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對自殺的關注源自於大學時期好友自殺，他於事發前一天看到好友在埋頭寫作，過去問他，對方卻不讓他看，他以為是劇本，只好說「等你完成我再看吧」，隔天他的確看到了，卻是一份以劇本形式撰寫的遺書，更按其遺願保管十年才給予相關人士閱讀。這部片大概也是在撫慰導演，所以結局也是用最溫柔的姿態去擁抱這些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好起的傷痛。如果是《燈火闌珊》是硬生生加入5 stages of grief，那《年少》就是隱侮含蓄的哀悼。
儘管在「現在」的時間線中，教師安慰了表面乖巧但其實有自殘過去的女班長，也向受盡暴力欺凌的苦情男同學伸出援手，甚至批評了只重成績排名不顧學生心靈的校園高層，然而這些都不是故事的主線。事實上，今天學童面對的複雜困境，早已遠超本片描述的典型個案。 … 說《年少日記》在結構上用巧，是指電影並非平鋪直敘地訴說一個「怪獸家長」的家庭悲劇，這部戲由「始」（一開場黃梓樂飾演的鄭有傑就跳了下去？）到「中」（到底小野飾演的鄭 sir 是有傑還是有俊？另一人的現況到底怎樣？），都靠一個接一個「懸念」支撐（例如一開場原來有傑並非真跳，但我們旋即感到這家庭很不妥，隨時會出現悲劇，不知後來誰會出事），追看性很強，而「昔日」和「現在」兩條線，也由此牽連起來。
當故事中後段揭開鄭 sir 的身份，觀眾都感相當震撼。其實，這兩條線獨立發展，都可以自成完整故事，但卓亦謙畢竟是浪漫而憂鬱的人，他似乎特別喜愛拍回憶，用碎片化的夢影像敘事，當年他競逐「鮮浪潮」的作品《至少在夢裡》（2011）就預示了他今天的風格，友儕間笑謂這是學自岩井俊二，「感覺」先行，本片牽合兩條時間線談學童自殺，就不奇怪了。
//「年少日記」時段有一點我很在意，就是鏡子。鏡頭裡面鄭Sir經常出入鏡面，這讓我想到2000年的電影《鎗王》——很多電影都有鏡，但我還是先想到這部——洛楓在《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指出，張國榮飾演的彭奕行，「對著鏡子，企圖自我處決」——在此，鏡映即是個體內在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的外顯；她接著援引《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Julia Kristeva,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悲傷沮喪容易導致自我分裂」，分裂的作用是「對抗自毀的意向」。《年少日記》本來基調憂傷，鏡像的頻頻出現就讓我感到格外詭異——彷彿分裂、自毀也將發生在鄭Sir／有傑身上。
箇中的原理不無相通之處。如父如子（like father like son）的既視／宿命感想必是電影有意營造的，除了上面這組略顯牽強的對照事件之外還有其它例子，比如，抽一缸子的煙；走進房間，發現妻已經一聲沒吭地走了，只留下一個句號一樣的戒指在桌上，然後鏡頭從他身上移開，看向鏡裡的他⋯⋯這組鏡頭（sequence）在電影中發生過兩次，就分別在鄭自雄和在鄭Sir。
這個轉折很大膽很奏效，但對我來說情感內驅力稍顯不足。在電影前半段，我幾乎看不出來這對兄弟有多麼close，有多麼love each other，就像是同住一片屋簷下的遠房親戚一樣。而這樣一個看上去和自己情感關係並不深厚的哥哥的離世，卻給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以至於完全脫離家庭給予的厚望，在某種意義上給予父親“復仇”般的懲罰，甚至影響到日後自己對婚姻缺乏信心，這些轉折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我認為弟弟做出巨大轉變的情感鋪墊是不足的，要讓觀眾相信哥哥對弟弟確實很重要這件事應該要給足交代。//
//《年少日記》的故事，從一個平凡、甚至顯得有點庸碌中學老師鄭Sir，以及他班上的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開始。他努力地想要找出班上企圖輕生的那位學生，阻止悲劇發生 ── 因為他的人生，也是被充滿悲傷和暴力傷害的過往完全改寫的。 … 小男孩鄭有傑，人不夠聰明成績不夠好，所以只能一直賣乖討好雙親。他不能像弟弟一樣出眾，唯有斟茶遞水、親手做早餐，呈現出孝順一面，顯示出自己的「價值」。但鄭中基飾演的爸爸顯然視才能重於一切，他沒有看到有傑的用心，只看到了他的語病：「唔係A cup of water，係a glass of water先啱，垃圾！」
鄭 sir 翻開日記，同時翻開了所有傷痛的過去，畫面一幕幕出現──被父親責打的日常、言語的侮辱、同儕的訕笑、永遠比不上的優秀弟弟，在他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如此多看似微小的事物，都是會刮人的碎片。男孩把自己泡在充滿碎玻璃的小池中，日日夜夜刮著靈魂。但他仍然好愛，好愛身邊的一切；他仍然期待，期待長大的可能。
