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經濟

台灣的兩個平行世界：富裕與付不起

[引] 每逢大選，台灣就瞬間成為兩個世界。執政黨說一切美好，在野黨說一切糟糕。這一次也不例外。執政黨描述的是富裕世界：經濟成長率居亞洲四小龍之首、股市創新高、基本薪資多次調漲、失業率低，以及外資回流台灣。在野黨描述的是另一個世界：薪資停滯、物價成長、百業蕭條、觀光區冷清，一般人越來越無法負擔長照、居住、醫療、教育等。

我個人也感受到這種矛盾。一方面我感受到富裕。股市上漲，以台積電為首的台灣企業表現亮眼，工業園區土地供不應求。台積電市值更準備挑戰 10 兆台幣。同時，產品功能越來越強，價格卻持續降低。電視越來越大，手機越來越快，影片與音樂選擇越來越多，衣服越來越便宜。今天我已經沒有什麼真正需要買的「東西」，因為我隨身就帶著相機、電腦、錄音機、播放器。資訊彈指即得，娛樂只需要付月費就有，出行與用餐也都有更多選擇。

另一方面我覺得匱乏。醫院大排長龍，自費項目越來越多。買東西變便宜，修東西越來越貴。洗髮精越來越便宜，剪頭髮越來越貴。便利商店的便當便宜，上餐廳越來越貴。身為家長，我擔憂逐漸增加的教育帳單，包括學校、才藝班、保母、家教等。

執政黨與在野黨都言之鑿鑿，抨擊對方忽略真相，扭曲事實。不只台灣，同樣的情形舉世皆然。上一次美國大選，川普訴求「讓美國再次偉大」，言下之意是美國已經走下坡。但希拉蕊（與歐巴馬）則強調美國不論在經濟、科技、就業率等指標上，都處於上升時期。

或許雙方說的都是真的：兩個世界同時存在。

失衡的原因之一，可以用「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解釋。這是 1967 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所提出的現象。他把經濟分成兩大部門（sector），並發現商品（goods）部門的價格持續降低，而服務（service）部門的價格持續走高。

例如兩年前引發討論的熱烈這一張圖。這張圖顯示從 1950 年到 2016 年，美國的價格走勢（已考慮通膨）。以 1950 年的價格為基準，可以看到商品（紫線）的價格持續下降。這包括食物、飲料、飛行、新車、服飾、通訊、家電等。但服務（紅線）的價格卻持續增加，包括高等教育、基礎教育、專業服務、醫療、汽車修理等。

從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可看出類似走勢。價格上升最快的都是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等。（台灣的教育與醫療由政府統一補貼，因此「單價」變化較不明顯。但後面會討論走勢應該差不多。）而「商品」的價格增加緩慢，甚至維持平穩。

為什麼？

在「商品」產業中，人的生產力（productivity）提高，薪資也隨之提高。這符合古典經濟理論。過去一個軟體頂多賣 1 千萬份，現在 Google 卻有超過 10 億人使用。每一位軟體工程師帶來更高生產力，報酬就更高。

奇怪的是，提供「服務」的人的生產力沒有提高，報酬卻也提高了。鮑莫爾的舉例是弦樂四重奏。今天的弦樂四重奏與 100 年前的弦樂四重奏，生產力沒有差別 — 表演一首莫札特的曲子所耗費的精力是一樣的。然而今天的弦樂師薪水比 100 年前高的多 — 為什麼？

鮑莫爾指出，原因是商品產業的報酬提高；因此若弦樂師的報酬沒有隨之提高，弦樂師就會改去當軟體工程師，那就沒有人要表演弦樂了。換言之，「商品」產業的生產力提高，提高了「服務」業人員的機會成本；因此服務業的報酬必須提高，才能留住人。

寫到這裡，要說明一下「商品」與「服務」的基本差別是服務需要人類的時間。樂手表演、醫師診療、律師諮詢、教師授課、按摩師按摩等，都需要人類的時間。但提供手機、電腦、Netflix、Google 不需要。而鮑莫爾的洞見在於發現，即便是生產力未提高的領域，其從業人員報酬也會因為其他產業的生產力提高而增加。

鮑莫爾於 2017 年過世，但此一理論仍然受到經濟學家廣泛地支持。從此理論可以得到幾個推論：

變貴不一定是政府無能

第一，許多服務「變貴」是自然現象，不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許多人抨擊鮑莫爾忽略了其他可能造成服務漲價的原因，如法規、壟斷、無效率等。例如，許多人覺得健保頻傳破產，一定是因為政府效率不彰、冗員太多。許多律師「請不起自己」，則是因為政府刻意控制執照的數量。幼稚園太貴一定是因為地方政府限制太多，等等。

