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維中，2023，《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春山。

雖然「臺灣島」是這本書的核心，但如同前作《海上傭兵》，這本書並不把分析的範圍限縮在臺灣，也不把臺灣有國家勢力、臺灣進入世界舞台，以及臺灣漢人移民成為主流視為理所當然。

〈導論〉提到這本書是以普魯塔克(Plutarch)《希臘羅馬名人傳》雙人合傳對比模式撰寫。受限於史料，相較於人物的決斷或者行動者的意志，我覺得呈現得比較清楚的是這些多數是沒沒無聞的先人身處的結構限制。另一個看點在於欣賞作者如何論述這些人為什麼可以進行比較的理由。

〈第一章 島嶼與陸岸〉為進入這本書作鋪墊。「當代的世界是由客機航運連結的巨大浩瀚都市帶所構成。這樣的都市網絡，往往讓人忘記了真實地形的樣貌」。但「地形的樣貌」對於15~19世紀風帆時代的人來說卻相當重要。

島嶼的重要特性之一是「規模」。巨型島嶼（台灣、澳洲、爪哇、「歐亞世界島」）與小型島嶼（小琉球、基隆嶼、龜山島、黑爾戈蘭島、澤西島）的自然與人文特性有別。

小型島嶼通常是海底火山山脈頂端露出水面之處，適合大船停泊；具型島嶼則有大陸棚的沉積物，船隻難以通行。

另一個差異在於，從外來者或殖民者的眼光看來，小型島嶼通常人群數量較少，控制起來比較容易；而巨型島嶼的人群組成較為複雜，需要付出較大的控制成本。

小型島嶼容易接近與控制的特性，使得它們往往成為海路上的休息與補給站，而成為西方殖民者進入尋求商業貿易時，首當其衝的地方。

順帶一提，我是在苗栗市的日榮本屋買到這本書，有作者的簽名XD，出版社特定在獨立書店發送特色書，應該也是在呼應書中的內容吧。

第一章關於島嶼的分類，顯示臺灣合適的比較對象是日本、朝鮮半島這類巨型島嶼。〈第二章 要衝與飛地〉討論為何臺灣沒有發展出國家，或者「為何臺灣的發展與日韓有這麼大的差異？」其答案是(1)「臺灣遠離七世紀以來成形的絲路國際交通線」；(2)臺灣島內的交通受河川切割，兼之有崇山峻嶺，阻斷交流。

16~17世紀的白銀流通是影響當時臺灣命運的重要結構性因素。〈第三章 海盜還是傭兵〉提到1540年前後日本石見銀山開採時，正值日本戰國時代。此時日本與明朝官方貿易中斷，且明帝國沿海軍事力量衰微，出現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民間走私者（即倭寇）。

明帝國對倭寇的回應以增強沿海防禦能力（如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軍事努力），並透過給予貿易特權，換取民間武裝勢力協助官軍，包括特許福建月港居民前往東南亞進行中日轉口貿易，以及容許葡萄牙人留在澳門。

在前述背景下，原先在中國沿海貿易的民間走私者就得尋求轉口貿易。如果不是加入或取代原本東南亞港口的勢力，就是要開發新的貿易港灣。

林鳳與鄭芝龍都是武裝走私商人，兩個人的差異在於，林鳳僅能被動因應前述局勢的變化，在他兵敗馬尼拉後，其勢力就難以為繼。六十年後的鄭芝龍，則受益於荷蘭人在東亞海域現蹤，後者讓鄭芝龍得以用傭兵的身分先後服務於荷蘭與中國。與荷蘭人的合作，也讓他能夠透過臺灣這個新興貿易據點，分潤中日轉口貿易，並在1630年代意外地達到貿易量巔峰。

這一章另一個提出的問題就在於，為什麼臺灣在四百年前會有國家勢力進駐？在1624年，臺灣作為貿易據點的條件已經成熟：
1. 進駐者具有相當技術條件，得以克服臺灣天然港灣水淺的環境限制。
2. 中國認為日本威脅已經解除，不介意其他國家的人佔領台灣。

在白銀仍充盈供應的情況下，看是似政治上的軍事結盟，背後可能乘載著國際貿易的期望。接下來幾章使用「世代」概念分析歷史人物，每個世代因應當時的政治經濟情勢，各自發揮創意找尋解方。

〈第四章 唐人二代目：鄭森與何斌的困境〉討論「鄭成功為什麼會選擇攻打台灣？」鄭荷兩方合作基礎在1650年代已經逐漸消失。對荷蘭來說，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人成功到北京向清廷朝貢，取得合法貿易地位，接下來只要取得澳門就能與中國直接貿易。而鄭氏除了擔心清荷聯手導致腹背受敵外，則是保護對日貿易命脈的考量，而需要「攔阻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廷直接直接貿易」、「保持對日航道暢通」、「繼續取得低價南洋貨物」。

這章對於鄭成功與何斌所屬的海外唐人社群有整體性的刻畫，對於鄭成功攻打臺灣的心境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在海外唐人世界中穿梭的唐人海商，不但具備多語能力，也有豐富的跨文化交流經驗，更不拘要於哪個城市累積資產。……這樣特別具備『普世主義』(cosmopolitan)屬性的一群人，在面對十七世紀以來急遽變化的世局時，也採取多元紛呈、令人目不暇給的應對方式」。

〈第六章 逆風而行：鄭經、小培德與范霍根虎克的憂鬱〉
1660年代以後，白銀流量減少，中國則因連年戰禍而經濟受損，導致海上貿易的前景越來越黯淡。這章比較三位文化背景、地位不同，但具備多語能力、跨文化交流經驗的青年才俊，為何都受困而難以突圍？

〈第七章 屬國還是府縣〉有兩組比較對象。以鄭經、施秉、鄚玖這三位明亡第一代來說，鄭經還延續先輩的選擇，以壟斷海上貿易為目標，而施秉與鄚玖則是以建立定耕農業據點為目標。

本章主軸則是在施秉與鄚玖之間，河仙與臺灣的定耕農業發展，由於兩地與周遭國家的政治關係而影響成敗。

作者暗示雖然鄭經可能因資訊有限或者受限於父祖輩的榮光，無法判斷定耕農業其實是替代性的發展路徑，但當時的臺灣已具備相關條件。〈第五章 討海還是作田：早期臺灣唐人〉指出17世紀晚期漢人才開始有能力自主發展聚落。在16世紀晚期，受到氣候的影響，烏魚潮境移動到台南跟高屏沿海的機率大增，才有比較多漢人開始集結到該地捕魚。在荷蘭、鄭氏國家統治下，農人得以獲得財產權與生命的保障。

我覺得有趣的是，荷蘭人害怕被統治者團結起來，因此提防漢人與原住民混居，贌社制度的設計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透過販賣貿易壟斷權，讓少數漢人進入原住民部落即可）。另外也禁止漢人在沿海7.4公里之內聚居，但因為制度存在漏洞，沿海仍然發展出定居漁業，成為偷渡人口落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