總有一天你會長大。鄭 sir 以大人的姿態翻著日記，回望那些過往不敢直視的傷痕，同時試著想找出寫下遺書的同學究竟是誰。鄭 sir 明白所有的成長都需要被理解和陪伴，更需要被傾聽。年少總總都是過程，那些不開心與傷痛，也許無法被真正解決，但有機會被跨過。不過前提是有人能溫柔善待你的破碎。所以鄭 sir 溫柔地對著學生們說：「我未必可以幫到你，但我會陪著你。」 … 當年的那棟大樓仍然屹立，鄭 sir 順著曾經走過的樓梯向上爬，一階一階踏著，一圈一迴、一折一彎，好像人生。鄭 sir 走上天台，在樓梯間從頂向下望，米黃的樓梯層層疊疊，那是所有年少的過往所堆疊出的現在，樓梯下的，則是當年向上望的男孩。
「嗰時嘅衝擊係好大，有一段時間係消化唔到。」小野說，那是第一次有認識的同齡人離世，但他事前並沒有意識到他的不開心——「唔知道原來面嗰浸同底嗰浸有咁大嘅差距，而佢係足以將一個人擊潰到呢個地步。」 ⋯ 以往從未試過看劇本看哭的小野記得，第一次看完《年少日記》的劇本已忍不住哭了。在他眼中，鄭 Sir 很察覺到別人感受，但不懂表達自己、不懂安慰人，自童年承受的創傷演變成性格缺陷，再蔓延到身邊不該承受的人身上，內裡破碎空洞。卓亦謙曾提過，選擇小野做男主角，是因為他溫柔又帶點神秘，彷彿內心有些碎片破裂。閱讀劇本時，小野感覺和鄭 Sir 成為了朋友，找到彼此之間的共同經歷，「我相信我會明白鄭 Sir，我亦都相信鄭 Sir 會明白我。」 ⋯
第六十屆金馬獎 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為找出班上企圖輕生的學生，中學老師鄭Sir（盧鎮業飾）不得不重新面對充滿暴力與遺憾的童年往事。//
| 監製｜爾冬陞
| 導演｜編劇｜卓亦謙
| 攝影指導 | 流星
| 主演｜盧鎮業、鄭中基、陳漢娜、韋羅莎、黃梓樂
《年少》從一開始就誤導觀眾，讓人以為年僅十歲的鄭有傑於電影開初就跳樓，但他旋又站起來，一臉稚氣宣告自己升學就業的夢想，配以後來成長後鄭Sir的出現，讓大家誤以為鄭Sir就是有傑。從鄭Sir因學生遺書而再次翻開日記，觀眾一步一步了解有傑，始兀然發現有傑沒能站了起來，而整部電影也頓時輕生者的視角轉移至留下來的人，述說他們如何面對早已潰爛化膿卻視而不見的傷口。
各家影評都分析很多（詳見下文我真的會貼很多），但人物塑造有個小細節我很在意卻似乎無人說起，甚至懷疑自己記錯，記得的人請指正。戲中遺書有兩封，一封是鄭Sir學生的，一封是有傑的，同樣有「我不是甚麼重要的人」，但接下來一句卻不相同，一封寫的是「所以我死了，沒有甚麼人會記得我」，一封寫的是「所以我死了，其他人不會傷心太久」，這個微小的差別一下戳進了我。
友人跟我討論到底有俊去當老師到底是不是出於自己意志，抑或代替有傑而活，我答案傾向沒有。有傑自殺一事宛如幽靈盤旋在鄭家裡，令整個家分崩離析，有俊本人根本沒有特定志向，會當老師是（一）反抗父親想他當醫生律師、（二）這是最親近的同齡人提及的夢想、（三）Miss Chan這老師是唯一一個有對哥哥逝世傷心，且生前有關懷過他的人，是他童年裡遇到稍微不壞的成人楷模。他不知前路如何，於是就選擇這個似乎還可以的方向。
看了一圈評論，發現有特定文化背景和性格會對這電影有加乘作用，自己推薦別人時也笑言《年少》適合Emo的人去看，生活在高壓家庭者更甚。看《七月返歸》時討論過到底電影要觀眾自身有特定經驗或知識會加分有沒有問題，當然兩者要求程度不一，但至少《年少》表面的故事說得漂亮。
小野超帥又演得很好、小野超帥又演得很好、小野超帥又演得很好，重要的事情說三次，從來不解為甚麼他產量這麼少，看到有人誇他是香港的莫子儀時超高興的，他應該多去拍電影呀呀呀呀。其他演員都很讚但劇情上較少發揮。
對流星前段手持鏡頭過於搖擺感到不解，導演似乎是想展示角色不安的心境但我好暈；部分節奏上感覺掌握得不太好，有俊彈琴那段我體感超長，但對導演說因為Debussy是他憂鬱時的心靈救贖，所以他想像會不會有人對歌很反感而加入去這點，有種微妙的感傷。
妄想到黑暗轉眼 又氾濫 （世間最苦澀都會 漸變淡）
曾經支撐 Oh我已慣 （曾經支撐 請閉上眼)
（曙光有天會找到 年歲漫漫）
《年少日記》關注學童自殺高企的現狀，但有趣的是，這故事分兩線敘事，一者回溯主角男老師昔日的年少記憶，一者追蹤現在正發生的學生尋死線索，可是全片的篇幅，明顯傾向在前者，對「現狀」的批判，乃在於香港家庭三十年不變的緊張關係，而非變化巨大而快速的學校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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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年少日記》在結構上用巧，是指電影並非平鋪直敘地訴說一個「怪獸家長」的家庭悲劇，這部戲由「始」（一開場黃梓樂飾演的鄭有傑就跳了下去？）到「中」（到底小野飾演的鄭 sir 是有傑還是有俊？另一人的現況到底怎樣？），都靠一個接一個「懸念」支撐（例如一開場原來有傑並非真跳，但我們旋即感到這家庭很不妥，隨時會出現悲劇，不知後來誰會出事），追看性很強，而「昔日」和「現在」兩條線，也由此牽連起來。
