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了悲情城市重映，簡單的討論下收。
有雷 政治議題

這是第一次看完悲情城市全片。從小就聽爸爸媽媽提過這部電影，尤其每次去九份的時候我爸都會說：「喔悲情城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電影了欸。」

其實以時間上看並沒有到非常久遠，是1989年上映的，我在四年後就出生了，我出生的隔年是李安《飲食男女》上映的年份。

不過電影畢竟是拍攝更早的1940年代，也許這樣的背景設定讓老爸時空錯亂了吧？

觀影時比較感慨的地方是，如果是年輕一輩的觀眾可能必須具備一定的背景知識才能入戲。但這部電影上映當年，普通的觀眾應該都知道那個年代發生了什麼事，當時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耆老還很多，如我爸爸那一輩都是聽長輩講日本時代、228、國民政府的各種故事長大的。

34年過去，時代更迭得很快，過去還未辨明，大家就急著遺忘。

悲情城市當年為了不被新聞局刪改，直接繞道得了金獅獎，才能在當時對方言電影不友善的環境下上映，距今還不到40年的時間。

解嚴也還不到40年，能夠好好講述這段歷史的時間還這麼短暫，為什麼就這麼多人強調沈澱、放下？昨天的228各種鬧劇言猶在耳，今天看這部電影格外刺心。

侯孝賢詮釋歷史的方式是回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飯桌、家庭、知識分子、流氓酒女、診所。各種語言交織，意識形態尚未成形，人們只能在紛亂與悲劇之中慌亂地踏出下一步。

寬榮的劇情線我印象很深刻。對於他的共產主義思想，只有在最開始說一句「你在讀馬克思喔？」，往後就再無強調，只有透過寬榮在山上農耕、教學、私印刊物作為暗示。觀眾更印象深刻的，應是他的妻子，最後還抱著一個孩子。

「外省人」、「本省人」或「共產主義份子」，這些名詞在現在的爭論中都太過容易淪為平面的形象，簡單的概括，彷彿他們都不是活生生的人。悲情城市關注的卻是當時在台灣的「人」本身，而控訴或其他目的，則是這之外的事情了。

重映版的副標是：身為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

而我期望看了這部電影的台灣人，可以暫時不要用自己已有的既定印象與觀念去評斷電影的劇情或角色，而是停下來、平靜的想一想，自己身為一個在「台灣」的「人」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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