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權力者如何試圖重塑並限制人類的可能性】

逃離赫胥黎的島：迷幻藥、科學異教主義與不斷變化的人類形象

內容節錄:
在未來學家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的帶領下，《不斷變化的人類形象》的作者們為西方文明提出了一個新的願景，其重點在於要從現在的“富裕時代”邁向一個“新稀缺時代”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史丹佛大學一直以來都在負責推廣具有科學欺騙性的增長極限（Limits to Growth）數學模型，該模型自20世紀70年以來便不斷被用來證明全球人口控制政策的合理性。從全球暖化的末日預言到屢屢被過度誇大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數預測，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和史丹佛大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首開了日後那些塑造西方政策的偽科學末日電腦模型的先河。

對於方濟各、世界經濟論壇（WEF）與歐洲的世襲“貴族”來說，普羅米修斯式的觀念（註:人的可能性）已經過時了。他們相信只要消除了那個普羅米修斯式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觀念，即人類天生被賦予了神聖的創造性火花、所以能夠掌握“火”的知識，大眾的思想和信仰結構就可以按著他們理想中的可持續性框架被重新塑造。人類文明現在必須回到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時代。幸運的是，慷慨且仁慈的琳恩・弗羅斯特・德・羅斯柴爾德（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和其他與倫敦金融城同在一條船上的金融人士現在已經與被耶穌會控制的梵蒂岡展開合作，成立了包容性資本主義委員會（Council for Inclusive Capitalism）要來推動這些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WEF現在的主要代言人、溫莎王室現任君主查爾斯三世也表達過相同的願望。作為WEF及其“大重置”（Great Reset）議程的代言人，“綠色國王”查爾斯曾盛讚加拿大原住民的智慧可以為人類該如何“重置”文明並恢復與自然母親的平衡提供有益的啟示。

2020年，當時還是王子的查爾斯在《BBC第四台》上這麼說道：

“去年我與許多加拿大原住民領袖進行了交談，現在我們是時候該更多地傾聽他們的智慧，以及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原住民群體的智慧了。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例如該如何重新恢復平衡、如果重新找回那種神聖感，因為大自然——自然母親——是我們的養育者，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們就是大自然。”

毫不奇怪，舊歐洲的世襲貴族及其手下的智囊團一直在努力重複著他們自古羅馬、希臘和巴比倫帝國以來就從未停止過的事：創造與傳播新的異教和諾斯底式意識形態。這個“保護自然”傳統的基本假設是，自然界始終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平衡——一種神聖的“平衡”——而人類注定要服從這種平衡，就好像人類只是生活在這個永恆不變的生態系統中的另一種動物而已。

在這個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與巴比倫的大地女神崇拜傳統中，人類除了是一種具有“突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ies）的更複雜一點的有機體之外，其在本質上與其他生命形式並無任何區別。說到底，人的存在跟蠕蟲或細菌沒有什麼不同。

雖然這種觀點通常會被包裝在各種行為科學主張之中，但有時它也會被直接大聲說出來。比方說，著有《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1968）一書且是人口問題慈善基金會（Population Matters，前身為聯合國理想人口信託〔UN Optimum Population Trust〕）贊助人的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就十分直言不諱。埃利希與不少著名的人口控制提倡者一同共事過，其中包括現代生態系統思想“蓋婭理論”之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

埃利希教授寫道：

“癌症是細胞不受控制的大量繁殖，人口爆炸則是人類不受控制的大量繁殖。我們必須將重點從治療症狀轉向根除癌症。這項行動勢必得做出許多看似殘酷且無情的決定。”
——《人口爆炸》（1968）

羅馬俱樂部的前任主席亞歷山大・金（Sir Alexander King）寫道：

“在思索可以讓我們團結起來的共同敵人時，我們想到了污染、全球暖化、水資源短缺、饑荒等聽起來十分有說服力的想法...所有這些危機真正的罪魁禍首乃是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只有改變我們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才能克服這些危機。真正的敵人，就是人類自己。”

——《第一次全球革命》（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1991）

被譽為歐巴馬的科學沙皇的約翰・霍爾德倫（John Holdren）也是一個很敢說的人。霍爾德倫在1977年出版的《生態學》（Ecoscience）中表示：

“或許這些機構最終將與聯合國環境署及其它聯合國人口機構合併成一個專門管理全球人口、資源和環境的超級機構。至少在國際社會能夠影響的範圍內，這樣一個全面的行星級機構將能控制所有自然資源的開發、管理、保護和分配，無論它們是可再生還是不可再生資源。

因此，該機構不僅能控制大氣和海洋的污染，還可以控制河流和湖泊等跨越國際邊界或排入海洋的淡水水體污染。它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監管所有國際貿易的中央機構，也許還包括對從發展中國家到欠發展國家的援助，以及國際市場上的食品供應。

這個行星級機構有責任規範世界各地的最佳人口數量，並仲裁各國的合理份額。控制人口規模可能仍會是各國政府的責任，但該機構將有一定介入的權力。”

除了通過那些行為科學理論和電腦模型來包裝，今天拯救“地球母親”試圖將自己變成了一種人類集體的決定，要不是採取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制定的超國家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治理結構與WEF提出的“循環經濟”，就是利用宣揚即將到來的《聖經》式洪水與大火來迫使人們就範。

生態學也是如此。

少數富可敵國的富人、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組織以及那群社會工程師該如何說服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放棄他們的基本生活品質，並且心甘情願地自我滅絕到只剩下大約十億人左右的數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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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世紀60年代的MK-Ultra精神控制計畫，對迷幻藥的研究和那些被新創造出來的“靈性”運動就是被用來重新塑造人們對過去的記憶，還有他們的基本自我形象的關鍵。

如同赫胥黎、利李等人已經指出的，迷幻藥是引發一場革命的契機，它可以重新塑造人類的一切正面和負面情感，解開過去記憶的束縛並使人們敞開心靈迎向多重現實。因此，赫胥黎認為必須為人們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讓他們放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現實，特別是在真實的現實是一個受嚴格的馬爾薩斯邏輯支配的有限世界的情況下。

在這兩部小說中，《島》可以說是最反長的一個。我們在其中看到了赫胥黎對人類與生俱來的精神渴求的透徹理解，但這種理解卻只是為了創造一種更加高效的控制系統。

我們都渴望超越凡人的界限。詩人珀西・雪萊曾將這種渴望形容為“飛蛾對星星的嚮往”。因為我們都想要成為比我們更偉大的事物的一部分，而不是只能永遠當個渺小的人。超越時間與地點的束縛，超越一切時空的束縛，我們想要真正化為永恆。然而，即使從古至今的那些偉大詩人、聖人、神秘主義者和神學家早已為人類指明了道路，但如果赫胥黎的理想並不會讓飛蛾撲向星星，而是捕蟲網的話呢？

隨著舊的束縛被打破，新的連結開始建立，我們必須要仔細注意這些新的形象的微妙之處與細微差異。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它們究竟是模仿，還是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