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過去為何不敢公開臺獨案件？ 學者陳翠蓮：擔心臺灣人民知道「原來還有臺獨的選擇」／沃草

【沃草】記者朱乃瑩報導

臺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日前指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中，中國國民黨政權處理臺獨案件帶有更多政治考量，與大規模鎮壓左翼案件並加以宣傳的情況，相當不同。陳翠蓮說明，國民黨擔心「讓人民知道臺灣還有獨立的選項，會有更多人來投身這樣的運動！」尤其到 1960 年代以後，島內臺獨運動越來越多，中國國民黨常用「無視」與「抹紅」兩種手法，不讓人民知道有臺獨運動存在，或者稱臺獨是受共產黨指使。例如「蘇東啟臺獨案」時，警總就準備在地方上「抹紅」蘇東啟，並提醒其他情治機關，此案「不便公開審判、不宜新聞發佈」。

那麼你覺得呢?

陳翠蓮說明，中國國民黨威權政府在處理政治案件時，往往有不同考量或標準，臺獨案件與中共地下組織的案件，結果就相當不同。陳翠蓮說，轉型正義資料庫 1153 筆死刑判決中，只有 4 位是臺獨案件，中國國民黨政府處理臺獨運動有更多政治考量，對內不願意讓臺灣民眾知道「原來還有臺獨的選擇」，對外則是擔心美國政府的反應。常用的兩大手法，第一是「無視」當作不存在，不讓媒體報導，不讓臺灣民眾知道臺獨運動。第二是加以「抹紅」，說臺獨運動是共產黨指使的，也就是後來所塑造出「臺獨、共匪、島內野心份子」的「三合一敵人」。

「對當局而言，真正的敵人在臺獨案、在臺灣民間！」陳翠蓮強調，1960 年代左右，中共地下黨已大致被清除殆盡，而臺獨運動越來越多，許多也與總部設在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無關，而是起於臺灣本地甚至軍中，影響力也遍及各個軍種。中國國民黨政府深怕更多人起而效尤，因此「不發布、不報導」成為當局處理臺獨案件的基本原則，與 1950 年代處理中共地下黨案件時，在報紙上大舉恫嚇「某某已被槍決、你們逃不掉的」的情形完全不同。

陳翠蓮也提到其他的差別待遇。例如在中國共產黨在臺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的相關案件中，真正中共幹部通常不會被課以嚴刑，也較可能獲得自首、自新的機會。此外，外省青年中，孤身在臺的流亡學生通常都面臨重刑，黨政要員的子女則多判感化教育，差別對待相當明顯。

臺灣再解放聯盟：美國國務院關切、「影響國際外交」成關鍵考量
1950 年 5 月，保密局破獲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相關組織，總共 45 人被捕，44 人遭判刑（ 11 人判死刑、27 人遭判 10 年以上重刑，其餘 6 人為 5-8 年徒刑）。同年同月發生的臺獨案件「臺灣再解放聯盟」則有 19 人被捕、7 人遭判刑（為首黃紀男遭判 12 年，另有 6 人被判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陳翠蓮表示，「臺灣再解放聯盟案」發生時，美國國務院透過駐臺北領事館代辦表達關切，「希望國民黨政府與臺灣人民維持良好關係。」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軍統特務、刑警總隊總隊長劉戈青主辦此案，便在報告中提到，再解放聯盟「走美國路線」，而「目前政府冀賴美國甚多，若對該聯盟以非法組織處決，會影響國際外交。」

蘇東啟案：警總曾試圖抹紅、憂「因臺獨案件逮捕臺人，更易促成臺胞與政府對立」
1961 年的蘇東啟臺獨案也有類似情形。一群駐紮在雲林的海軍陸戰隊士兵與地方人士，謀劃在 3.9 武裝兵變追求臺灣獨立。黨外的雲林縣議員蘇東啟予以支持，並在起事失敗後，仍與其他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1的黨外人士商議，沒想到被國安局所吸收的知名黨外臺北市議員李秋遠（化名袁春雨）向國安局密報。蔣經國指示「極為重要，應即迅速妥當處理。」