鮑莫爾的並未排除其他因素。但他指出價格之間有相對關係：就算沒有上述因素，服務產業的價格仍會水漲船高。而且商品產業的生產力越高，服務產業的價格越貴。

更多錢花在服務

其次，人們將會花更多預算在服務上。許多人對「食衣住行」的預算分配有既定的印象，未來會逐漸改變。買歌（串流）變便宜，演唱會票價變貴。洗髮精便宜，去髮廊洗髮變貴。過去的有機面膜一片 500 元，現在只要 100 元 — 省下的錢可以拿去洗髮。

更多人從事服務業

商品產業的生產力持續提高，主要是因為科技。包括引入新的知識、自動化、標準化、規模經濟等。換言之，價值更大，但用的人更少。因此有更多人會被「擠」至服務業，如咖啡店、foodpanda 或是 Uber。於是經濟漸漸分成兩種：「產值大但人少的商品產業」，與「產值較小而人非常多的服務產業」。

而人就是選票。從政治的角度，代表政府需要花更多資源照顧服務產業，因為服務業有選票。相對的，商品業缺乏選票，但會透過錢來影響政治。

同時，由於政府的主要活動也多半是人力密集形式，如提供醫療、教育、行政、產業管理、國防、科技研究等，因此政府的支出也會持續增長。「大政府」不可免 — 不是因為政府管很多，而是因為政府都是用人在管。

商品創新的效益降低

第四，當人分配越多預算在服務上，商品創新所帶來的效益就越來越低。假設我花 70% 的所得在服務，30% 在商品，那麼即便出現一個改良 10% 的新搜尋引擎「新 Google」，對我的效益還不如幼稚園價格降低 10%。

兩頭落空的相對剝奪感

第五，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那些既不在商品產業，也無法提供獨特服務的人，會感到格外痛苦。

現在世界可以分成四種人：最大的得利者自然是掌握商品產業的人，也就是擁有機器、工廠或軟體的人（或許可以稱之為「資本家」）。其次的得利者是商品產業的從業人員，直接從生產力提升獲得更高的報酬。第三順位則是服務業的專業服務者，享受水漲船高的薪水。

最弱勢的是既無法參與商品產業，也無法提供獨特服務的人。他可能不是知識工作者，無法提高產業的生產力；也可能是被自動化所取代的勞工，只能提供一般的、缺乏差異化服務。他兩頭落空。

然而，即便是最弱勢的人，其整體生活仍然比以前更豐盛。一個生產力部分提升的經濟，仍然比未提升的富裕。因此經濟學家後來不再稱此為「鮑莫爾成本病」，而是修改為中性的「鮑莫爾效應」（Baumol’s effect）。一個兩頭落空的人，仍然享受到更便宜的商品，基本薪資也會提高。只是他會覺得更多高級服務越來越不可攀。他會有嚴重的相對剝奪感。

回到台灣，我們就更能理解兩個世界的同時存在。台灣產業非常偏向商品，因此業績持續成長，投資人（資本家）也得到不錯的回報。

專業服務者跟著水漲船高。雖然律師還是無法理解為何「自己請不起自己」，不過多半對現狀是不滿意，但可接受。

唯有被撇下的人，或是無法自由換職業的人，無法感受到富裕的喜悅。他可能買得起好市多（Costco）裡大部分的東西（而且品質都越來越好），家中也沒有真的缺什麼；但他更在意的是貧富差距擴大，有錢人能享受更好的服務，他卻看不到更好的前景。而他寄望的政府持續膨脹，卻改善無方 — 事實上國家能做的也的確有限。

科技帶來豐盛，但錢會流到稀缺的地方。人的時間是終極的稀缺，因此科技的發展最終會帶來人力價格的上升 [註]。相對的，「純粹」商品的創新，其效益將越來越小。今天的手機可以照星象，電腦可以連 5G，但對我們的生活幾乎沒有影響。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服務產業的生產力突破。

未來科技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在服務產業創新，如教育、醫療、政府機構等。誰能降低人力成本，減少從事服務業的人的時間，誰就會非常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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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講點什麼不過好像講不出個所以然，各種想法雜七雜八。現在已經商品過剩，未來會不會服務過剩（應該不會，人的欲望無窮）？或是說，文中所述那種只能提供一般服務的人（在不久前這種人仍佔了社會的多數），未來會去哪裡？

