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蛾與紅爐的愛情：自戀者最後的揮霍. 《黃金時代》影評 | by Zhongjing Liu | 劉仲敬...

自由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義。五四青年真正關心的自由並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擺脫宗法大家族專制、資本主義經濟壓迫和社會習俗束縛的自由。

戀愛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點，遠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他們欣賞國家的強制，如果這樣有利於富國強兵的話；敵視社區的紐帶，因為後者肯定有礙個性的解放。這種組合的怪誕程度，猶如一個人無法忍受蚊子的騷擾，卻不介意將眼鏡蛇養在臥室里。

他們心目中的西方社會，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蕭伯納驚世駭俗的主角。他們根本不願承認：西方社會的基本細胞恰好就是諾拉和斯多克芒醫生挑戰的虛偽市民（「結結實實的多數派」），文人發明的邊緣人英雄從來沒有組織共同體的能力。

明代士大夫就已經發現：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會的性管制可以說相當鬆弛。新教社會對家庭價值觀和嚴肅風俗的重視比天主教徒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蕭紅這種自戀成性的濫交者和殺嬰者。

粉紅色新青年對傳教士、救世軍、基督教青年會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異常厭惡，其實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當時中國最接近西方的類型。

拒絕家庭和社區的義務，蔑視社會風俗和輿論的柔性規訓，仇恨資產階級腐朽自私的財產觀，懷疑和嘲笑宗教價值觀，信任和崇拜國家的剛性強制。

這些元素構成了粉紅色知識浪人的標準畫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締造美國民主的樸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這種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異乎尋常的批量產生就是洪水即將來臨的徵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歷史任務就是毀滅自己和產生自己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