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

記錄｜爭議聲中奪金像獎最佳電影 《給十九歲的我》團隊發言全文 | Wave. 流行文化誌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今（16 日）晚舉行，全晚最受關注的「最佳電影」，由陷入倫理爭議並已停映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獲得⋯⋯因有份被攝的女生公開表達反對上映的萬言書引起爭議//

節錄部分團隊得獎發言，其餘下收：
「感謝各位同學的慷慨，分享成長的過程。
⋯⋯最後請大家和我們一齊祝福張導演，婉婷同學，經過咗咁多個月無可理喻的折騰，祝願佢明天就走出幽谷，再接再厲，後勁更凌厲。」
「香港拍紀錄片的導演，請你們繼續努力去拍紀錄片，唔好驚。因為時代需要拍紀錄片，用鏡頭記錄我哋發生嘅事，記住唔好熄機，繼續行，唔好驚，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

前情提要

@ivy_221016 - 沒得到受訪者同意公映的紀錄片。 //由英華女學校委約，著名導演張婉婷歷時十年...

你說得真是太對了!

//郭偉倫：好幸運呀我哋得到呢個獎，好緊張，感謝呢套戲嘅靈魂，張婉婷小姐。接下來我讀出一封致謝詞。

郭偉倫代張婉婷（Mabel）讀出：「過去一段時間，由羅啟銳死亡嘅黑洞，到《十九歲》面世，瞬間令我躲進一個可以栽種美麗植物嘅小小花園，再因為一場風波，將我一頭掉進一個漆黑嘅森林，這一切令我領悟到人生嘅無常。但是坂本龍一臨終的一句話，畀我好大啟發，「藝術千秋，人生朝露」。多謝呢段時間給我支持和鼓勵的人，多謝業界對呢套電影既肯定，令我在黑暗中漸漸見到曙光。令我知道人生雖然處於低谷，但仍然意味著前路只有向上的可能性。

感謝石校長交俾我呢個任務，我地今生無悔。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同學們，感謝你們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感謝十年來同我哋同甘共苦的團隊，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可以畀大家追逐一個夢想。一齊面對高山低谷，最寶貴的是，呢十年的磨練，令我們成為莫逆之交。多謝大家。」

另一位分組導演李淑嫻代未有到場的監製黃慧讀出致謝辭：「多謝對《十九歲》的肯定，這是以學校重建為基礎，見證一群小女孩成長，交織成反映社會時代，近距離觀察少女成長歷程，同時見證到教育、家庭及社會對成長的影響，感謝（校長）對我們的信任，將這麼艱鉅和奇特的任務畀我哋，令這製作能夠開始，令我們經歷這十年奇妙旅程。感謝各位同學的慷慨，分享成長的過程。多謝一班充滿傻勁的製作團隊，有他們的不離不棄，這製作才可以完成。最後請大家和我們一齊祝福張導演，婉婷同學，經過咗咁多個月無可理喻的折騰，祝願佢明天就走出幽谷，再接再厲，後勁更凌厲。」

郭偉倫：感謝英華女學校，拍這個橫跨十年的紀錄片，多謝 one cool（電影公司），多謝一班無名英雄，抄了十年 transcript 的英華女學校同學。

最後我個人想講一句，香港拍紀錄片的導演，請你們繼續努力去拍紀錄片，唔好驚。因為時代需要拍紀錄片，用鏡頭記錄我哋發生嘅事，記住唔好熄機，繼續行，唔好驚，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

對比：
《窄路微塵》奪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黃衍仁稱會續穿同一件衫出席：直到戲院睇到所有林森拍過嘅電影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今晚舉行，早前在台灣今馬獎奪的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獨立音樂人黃衍仁，再次憑《窄路微塵》奪得最佳原創電影音樂。黃衍仁上台時表示，如果仍有機會出席金像獎，將會繼續穿上同一件衫出席，「直到喺戲院睇到所有林森拍過嘅電影」。

