更成功,因其助長了恐懼與憤怒,反觀左派民粹主義則是承諾希望,不論理想有多麼不切實際,最終可能變得多有害。希望需要信賴,恐懼不需要,恐懼只需要一個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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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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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rytheory,MMT)

「該理論是用另一種方式來闡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係,而且倡議聲浪愈來愈大。現代貨幣理論的思想簡單明瞭 18政府可以任意創造主權貨幣——不以某種資產(例如:黃金)為後盾的貨幣,用法律來要求人民接受以此貨幣做為支付工具。如此一來,政府就不需要借錢來支付帳單,也永遠不會有債務違約發生,唯一的限制是通膨。所以,政府可以、也應該用印鈔來融資財政赤字,只要避開通膨的風險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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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貨幣理論的危險性更甚於其不正確性,我們可以辨察其中的三個主要危險。

第一、政策制定者的無知和一廂情願。改策制定者,尤其是民選的政治人物,他們不知道經濟何時接近充分就業、即將進入高通膨。

事實上,就連認為「整個經濟存在定義周延且穩定的產出缺口」的概念也是錯的,這是1970年代提供的教訓之一。

拉丁美洲過去數十年的民粹主義政策顯示,由那些對總體經濟抱持天真期望的人,一廂情願地驅動經濟將其逼入高通膨。經濟要達到那個地步可能得歷經一段時間,最終很可能達到,但不是因為通膨上升,而是強勁需求下無可避免的結果,因為現代貨幣理論的基本建議是,只要認為經濟還有過剩的產能,就無限地印鈔來活絡市場、創造需求。

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的經驗顯示,這種天真絕非遙不可及的風險,中央銀行和財政部裡都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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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對貨幣體系失去控制。

當中央銀行創造貨幣為政府提供資金時,同時也對銀行體系創造了儲備金,除非提高法定準備金比例,否則無限財政赤字所驅動的開放貨幣融資榮景中,銀行放款將有爆炸性成長的風險。

假設中央銀行提高了法定準備金比例來抑制導致通膨的銀行放款擴張,同時也假設中央銀行雖提高了法定準備金比例來抑制通膨壓力,卻又不支付準備金的利息,那就形同銀行被迫無酬提供給央銀的貸款(法定準備金)被課稅了。

最後,銀行可能也不支付存款的利息,這也像是一種課稅,只是課稅對象為存款人。這些是「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例子,也是拉丁美洲國家貨幣史的一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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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資金逃往產品、服務和資產(包括外國資產),形成資產價格泡沫、通膨或二者皆有。

舉例而言:在通膨環境下,若銀行存款沒有利息,幾乎確定會發生資金外逃現象。

如同出生在智利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塞巴斯提安•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所言,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嘗試這種貨幣政策:「導致失控的通膨、鉅額貨幣貶值,以及實質工資急劇下滑。」

人們之所以願意持有政府發行的貨幣,是基於信任而不是法規,若他們喪失了信任,轉向拒絕持有貨幣,國家就會變得像曾一度繁榮的阿根廷一樣,最後經濟殘破不堪,徹底毀掉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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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現代貨幣經濟時,必須避免兩個錯誤。

其一、過度倚賴信用來驅動私人部門的需求,因為這可能造成金融的劇烈波動。

其二、過度倚賴中央銀行融資政府部門的需求,因為這可能導致通膨的強烈起伏。解決方法是把必要的裁量權委交給獨立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當局,當中央銀行為政府提供融資為合理之舉時,應該交給中央銀行決定,唯一的例外或許是當政府可信地宣布國家緊急狀派時,例如:戰爭、疫情或金融危機。平承時期,應當避免財政政策支配貨幣政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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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長期風險並非只有需求不足,需求也會過剩,這可能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做過了頭,就像2021年的情形。

中央銀行和政府出手干預長期的需求疲軟,這種做法相當正確,只是不能過度,否則可能導致長期的通膨攀升、迫使當局採取貨幣與財政緊縮,甚至深度破壞性的經濟衰退。若對通膨預期變得不穩定或半永久性上升,情況將變得特別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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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與權力在生活中帶來許多優勢,也在政治與法律制度中形塑出更明顯的特權,這些特權威脅著基於公民地位平等的民主制度——雅典人所謂的「isonomia」(ia o v OHIa)就是權利平等之意。

對民主政治制度最明顯的威脅是「特權分子」(overmighty subjects):透過收買政治與司法,得以制定法律和凌駕法律之上的人或機構。他們可能藉由賄賂法官使自己凌駕法律之上;他們可能藉由逃至外國管轄地來避開本國法律。

