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番與奸民》開個閱讀log噗。希望使用零碎時間閱讀也能閱讀完。

《熟番與奸民》演講影音

柯老師近期關心林爽文軍民萬人塚出土位置的建築物，疑似受到破壞的事情。

林爽文軍民萬人塚遷葬後 改建「東勢社會館」 | 蕃新聞

〈序言〉
老實說，直到現在我還沒看懂這篇〈序言〉。

作者花了很長篇幅介紹臺灣人類學的社會變遷研究。起點是1971年民族所的兩個主要計畫「臺灣北部地區社區現代化問題綜合研究計劃」、「濁水、大肚兩流域社會文化史研究計劃」。學者批評早期的研究沒有考慮到本地社會脈絡，因而透過「濁大計畫」蒐集品質更好的資料來檢證西方理論。但由於主導者王崧興早逝，這個研究計畫似乎「沒有具體的研究成果」而曇花一現。後來人類學者內部檢討與批判（陳其南、黃應貴），其結果似乎奠定臺灣人類學主流的研究典範：採文化整體觀，研究方法是社區研究（例如東埔社）。

但作者認為真正做出有說服力的臺灣社會變遷研究的人是邵氏柏（他的名著《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有電子書版！），但他的立場卻是採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歷史文獻。邵氏柏發現了「平埔族」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並回答臺灣社會從何而來的問題。臺灣社會在17世紀才首度與國家遭逢，臺灣社會的形成與國家的經世之道息息相關。而作者的配置與邵氏柏幾乎一模一樣，差別只在於作者認為自己更強調歷史的機遇面向，以及由於掌握更多（當時邵氏柏看不到的）資料，透過地方社會的研究得以清楚指出社會變遷的原因。

除了我對人類學不熟，覺得有點閱讀難度外，我更想了解的是如果把臺灣人類學社會變遷研究回歸刪除，對於他在書中的論證有無影響？另外，他在文中還說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與謝國雄的臺灣社會學構想，有點過於樂觀，這又跟這本書有什麼關係？我的意思是，為何不直接從施添福與邵式柏的研究談起，而要在〈序章〉的位置把砲口對向人類學，旁及歷史學與社會學？

一開始我的猜測是作者想闡述自己心目中的社會學。社會學向來自詡是高度反身性的學科，對於其他日常生活語言與其他學科的影響都頗有警覺。最近一篇關於《強制移住》的書評，也檢討到自發社會學的問題：不能對田野中受訪者的觀察照單全收，而要能瞭解受訪者沒有說的或不能說的，以及其觀察的非意圖後果。恰巧檔案資料有助於對田野發現交叉檢證。

但我看完他的一場演講發現我的想法完全偏離XD 他想要回答的問題是「臺灣社會如何形成？」（國家與地域社會的關係）以及「如何研究臺灣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分合關係）。

他這篇演講很精要整理從傅斯年到新史學的發展。他認為同心圓史觀只是從臺灣人的觀點看中國史乃至於東亞史（《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即屬此類），對於臺灣史要怎麼做研究並沒有太清楚的說明。杜本人也有臺灣史研究，但似乎自認有越俎代庖之感。

另外他把投影片當大型字幕這點也很有趣XD（雖然畫質不佳，聲音是滿清楚的）。

https://blog.press.ntu.edu.tw/...

關於第一個問題，邵式柏已經有力的駁斥早期臺灣史的「忽略說」，認為國家至少在前期忽略臺灣的治理，導致臺灣社會「三年一反，五年一大亂」，相反地清廷是有意識地利用番大租體制來遏制漢人在臺灣的擴張與騷亂。臺灣人類學者對於分類械鬥的觀察，相對就採人群分類的原則（文化整體觀）予以解釋，忽略國家（政治經濟學）的角色。持平來說，謝國雄在《茶鄉社會誌》無意做社會變遷研究，但他比較傾向從社會基本分類跟強調社會自主性也是事實（例如用外包體系解釋臺灣經濟奇跡）。

在史學與社會科學分合方面，我有點意外是採用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單純說明社會科學的因果解釋不是因果定律（這確實是對社會科學常見的誤解）而是一種機率的解釋（P(O|A&B&C) <> P(O)）。但關於兩者如何結合，我覺得演講沒說得很清楚，還是要看這本書的實際呈現。

# 1〈導論：治理部署與社會抗爭〉

「番」跟「民」是官府對人群的區分。番依照與官府的關係（是否納稅及服勞役及地理空間（平埔/山地）區分為熟番與生番。清廷治理台灣的方針在於防治「奸民」作亂。「奸民」又細分為愚民（無籍窮民）、棍豪（奸狡勢豪）、亂民（聚民抗官），我在猜可能對應於領臺前期的單身無產業移民（羅漢腳）、界外私墾的準軍事集團、界內的分類械鬥。