林森是《窄路微塵》導演，他與任俠在前年曾執導拍攝劇情長片《少年》，電影以2019年反修例運動為背景，但未能在港上映，預告片片尾亦已寫上「香港不能公映」。

黃衍仁是香港獨立音樂人和劇場演員，曾為不同劇場作品及電影配樂，他去年曾憑《濁水漂流》獲得提名，但最終未能得獎。黃衍仁當時曾發文稱，「我希望香港電影嘅面子唔好忘記佢嘅裡子，繼續發夢、繼續發光」。

黃衍仁今上台時重提該帖文，並稱「我呢件衫呢，係喺嗰啲夜冷舖買嘅西裝，好平。我上年都係著呢套，今年都無人贊助我，所以我繼續著，然後我把心一橫，決定我以後如果仲有機會參加金像獎嘅話，我都會著繼續著呢件衫，直到我可以喺戲院睇到所有林森拍過嘅電影嗰一日。」

黃感謝金像獎、林森、電影公司MM2及電影中的所有演員，指「演員演繹就係配樂嘅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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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起，二十三年前，有一部張婉婷導演的《北京樂與路》，也曾引起風波，以致北京搖滾界曾發佈《樹村聲明》。以下是我剛剛上網找回來的，當時在大陸反響挺大，但香港人可能不知道：

《樹村聲明》全文如下：

幾個月以來，一部以北京地下搖滾為背景的電影在北京籌拍。它就是在音樂圈中沸沸揚揚的《北京樂與怒》(暫名)，由香港導演張婉婷女士執導，並有大牌影星加盟，作為商業電影，它包括明星、愛情、流行搖滾和另類青年這些成功的元素；作為電影的基本背景，地下樂隊的穿著、語言、表演、住房都將是重要的裝飾。

劇組和大多數地下樂隊取得了聯繫，也得到了許多音樂人的幫助，在造型、劇本、演員各方面都有他們的參與。但在和劇組接觸、探討、成為朋友的過程中，來自內心的失望開始出現，因為參與者漸漸發現，和劇組辛勤周密的準備工作同時存在的，是商業文化工作者對地下音樂一如既往的誤解。就在我們的同伴已經與劇組簽訂合同、電影即將開拍的時候，更多居住在北京樹村和東北旺的地下樂隊明確了以下的事實：

這部電影的創作者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像我們期待的那樣，真實地反映地下搖滾樂隊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我們對劇組成員的為人和勞動依然尊重，也感謝他們為瞭解和理解我們而作出的努力，但這無法挽救對地下搖滾表面化的理解。

建立在不同世界觀和生活態度上的誤解，並不是創作者的苦心和音樂人的參與可以解決的；我們的同伴可以修改電影的對白和演員的髮型，但並不能改變它作為商業電影膚淺、獵奇的命運，因為我們並不能讓創作者理解——我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生活和這樣的音樂。

在大約10支樂隊的代表共同商議之後，我們鄭重宣佈，在不違背法律和道義約束的前提下，停止和《北京樂與怒》劇組的合作。因為我們至少不用親手來抹殺自己的形象，讓地下搖滾只剩下樂器、彩色的頭髮和傳奇故事。這個決定並非針對任何個人，也不是將矛頭對準一部電影，而是將它上升到大家早就想要探討，卻一直沒有機會的話題上來，對我們基本一致的態度有所總結：

首先，我們相信這部電影帶來的，是大眾對整個地下搖滾的又一次誤解，而不是真正的關注；

其次，我們相信電影和音樂一樣，不僅僅是給人消遣的娛樂，我們希望以誠實的態度，決定是否參與一項形式代替內容的工作；

第三，我們相信自己在音樂、歌詞、做人和生活態度上，始終反對商業文化、主流文化對社會和個人的傷害，因此沒有必要加入到自相矛盾的行動中去；

最後，我們相信中國的搖滾樂和其他國家一樣，也將是商業體系中巨大的利潤和資本，但剛剛出現的地下搖滾，不打算像它的前輩那樣，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曾經反對過的主流之中。電影事件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插曲，沒有人想過多渲染，我們迫切要做的，是借此機會，向大家表明地下樂隊基本的態度。

