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宏主任:
有些理想，是值得去追尋的，但並不代表在追尋這個理想的過程中，現實層面的困難不需要去做討論。

例如，近年來談精障就醫的紐約降落傘計畫、還是芬蘭的開放式對話，似乎都導向這是強制治療的另一種替代選擇，可以兼顧進步價值跟社會安全。

但，同樣的計畫，若是以該區域精障照護的生態系（Ecosystem）來看，就會發現在計畫成效的背後，還有其他支撐的力量。

以紐約州為例，如圖就可以看得出來，法庭命令的社區強制治療（assisted outpatient treatment, AOT）人數每年都是三、四千人為計算（AOT的修法，來自於Kendra's Law，這件事情有機會再談）。

（下收）

紐約市的降落傘計畫，三年期的經費是五點二億，移動式的危機團隊（就是危機外展處理）服務人次七百人次，人次不等於人數，對比就知道服務量體，以及精障緊急照護體系是建構在何者之上。

當精障者與家庭都累了，難道我們只剩下「強制住院」這個選擇？（下） - NPOst 公益交流站

誠然這個計畫本身有他的效應，但也就是紐約的每年三、四千人的強制社區治療，才有機會撐起另一種服務模式。因此，從來不存在這類計畫足以「替代」強制治療，或是「代替」醫療模式的情形。反而是醫療系統的完善，才足以讓NGO去嘗試試驗性質的照護模式，去探索是否有系統以外的可能性。

若以臺灣社區強制治療僅年均五十件計算（為什麼不高，法令、人力、團隊、資源都不齊備，很難像美國紐約的AOT還有受過CIT訓練的警消跟社衞在執行法庭的架構下運作），臺灣的精神醫療團隊在國際間相較，已經算是非常尊重病患，而且期待病患能自主復元並回歸社區了。

那芬蘭的開放式對話呢？
首先，芬蘭也有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開放式對話一樣是服務模式的開發，但以近期的新聞，芬蘭監所裡面，自2005年到2017年，有思覺失調症的受刑人成長將近三倍。

Ten-fold increase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 at Finlan...

人的問題、人的困難，向來是沒有單一解答的。

有稍微變更一下排版，主要是連結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