漂流教室 ：一種貨幣一個世界 - Matters

想到這篇講到的 Proof of X，我們現行貨幣制度的 X 是什麼ㄋ？

[引] 試想像我們一班 40 位同學，像經典日本漫畫《漂流教室》般，突然去了一個荒島，接下來的日子需要互相協作，共同生活。荒島的主要糧食是魚，平日同學各自釣魚，有時候 Alice 運氣好多釣了一條，就給 Bob 吃，換取他幫忙生火一次，這是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以物易物。

漸漸，大家發現找到價值相約的物品還要正好對方也想交換，十分困難。Alice 有魚但不再需要 Bob 來生火，Carol 需要生火也可以給出蘋果做為代價，但 Bob 要的是魚，而想要蘋果的 Dave 只會打水。於是有一天，精通經濟的 Eve 提議，在島上到處拾來 1000 個貝殼，用來做荒島幣。

起動荒島幣的使用，最簡單的方法是讓 40 位同學每人分 25 個，不過 Frank 有個更好的提議，獲得同學的支持：由於島上最缺乏的糧食是魚，為了鼓勵大家釣魚，同學共識，每釣到一條魚給大家吃，就能領一枚荒島幣。Frank 把這個換取荒島幣的共識機制稱為 Proof of Fish，釣魚證明。

Dave 最擅長釣魚，以往釣得太多的時候，為免浪費只能送給其他同學，有了荒島幣，他一次過釣了 10 條魚，可以換來 10 枚荒島幣，想要換取甚麼服務，往後再決定就好。換言之，他勞動所得的價值可以保存起來，這是 Store of Value，價值儲存。Alice 以蕉葉架了個帳篷擋風遮雨，定價 20 荒島幣，這是 Measurement of Value，價值釐定。Bob 以 20 荒島幣換取帳篷，這是 Exchange of Value，價值交換。這三種，就是荒島幣的基本功能。

Proof of X 那個 X 就是共同體的核心價值

分配原初荒島幣之所以使用釣魚證明，是因為在這個群體裡面，最重要的是魚，魚是群體的稀缺資源也是核心價值。假如這個島的魚很多，反而水果才難找，那麼群體共識出來的會是 Proof of Fruit，水果證明。又假如環島資源豐富不愁吃喝，就是有點無聊，大家的共識會是誰能作首曲寫首詩給大家欣賞，就能得到荒島幣，這可以稱為 Proof of Creativity，創造力證明。

所謂 Proof of X，那個 X，就是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反過來說，共同體所使用的社群貨幣，就是其核心價值的載體。不做出一種貨幣，就沒有盛載核心價值的容器。一種貨幣一個世界，貨幣演繹世界觀，是我希望「漂流教室」能夠說明的道理。

再舉一個現實生活的例子。聖雅各福群會在灣仔推行「社區經濟互助計劃」已經十幾年，其使用的時分券共識機制很簡單，就是個人為群體貢獻了多少時間，就能賺取多少時分券。替別人理髮 30 分鐘可得 1/2 小時券，陪診 60 分鐘可得 1 小時券，提供法律諮詢 5 分鐘得 1/12 小時券，諸如此類，而時分券可換取其他人提供相同時間的服務。不論醫生、警察，還是看更、清潔工，工作一小時得到的回報都是一樣的，這是許冠傑唱的《半斤八兩》，名副其實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或者說「寸金能買寸光陰」，是一種跟香港極為不同的世界觀。沒有時分券，使用港幣，群體沒可能演繹這種價值觀。

傳統貨幣演繹國家價值觀

我們甚至可以說，不單是社群貨幣，即使是傳統貨幣，即是很多人心目中唯一能稱為貨幣的東西，一樣附帶自己的世界觀。當然，這種世界觀不一定像時分券那麼清晰，用一句話就能說明，但還是會反映在國家的貨幣政策、治理制度、福利規劃等各種範疇。比如 Quantitative Easing 就是很清晰的世界觀，翻譯成書面語叫「量化寬鬆」，翻譯成廣東話叫「洗腳唔抹腳」。

廣東話就是那麼精妙。常有人說某某藝人去賺人民幣了，不用長篇大論，字裡行間已經包含了藝人服膺於人民幣世界觀的潛台詞，而大家都能聽懂。

其實我們早就懂得，貨幣附帶著自身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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ㄞ經濟學好難．．．．當ㄍ人怎麼那麼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