電影以「感覺」先行，就目前坊間的反應，觀眾都非常受落，演精靈戲醒神、演哭喊戲動人的黃梓樂非常能夠抓住觀眾心靈，眼淚都為他而流，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提名實至名歸。可是深究起來，編導描寫的家庭問題，其實不算新鮮。
《年少日記》聚焦回憶，「現在」的輕生危機，電影提出的是「聆聽」、「擁抱」和「陪伴」，然而始終不在主線，就無法仔細寫出相關的理念和細節。
結尾觀眾發現原來「現在線」上有輕生念頭的是從未出過場的無名學生，是聰明的寫法（畢竟不在主線，餘下的篇幅也不足以講下去了），也表示學童問題往往不在表癥明顯的少男少女，正為或將為父母和老師的，必須平日細加觀察，虛懷溝通，才能發現白日之下看不見的苦楚與憂愁。對筆者而言，也許是因為早早看過劇本，而且教學日常也盡見各類年少憾事，《年少日記》沒有使我感動流淚，但喜見卓亦謙拍出高水準的首部劇情片，值得觀眾的掌聲和票房的支持。香港的教育問題與學童生活，無論要用多少部電影去探討，永遠都不嫌多。
因此，《年少日記》真正教我驚喜的，是香港少有認真刻劃教師角色，儘管業界實在少見小野（盧鎮業）那麼靚仔的老師（笑），但其談吐和態度，至少是可信的專業教育人員，而非像《大師兄》（2018）裡的熱血教師甄子丹、《非同凡響》（2018）裡的大愛教師谷祖琳等等常見的刻板寫法。《爭氣》（2014）和《給十九歲的我》（2022）等拍攝學生生活的紀錄片中都曾出現教師（部分）真面目，但始終不是劇情片。
若論能詳寫教師生活而且能呈現兩難處境和複雜個性的真正佳作，加拿大電影《我的插班老師》（Monsieur Lazhar，2011）和土耳其大師舍蘭（Nuri Bilge Ceylan）的新作《荒草殘雪》（About Dry Grasses，2023）是近年我看過寫得最深刻者，前者談到教師自殺、校園禁忌、移民身份等等議題，後者觸及教師對自身工作的想法、性騷擾學生的指控、抗爭與妥協的意識形態討論，詰問尖銳，視野遼闊，都是創作人參考的好對象。既有《年少日記》，不知何時才有《老師日記》呢？//
《年少日記》已有「日記」二字，可見「日記」在電影中佔有不可取代的位置。鄭有俊沒有寫日記，但《年少日記》的轉捩點是鄭有俊重閱哥哥鄭有傑的日記，由此揭開他心理變化和內心傷痛的根源，也令情節產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將電影推向高潮。
歷來以「日記」為題的文學作品不少，例如《安妮日記》曝露納粹黨迫害安妮及其家人的情形；中國自五四以來，魯迅〈狂人日記〉批判中國封建文化的吃人禮教、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描寫莎菲敢於提出女子的愛情慾求。概述而言，日記寫的都是私隱，很個人的，強調個人主觀感受和情感，而日記體作品包含打破現狀，揭示更深層次的個人、家庭與社會的矛盾，並有助讀者思考現實與理想的差異。
以上提到的文學作品雖然是具有虛構成分的小說，但《年少日記》與其相同的是，兩者都是以「公開」形式坦露日記主角的現實痛苦和心靈創傷，讓讀者和觀眾一直身在其中、感受其中。鄭有傑原本希望透過寫日記提升成績，希望入讀香港大學，希望讓父母高興，這是多麼正面又積極的行為。不過，由他開始寫下的第一句：「你好，日記。」只是短短四字，導演已故意將「日記」與「孤獨」連繫起來，並重新定義後者：「孤獨」的人並不只是單身、孤兒等我們常見的意思，反而擁有家人但仍只能對死物說話的人，才是真正孤獨的人。所謂的「視而不見」，我們怎能不為此而悲傷呢？
鄭有俊是閱讀這本日記的讀者，也是承擔傷痛的人，而且是承擔雙重份量的傷痛的人。故此，這種痛楚雖然不是鄭有俊經歷過的，卻一直纏繞、並反覆出現在鄭有俊身上，在他的愛情、婚姻、工作，甚至擴大至他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帶有鄭有傑的蹤影。由此帶出的問題是：旁觀他人痛苦的有俊是否比直接發洩負面情緒的有傑，少些悲傷和壓抑？
除了寫日記，鄭有傑另一個宣洩情緒的重要方法便是為公仔配音。因為沒有人願意聆聽鄭有傑的心聲，所以他只能幻想公仔是自己的朋友，只能把所思所想都寄託在公仔身上。其實，他與鄭有俊住在同一房間，後者又怎會不知道他的心事，但作為弟弟，鄭有俊一是假裝聽不到，一是以眼訓為由拒絕了解哥哥的內心世界。
導演將配音這種形式，表現得如此沉重又現實，令人深思自己曾否做過鄭有俊。幸好電影並不是一直如此悲情，林雪兒為河馬公仔配音便可愛得多了。當鄭有俊偷聽到林雪兒為公仔配音，自然想起有同樣愛好的哥哥。相似的行為成為了鄭有俊重新發現人生意義的關鍵，林雪兒讓鄭有俊以為是鄭有傑的重疊影像，令鄭有俊稍為消減失去哥哥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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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除了重視「配音」，也花了不少心思設計與聲音相關的場景，實在是神來之筆。例如鄭有俊與Vincent並坐球場的一幕，Vincent好串地說：「全校都知你離咗婚，你仲戴住隻戒指！」