到了一個時點,這種政體會演變成公開的金權政治,實權落在少數人之手,而非多數人,美國大體上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其他民主國家也有一些金權政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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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中特權「privilege 」的字源在拉丁文「privilegium」意指「影響一個人的法律」,拉丁文衍生自「privus」(private,個人之意)和「lex」(law,法律之意)。

特權是現代化以前社會的明顯特徵:在革命以前的法國,貴族不必繳稅就是一種特權。

現代社會中也存在特權,不僅是隱喻地用「特權」來描述近乎任何的不平等,也有「私法(private law)」這個原始含義的特權,公司股東的有限責任就是這種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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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或避險基金普通合夥人賺得「附帶權益/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 )被視為資本利得(不課徵所得稅),而非不確定所得,這也是一種法律特權:顯然,若一筆所得被歸類為資本利得,這筆所得就必須來自一項可能造成虧損或盈利的資產,不過這說法顯然不適用於附帶權益,因為附帶權益極不可能為負(虧損),所以把附帶權益視為資本利得並不公平、也不正確。

當代稅制中存在許多類似的特權,反映財富與權力的結合如何形塑當代的法律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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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這本書第三部分的提問很多都很有意義,只是我覺得他提出的解決方案需要政府、民間、人民等等配合,感覺難度太高幾近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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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倫南把選民區分為三類:哈比人(Hobbits),「資訊掌握量低,對政治的興趣和參與程度低」;政治流氓(Hooligans),「資訊掌握量比哈比人高,高政治投入度,強烈支持他們的民族認同,充滿認知偏誤」;瓦肯人(Vulcans),屬於理想類型,完全理性、資訊掌握度高的思考者,不會不當地堅持己見」。

布倫南認為:「在現代民主國家,我們不是擁有一位腦袋空空的無能國王,而是擁有多顆腦袋空空的無能國王。 」」

這好好笑X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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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哲學家卡爾.波普批評柏拉圖的政府觀點是極權主義的濫觴。」

講到柏拉圖《理想國》,這真是是典型的我一天到晚看到以至於我覺得似乎該看一看但完全不想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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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愛國精神?

喬治. 歐威爾(George Orwell)於1945年在英國的《論戰》(Polemic)雜誌上發表一篇論述民族主義的文章,其中寫道:「所謂『愛國精神』,我指的是熱愛一個特定地方和一種特定生活方式,認為這是世上最好的,但不強迫其他人也認同。

愛國精神屬於防禦性質,軍事與文化上的防禦。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與權力欲望不可分,每一位民族主義者的堅定意圖是獲取更多權力和更多威望,不是為他本身,而是為他選擇的民族或其他團體,為了這民族或團體,他願意抑制自己的個體性。」

身為國家的公民,你甚至不需要認為這國家的生活方式是世上最好的,就如同夫妻不用認為自己的伴名是世上最棒的,儘管有缺點,只需要另一半愛著他(她),他(她)也以愛回報,如此便行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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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精神何以重要?

因為自由民主制度意味著「被治者同意」,你就算看不起統治者,討厭他(她)的見解,但他(她)是經人民同意的統治者,你必須有意願地接受他(她)為正當合法的統治者。

若想結合這種同意與異議,人們必須超脫自身對任何政黨、派系或信仰的情感,忠誠於民主共和政體的制度,包含:選舉、國會、政府、法律。

這種深層的忠誠一旦消失,民主共和政體可能瓦解或是爆發內戰。

但是,不論這些制度本身有多麼重要,人們鮮少忠誠於制度本身,對制度的忠誠必須來自相信這些規範:所有公民不論其地位、性別、族群或宗教信仰,全都應該享有相同的民權和政治權;公正選舉中的勝出者有權建立政府,只要該政府的行事遵守法律,大家就該服從。絕大多數人必須接受這些基本的民主制度規範。
Jeany|來非虛構小火堆玩吧
不過,就算遵守規範,也未必能在種種壓力下支撐民主制度,愛國精神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一國的人民共同愛這個國家,對於一個地方、一段歷史、一種思想、一個現實,以及打造更好的未來的承諾,這份共同的愛促使人們更願意容忍不同的意見與價值觀,也是承諾成真的唯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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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看完了
我覺得他整理的各種意見還蠻適合當懶人包的,但他自己提出的意見感覺難度很高⋯
但這種書本來就是給一些概念,刺激一下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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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看完了!💕
前兩部分我覺得還不錯,是很好的懶人包。

最後的第三的建議部分,因為他想要解決的議題太複雜了,所以他提出來的建議難度非常高,所以我覺得算是腦力激盪的概念啦。

第四部分和中國如何共處,講了跟沒講一樣,所以我覺得就看著辦吧。這個部分其實不用看我覺得也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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