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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你要划定边界,确定哪些政治实体属于国家内部,应该通过国内的宪法体制来协调他们的利益和关联;哪些政治实体属于国外的政治势力,需要通过外交关系,作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来加以处理。第二,在做到这一点以后,你必须对你建立的这个国家实体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他将来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规划。刘仲敬20150529日本财团总部演讲整理:世界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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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这些规划确定以后,你要根据你的自我定位和你的未来使命感,对国民进行教育,培养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利用这种新的国家认同,来巩固你的共同体,加强你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如果你的自我认同不太明智、或者说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太清楚、对国民的教育不太符合未来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向,那么你在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间,就很容易引起严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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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你在这三方面的认识都比较清楚, 做法都比较好,那么你在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的过程就会比较的顺利,代价就比较少,成就就会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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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过一百多年的长期震荡以后,他对自我的定义、自我的想象、对将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和自身的宪法结构和国民教育,都仍然处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状态。他存在着多种发展和选择的可能性:在一个极端上,他错误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决心把融入国际体系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那么他必须对自己的国内体制和国民教育、整个历史叙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使他现有的结构符合未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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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他的自我想象包括两种成分,这两种成分都不大符合未来他的需要。第一种叙事产生于列宁主义的革命叙事,他要求把整个旧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给自己赋予改善整个体系的特殊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发生什么具体的问题,那么这种具体的问题就不能通过纯粹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而是会把它解释成为,在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之下,他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的和常规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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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叙事,就是中国国耻教育的叙事,这种叙事假定近代以前的华夏文明,是一个比欧洲更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观念高于欧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国际体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妥协,在他自身强大起来以后,他应该摆脱这种束缚,给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对他来说,是恢复原有的光荣和伟大的地位,也给世界提供一种比欧洲人能带来的这种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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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解读的方法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历史解读方法,但是它对现有的国际体系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冲击,使中国自身承担了一种他目前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承担的巨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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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已经结束了1978年以后,相对还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个稳定平稳发展期,进入一个相对高风险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中间,丰富的政治想象力和明智的决断才是你最主要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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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积累的资源会渐渐进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过去几十年大家都采取“拖延论”解决问题,但在可预想的未来,不可以再继续拖延了。继续拖延,最好的结局顶多是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有效地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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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的局部修正,用钱和非正式交易能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么推翻整个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要么顺着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的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的危险。刘仲敬:打破虚荣心 重构历史体系http://cul.qq.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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