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他們會自殺"這句，是列在那群團體的信仰手冊中吧 Leor Sapir on Twitter There is no suicide epidemic among trans kids. There is an epidemic of body self-hatred among suicidal kids.
If you believe the“affirm them or they’ll kill themselves”mantra, you’ve fallen for the classic correlation/causation fallacy.
Leor Sapir on Twitter "Minority stress" is an insurance policy against culpability for misdiagnosis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As seen from Turban's writings, it allows clinicians to write off regret and detransition as a result of society's failure to accept gender self-ID. "少數族群的壓力"是對誤診及醫療事故究責的一種保險策略。從Turban的著作可以看出，它允許臨床醫師將後悔與脫跨歸咎於社會未能接受Self-ID。
相關文章：【英國兒童性別認同診所的吹哨者們】
推特帳號@LeorSapir分享了一篇文章。
他的推文說：
美國兒童性別醫學迎來了第一個吹哨者。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那裡將有更多吹哨者。
潔米的勇氣無法以文字形容。
她所見之事使良心震顫。
這些都是孩子。夠了。
夠了。
我原以為我在拯救跨性別孩子。
現在我吹響示警的哨音。
全美國現在有100多家兒童性別診所。
我曾在其中一家工作。發生在兒童身上的事，在道德上和醫學上都令人震驚。
我42歲，聖路易斯本地人，一個酷兒女性，在政治上屬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派。
(粗略的說就是民主黨中更左的那一派)
我的世界觀深深地塑造了我的職業生涯。
我一直在為弱勢族群提供諮詢服務：寄養兒童、性少數群體和窮人們。
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跨性別者(trans)或非常規性別者(gender nonconforming)，而我可以理解他們：在童年和青春期，我問了自己許多關於性別(gender)的問題。
這些經歷使我在2018年找到了一份工作，華盛頓大學跨性別中心，聖路易兒童醫院，我擔任個案經理，這個中心在一年前成立。
在我作為個案經理在診所工作的4年裡——我負責病人的接收和監督——大約有1000名苦惱的年輕人走進了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接受了荷爾蒙處方，這會造成改變一生的後果——包括不孕。
我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建議我別惹麻煩。但我的良心讓我不能這麼做。因為發生在這許多孩子身上的事，遠比我的舒適更重要。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在道德上和醫學上都令人震驚。
The Floodgates Open
(意指某些本不應發生的事情發生，或原本較少發生的事情大量發生)
到達跨性別中心後不久，我對缺乏正式治療方案感到震驚。基本上，中心的醫師-聯合負責人是唯一的權威。
直到2015年前，這些男孩中的極少數構成了兒童性別不安病例的人群。
然後，整個西方世界，新的群體開始驟然增加：十幾歲的女孩，許多從前都沒有性別困擾的病史，突然宣布她們是跨性別者，並要求立即接受睪固酮治療。
我的工作之一是為新患者及其家人安排入院。當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一個月大概有10通這樣的電話。
當我離開的時後，有50通，而且大約70%的新病人是女孩。有時候，這群女孩都來自同一所高中。
(共病症：病人在接受治療或研究的主診斷之外，其他已經存在、且會對這次的主診斷疾病產生影響的疾病狀況)
她們抑鬱、焦慮、過動症、飲食失調、肥胖。許多被診斷出自閉症，或有類似自閉症的症狀。
去年一份關於英國兒科變性中心的報告發現，那裡轉診的患者中約有三分之一屬於自閉症譜系。
