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的本質就是異化，它們維繫和保護著矛盾，亦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識、遭到擊潰了的各種可能性、落空了的期望、遭背棄的允諾。由於它們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現實中受壓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曾是理性的、認知性的力量。其真理存在於它所引起的幻覺中，存在於它不懈地創造一個喚起和中止（也就是由認識來支配）生活的恐怖的世界。這就是各種傑作（chef-d’oeuvre）創造的奇蹟；它是悲劇，是徹頭徹尾的、不可解決的悲劇。因為，去過有愛有恨的生活，去過現實存在的生活，就意味著挫敗、逆來順受和死亡。社會的罪惡、人為造成的地獄由此便變成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單向度的人 ，第三章：不幸意識的征服：壓抑性的反昇華。 法蘭克福學派

實際（the actual）和可能（the possible）之間的張力被轉換為一種無法解決的衝突，而在衝突中，多虧有作為形式的作品和作為「幸福希望」（promesse de bonheur）的美，二者才得到調和。在作品的形式中，具體環境被置於另一種向度，在其中，既有現實如其所是（as that which it is）地表現出自己。因此，它述說了關於自身的真理；其語言不再是欺騙、無知和屈從的語言。虛構的作品叫出了事實的名稱，事實的王國因此崩解；虛構之物顛覆了日常經驗並揭示了其殘缺不全和虛假之處。但藝術只有作為否定的力量才能擁有這種魔力。只有當形象是拒絕、駁斥既存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時，藝術才能講述自己的語言。

決定性的區別不是歡樂中創造的藝術和悲哀中創造的藝術的心理學區別，也不是精神健全和神智不清的心理學區別，而是藝術現實和社會現實的區別。與社會現實決裂、魔術般地或理性地越界，甚至是最具肯定性的藝術的基本特徵；這樣做也是與身為藝術對象的大眾疏離。所以，不管廟宇和教堂對於生活在周圍的人是多麼親切和熟悉，它們還是與奴隸、農民和工匠（甚至是工匠師傅）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怕的或鮮明的對照。

藝術，無論儀式化與否，都包含了否定的理性（rationality of negation）。在其先進的立場上，藝術是大拒絕（Great Refusal），即對現存事物的抗議。人和物出場、吟唱、述說和講演的方式，就是反駁、破壞和重新創造其實際存在的方式。

現在，藝術遠離社會、逾越界線、提出控訴的特徵已被消除。文本及風格都還在，但那種使人能夠呼吸來自其他星球的空氣（Luft von anderem Planeten）的距離已遭打破。3藝術的異化已經變成功能性的，與演出藝術的新型劇院和音樂廳建築並無二致。而且在這裡，理性的東西和邪惡的東西也是不可分離的。毫無疑問，新型建築是更好的建築，比如說，比維多利亞時代那些龐然大物更漂亮、更實用。但它也更加「一體化」了─文化中心變成了購物中心、市政中心或政府中心的配件。支配關係有它自己的美學，而民主的支配關係有民主的美學。這是非常愜意的事情：現在幾乎人人都可以隨時獲得精緻的藝術享受，只要扭動收音機的旋鈕或者步入雜貨鋪就能實現這一點。但在這種藝術的傳播過程中，人們卻成了改造自己思想內容的文化機器的零件。

「疏離效果」不是強加給文學的。毋寧說它是文學自己對整個行為主義戲劇的回應，亦即拯救否定之理性（rationality of the negative）的嘗試......保羅．瓦萊里（Paul Valery）堅持認為，詩的語言對否定（negation）有著不可逃避的義務。這種語言的詩句「只述說不在場的事物」（ne parlent jamais que de choses absentes.）。它們述說的事物雖然不在場，卻作為禁忌的可能性而時常出沒於既有的論述和行為領域─既非天堂亦非地獄，既非善亦非惡，而僅僅是「幸福」。因此，詩的語言述說的是這個世界的事物，也就是在人和自然中可見、可觸、可聽的事物，但也包括那些不可見、不可觸、不可聽的事物。

由於詩的語言是借助一種能夠表現不在場事物的方式來創造和發展的，故它是一種認知（cognition）的語言，但這種認知是一種推翻肯定性的事物的認知。在詩歌的認知功能中，詩歌執行著偉大的思想任務：
努力使不存在的東西存在於我們之間（le travail qui fait vivre en nous ce qui n’existe pas）。
為「不在場的事物」命名，就是破除現存事物的魔咒；此外，還是一種不同的事物秩序對既存事物秩序的侵入，是「一個世界的開端」（le commencement d’un mo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