關於地下樂隊和地下搖滾，我們想說的是，沒有人強迫我們接受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愛好，也沒有人誘惑我們選擇這樣的物質環境；我們希望清醒地認識今天和未來的一切，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地下搖滾不只是穿著打扮和音樂形式，也不只是窮困和憤怒，它是經過思考和決斷，對音樂和音樂背後的態度有自己想法的音樂，它的潮流和創新，都來自本能的需要。我們希望改善生活條件，也期待著自己的傳播、銷售和商業操作，但我們做人和做音樂的最大樂趣在於，盡可能爭取最大限度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

我們現在討論的，並不是《北京樂與怒》，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背井離鄉來到北京郊外，粗茶淡飯、奇裝異服，可能一輩子都要在混亂的小酒吧演出，我們是為了什麼？

從來就沒有抽象的獨立精神、真實情感、自由創造、社會正義，我們在談論這些話題的時候，不是盲目衝動，我們知道自己身處龐大的、無所不在的控制與誘惑之中，模仿地下音樂是容易的，做人和做音樂一樣，才是最難得的。

沒有人能真正代表中國地下搖滾，但我們深信自己是其中的一員。我們只是代表自己，但我們肯定也代表了更多的人。今天，在全國各地，在北京各個角落， 都生活著為數眾多的地下樂隊。主流文化控制的市場和媒體，一邊把地下搖滾擋在外邊，一邊從中挑選著可以變成偶像的商品。什麼是地下，什麼是搖滾，一直都在被不相干的好事之徒爭論不休，我們今天的舉動，必定也要被拿來議論，但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無須爭論的——我們沒有組織，也沒有勢力，更沒有機會和願望以片面的表現、強勢的宣傳、妥協的交換、體制的壓力來推銷自己、控制別人。

我們反對媚俗和欺騙，反對停止思考，這不是口號，而是發自內心。

面對長期以來外界的種種說法，例如為什麼要文身、能不能吃飽飯、音樂如何發展、有沒有庸才和矛盾，這是地下搖滾自己的事情；我們今天在這份聲明上簽名，是為了向大家宣佈，傳說中進步的中國搖滾樂，應該是言行一致的時候了，
現在，讓我們認真地反思，然後從自己開始！

2000年10月14日

第一批簽名人：舌頭、痛苦的信仰、廢墟、病蛹、夜叉、T9、畸體、紅青磚、 木推瓜、李蓮英、黑九月、誘導社、蘭州噪音協會、玻璃纖維、微、顏峻、孫志 強、黃文才(黑子)、朱振乾、張聞天、陸飛舟、高金波、李丹翼、四保、齊岩、 範迪、李迅捷、高軻、楊峻、豐江舟、高翔、牛奔、小柯、李波、呂夏飛、田欣 欣、李建新、趙鵬、代岩、吳濤、周晟、孫萍、翟盛、張龍、和衛紅、張旭輝、 陸啓敏、孫南、張兆輝、霍錦帥、Sophrina、王凡、左小祖咒、郝舫、陶然、胡 嗎個、楊韜、高文峰、木月

起草人：顏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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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藍白紅三部曲》、《兩生花》的波蘭名導演奇斯洛夫斯基，早年拍紀錄片出身。飽讀群書的高人提醒，在奇斯洛夫斯基的自傳中 (Kieslowski on Kieslowski)，他寫過為何不再拍紀錄片，寧願轉拍劇情片的思考。

值得今天這個「十九亂世」讀一讀。

奇斯洛夫斯基在自傳中，記自己拍過的紀錄片，出奇多的篇幅有關紀錄片倫理。

在一個胎死腹中的拍攝計劃中，他準備拍攝一個女孩的成長，從嬰兒半歲拍攝到二十歲，電視台希望呈現一個「樂觀」的故事，於是透過關係把孩子一家分配到較大的房子，拍起來體面一點。

奇斯洛夫斯基拍攝不久就發覺有問題，紀錄片不能影響拍攝對象的生活，不應摧毀別人也不應助人一把，他稱之為「紀錄片的陷阱」；況且他預計得到，拍下去有很多枝節恐怕會一團糟，於是中止拍攝。