我們的患者經常宣稱他們患有某種疾病，但沒人相信他們真的有。
我們有病人說他們患有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但他們沒有)；
他們有抽動症狀(tic disorders)(但他們沒有)；
他們有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ies)(但他們沒有)。
為了讓治療師更有效率，我們提供了一個標準格式，教他們如何寫一封信來獲得變性的支持。
下一站是拜訪內分泌科醫師，一次，以獲得睪固酮處方。
當女性服用睪固酮時，可以在幾個月內看到荷爾蒙深遠和永久的影響。
聲音變低沉，鬍鬚生長，身體脂肪部位的變化。性慾爆發，攻擊性增加，而情緒會變幻莫測。
我們的患者被告知會有一些副作用，包括不孕。
但在該中心工作之後，我開始相信，青少年根本無法完全理解，在未成年時做出不孕的決定，意味著什麼。
Side Effects
我與患者的許多接觸經驗使我深刻認知到，這些年輕人對改變性別會對他們的身心產生的深遠影響知之甚少。
「如果不加以治療，性別不安會產生多種後果，從自殘到自殺。但是，當您通過讓孩子成為他或她自己來消除性別不安時，我們會注意到這種情況消失了。
我們的研究表明，這些孩子的心理社會功能通常與同齡人一樣好，甚至更好。」
這裡舉一個例子。
2020年5月1日，星期五，一位同事給我發了一封關於一名15歲男性患者的電子郵件：「哦，親愛的。我擔心(患者)不了解比卡鲁胺(Bicalutamide)的作用。」
我回答：「我真的不認為我們現在適合開始。我認為這封信說的是要再等更多時間，而且我認為(患者)確實不了解比卡鲁胺的作用。」
他被送到醫院的另一個單位進行評估，並立即停藥。
之後，他的母親給跨性別中心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們很幸運，她們不是那種會告人的人。
2020年，我們接到一名服用睪固酮的17歲女性打來的電話。她說她的陰道正在流血。
不到一個小時，一個非常厚的棉墊、她的牛仔褲和她圍在腰間的毛巾都被血浸濕了。中心的護士告訴她馬上去急診室。
她必須麻醉並接受手術來修復損傷。她不是唯一一個陰道撕裂傷病例。
一位我諮詢過的患者，她的陰蒂增大，現在長到外陰下方，在她穿牛仔褲時造成擠壓和摩擦，疼痛難忍。我建議她穿那種女裝男人會穿的束褲。
通話結束時，我心裡想「哇，我們傷害了這個孩子。」
但是像我工作的地方，類似的診所正在製造出一整群具有非典型生殖器的孩子——而且這些青少年中的大多數甚至都還沒有過性行為。
他們不知道他們長大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然而，只需要與治療師進行一兩次簡短的交談，他們就能永久改變自己。
信件內容：
「請注意，我撤銷我對這個療程的同意。
(他)成績下降了，並住院檢查行為健康(behavioral health)，現在他正在服用5種不同的藥物。Lexipro、Trazoadone、Buspar等等藥物。
我撤銷我的同意。我希望青春阻滯劑從療程中移除。」
(Lexipro可能是lexapro：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恐慌症、社交焦慮症、泛焦慮症及強迫症之治療。Trazoadone：抑鬱症治療。Buspar：焦慮症治療。)
Neglected and Mentally Ill Patients
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況令人深感擔憂——被診斷出精神分裂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躁鬱症，還有更多。通常他們已經在服用一大堆藥物。
然而，無論一個孩子經受了多少苦難或痛苦，或是他們得到的治療與關愛有多麼少。
我們的醫生，將性別轉換——即使過程艱辛而代價高昂——視為解決方案。
例如，一名青少年在2022年夏天來到這裡，他那時17歲，因為性虐待狗(複數)而住在隔離設施中。 他有一個糟糕的童年：母親吸毒，父親坐牢，他在寄養家庭中長大。不管他先前接受了怎樣的治療，都沒有用。
在此期間的某個時候，他表達了成為女性的願望，所以他來到我們的中心就診。
從那開始，他去看了醫院的一位眾所周知的心理學家(他幾乎批准了所有尋求變性的人)。然後我們的醫生推薦女性化荷爾蒙。當時，我思考著這是不是一種化學閹割。
這是2022年的春天，一個患有強烈強迫症的年輕人，他的症狀是自慰後想割掉自己的陰莖。這個病人並沒有表現出性別不安，但他也拿到了荷爾蒙。
我問醫生他遵照的是哪種醫囑，但我從未得到正面直接的回答。
In Loco Parentis
該中心另一個令人不安的面相，是它缺乏對父母權利的尊重——而這延伸到醫生們如何自認是更明智的決策者，能決定這些孩子的命運。