尤其在乾隆年間，番跟民之間在空間上有明確的界線。民番界線先後畫了好幾次，分別有紅線、藍線、紫線、綠線。這方面葉高華的科普文章〈認識番界〉，或者可以看柯志明任一場演講（還有類似動畫輔助），都會滿有幫助的。本書上中下三冊的顏色就分別是紅色、藍色跟紫色。

咦，我發現維基百科的〈臺灣清代番界〉條目寫的超多，多沒仔細看，感覺整理很詳細。

臺灣清代番界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柯志明從前作《番頭家》以來，就試圖說服讀者，番界的存在是國家積極治理台灣的證據，尤其是以土牛溝形式存在的藍線。清廷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透過將「番」與「民」在空間上予以區隔，分而治之，目的是希望能夠長治久安（經世之道）。

而搭配沿山界線，台灣也分成三個地帶：「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國家拉攏熟番並利用熟番作為緩衝地帶，防止漢人移民勢力過度擴張。

以這個他稱之為「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存在為前提，他的兩個提問是：
1. 為什麼藍線的落實，不但沒有達成族群分隔的效果，反而導致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林爽文事件」？
2. 為什麼被國家刻意保護與拉攏的熟番，最終會走向分崩離析、流離失散（台灣史稱之為平埔族大遷徙）？

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他認為從兩類人可以找到解答問題的關鍵：第一類是用各種方式跨越番界的跨界私墾者，另一類則是同時承擔國家與社會期待的「協力中介者」（包含通事、仕紳與董總（董事、總理））。讓我意外的是，儘管文中隻字不提STS，但使用很多Latour的概念(eg. intermediaries/mediators) XD。

BTW, 陸續看了一兩部他的演講，我覺得他在演講時邀請到的與談人都滿厲害的XD （雖然因為他演講普遍超時而沒有辦法發揮）

在南天書局的演講中，與談人詹素娟提到這本書處理的議題都是台灣史的經典議題，例如分類械鬥的起因、林爽文事件、平埔族大遷徙等，但都有賦予一些新的詮釋。因為是經典，裡面討論的議題我在中學多少有涉獵到，能夠以一個相對完整的方式串連起來，覺得滿有收穫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處理這些經典議題時，他似乎也鮮少與前行研究對話，即使是邵式柏與施添福這兩位，也是「隱身幕後的對話對象」。讀到目前為止（讀了快兩百頁還沒進到第一部 orz），在敘事與論證之間，他完全倒向敘事這邊。低度引述二手文獻，幾乎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寫作。

王甫昌在社會所演講的與談也滿有啟發的（柯志明那場的講題是「清代臺灣的分類械鬥與治理部署」(2024/2/16)）。之前沒有想過1972年蔣經國擔起用本省籍青年進入黨政系統，有可能是分化外省與本省族群的手段（據說《自由中國》、《大學》、《台灣政論》雜誌的外省籍政治菁英都曾嘗試與本省籍合作）。
他延伸說統治者偏好用無法流動的類屬（祖籍、省籍）歸類人群，而人民反而偏好用可以流動的類屬（語言、認同）作為凝聚的原則，我覺得很有啟發。

2 〈第二章 物以類聚/分而治之〉

這章的主要論旨是說明清廷初期的移民政策（康熙五十一年）是朱一貴事件發生的重要背景，而朱一貴事件之後「閩／客」成為台灣人群的重要分類。

朱一貴事件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理解的事件，之前聽到的故事版本是朱一貴禁止掠民財物，因而與粵人首領杜君英交惡。杜君英打著大清旗幟攻擊泉、漳，並引起後者報復無辜。事件平息後不辨忠良，粵人都被視為義民。史書上說道「粵莊在臺，能為功首，亦為罪魁」。

作者使用近年重新出土，由下淡水義民自行編纂的《臺南東粵義民誌》、《六堆忠義文獻》，與閩人將領藍鼎元《平臺紀略》、《東征集》的記述相互參照，企圖重建「較不受『我群』偏見扭曲的歷史敘事」。
https://homepage.ntu.edu.tw/...

作者在演講中經常引用《孫子兵法》的「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作為人群分類的判準：當遇到生死鬥爭時，會站在哪一方？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他認為對當時的人來說，我群的認定是依靠「語言」而非「祖籍」。之所以會有前述「功首」與「罪魁」難以分辨的狀況，就是因為混淆了這兩者。杜君英雖然是粵人，但他卻是講閩南話的福佬客！與真正講客家話的下淡水義民是站在不同邊的。

另一個很驚人的工作是，柯志明利用日本人於1901~1902年的〈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本島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的數據，用QGIS重新繪製成人群分類版圖。從1900年代的資料逆推1720年代的語言使用情況，感覺是有點大膽的假設，但多虧如此才能很清楚的看到朱一貴事件期間各人群的動態。

