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胡適紀念館【胡適與林語堂：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
　　19世紀以降，西力東漸，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如何因應，在在激動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人，規擬了各式各樣的方案，眾聲喧嘩。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人，懷持救亡圖存的激情，追尋啟蒙求新的理想，義蘊尤為豐饒，亦師亦友的胡適與林語堂，正是其中的指標性人物。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受到青年學子的熱烈歡迎。胡適意興風發地對他們說“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人群中，一位清華學校的年輕教員聽到胡適這一句熱情的呼籲，激動不已──他，就是林語堂。

兩人此後的交遊歷程裡，即使在論學或處世上稍有扞格，卻無損於彼此相知相惜；他們對於自由主義的信念，更是有志一同。但是，同中有異，胡、林兩人走上的不同路途，正顯現了自由主義多元的發展面向。
　　1916年，胡適在美國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9年，在新文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下，白話文正式開始普及。
　　林語堂任職北京清華學校時，正是文體被討論最熱烈的階段，他十分認同胡適對白話的見解，也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篇介紹白話文的文章，受到胡適肯定；兩人的結識與訂交，從此開始。

林語堂在留學期間，多虧胡適即時在經濟方面伸出援手，才得以完成學業。回國後，漸漸從學術領域走向創作。在白話文的基礎上，林語堂稍作修正，提倡文白夾雜的「語錄體」。而在寫作風格方面，則主張引進英國隨筆的風格──幽默，於是有「幽默大師」的尊稱。
　　從提倡語錄體到提倡幽默，胡適並不完全認同林語堂的見解。縱使有歧見，但在白話文運動的這一條道路上，說林語堂是在胡適的提攜之下前進，並不為過。

面對1930年代黨國威權體制，胡適與林語堂都認為甚囂塵上的獨裁救國論，是無稽之談，回歸民主才是正途。
　　正如胡適在1930年2月11日的日記中所言：「林語堂說，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們今日沒有別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別的皆更不能滿人意，此語極有道理。」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全面侵華。此時，胡適接受蔣介石委員長的請託，擔任駐美大使。任職之後，胡適為爭取美國民間的支持，不辭辛勞，到處宣傳與演說抗戰的意義，導致健康亮起紅燈，首次出現心臟病的症狀。
　　這時，住在美國的林語堂一度攜家返回重慶，要與前線居民共患難。但後來他認為一介文人不如回美國以筆為槍，宣傳抗戰。在他的筆下，一面陳述日本軍國主義對世界秩序的危害，另一面也不假辭色抨擊美國隔岸觀火的態度。

在胡、林二人的大力呼籲下，西方對中國抗戰越加注意。最後，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決定參戰。胡適與林語堂以文化抗戰的功勞，實在不可埋沒。
　　1958年4月，胡適來台定居，並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同年10月14日，林語堂第一次訪台，一下機便連忙詢問前來接機的李濟說：「適之在不在台北？」碰巧胡適不在國內，兩人此次擦肩便成永訣。

胡、林在台灣的深耕方向也稍有不同。胡適在中研院院長任內，竭盡心力地從學術發展以及教育著手，奠定台灣五十餘年的發展基礎。至於林語堂，對於官職不感興趣，不過也時時撰文針對台灣的文化、社會與教育問題發表議論。
　　他們為「自由中國」奉獻心力智慧的方式雖有不同，捍衛「自由」的初衷，卻是自始不渝。

1962年2月24日，胡適病逝台北。林語堂當時正在紐約，聽到噩耗，傷痛不已。
　　「胡適博士是真正的一代師表」，林語堂在追悼會上沉重地表示。
　　1966年1月，林語堂專程來到南港的胡適墓園獻花致敬，憑弔故友。面對老友的銅像，林語堂凝視良久。來到胡適紀念館，他仔細地端詳一張張胡適生前的照片、手稿，以及架上陳列的一本本遺著。林語堂向記者表示，這個紀念館的建立，是非常有意義的！

1976年3月26日，林語堂病逝香港，家屬依其遺囑將遺骨安葬在陽明山故居後園。這裡，不僅是他念茲在茲的自由中國，還有老友胡適的常伴。
　　縱觀胡、林一生的志業，他們留學歸國之後，最關心的當屬言論自由以及教育問題；前者是多元對話的基石，後者則是培育人才的關鍵。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回顧胡適與林語堂兩位哲人開拓的道路，他們的期待與奉獻，彰明昭著；展望這條永無終點的理想道路，他們指引的方向和精神遺產，永遠值得紀念與繼承。
　　位在南港與陽明山的這兩塊碑，它們不是墓碑，是里程碑。

照片描述：1930年2月11日胡適日記
館藏號：HS-DY01-193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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