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言論自由放在溝通權力（communicative power）的結構中來看。有些因素和安排使特定表意人更容易、有些則使他更不容易被聽見。這些因素和安排，旨在使盡可能多的聽眾更能或／和更願意給予那些經由某些特定的途徑浮現的言論關注或／和份量。言論自由在歷史上旨在對抗這樣一種嘗試：它試圖透過處罰使盡可能多的聽眾只能觸及到經由享有溝通特權的發言途徑浮現的言論。儘管它對抗權力的一種形式（特權），卻終究並未挑戰歷史的或可能的不均勻的權力分配，藉由放任聽者，言論自由所許諾的不是哈伯瑪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所謂的「平等的公民自由討論」，而是「言論市場」。在市場裡消失的是聆聽的嚴肅性，亦即對其他觀點之他異性（alterity）之正視，而這與自我檢視的闕如是孿生關係。

這在一個諷刺的意義上實現了聽者與講者的同一性：聽者藉由講者的言論，實際上在傾聽自己。

「相互溝通」被「彼此代言」所取代，而演算法推波助瀾。

只要沒有「進入溝通的需要」，市場就會排斥溝通、鼓勵彼此代言。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想要溝通，在沒有或少有需要的情況下它，我們矛盾地需要「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