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接續上一噗，講一下延伸討論的，「邪惡的量化」的問題。

就我的觀察理解，大眾普遍都是用「無法理解的程度」來判定「惡的程度」。
「如果換作是我，可能也會這麼做，這情有可原」因此我覺得他「不算大惡」
「真的不懂，明明沒什麼原因/只因為這一點原因，他就能做出這種事」因此他是「罪大惡極」
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確實是這樣(?)

我記得在豪斯醫師的影集裡，有過這樣的一段對話。好像是病人突然好轉了，豪斯很不解很在意。
他的一個同事說，這很正常啊，本來病患就是常常會沒原因就惡化，或沒原因就好轉。
豪斯說，不是沒有原因，只是那個原因我們不知道而已。

在犯罪心理上，我認為也是如此的。犯人不會「沒有原因就是想作惡」，只是那個原因我們不知道而已。
我可以同意在很多的案例上，我們掌握的資訊不足，司法資源也有限，因此我們沒辦法去深究每個罪犯的內心深層動機，只能由罪行本身去判斷刑罰。這在現實上是無可避免的。
但即使如此，我認為我們也應該要有正確的認知：這個罪犯並不是「他作惡沒有理由，因此罪不可赦」，而是「現階段我們無法得知他真正的動機，因此只能由他的罪行來量刑。」
這兩者或許結果差不多，但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在接受這個講法的前提下，接著來談談同理程度與邪惡程度的關聯性。
一個長年被父親虐待施暴的孩子，某日持刀殺了父親，這種行為是可理解的，因此法官或陪審團能酌情量刑。
一個受父親疼愛有加的孩子，某日持刀殺了父親，這種行為無法理解，因此法官或陪審團可能會從重量刑。
前者與後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可以理解，後者則無法理解。但這就表示後者是「毫無理由犯罪」嗎？原因一定存在，只是我們不清楚而已。
就算知道了原因，但就我們來說「無法在情感上有所共鳴」，那麼通常也無法被酌情量刑。

在法院量刑上，精神病患類的殺人犯，通常會比反社會人格類的殺人犯，判的要更輕
如果法院接受「兇手在犯案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的說法，那很可能連坐牢都不用，只需要去接受精神病治療。
反社會人格類的殺人者在犯案時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此沒辦法從輕量刑。
「為什麼你能因為這種原因就殺人？」這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無法理解，所以「惡」，所以必須重判。
但，這真的是合理的嗎？

一個人殺了我家人，我找到他復仇，這可以被理解，所以不算大惡。但今天若是我天生是個反社會人格者，只因為一個人出言冒犯了我，我就設法將對方殺害，這「無法被一般人所理解」，因而「罪大惡極」。
然而，身為反社會人格障礙，我天生的腦結構就跟一般人不同，大腦處理情感的方式也不同。換言之，我「無法被一般人理解」本就是必然。在這個狀況下，用理解/同理作為標準去衡量我的「惡」，本身其實就是有問題的。

綜上所述，在根本層面上，用「無法理解的程度」來判定「惡的程度」，真的是正確的嗎？
假若今天科技高度發達，我們有機器能解析腦神經、腦細胞的作用，我們能在物理層面了解殺人者之所以會殺人，其背後所有的動機脈絡；哪怕是隨機殺人愉快犯，都能解析出他刺下每一刀的心境，都能讓所有人完全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
那麼我們還會採用同樣的方式去量刑嗎？

討論到惡的本質，就必須討論到何謂「自由意志」，以及各種腦科學的東西，因此我就暫且在這裡打住了。
說到底，我個人的觀念上並不認為自由意志是客觀存在的，我認為那只是種主觀感受。所以若是從這裡去探討，那麼也根本無所謂善與惡，因為這些都只是「必然」而已。

因此，我認為對「惡的程度」的討論，只有在功用性的層面上有真正的意義。因為「無法理解的程度=惡的程度」這個邏輯，大部分人是能同理的，所以在司法上以及創作上都能用。司法系統是因人而存在的，因此主流價值認為其合理，才是最重要的。

但這種「功能性應用」，只不過是一種「片面的折衷方法」，永遠無法成為一個能套諸四海皆準的定理，我認為認知到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他的犯罪根本沒有理由，因此他罪大惡極」這句話本質上是不成立的。首先理由一定存在，只是我們不知道。而這個理由「我們無法同理」，也難以構成量化罪惡程度的依據，因為我們每個人境遇不同，每個人先天的腦結構也不盡相同。

惡行本身可以被量化，比方說殺兩個人要比殺一個人的罪更重，但「一個人的邪惡程度」，我認為終究是無法量化的。
至少對我而言，「比較能同理」並不代表「比較不邪惡」。

a food for thought
天災很邪惡嗎？天災能造成各種毀滅、拆散家庭、打擊意志，但我們需要理解天災的理由或動機來做這些事嗎？

有的反派的魅力就像天災，他們是人類被困在僵局中而出現的極端想法。他們不該是真的人類，而是災難被人形化。

paper : 像冰火的夜王我覺得就屬於這種，是蠻不錯的 直到最後一季

雖然人類無法理解天災是否有自我意識(至少現階段是如此)，但人類依然會為了防災去研究天災的成因，以及預防手段。
對犯人的教化，或是追究其犯罪的成因，其實也是為了守護多數人的正義才做觀察跟預防啊......

至於創作中的角色以多面向被人理解，除了讓角色更立體，增添不同的魅力(如果有塑造好的話)能讓人體會同個故事中不同視角、立場的甘苦，這也未嘗不是好事?

角色立體不錯啊！
但有的是議題的擬人化，這種是專門給主角、觀眾回看自己的。給他過多的背景故事，會限制議題本身的討論範圍。

黎明卿是很有魅力的角色，他的魅力是來自人類對進展的慾望，同時爭議就是為此而犧牲的人命。因為你也是人類，能同時理解那是他想前進所能做的事，跟被犧牲的不值得受到那些待遇。

有的故事就是為了告訴你，反派跟主角是同一種人。
給他過多的背景故事述說他如何變得如此癡迷，會把討論從如何面對自己、慾望、人性以及人命的重量帶走。

好的反派，有如看著鏡子裡自己的反射一般。我如果也走在那條路上，我也會做一樣的事嗎？
比起降格調那些有的沒的，不少感受其實是鏡中的人原來跟自己不一樣，而失去的連結。

噗主對於邪惡的量化所延伸的闡述，應該主要是放在文學表現裡面。
看過一個訪談的結語，對方是研究連續殺人犯心理的專業人士，他表示「好萊塢的電影常見一種俗套，就是像他這種工作的人，會恨不得進到這些殺人犯的腦子。
但事實上是，他真正在乎的是，殺人犯能下得了手的目標會是怎樣的人。
若我們將關注的點放在連環殺手視為目標的那群人身上，我們就更能降低連環殺人事件在我們生活周遭發生。而不是去鼓勵那些成天將犯罪者分門別類，宣稱能看穿兇手在想什麼的人」
若是討論到社會以國家公權力上加刑罰於個人，「是否能被理解」雖然是量刑的心證，但我認為並不是可以被施加處罰的要件。

不過連續殺人犯的選擇目標是真的沒有一個普遍標準
每個人選擇的通常都是特定類型，也有人幾乎完全隨機的。當然，常識中的「容易下手的目標」，比方說夜晚單身行走在偏僻道路的女性，性工作者，這些確實比較容易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