(大概意思)這兩句是多麼的刺耳，但由一直被鄭有俊誤解的Vincent之口說出來，恰好說中了他的心事。Vincent的說話可視之為「另類配音」，而且這樣的情節似曾相識，不就是他的哥哥希望與他聊天但他沒理會對方的情節嗎？簡直是「聽而不聞」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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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鏡外的有傑也非不曾努力。他天真地以為只要寫了日記就能變得像有俊一樣聰明，結果是，連像有俊一樣活到後來也沒能做到。生前他憧憬著當一個會關心學生的好老師，弟弟有俊就繼承了他的遺志，成了鄭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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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段是鄭Sir在線上還擊網民回應學生自殺新聞的無良／知批評。好像有影評說他決定轉用語音輸入，是因為打字無法承載他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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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前最後一個上課天，鄭Sir對學生說了一席話：「嗰陣我成日都收埋自己。而家諗返呢，覺得自己有啲蠢。其實你只要肯同人講一句，就一定有人關心你。」
是這樣嗎？「只要」？說得輕巧，他就是那麼多年來，一直都沒有「肯同人講一句」，即使是雪兒，她早在少年時代已看出了他不開心，但直到婚後、她懷了孩子，他還是沒能說出口、沒能說出有傑的事。關於有傑的事，有傑曾經說想跟他談談，但他說要睡，於是，沒談成——「一定」？如果用所有實然發生了的事來修正他的發言，那麼他說的其實是：你唔肯同人講，就一定冇人關心到你。
箇中的原理不無相通之處。如父如子（like father like son）的既視／宿命感想必是電影有意營造的，除了上面這組略顯牽強的對照事件之外還有其它例子，比如，抽一缸子的煙；走進房間，發現妻已經一聲沒吭地走了，只留下一個句號一樣的戒指在桌上，然後鏡頭從他身上移開，看向鏡裡的他⋯⋯這組鏡頭（sequence）在電影中發生過兩次，就分別在鄭自雄和在鄭Sir。
延續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補償。有傑之死讓有俊／鄭Sir從守轍轉到改弦，他本來得到父鄭自雄認同，並且（在態度上或場面調度上）多數時間背向有傑，但他自己的「餘生」意識打亂了鄭自雄的部署——「我是被剩餘下來的那個人」，從此，他所面向的對象逆轉，轉向補償他自認為虧欠了有傑的事，以此作為自我修復的方法，比如成為鄭Sir——不只是當一個老師，而且是一個會關心學生的好老師：「其實你只要肯同人講一句，就一定有人關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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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讀者」就是一組通過作品構成的陪伴關係。讀者之所能從作品中「得救」，是因為共鳴（resonance）——我們彷彿在作品中看到一些跟自己相關——深切相關的甚麼，而為之打動或震撼；反過來，難道作者必然孤寂嗎？我覺得，讀者的回應（response）大概就是反過來陪伴作者的方法吧。這種相聚／重逢（reunion）的情境就是一個「合作」的過程——而不是結果，也就沒有所謂的輸贏。
回到電影，電影角色裡面最擲地有聲（聲音作為本體或喻體）的輸出不在文字，甚至不在語言，而是在「異質空間」——也就是天台，以及跟天台相似的地方、可以不必壓抑情緒、無所顧慮地渲洩、疏導的地方，比如人煙疏落的郊野公園。
不過，家怡獨自一人當然不會無端的對山下大喊，就是鄭Sir示範過後她仍有所疑慮，直到蝦姐也跟著大喊之後，家怡才肯如其言。那晚，她說自己感覺好多了，感覺跟她／他們一起很好。其實，鄭Sir和蝦姐也沒怎麼開導她，她／他們做的就、只是陪伴而已，正如她說：「或者我自係想搵人同我傾下偈……多謝你哋今日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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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他來到「異世界」之門，在那裡「看到」有傑，那場景既是多年後的相聚／重逢，也是補償多年前沒有正式道別的「虧欠」——從故事結構（在現實中，儀式之完成的效果恐怕是不完全的）看來，更是有俊／鄭Sir自己內心碎裂修補的完成。正如韓麗珠在《半蝕》寫到：「如果有善意，所有碎裂都可修補。」//
