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統治台灣的時期，當然是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也是，而且更惡劣的巧取豪奪，強迫台灣人民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家族、黨國權貴服務。在殖民統治當局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與日本，同樣把台灣做為支持本國，或是中國國民黨集團的工業後盾。日本向南洋的發展，台灣成為基地，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中國人蔣介石、抓耙仔馬英九父子們，也是拿台灣當成反中國共產黨的跳板。中國人與日本都是用警察政治控制社會，台灣人在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與日本政府之下也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台灣人民的人權只有中國人政治版圖的三十六分之一
台灣人民繳稅供養的中華民國殖民體制是中國國民黨集團在中國內戰殘留FAKE_CHINA最後在一個CHINA架構成為五星旗中國特區

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從一九四五年在中國內戰敗戰，竄逃來到台灣，開創了新的階級統治，分為「高級外省人、普通本省人」，縱然經過數十年，一直到台灣人李登輝有機會掌握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真正落實民主化之前，縱然不斷拔茁所謂本省菁英，在中國國民黨集團掌控的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官員及軍官之中，畢竟「外省人」就是佔多數，當然引發多數的繳稅「本省人」的不滿。公務人員考試的錄取權利，台灣多數被矮化成為「本省人」的錄取率，甚至只有「高級外省人的七十二分之一」。在一九四七年制定《公務人員考試法》中的《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在台灣繼續延用施行，使得本省人對中國國民黨集團掌控的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關於台灣本省與外省人的錄用人數，相較於族群間人口數完全不成比例有廣泛的不滿情緒。

此外，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所謂「國民大會」保留原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地區省份席次」超過四十幾年，到了一九九一年為止，台灣省（本省人）在國民大會代表的席次都是極少數。
台灣出現的族群階級，是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在身份證記錄上，會記錄每個人所屬的籍貫。被登記為臺灣省的人，稱本省人。外省人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原本住在中國的人（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管轄）各省、非台灣省的人，這個族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在中國內戰敗戰，隨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逃亡來到台灣的中國人及其後代。
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當局，最初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為口號，壓制任何發出省籍因素不公的言論以維護其既得利益，實際上，仍然以政治權力主導資源的不公平、不公義分配。

在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底下的階級不公義，一直到了一九九O年之後的台灣，在李登輝先生展開邁向民主政治化的同時，長久以來的省籍階級歧視問題開始受到公開檢視與討論。
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省籍階級歧視的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情況對外省中國籍考生特別優惠，只開放少數名額給佔人口多數的台灣人考生。當年度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台灣人只有錄取七人，外省中國籍錄取179人，占全部錄取名額96%。1956年，即使加上限定台灣人的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台灣人錄取人數占人口比例仍只有0.061%。
從一九五一年，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推行中國語運動，限制方言在傳播媒體上出現的頻率，打壓台語、客語等本地語言。

一九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終戰之後，美國私相授受把台灣讓給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接管。從此，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中國權貴們展開如何驅除台灣人的「日本毒素」，列為重要施政目標。接著在台灣全面推行中國語，也立即全面禁絕日文在所有場所的使用。
實際上，在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時期的台灣，國民學校共有超過九百五十間，學生人數八十七萬六千餘人（含女性），台籍學童就學率為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日籍有九成，遠遠高於當時世界的國民平均水平。
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為了強推中國語更普遍，在一九五六年規定，各級學校及公共場所一律使用中國語，並規定違規學生要掛狗牌、罰錢、跑操場等處罰，禁止學生在校使用母語。

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的省政府教育廳命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其他台灣人的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中國語。聘請教員時，應考慮其中國語程度，中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更一再強調此項政策。
在一九五九年，因著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獨尊中國語政策，導致台語的電影製作與市場全面的衰弱。
一九六六年，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開始加強中國語運動，限制台灣其他族群的語言在學校中使用。
「我要說中國語不說方言」成為教室、校園隨處可見的標語，中國國民黨集團那個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在台北市的中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中國語注音符號標準發音唱片」，特別註明說中國語是：敬同胞、重自己、愛國家。學中國文要：知中國音、識中國字、通中國文。學生說不說中國語，也影響到其操行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