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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回應寫得很好：
法律，是不可能解決所有社會現象的；情緒更不可能。
事實上，如果大家願意看看數據的話，近年來的台灣可以說是有史以來重大犯罪的相對低點，酒駕案件也一直在下降。
像「酒駕唯一死刑（重刑）」或者「只有全面禁酒才能禁止酒駕」這兩種極端論調，都是全然忽略社會體系的變遷，人性，與法律政策的情緒觀點。恐怕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酒駕這種類型的犯罪，常常看到會出現在兩種人身上：（一）已經飲用酒精成癮的人，（二）投機僥倖覺得我這次不會被抓到的人。
很不幸的，從人類的行為與心理的司法心理學角度來說，這兩種偏偏都是重刑難以發揮效用的對象。

第（一）種飲酒成癮的人，實際上已經是一種精神疾病了（請參照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的酒精使用疾患）—既然叫做成癮，臨床上就是已經無力控制。既然無力控制，那麼就算把刑罰提高到死刑，也是根本不會在行為之前進入酒駕者的思考當中。當然就不會產生遏制力。
這種人，需要的是治療與處遇計畫，不是單純的刑罰。

第（二）種投機份子，則是往往在做出這樣的違法行為之前，已經自以為地精打細算過—「我覺得這次我應該不會被抓到」。換句話說，他就是已經衡量過風險（酒駕的「便利」跟「肇事」的機率）才去做的。對這種人而言，他總是以為自己可以逃過法律的制裁，因此刑罰再重，他的投機心態依然不減。換句話說，重刑，還是沒用。
這種人，需要的是「酒駕一次終身不得考照用車」的行政處分。依然不是單純的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