//今年有两部坠楼的电影惊艳亮相世界影坛。一部剖析婚姻，另一部剖析过往。一部惊讶了所有欧美人，一地鸡毛，开始怀疑婚姻。另一部在东亚家庭埋下了巨大的种子，隐隐作痛，开始审视自己。前者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后者是《年少日记》。
欧美媒体上不少人把《坠楼死亡的剖析》当成年度最佳，毫无疑问地说，《年少日记》就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因为它清晰地诉求，呈现一个疥疮，化脓后留下的伤疤，隐隐作痛。它够典型，够心痛。
…
本片小巧精明的地方在于，在95min内通过错位的剪辑的错位玩障眼法。用家庭，用婚姻，用回忆过往组成一张巨大的网，跟我们玩“猜猜谁死了”的谜底，死的是哥哥，还是弟弟。
等待所有的谜底解开，影像所汇聚成的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所有人一片哭声。
电影对情感的刻画最真实的一点，就是对东亚家庭的剖析，不做审判且加以节制的呈现出来。里面的每个人都看起来都很正常很正常，真实地像我们经历的，发生过的，但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没有什么缺爱，还有什么经济压力什么的，就是这个社会形成的无形的网，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
郑有杰，郑有俊，不再是两个陌生的名字。是你，是我，是我们。你爸是这样的，你妈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但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电影就是在拍这些东西。
电影的瑕疵非常多，比如师生线，老师感情线与童年回忆的缝合。但其实不是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新导演的首作，导演映后也承认有不满意，但你无论再怎么挑剔，这也是一个新导演意识创作的上限与未来创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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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本片好的地方是引起巨大的反思与悲伤。
像电影中翻阅的那本日记，提醒着我，我存在过，我能不被忘记。//
//一、關於左右手
在開場盧鎮業訓斥學生（周漢寧）的戲中，鏡頭明確交代盧鎮業是用左手寫字的，而在之後黃梓樂寫日記的鏡頭中，黃梓樂卻是用右手寫字的。所以細心的觀眾在一開始就可以發現，盧鎮業和黃梓樂並不是同一個人。那麼問題來了，導演真的希望觀眾一開始就發現他們不是同一個人嗎？這是一個刻意預留的伏筆還是一個bug？
…
二、關於父親
我在看這部電影時最大的不滿足，也是我認為這部電影最大的短板就是鄭中基飾演的父親角色過於單薄，片方請了一個最大的咖卻演了一個最扁平的角色是我非常不解的。這個家庭悲劇的源頭來自父親，而“他為什麼會成為這樣的父親？”這個問題電影卻沒有給出一個充分合理的解釋。
…
父親角色的單薄，讓這部電影終究停留在一個家庭悲劇的層面，無法向更深入的集體層面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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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兄弟
這部電影最大的亮點就是導演運用了一個高超的編劇技巧“矇騙”觀眾，在前半段讓觀眾誤以為這是男主角想起自己年少時的痛苦回憶。而在電影的中段觀眾才發覺這本日記並非男主角所有，也並非回憶自己的年少時光，而是男主角始終無法釋懷自己10歲就自殺離世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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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鄭有傑，人不夠聰明成績不夠好，所以只能一直賣乖討好雙親。他不能像弟弟一樣出眾，唯有斟茶遞水、親手做早餐，呈現出孝順一面，顯示出自己的「價值」。但鄭中基飾演的爸爸顯然視才能重於一切，他沒有看到有傑的用心，只看到了他的語病：「唔係A cup of water，係a glass of water先啱，垃圾！」
爸爸對有傑的態度，由生氣到放棄，是很真實也是最讓人無力的事。香港的社會一直奉行笑貧不笑娼，完全的結果主義。
