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Josephine Hsu：
「商業考量不可恥，理想出版也沒有特別高尚，那就是一個選擇。」

蔡伯鑫：
「我們都要具有能承受自己可能傷害人、也可能受傷害的勇氣。」

兩間出版社不管哪一方，那就是他們的選擇，在倫理上，都沒有絕對的對錯，本來就不應該故意去激這兩者出來對立。結果現在搞到好像為了肯定其中一方沒有錯，就得把壓力和責任都推到另外一方。

當天看到報導，第一時間非常傻眼該篇文章處理的方式，而下午業界就已經在傳了，當晚寶瓶不得不出來回應。然後，整件事情突然就變成了到底是退稿害死了作者，還是出版的壓力害死了作者，這對兩方都極為不公平；如同事情剛發生時，也有許多爭議圍著究竟是性侵的傷痛無法「復元」，還是精神疾病才是死因一樣，過度簡化的荒謬。

一個生命的複雜程度，如何可能被塞進這麼簡化的框架？而生命本身、死亡本身、人的自主意志如何在這兩者間選擇，在這種只想要找「單一罪犯」的集體情緒下，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被好好尊重了，反正所有人都只想要簡化的答案，彷彿找到這個答案，我們就可以翻過這一頁，安心過日子去了。但真正長年構成性暴力、寬容菁英男性加害人的文化，仍然被社會漠視，難引起太大的共鳴。

另外，我個人對出版社做出商業考量沒有問題，但如果有出版人認為只能有某種商業考量，我是不接受的。那個是你的選擇，就是你的選擇，不要放大上綱成整個出版界的不得已。朱所代表的結構，以及她一手形塑的現在的一些出版界的文化，是很應該被討論的。但再放大視角來想，問題也不全然在寶瓶或朱亞君身上，她代表的是一種成功的樣板，而台灣不管在任何產業界都有盲目追求成功樣板的問題。她的路線跟模式不能說是錯，問題在於整個產業界獨獨崇尚這一種模式的時候，其它路線就碰到了生存障礙。

Again，這是文化出版界值得深思的議題，雖然我自己的脾性會更為欣賞游擊文化的努力勝過寶瓶的模式，但仍舊不代表寶瓶當時的選擇，或他們經營中出於商業利易考量的選擇，可以被簡化的歸類為錯誤。只是，這些原本很有意義的東西，現在都沒有辦法好好討論了。現在光是要強調兩方出版社的考量，都不能、也不該直接連到作者的死亡，已經是種奢求。

最後，這件事變成兩間出版社維護自己立場的戰爭，我認為責任在報導者。也許那篇報導想突顯的是，即使是文化人、比較有人文素養的群體，也沒有理解、善待跟尊重精神疾病患者的能力，想突顯的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好心，可能帶給患者的不快與壓力。但這件事如何以具公共利益的視角呈現？是否公平的對待被報導牽涉的每一方？這個責任在報導者的總編輯和主編身上。記者本人有他想要寫的東西，這個我可以理解，但後續每一關都沒有把關，這點我不能夠接受，這是新聞倫理的嚴重失格。

報導者致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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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渣文本
周偉航直接說自己跟寶瓶有合約，這我之前看其他人發文討論的時候沒有特別想過（倒也不是說寶瓶出過書的作者就如何，但人總是有各種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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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含的編輯回應

我選擇轉貼的內容代表了我的立場，我絕對不是公平的人，我其實也不相信有人可以是。不過我相信有事不關己這個立場，也是一種選擇。
還有這一切都是後話，都是觀眾自己的詮釋與猜想。

「鄉愿與理解之間的界線到底應該怎麼劃呢？」

#轉
蔡伯鑫
我一直有個心得：
「不管再怎麼心存善意，我們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傷害對方。」

我所理解報導者那篇文章的目的，是期待如果這個社會能夠更好的接受、接住、與接納精神病患，就可以避免帶來傷害。但那很可能只是迷思，建立在認為精神病患在互動中只能採取被動或對抗姿態的扁平想像，建立在這裡終將會有一個烏托邦式的，全能的、聖人般的拯救幻想。

不幸的是，當期待變成了指控，認為這個社會不夠接納精神病患，證據是因為你的言語讓他/她受傷了。那麼人們很容易回到一個最簡單、最安全、可以完全避免傷害對方的方式：從此再也不說任何一句話，不要有任何互動。又一次，出於善意的舉動，創造了更多的冷漠、疏離、與排除。

我在乎傷害，也盡可能不要帶來傷害，但那從來不該成為避而不談的原因。相反的，那是我在每天的工作中想要開啟的——讓事情開始可以被談，開始有轉變的可能，儘管要冒著傷害人與受傷的風險。特別是，那往往是經歷創傷的人選擇不說出口的原因：害怕再次受傷。

所以我們真正能做的啊，是永遠要意識到傷害的可能，並試著邀請對方：「如果你感覺受傷了，請讓我知道。」

我們都要具有能承受自己可能傷害人、也可能受傷害的勇氣。

Hsufeng Lee：談報導者與寶瓶的風波
因為很完整，就不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