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 Lap 鄭立

我不認為我們學習的對象是約翰連儂，或者是佔領華爾街，這些都是民主社會下的東西。

在一個東方的傳統專制下，香港人學習的對象應該是日本的忍者。

不要問, 很恐怖

你就參考一下以前戒嚴時期，臺灣流亡出去的案例吧？

成功做事的人的例子都是暗渡陳倉，無聲無息的。

低調有甚麼好處？

低調的好處是運作空間大。

首先最基礎的問題是，就是協助者，基本上，協助者就是犯法。

如果你曝光了的話，最低限度協助者也無法再幫忙其他人。

成功的人能夠做多過一次而且沒有人知道，至於你能在新聞看到的，多數就是一些思慮不周計劃不完整保密不到家的嘗試。

只有低調以及隱密一切資訊才能夠令一切可以重複進行，而最大化效益。

這裡說的是「一切資訊」，不是部份，不要試圖去衡量哪些資訊可以洩露，哪些不行。

如果你理解警方的偵查方式，你會知道情治單位的偵查是更深入的，一般人覺得不重要的情報，對於偵查方也是重要的線索。

我舉一個香港的例子，香港上年全球登報，導致了今年有社運組織成員被捕，原因就是因為其中一個登報底下，上了該社運組織的名字，而相關的成員則被視為疑犯被捕。

當時有沒有人覺得這個線索很重要不要留下來？當時市民們都沒警覺。

事實上沒有證據證明被捕的人與事情相關，但是光是「線索」已經足夠令一大堆人捲入麻煩：如果是臺灣戒嚴時期會死人的。

因此不要覺得很少的資訊就無傷大雅，就像你看偵探小說一樣，不經意的線索足以導致全盤崩壞。

那麼是否存在「敵方已掌握資訊，我再說也沒關係」呢？所有情報都可能有真有偽。

敵方掌握的資訊，事實上敵方也是保持保留態度，他們也能夠理性看待每個情報都可能是欺敵的假情報。

同一個情報，又分為謠言階段，機密階段，去到被證實，去到被公開，這是不同的階段。

「我懷疑他有外遇」「有人告訴我他有外遇」「他承認了自己有外遇」「我拍到了他外遇的照片」都是同一件事，但可信程度有分別。

你可以看到，在前期的運作空間大，當事人可以否認，去到後期的運作空間則是零，當事人不僅無法否認還要公開的面對法律問題。

所以就算敵方已經掌握部份情報，也是盡可能為我方提供運作空間，而不是覺得既然對方有了我就不妨承認。

原則就是盡可能的達致「零資訊」，況且現實說，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零只是理想，我們只能接近零。

一切隱密工作，本質就是犯罪，當事人的正確態度就是把自己看成是罪犯，把自己看成是走私客，強姦犯，小偷，假設自己做的事情一曝光就會被捕。

以這樣的標準去行事，那有很多事情你自然不會做不會說，也會謹慎很多，所以前犯罪者比較適合做情報工作。

隱密工作是沒犯法也要當自己犯法，社運是犯法也當自己沒犯法，前者講求令人猜不透看不到，後者講求光明正大可以放上網上炫耀（例如在抗爭現場打卡），這兩者的邏輯是正面對立的，所以後者從事隱密工作大多會失敗。

至於運作空間為何重要？因為隱密工作和社運不同的是，社運講求過程公開，隱密工作則是追求「能」公開的結果。

而隱密工作的過程很多都是有法律疑慮的，不應有任何部份公開的，所以他必須有大量的灰色地帶，重新作一個事情的劇本出來，讓事情重新變得表面上合法。

比方說，入境的方法如果保留了空間，即使外面有情報也可以指為謠言而不理。

比方說逾期居留，法律上規定的做法，是遣返來源地，即你從越南來，就遣返越南，香港來就返香港。

那麼法律上，有人在某處逾期居留，如果很確定是從香港來，那就只能丟回香港，但如果有辦法把他解釋成從越南來，那就算遣返也是返越南，你可以從越南再以合法的身份過來。畢竟你的船從哪裡出發，誰知道呢？都看你自己解釋。

你無法要求政府一概以特權處理，特別是民主國家的政府，林鄭月娥才有緊急法給予他一切權力，但民主國家的總統，哪怕你討好 donald trump 也難以突然一切法律立即給予你一個簽證。

我想也沒有任何國家，會因為為了同情香港人，而打算授予總統一個可以隨意給任何人簽證和國籍的權力。

法治本身就是限制政府做事的雙刃劍，他既限制政府去害人，但也限制政府去幫人。如果你想要一個熱心幫人的政府，法治恐怕是妨礙。

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借各種情報上的灰色地帶，讓事情表面上合法，空間是很重要的。

隱密工作的基礎就是空間與灰色地帶，看不到的地方，如果這些東西全部見光了，那工作也會死亡，光天化日之下全是敵軍的射程，沒有人能夠生還。

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成本效益的問題，隱密工作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者不談道德的，只有可行不可行，可行之下能做多少，要損失多少的分別。隱密工作講求的是低成本，安全，成功，其他事情根本一概不重要。

連黎智英這麼有錢和知名度，都被人這樣搞成這樣，憑甚麼你們覺得你們的知名度和曝光，能保護你們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