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錯了。 We are all wrong. ──《俘虜》翻譯官Lawrence的台詞 . 「正確」根基於「準則」，標準發自「價值」，掌權者操弄價值，將不當理念包裝成流行娛樂、教育、獎懲政策等，滲透民心，讓人渾然不覺地推波助瀾、助紂為虐，例如：二戰時期納粹反猶﹑日本軍國主義﹑台灣白色恐怖，盡皆如此。當大環境歌頌唯一的價值標準，偷渡暴力成為豪取政經利益之合理手段，人民尚未出聲便被噤聲，焉然成形的暴力橫行肆虐，終留下社會的撕裂傷，無形卻巨大得無可凝視、無法言說。
. 1983年上映的電影《俘虜》，改自《The Seed and The Sower》（暫譯：種子與育種者），一展戰爭的多面向性，詮釋各身分人物對戰爭的態度。二次大戰後期在日軍南進政策下，取得荷蘭東印度群島戰役，打敗盟軍進駐印尼爪哇島，掌管戰俘營的日本軍官Yonoi在南方異域中將恣意蔓出的意欲與暴力，交濡成對俘虜英國軍官Jack Celliers的禁色之愛。時空跨度戰後，前戰俘Lawrence瞻望正義迸衝的高光，打落於戰犯Harra身上，投映出影影綽綽的價值暴力。
｜嚴重劇透
｜誠徵坂本龍一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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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閱讀版：《俘虜》（1983）：戰爭中的人性光輝
坂本龍一、 大衛鮑伊、 俘虜、 觀後感
We are all wrong. ──《俘虜》翻譯官Lawrence的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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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根基於「準則」，標準發自「價值」，掌權者操弄價值，將不當理念包裝成流行娛樂、教育、獎懲政策等，滲透民心，讓人渾然不覺地推波助瀾、助紂為虐，例如：二戰時期納粹反猶﹑日本軍國主義﹑台灣白色恐怖，盡皆如此。當大環境歌頌唯一的價值標準，偷渡暴力成為豪取政經利益之合理手段，人民尚未出聲便被噤聲，焉然成形的暴力橫行肆虐，終留下社會的撕裂傷，無形卻巨大得無可凝視、無法言說。
1983年上映的電影《俘虜》，改自《The Seed and The Sower》（暫譯：種子與育種者），一展戰爭的多面向性，詮釋各身分人物對戰爭的態度。二次大戰後期在日軍南進政策下，取得荷蘭東印度群島戰役，打敗盟軍進駐印尼爪哇島，掌管戰俘營的日本軍官Yonoi在南方異域中將恣意蔓出的意欲與暴力，交濡成對俘虜英國軍官Jack Celliers的禁色之愛。時空跨度戰後，前戰俘Lawrence瞻望正義迸衝的高光，打落於戰犯Harra身上，投映出影影綽綽的價值暴力。
故事起於1942 年，東南亞戰役如火如荼地展開，營區卻隔於戰事之外，時間凝滯，戰俘經受不人道對待，在嚴刑拷打無從反抗亦無從脫逃，生命宛如人間煉獄。戰俘營自成監獄，營長日軍Yonoi掌握物資與軍需，塑造規則以暴力壓制異議。
日本邁向現代化的20年代初期，皇道派與建制派兩者孳生嚴重的社會矛盾。暴力打倒資本主義、剷除政黨政治，迎接天皇親臨國政、捨棄物質求取精神的國家改革融混成前者思維；與之對立的後者，採取中央計畫經濟與軍事，並著重現代技術與機械化。1936年的二二六政變，皇道派遭建制派趕盡殺絕，作為皇道派軍官的Yonoi雖遠調滿州免於一死，卻無奈擱置於塵世，凝視虛無、靜候死亡。
已見頹勢的日本提出南進政策，唯Yonoi仍秉持皇道派主張的「日式美德」：拘謹自持、陶冶意志，培養集體大於個人的武士精神以鞏固國防。卻因未料之事發生，逐一粉碎他的理想與信仰，所秉持的「正確」與「價值」被政變攥緊，被局勢彈撥，隨時崩斷。
登時，他在巴達維亞軍事審判時，見到了英國軍官Jack Celliers。
Jack直言不諱地戳破法庭的荒謬，揭露軍國主義頌揚死亡的荒誕，指控日軍以村民的性命要脅他投降。那桀敖不馴的眼神﹑瀟灑自若的神態﹑自由果敢的行為，彷彿一記炸彈落在Yonoi據守的精神堡壘。轟地，價值高牆傾頹，裸露疾病般的欲求，勃發而悸動。Yonoi依軍事法救下Jack，囑咐醫生為他療傷，頻頻向翻譯官Lawrence打探他的消息，為了Jack的療養品質停練劍道，甚至遙想未來能偕Jack 和戰俘們共酌美酒飽賞櫻花。Jack從未領情，反而一次次以下犯上，偷食物、受罰、連番逃獄，最後在逃脫途中碰上了Yonoi。兩人如武士般持刀對峙，引爆Yonoi潛藏的憂懼－－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生存或是毀滅，那是個問題。