劇中最讓我共嗚的，是有傑視漫畫為心靈寄托的部分。看到他晚上窩在被窩裏偷偷看着熱血的漫畫主角說：「總有一天你會長大，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加油！」，讓我也想起了自己的中學年代。在壓力最大的那一年，漫畫《光速蒙面俠21》也是我的心靈支柱。在繁重的學業中喘息時，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主角隊的一眾「凡人」如何戰勝其他「天才」，不停在心裏重複書中的一些格言：「才能是有極限的；但努力是沒有極限的！」。努力，就是作為學子的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事。
…
在香港，小學的考試成績會決定你讀甚麼中學；不同級數的中學決定了你會接受甚麼品質的教育；宣告中學生涯結束的文憑試（DSE）會決定你可以接受甚麼專上教育 ── 而在香港，專上教育只能算最基本的「入場門檻」；上述這一切則決定了你未來五十年的職業生涯規劃。也就是說，從12歲小學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大致決定了你的未來是（普遍意義上的）順遂還是崎嶇。
當你剛完成一天疲憊的學習，背着沉重的書包，在學校6樓走廊慢慢走着，想到今天晚上要寫完的英文讀書報告、中文謄文、數學作業、明天化學小測、後天的通識presentation、生物學lab report、歷史人物資料搜集⋯⋯而且為了完成教育局「其他學習經歷」的硬性需求，你還要硬擠出一點時間去看一場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出。
很多家長會覺得孩子「不夠努力」。但或許我們只是都不想承認，在競爭激烈的學制之下，無論孩子多麼努力，也總有一位要當最後一名。
《年少日記》中的控訴，很現實。現實到你不能細想，因為細想只會更加絕望。香港的教育制度以精英教育為基石，它的核心是弱肉強食的競爭，而這個制度經年累月已經發展成一座難以撼動的大山了。你可以批評它，但這個墨守成規的制度是不會改變的。因此作為觀眾的我們，大多都會聚焦在那個可以改變的部分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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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推薦一下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以深入淺出的方析高度概括了香港4代人的精神面貌，有助我們更理解這場世代之爭的因果。他歸納1946-65出生的是「第二代」，謂之「戰後嬰兒」：他們處於社會高速發展的戰後社會，雖然條件艱苦，但只要肯捱苦就總有上位的機會，造成他們深信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也因此，「戰後嬰兒」把「競爭力」捧為金科玉律，容易自我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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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不一定能給出解答 ── 這本也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讓年輕的觀眾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尋找他們自己的答案，我認為很重要。這也是我認為本片處理得不夠好的地方，因為卓導似乎只拋出了一個最非黑即白的答案：因為鄭父是個壞人。//
这种否定让他在现实毫无爱和温情的重压之下逐渐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其次是带给他最多快乐的漫画家的去世；再次是钢琴老师Ms.Chen的被迫离开（因为有杰父亲觉得有杰钢琴进度太慢是因为老师太年轻，没经验），这种离别带来了双重痛苦：分离的痛苦和自责的痛苦，一个在他短暂人生中唯一给他温暖（话语的肯定、肢体的安抚、对他本人的悦纳）的人被剥夺了，
…
长大后的弟弟有俊，面临着两个来自过去的「幽灵」，第一个是哥哥，他多么想回到小时候，多给哥哥一些关心和肯定，最起码是在他离开的前一晚再多拥抱一会儿。但是有杰永远停留在10岁，只留下一本日记，有俊只能和日记保留下来的鬼影交谈，不断地后悔与自责；另一个是过去的父亲，那个不会爱也不配养育一个孩子的恶魔，如今却躺在病床上，褶皱干枯，日日盼望他的探望，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男孩懸在天台的矮牆邊，小小的背影好安靜，好清淡，幾乎就要融進整個城市的背景裡，就要看不見。是不是就像他說的，他是個不重要的人，於是消失也沒有關係。最後他一躍而下。你的心被揪緊了，在那個幾近心碎的霎那，又看見男孩在天台外衍伸出去的小平台站了起來。你鬆了一口氣，想著生命永遠都還有一點點轉折或一點點機會吧。