「讓人民知道臺灣還有獨立的選項，會有更多人來投身這樣的運動！」陳翠蓮爬梳史料發現，國安局召集警總、總政治部、調查局成立「鎮平專案」，主導的警總建議將蘇東啟案擴大為全臺性的叛亂行動來偵辦，但也指出「以臺灣自治為號召，處理起來比臺共尤為困難」，在報告中提醒「不便公開審判、不宜新聞發佈」、「牽涉反對黨份子與涉外臺人，怕產生不良影響」、「因臺獨案件逮捕臺人，更易促起臺胞與政府對立。」

在發動逮捕以前，當局曾準備「抹紅」蘇東啟，準備在地方上運用諜報線民，製造蘇東啟「涉匪」傳言。蘇東啟在 9.19 被捕後，《民族晚報》報導蘇東啟與在日本從事臺獨運動的廖文毅有關，警總大動作發新聞稿駁斥，並由警總發言人王超凡致電各報社社長，禁止再報導，陳翠蓮解讀為「就是不想讓民眾知道，但你竟然還報導！」

蔣經國在警總擬具的三個處理方案（徹底究辦、適可而止、免予究辦）中，選擇第二案「適可而止」，未對高玉樹等一同參與會議的黨外人士逮捕起訴。蔣介石在覆判時，本想牽連高玉樹，但經過彭孟緝等黨政要員分析後，呈文指出如果對高玉樹傳訊而不羈押，會助長其聲勢；如果扣押訊辦，則會「刺激人心，引致國際上不良影響」，讓蔣介石最後同意不再擴大。

泰源事件：對臺籍軍官重判將「影響臺胞心理」
而同為「不能原諒、不知悔改」的「獄中再叛亂」案件，1950 年代以左翼受難者為主的「綠島獄中再叛亂案」有 14 人被判死刑，1970 年的「泰源事件」卻相對地是大事化小地處理。泰源監獄是當時集中新店軍監、綠島新生訓導處、國防部泰源感訓監獄等各處政治犯的監獄，1970.2.8 時，江炳興、謝東榮（2 人為臺獨聯盟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鄭正成（ 4 人為蘇東啟案）等 6 名政治犯計畫發動監獄革命，但起事失敗，除了鄭正成以外的 5 人均被槍決。

陳翠蓮表示，警總軍法處第一時間的偵訊報告認定有外力協助、監獄警衛連的臺籍士兵未立即開槍鎮壓，有「勾結」或「知情不舉」嫌疑。但在層層上轉的軍事審判過程中，案情越縮越小，4 月參謀總長高魁元更將此案定性為幕後無人指使、外界無人接應的「劫械逃獄」，警衛部隊也僅有 3 名臺籍士兵知情不報。

雖然蔣介石明確批示對鄭正成與 3 名臺籍士兵都要嚴辦，但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參軍長黎玉璽等勸阻說，在法律上鄭正成僅是「預備叛亂」，「如一併判處死刑，難免不被陰謀臺獨份子藉此宣傳，影響臺胞心理，頗堪顧慮。」

對於警衛部隊士兵，多數人也以記過處理，僅有被鄭金河邀請參加行動的士兵賴在一個人被起訴、判決無期徒刑。江炳興等人刺殺一名班長時，最先趕到現場臺籍輔導長謝金聲並未開槍制止，軍方原要移送法辦，但總政治部特別指出「謝員係臺籍軍官，如處分較該管連長為重，有影響其他臺籍軍官之慮。」

曾深入研究蘇東啟案與泰源事件的國史館長陳儀深評論說，陳翠蓮的研究有兩個貢獻，第一是細部區別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不同類型，第二是從國際關係、冷戰視野來看待臺灣的白色恐怖，從陳翠蓮的結論可以導出，國民黨政權「越考慮政治後果，（對政治犯的判決）就放得越鬆」，這都會改變大家原來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