法庭上Yonoi引述《哈姆雷特》台詞盤徊心頭，愛與死亡交鋒，他既被Jack迷得神魂顛倒又同時被戰事搖盪得七葷八素，心神崩潰之際意識到信仰已破滅、戰爭不過謊言、愛求而不得……情潮翻天覆地無以訴說，嘶牙出的氣息只足以構成：如果你打敗我，你就自由了。聞言，Jack卻放下匕首任他割宰，坦然赴死。愛訴說不成卻又對凌遲Jack的罰責感到慶幸，悲喜交雜之際，意志動搖、恥辱俱生，一陣失序的暈眩下他膺服於恐懼，以強行齋戒與劍道冶煉精神，企圖將自我再度化為紀律，任誰打破，他都將之粉碎。
他懲罰戰俘：先是栽贓Lawrence私藏收音機，而後召集戰俘點名，大聲斥喝：「疲懶的精神！」此話不但訓斥了戰俘，也責難他自身意志不堅。他對抗的再不是戰俘，掌管的再不是戰俘營，而是他內在充滿異議、渴欲奔往自由的心靈。他為壓制狂放的愛欲而生更大的暴力，整座戰俘營遂成他心緒的投影，傷殘遍佈、哀號連天，管教規束下徒留一具具畸形的肉體，一雙雙焦渴著自由的憤怒眼瞳。
Jack漠視外在戒律，為死者頌哀悼之歌、為同袍偷食物，化解同僚危機，處處嶄露個人堅守的價值。看似自由實則困陷昔日往事：自恃完美的他視有畸形背卻愛歌唱的弟弟為人生汙點，刻意不去營救對方，讓他飽受眾人欺負而從此不再歌唱。Jack為此深感罪惡卻無法贖罪，直到戰爭來臨才重見救贖。毅然參戰的無懼之舉並非求取功名、理想、信念或承擔國族意識，叛逆驕矜的行為僅為闢徑逃離關押遙過去的內心戰俘營，渴望精神超脫、求得一死。
花開有時、凋零有時，悔罪亦有時。
在Yonoi勃然大怒命戰俘集合點名，懲罰不願繳出砲兵軍官的戰俘隊長時，Jack感悟到了悔罪、自由的可能—— 他走上前去，深深地吻了Yonoi。這一吻冺滅國族與群體的界線，粉碎罪惡、孤獨與絕望，只有極為濃烈的愛慾竄升高空，耀眼且熾烈。焚燒的灰燼如花紛落，大風一送，全奔向死亡。頓時，戰爭變得渺小、無謂。
片尾，於戰後Yonoi的下屬Harra被判死前晚，翻譯官Lawrence與其於戰犯監牢會面。談及Yonoi被作為戰犯處死時，沒有肉體的崩解、救贖也沒有愛欲的呼喚與滿足，獨留Harra平靜地自我告解：「我不明白，我的罪，和其他士兵沒有區別。」一如《平庸的邪惡》中的納粹劊子手艾希曼，作惡卻無為惡動機，性格溫順、欠缺思辯力，隨波逐流地聽命上級吩咐，屠殺猶太人犯下重罪。
稍微不同的是，Harra非但無所反抗且受軍國主義洗腦，獻身於天皇、視死如歸，更依仗日軍身分對同性戀戰俘處以私刑，強把切腹精神加諸於戰俘身上。至死，他都無法理解自身的罪愆。
Lawrence告訴Harra:「你是自以為正確者的犧牲品，沒有人是正確的。」
Jack將肉體毀滅與心靈的受虐視為超脫過去的救贖，戰爭陡然聚焦於個人渺渺的情感與罪惡；但在翻譯官Lawrence眼中，戰爭卻是牽涉到社會、國家之間的仇恨、不諒解與不願傾聽，巨大糾纏是永無止盡的冤冤相報。因此他斡旋於日英兩方，企圖以溝通化解問題，卻落得裡外不是人。他不氣餒也不願怨恨個別的日本士兵，因為戰犯的暴行起於國家灌輸的信念。
在粉碎個人價值的戰爭中，人們只能靠著酒醉、意識崩解、死亡、肉體放縱等輕重不一的槌敲，才能在扭曲的人性之木上鑿出一個洞口，透曦出人性的光輝──好比在聖誕節，酩酊大醉的Harra自認是聖誕老人而釋放了重罪戰俘Jack和Lawrence。
戰後軍事審判逐一展開，戰犯該死的聲響四起，擁有道德自主的論點鋪蓋而來。執法者有權力將槍口抬高兩公分，蘇格拉底認為心靈存有理性，理性擁有區別善惡的能力，其心靈同等於自我，因此人是道德的主體。漢娜鄂蘭則相信思想能力為判斷是非的能力，能孕育良知且確保道德完整性。然而，歷史行為者是否有絕對的自主，能覺察其行為的正當性，掙脫國家宣揚的精神價值？人在歷史荒洪中，究竟能保有多少自我？
Lawrence採取懷柔之心，審視對戰犯的譴責，辨識正義的潮聲。
正義與正確，兩者皆為價值表徵，可被塑造、定義、填充。若是仇恨乘著正義的浪潮四起，審判即是變相的暴力。
戰犯必須承擔責任，不可脫罪，但無可否認的是：在戰中，任誰都是受害者，無一倖免。
審判應由個人為出發點審判歷史行為，理解卻不可原諒。反之，以歷史行為審判個人，受害加害各自發鳴，控訴辯解卻永不被諒解。即使罪被嚴格審判，傷痛亦無法癒合──Jack以肉身衝撞教條、體制、價值，終被活埋於沙地曝曬渴死；Yonoi接受了Jack的吻而受到懲處調職，並於戰後被視為戰犯處死。他們那份瓦解了敵我、超越受害與被害的愛卻成為理解的驅力，如種子栽植Lawrence和Harra 的心頭，遽然竄升，從扭曲的人性與價值中破出，化為一道流光，溫潤了Harra的臉龐，從他所知不多的英文詞彙中，揀出了和平之語，向即將離去的Lawrence道別－－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