'From a Night Porter’s Point of View’ 講述一個夜間搬運工的故事，一個社會低層的工人，他口沒遮攔、說話粗鄙、俗不可耐，這齣紀錄片參加過影展，在小範圍放映，當電視台也希望拿來播放時，奇斯洛夫斯基拒絕了，因為他知道紀錄片若公映，搬運工的家人、鄰居、朋友將會恥笑他，以他為話柄，奇斯洛夫斯基不想他的拍攝主角受傷害，他要保護受訪者。

'Station’ 一片，紀錄車站運作的人與事，拍了大量原片，警察找上門，帶走原底片調查一宗命案，懷疑疑兇曾出現在車站及他們拍攝片段中。奇斯洛夫斯基深感不安，雖然警察沒有找到證據，但他不想自己拍攝的真實片段成為警察的證物，他認為破案不是拍攝者的責任。在當年波蘭的威權統治下，他也擔心拍攝的毛片日後成為警察指控被訪者的證據。

接下來，自傳第 86 頁記述了奇斯洛夫斯基不想再拍紀錄片的理由。此時此刻，特別有共鳴，就全部譯出來：

「並非所有事情都能夠呈現，這是紀錄片的重大問題，它彷彿陷入自己所設的陷阱。越是接近某人，那人越是會封閉自己。這是很自然的，沒有辦法。如果我拍一部關於愛情的紀錄片，我不能進入臥室拍攝真實的人在做愛。 如果我拍攝死亡，我不能拍攝垂死的人，因為太私密，他不應被打擾。我注意到製作紀錄片時，我越想接近一個人，我感興趣的主角就會越封閉自己。」

「這可能就是我轉拍劇情片的原因。 問題就解決了。我需要兩個人在床上做愛，很容易。 當然，要找一位女演員願意脫掉胸罩可能有困難，但總能找得到。 有人要死了，沒關係，一分鐘後他會爬起來。我可以買一些甘油，滴數滴在她的眼睛，女演員就會哭。（拍紀錄片時）我拍攝過真正的眼淚，那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現在我有甘油了，見到真實的眼淚我惶恐，其實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權利拍攝他們的眼淚。這時候我發現自己越界了，這是我逃離紀錄片的主要原因。」(Kieslowski on Kieslowski, p.86)

我相信，奇斯洛夫斯基很在意不能傷害與影響被訪者，不在意保護自己創作的心血；奇斯洛夫斯基也不會明示暗示對被訪者說：你要有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

我沒有其他補充。//

郭偉倫就金像獎頒獎禮發言向大會、校方和製作團隊道歉

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聯合導演郭偉倫向英華女學校校長關翰章發信，就本月中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的發言，向大會、校方和製作團隊深切道歉，又向所有受今次爭議影響的人士道歉，期望爭議能早日平息。信件是郭偉倫在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的兩日後發出，他在信中說，當日代表團隊領取「最佳電影」獎時，發表了不適當的言論引起公眾爭議，希望作出澄清和道歉，又承認當晚的言論沒有充分考慮事件敏感背景，發言內容引起公眾誤解，對此深感難過。郭偉倫指，由於考慮欠周，表達方式引起不少人誤會，強調發言的原意是寄望電影工作者有勇氣和毅力積極投身製作，絕不是指為了拍攝工作可以不擇手段和不遵守法律，又說深信拍攝紀錄片除了要考慮公眾利益，也要對被拍攝者公平，對未成年的被拍攝者提供必須保護。

校長關翰章亦在校方網頁向全校發信，重申紀錄片的導演張婉婷和製作團隊，10年期間在資源極度有限的情況下拍攝，社會上對她們有不少無證實的指控，校方感到很遺憾，仍在了解當中原因。關翰章說，一名曾提出反對公映的校友，最近要求刪減成長故事內容，校董會經商討後，已決定尊重及接納她刪減的要求，他亦就學校處理公映欠佳之處，當面向該校友道歉，校方正提議和解，希望能夠解決。關翰章又指，紀錄片引發的激烈爭議，在香港教育界屬史無前例，校方與顧問一直仔細瞭解及深入檢討爭議引發的問題，將尋求紀錄片和學術界專家的意見；校方亦已回覆私隱專員的查詢， 並已完成給教育局報告的初稿，預計在一至兩個月內完成數個專題檢討，屆時再向公眾交代。

2023-04-30 21:49:5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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