另一個巧思是閩人占多數的區域是用紫色標示，這個顏色是藍色（書中泉人代表色）與紅色（漳人代表色）的加總，用來說明當時「漳／泉」的人群分類在當時還沒出現。

前述〈沿革調查〉與1926年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小川尚義都有深度參與，關於這兩次人口普查，對漢人的分類是依照「祖籍」還是「語言」似乎還有爭議，但感覺柯志明是滿篤定兩次調查的依據是不同的。

3 〈國家剝削與通事專制〉

柯志明在思考社會科學與史學的結合方式時，提出的構想是以敘事為主，只有當不同版本的故事彼此挑戰，導致故事說不下去時，才讓社會科學充當「檢查哨」，用證據來檢驗誰說的是對的。這種以敘事為體，解釋為用的做法，讓他在演講中戲稱自己向史學界「起義來歸」。

讀了一百多頁後，終於來到第一個檢查哨。第三章從「社餉」、「勞役」兩個面向論證熟番被國家榨取資源（即施添福的國家剝削說），以及國家施加在熟番身上的沉重負擔如何影響熟番社會。

順帶一提。從贌社到社餉的變化，吳聰敏在《台灣經濟四百年》寫得很好看。贌社制度原本是競標制，在鄭氏投降後，清朝將移交清冊上最後一次交易的數字16,228.08員洋銀固定下來，成為對全島38社徵收的定額。這就導致各社每丁徵收的金額不同。而且社餉的負擔會越來越大：「雖然鹿產已經少到不足以出口，贌金卻仍然維持在1685年所定出的水準。到了這個時候，贌商與原住民如何教出餉銀應該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柯志明用《臺灣府志》的資料換算，證實各社番丁額沿用明鄭員額。以此反對詹素娟在2003年的研究說社餉是「象徵性徵收」，宣示對番社的領有的說法。實際上被羈縻以待的是歸化生番。

除了稅很重之外，熟番還承擔漢人沒有的勞役負擔。熟番社位於南北交通要道，而有些交通路線還會刻意遷就熟番的聚落而設置，送公文、背行李、建衙門等差事都是他們在做。

柯志明推坑這本：

省道台一線的故事（全新增修版）

熟番社會原本的結構鬆散（例如土目是社眾自行推舉，財產及勞務方面也不突出），為了應付國家的資源榨取，只好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在通事（鹿產消失，贌商不來了XD）身上，出現了社產體系。

雖然在1737年，乾隆皇帝讓熟番也可比照漢人，每丁僅收2錢，大幅降低了稅賦負擔，但似乎因為制度慣性的關係，原社沒有回到原本權力比較對等的狀態。

4 〈生番變熟番〉

1731年大甲西社事件的爆發與前述熟番勞役過重有關，而它也是一個分水嶺，讓漢人與原住民的人數出現顯著逆轉。

5 〈熟番地的開墾與凍結〉
6 〈割水換地與社產的使用與分配〉

（BTW, 這兩章我關於地權制度的部分我直接投降了 orz ）

雍正期間，朝殖民政策方向推行，這部分邵式柏有滿清楚的整理。在雍正六年（1728年）推行地籍調查，1731年大甲西社事件爆發同年，降低土地稅率，隔年開放攜眷來台，1735年降低漢人稅率。

雍正帝本人的態度看起來跟他父親並無不同，他說的是「但畫清疆界，令為安業，不令內地人侵擾欺凌，可保無此等事也[生番殺人事]。在臺責任，番民之殺劫小事，而妨察內地姦民匪類乃要務……」

台灣地方官倒是很積極，開放攜眷來臺的理由是怕人民成為番婿，而教壞熟番（！）。

地方官利用大甲西社事件，奏請將大甲西、沙轆、牛罵兩、三千甲的社地沒收，以及北部荒地、鹿場招墾。

他們也積極解決漢人報墾陞科會遇到的障礙，就是重複課稅的問題。如前所述，番社要繳納社餉，而漢人開墾土地則要繳納土地稅。如果漢人開墾番地，就得同時繳納社餉跟土地稅。

具體的做法就是，讓漢人跟番社通事、土木、社眾（這麼多人，是因為番社土地是集體所有！）一起確認好買賣的邊界，議定價格並簽訂契約，成交後一起到衙門報稅、豎立界碑、請領墾照，完成手續後業主就轉移為漢人並就除去社餉。特別的是，通常這類契約會貼給番社口量（番粟）。

但無主荒地少，地方官針對熟番社地畫設保留地（業主永遠事番社），其他就開放給漢人買主購買（但強調必須是兩願）。

地方官員這麼積極，主要是預期臺灣的人口會因為解除搬眷禁令而增加，另外也是考慮到福建沿海地區對米糧的需求。根據邵式柏的說法，臺灣稻米主要出口地泉州，在1723~1756年稻米價格持續上升，但米價始終高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