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參加位於「海邊的卡夫卡」的座談會，由童偉格與胡淑雯介紹他們共同主編的《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活動時間訂在兩點半開始，我兩點抵達時已經需要排隊入場，活動開始時現場已經坐滿。主辦單位上一次舉辦的活動是討論白色恐怖案件，跟這場的觀眾沒什麼重疊（胡淑雯問了現場觀眾上場是不是有來）。關注的能量就是這樣慢慢增生的吧。

這場是由童偉格主述編輯工作的原則與作品推介，再由胡淑雯補充。話題大致上圍繞著「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在討論。

以下是我粗略又主觀的筆記。

一、國家暴力對文學活動的影響。在冷戰結構形成下，臺灣與其他地區的作家都面臨國家的侵擾或迫害。童偉格判斷，整體而言，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小說質量並不出色——1950年代有現場感的小說作品相當少，且1970-1980年代許多作家是在無法接觸史料的情況下創作。他邀請聽眾反事實地思考一個場景：倘若作家能以其嫻熟的語言創作，臺灣文學今日會是什麼模樣？

二、文學的價值。有些作家可能擔憂，作品被歸類到「白色恐怖小說」會窄化詮釋空間。兩位編者承認這個疑慮難以消除，但他們已盡可能消除自身的價值判斷或立場。一方面放棄了原先將作品編選於「沒路用的男人」這樣的標籤下（胡淑雯另外提到「壞事的女人」這個主題我覺得相當有趣）。另一方面則是以能否反映人的複雜樣貌作為作品擇取標準。胡淑雯討論陳映真的小說〈山路〉時提到，她認為「愛人類」與「愛人」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標舉「愛人類」的作品肯定（公共領域）的普世價值，但或許無助於理解人為了追求生活感做出的行動。

三、臺灣文學的未來。童偉格將臺灣文學作家對主體性的追尋，戲稱為台灣文學的永劫回歸。既然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可能戕害文學的發展，在追尋主體性的過程中，讓作家保有自由寫作的環境，是有可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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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魂歸來：白色恐怖霜降七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