我對這種處理有異議的雙親採取的方法，擔憂逐漸增加，2019年時一位醫生實際上出席了監護權聽證會作證，不利於父親。
因為這名父親反對母親讓他們的女兒在*11歲,就開始使用青春期阻滯劑。
所以現在這位母親認為她的孩子是跨性別者。
但當我問她女兒是否取了男孩的名字，她是否為自己的身體感到苦惱，是否覺得自己像個男孩時，母親說沒有。
我解釋說這個女孩不符合評估標準。
這一次，母女得到了診療預約。我們的提供者決定，這女孩是跨性別者，並開了一種青春期阻滯劑來阻止她的正常發育。
醫生作證支持變性後，聽證會上法官站在母親那一邊。
「標題：尋求指導建議
……我擔心的是，法官實際上正在取消父母的同意權，並將權利置於我們(跨性別中心)手中。
法官本應將醫療決定權或撫養權判給父親行使，然而法官將醫療變性的決定權交給了中心，而這是一名未滿16歲的患者。」
‘I Want My Breasts Back’
因為我是主要接收案件的人，所以我能最廣泛的看到現有和潛在的患者。
2019年，我發現了一個新的群體：停跨者(desisters)和脫跨者(detransitioners)。
停跨者選擇不繼續變性。脫跨者決定恢復成出生時的性別。
我們錯了。
一位醫生大聲問他為什麼要花時間在一個不再是他病人的人身上。
我目睹的最悲傷的變性案例之一，是一名十幾歲的女孩，她和我們的許多患者一樣，來自一個不穩定的家庭，不安穩的生活狀況，有吸毒史。
大約16歲時，她在該中心接受了荷爾蒙治療。
18歲時，她接受了雙側乳房切除術，即所謂的「上部手術」(top surgery)。
她心碎的告訴護士「我想要我的乳房回來」。
外科醫生辦公室聯繫了我們的辦公室，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對這個女孩說什麼。
‘Get On Board, Or Get Out’
我對中心發生的事情的憂慮開始佔據了我的生活。到了2020年春天，我感覺到我有醫學和道義上的義務應該做些什麼。
於是我在辦公室大聲疾呼，而且發了很多電子郵件。
「雙親願意讓患者去看治療師，但不支持患者的性別認同，患者不希望雙親知道性別認同。我很難找到一位性別肯認治療師(gender affirming therapist)。」
但在2021年，情況改變。我的「判斷力」和「工作關係/合作精神」得分低於平均水準。儘管我被描述為「負責、認真、勤奮並且有生產力」，但評估還指出：「有時潔米對管理階層的指示反應不佳，表現出防禦和敵意。」
我設法獲得了不錯的評估，並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另一個部門找到了一份進行研究的工作。
我在2022年11月提出離職，並離開了跨性別中心。
What I Want to See Happen
幾個星期以來，我試圖將一切拋在腦後，安頓下來，我的新工作是臨床研究協調員，負責管理有關骨髓移植的兒童研究。
所以我開始寫下我在跨性別中心的所有經歷。兩週前，我將我的擔憂和文件提交給了密蘇里州司法部長。
他是共和黨人。我是進步主義者。但是兒童的安全不應該是文化戰爭的議題。
實驗應該經過精心設計。假說應該符合道德檢驗。
(We are building the plane while we are flying it.)
任何人都不應該搭上那種飛機。
Leor Sapir on Twitter
There is no suicide epidemic among trans kids. There is an epidemic of body self-hatred among suicidal kids.
If you believe the“affirm them or they’ll kill themselves”mantra, you’ve fallen for the classic correlation/causation fallacy.
Wise up. Kids need your help.
"Minority stress" is an insurance policy against culpability for misdiagnosis and medical malpractice. As seen from Turban's writings, it allows clinicians to write off regret and detransition as a result of society's failure to accept gender self-ID.
"少數族群的壓力"是對誤診及醫療事故究責的一種保險策略。從Turban的著作可以看出，它允許臨床醫師將後悔與脫跨歸咎於社會未能接受Sel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