…
「鄭有傑，你這個垃圾！」走上天台的男孩，對著城市放聲大喊。
男孩翻著漫畫，漫畫角色喊著：「總有一天你會長大，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你要加油！」帶著這樣一份期待，男孩在碎玻璃水池中努力泅泳，可你見到水池滿是鮮血，那是靈魂的傷，染紅了整個年少。男孩在車上嗚咽和母親說，他睡不好，是不是該去看精神科，母親狠狠回道那是神經病才看的，你是神經病嗎？他沒說話。車上安靜，徹夜安靜，也許整個童年都因此而沉寂。
…
當年的那棟大樓仍然屹立，鄭 sir 順著曾經走過的樓梯向上爬，一階一階踏著，一圈一迴、一折一彎，好像人生。鄭 sir 走上天台，在樓梯間從頂向下望，米黃的樓梯層層疊疊，那是所有年少的過往所堆疊出的現在，樓梯下的，則是當年向上望的男孩。
天台上的風景依舊，城市依然清淡，當年的男孩與此時的男人共享著同一片天際線。我們誰不是在破碎中習得溫柔，並在成長的傷痛中逐漸與自己和解。
這是一本獻給所有人的成長日記，質地輕巧但情感銳利。輕輕地提醒著我們：每個少年都曾努力想要長成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大人，誰不是每天都在努力在活著；我們只要溫柔一點，生命就能有多一點的轉折，多一點的機會。
獻給所有勇敢茁壯的生命。//
學系同學常常要拍片交功課，「那些師兄師姐拍功課最喜歡『找細路』，即是𡃁仔𡃁妹出crew。我們三位都是經常會幫師兄師姐出crew。」小野說的「我們三位」，是他、阿卓和那位輕生的同學。
那年冬天，三人隨師姐赴大澳出crew，當起片場義工。與小野相比，阿卓與那位同學感情更為要好，因為他們常常結伴回家。
「他成為我們班一個共同傷口，分享這種感受的人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反而是十幾、二十人」，小野說。那學期，同班同學鮮會在日常揭開瘡疤，但大半班的期末功課都圍繞這位同學。小野解釋：「我不知道那些應該怎樣形容，但我不想說是一個創作⋯⋯」阿卓接著他的話：「但是一個紀念他的方式。」
不論是阿卓大學畢業作品《至少在夢裏》，還是《年少日記》，兩部作品同樣以少年自殺為題。他的鏡頭一再徘徊於那條步向天台的樓梯。阿卓曾在映後談提到，自同學輕生後，他特別留意相關新聞。
香港記者協會網站載有六項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盼記者能自我約制，在報道自殺新聞與避免產生「模仿」效應之間求取平衡。電影業界雖無明文硬性規定自殺題材，但阿卓同樣懼怕模仿效應。他自言，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浪漫化自殺行為，「我必須要描述到，心理上非常痛苦，而不是美化了他的行為」。
文本把主角設定成在高壓中產家庭成長的學童，阿卓認為，主流社會經常認為錢能解決問題，但即使物質看像滿足，但孩子的心靈可以是破碎。小朋友的世界由成年人建立，若大人只教育孩子學業最重要，孩子便會視學業是他人生一切；一旦成績未如理想，小朋友便會感到世界崩解。
這份濃烈情緒滲進2018年完成的劇本初稿，而它同時是阿卓十年電影生涯的測試。「我當時是在想：我已經做了十年，然後我又沒有什麼成績。我究竟還要不要做下去？但我很喜歡電影。」他說。如果一輩子只能拍一套電影，阿卓要拍就拍一直無法放下的自殺議題。「如果別人turn down（拒絕）你，你就知道我是不適合做的，那你便走吧。係嘞，如果你中了，那你便拍。」結果，《年少日記》（前名：《遺書》） 成為「第五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得獎作，贏拍攝資金325萬。
然而當故事框架與資金俱備，修改劇本才是最漫長的情緒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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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卓於是擠出最後一滴生存意志，在十天內趕起磨礪近兩年的死線，亦把自己最希望聽到的安慰語放進鄭Sir的對白裏：我真的幫不了你，但我會陪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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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上映之際，本港少年自殺率呈上升趨勢。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引述警方數字指，今年截至 11 月 8 日，已有 306 名學童輕生，其中 269 人獲救、37 人死亡，平均年齡 15.8 歲。