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媽 ：

大家知道，種了一整年，可以舖滿一個學校籃球場那麼多的玉米值多少錢嗎？

四萬。

過世的二叔公選擇留在老家守著土地，也幫著喪偶的哥哥(也就是我阿公)照顧小孩。那一畝薄田，栽種糧食作物為主，除了玉米外，也會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花生等，即使領了很多補助，依舊貧困，連帶著其實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們。

但我很喜歡二叔公跟二嬸婆，他們真的是好人，純樸、可愛、勤奮，恪守本分也照顧著我們，我也曾經問過二叔公為什麼不跟阿公一樣，到台北去做土水，賺比較多。二叔公總是說，家裡的祖業需要顧，況且二嬸婆口不能言，放她跟孩子在老家，也不放心。

就這樣，二叔公選擇在家鄉繼續待著。
爸爸有時候會拿一些零花錢給二叔公，對爸爸來說，二叔公就像半個自己的爸爸，拉拔自己長大。而且，二叔公家也是真的經濟吃緊。即便如此，每到過年，二叔公總會包上紅包給我們家四個小孩，在我們也因為窮被嘲笑的時候，他們一家人沒有嘲笑過我們。

後來，他們的大女兒過世了，癌症走的，很快。
姑姑不願意做治療，她想把錢留下來給自己的爸爸媽媽，因為爸爸媽媽漸漸老了，還要顧著孫子，日子也很苦。種田真的賺不了什麼錢，二叔公也恨過自己為什麼沒有能力可以讓女兒接受更好的治療。

姑姑走了以後，二叔公跟二嬸婆依舊種著田，維持基本收入，照顧著小孫子。
而玉米的價格依舊很低。

後來，二叔公跟二嬸婆相繼因為疾病走了。他們一樣選擇不積極治療，要把錢留下來，給自己的孫子。他們說反正也看不好，吃藥很苦，不要浪費錢，但我知道，因為他們沒有多餘的錢去購買保險等，分散自己的風險。所以，生病了，就是等待奇蹟。

我曾經跟別人說，中產階級跟弱勢階級有時候很近，一場重大疾病就可以瞬間墜入谷底。而很多時候，弱勢族群對於資訊的瞭解太少，反而讓自己承受更大的風險，例如保險，有時候其實可以負擔的起保費，也確實用的到，但沒有足夠的資訊可以判斷，常常避之唯恐不及。

我以前在跑選舉工作時，曾經有段時間主責下鄉說明會，因為我負責的地區是自己的家鄉跟周邊城市，因此最常來參加的官員，就是陳吉仲。

一個學者，斯斯文文的，在台上用流利的台語，跟舞台下來參加作田的阿公阿嬤，講著農業保險對他們能夠有什麼保障，政府出一半，自己出一半，一個月只要一個便當錢，以後遇到天災人禍，都可以有很好的保障。農民看天吃飯，農業保險可以幫讓大家在颱風後繼續有飯吃。

連續好幾十場，每一場我看到的陳吉仲，都是用最虔誠的態度，說服來參加的阿公阿嬤，常常結束後走下台，很多阿公阿嬤圍過去，他也不退卻，一個一個回答問題。有時候會聽到問完問題走了的阿公阿嬤說：
「ㄟ，那個政府官員說得很好耶，我們回去跟孩子商量看看。」

其實說明會真的很累，結束後什麼樣的問題都會有。
但陳吉仲每場都很認真的回答，只要他不用趕場，有時候我們舞台都撤了他還在回答問題。

後來我離開了，也知道陳吉仲後來變成農委會主委，很多人都說他就適合這個位置，我總是會點頭附和。

能夠彎下身子、細心回答每一個農民問題的長官，都是真心想要為農業、為農民有所付出的。

我總是樂觀看待民主政治，這是台灣的根本，也是培育我們成長的關鍵。但我們把一個個好的主事者透過輿論、風向慢慢的驅逐於崗位，這樣的民主，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而我們怎麼能不怕。

監督政府是我們都應該要做的，但我們也要監督提供訊息的媒體，是否值得信賴。那個以溫和語調勸著農民加入保險的陳吉仲，那個彎下腰回答每一個農民問題的農委會主委，希望他之後能夠持續在有興趣的領域做想做的事情。

政治可以競爭、免不了鬥爭，但絕對不能是非不分，以民主的工具，懲罰想做事的人，那會讓人心變得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