阿卓時常擔心會否被觀眾或專家指責，罵他消費議題，但他遇到更多是觀眾哭著和他談起各種創傷。他自言不是鄭sir，自己也在尋求有共鳴的人，和他一起聊天 ，「我覺得不是我陪他們，其實是他們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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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一算，離盧鎮業（小野）以港台劇《幸福的旁邊》中「表弟」一角初為人所知，已有12年。這些年間，他拍過獨立紀錄片、在長片和短片飾演不同角色，並憑《叔·叔》入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12年後，他在《年少日記》擔任男主角，是他在商業長片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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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拍社運紀錄片介入社會，如今走進大銀幕呈現社會問題，小野說兩者的底蘊也是同質，只是方式不同。
多年過去，小野坦言成為不到當初想成為的大人，但他說「唔緊要」——當世界變化，如何與之共舞，「先至係人生有趣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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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從未試過看劇本看哭的小野記得，第一次看完《年少日記》的劇本已忍不住哭了。在他眼中，鄭 Sir 很察覺到別人感受，但不懂表達自己、不懂安慰人，自童年承受的創傷演變成性格缺陷，再蔓延到身邊不該承受的人身上，內裡破碎空洞。卓亦謙曾提過，選擇小野做男主角，是因為他溫柔又帶點神秘，彷彿內心有些碎片破裂。閱讀劇本時，小野感覺和鄭 Sir 成為了朋友，找到彼此之間的共同經歷，「我相信我會明白鄭 Sir，我亦都相信鄭 Sir 會明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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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喊咗出嚟又好似舒服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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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必幫到你，但我會陪住你。」到頭來，經歷創傷的人需要的也許只是一個陪伴，無論是來自他人，抑或是真誠面對內心、學會與情緒共處的自己。就像戲中的鄭 Sir 去到最後，嘗試真心地對待他人和自己，雖然有可能換來傷害，但小野形容，那對鄭 Sir 而言是一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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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拍紀錄片介入社會，如今做演員透過電影反映社會問題，小野說兩者的底蘊也是同質，只是方式不同。尤其是當《年少日記》與現實如此接近，「你點樣參與返個社會，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也因此他們盡量想找更多社工和社福機構等做包場放映，透過專業的中介，將電影的訊息「瀡返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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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能嗰樣嘢唔係一個咁預設性嘅嘢，反而係你點樣同個世界嘅變化共舞，先至係人生有趣嘅地方。」小野徐徐說。
說到底，即是可以做什麼？「冇㗎，大家都係學緊㗎咋⋯⋯我覺得大家都一齊搵緊。」小野笑了笑。像近來因為電影宣傳，小野才發現原來現在有很多 Instagram 專頁，寫香港的電影、音樂、文化，又會相約一起看戲。
近年來只認知社會越趨碎片化，傳統團體無法運作、公民社會消失，但原來又未至於「碎晒」。或者不再像以往那般，要「夾埋」做一些大事，「但係原來好散修修地，嗰啲連結係發生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