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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旁觀者》阿潑
後記提到書系主編開宗明義的企圖:"希望散文能夠多元,能扣準現下社會議題",還有這些文章的來源:兩個專欄、部落格、得獎文章,多少暗示了懷著《憂鬱的邊界》的期待來看《介入的旁觀者》,會有一點失望。
倒不是說集結專欄成書會有什麼問題,每一篇獨立來看都是不錯的,但來自不同專欄寫作目的,簡直是旅程起了頭,卻沒有走到底,沒有轉過彎,沒有看到前方路口,接著翻過一頁就穿越到毫不相干的地方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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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非洲,遠方國家購買贖罪券的地方。他們不管當地人的環境或需要,只因我有能力我就給,況且還能節稅。那是善意那是好心那是憐憫,但也是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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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應能理解當地人的看法:「白人團體」本來就該給,而且為了那個「給」,必須給更多。
或許因為世界大戰期間,捐贈與慈善成為人道援助的基本動作,人人皆習慣而不問對錯。然時代已經改變,除了「給」或「捐」,還得評估需求,甚至考慮到是否影響他們原本的文化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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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非洲論文集中讀到這句話:「非洲出於受傷的驕傲而不願發展自己。」這是一名喀麥隆女性發展經濟學家在九零年代做出的評論。
她反對「非洲貧窮,因為他被掠奪」這類說法,她強調黑色大陸務必停止自欺欺人之舉,不要總將自身貧困於苦難的罪責推給殖民主義與「西方」,跟時而批判非洲無法自我掌握命運,只懂得乞討。「這個大陸將發展看成白人的事情,使自己從中等趨向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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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第一部開頭變成說「咒的意義可能是名」,名稱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如果世上有無法為其取名的東西,表示那東西什麼也不是,也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
「你施咒了?」博雅問。
晴明點點頭。
「剛剛那句是咒?」
「你不知道嗎?這世界上沒有比溫柔話語更有效的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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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裡的尚萬強因偷麵包,出獄後仍被警官賈維追緝,認他是終生的罪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中沒有人有罪,但罰卻在每個人身上。透過文學小說,我們能藉著人的命運與處境,反思社會不公,法律不義,但現實生活中,我們卻容易輕率地判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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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哪個人是可以不做錯什麼的。」他說,人會墮落,墮落是難免的。「可是你必須知道你在墮落,當你掉下去時,要意識到你在掉下去,然後,你才知道應該要爬起來。有一天你要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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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終究是有權力的人,會一顆星一個星的加上去,你們會有握有權力的一天,要知道權力的可怕,也要珍惜權利。要記得這一天你所聽的所想的,放在心裡,這樣才有機會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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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革命」是場轟轟烈烈的事件,人們期待革命後的轉變,殊不知這只是歷史軸線上的一個標記,並不能夠全然改變些什麼;「選舉」看似平凡且無用,但他卻是革命帶來的產物,是一個新憲法的實踐,也是民主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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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合茶館的陌生人》,一本獲得諸多文學奬重視的後911小說。作者莫欣.哈密亦出生巴基斯坦,擁有常春藤名校學位)他接受衛報採訪時即說,地緣政治對他來說非常重要,「有人說政治英語藝術分開,政治會敗壞好的作品,對我來說,這觀念大有問題。」他相信,「個人生命與他所生活的政治世界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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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人看新聞或重要節目,像是面對一個政治試紙,我們這些外人旁觀即可——約莫就像在台灣搭計程車、與台灣人一起看政論節目一般謹慎——任由結果是酸是鹼,都無須出聲,以免自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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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哈維爾《無權力者的權力》裡的一個故事嗎?」
一個蔬菜販子每天早上都熱情地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擺在自己商店櫥窗前。蔬菜商自己與路人都不相信這個標語,共產黨自己也不相信這個標語,但所有人都在假裝;對這個蔬菜販子來說,偽裝的好處是換來平靜生活,如果他不貼著標語,整日都會被騷擾,甚至被逮捕。
「這個國家每個人都是這個蔬菜販子,掛著這些標語對自己並沒有壞處,但也沒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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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氣氛其實有些絕望的,學生們不斷說他們沒有能力,他們沒有領導者,或者他們根本無法想像,Khin Ohmar 只是溫柔地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回去告訴親友,可以告訴更多人真相,可以做很多事情。」並且鼓勵他們,「絕對要相信能夠改變,唯有相信,改變那天才會真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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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台讀書的緬甸朋友對我說,他並不認為翁山蘇姬被釋放或當選真能改變什麼,甚至認為不該將期待都放在翁山蘇姬身上,「過度神化一個政治人物是危險的,那會削弱我們每個人應該盡的公民責任。
他不是不相信,而是太相信,於是能夠懷疑。他想要的改變,恐怕不是熱鬧的緬甸,還有大街小巷的「翁山蘇姬」如此而已。就像我們曾買了無數扁娃,如今我們也會懂得,一個偶像的誕生,並非一個國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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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嚴禁同性戀,因此若為安華抹上這類「醜聞」就可污了他的名, 一九九八年如此,如今也是。「禁止同性戀的國家,一天到晚讓『肛交』變成頭版標題實在很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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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抗爭)開始出現很多異議,有提醒有訕笑有責備有唾罵,但我不禁思考,二十幾歲的你的那些年,面對這麼多荒謬對應和抹黑時是否能如此冷靜,溫柔但意志堅定?並且努力條理分明地想把論述說清楚?」「沒有運動是沒有瑕疵的,嘲笑苛責的聲音來襲的時候,我卻看見更多可能性,看見這麼多的街頭講堂冒出來,連高中生都拿著麥克風條理分明在分析自己的見解,這何嘗不是整個社會在自我 empower 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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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我仍對阿芳抱怨,希望他們在要求美國道歉的同時,也能對過往發動的戰爭道歉。「就和德國一樣,真正面對歷史錯誤,才能無畏的往前走。」
我們不準備和伊藤先生討論困惑,畢竟拿這樣的問題面對他,總覺得不禮貌。不料,伊藤先生自己提起,「日本政府為了擔心傷害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驕傲感,很多歷史都不願面對,不願訴說。」⋯⋯前陣子新聞中就提到橫濱的歷史教科書將戰爭合理化,「如果台灣人看到這些歷史課本,一定會對日本幻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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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種菜,可以品嚐自己的耕種,但林業啊,要下個輩子才能看見成果收穫。」鈴木是一百年為單位計算的,這個世代的人用心保護、植木,下個世代的人才能從中獲利。「雖然樹木不會動,也不會叫,但確實地生長著,我來到神去一年,總算能體會到這份工作就是用漫長的歲月和這些樹木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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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然知道這是謊話,但中共的問題是,他知道自己在說話,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話,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話。但他們已經安於這謊言之下。」就是索忍尼辛說的:謊言成為這個國家的支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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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鵬):「比起思維的結果,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尊嚴。只是總有人放棄了這過程,放棄去想,為什麼世界上最快的動車可以被一記閃電擊穿,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們的校舍,倒塌之後竟沒發現什麼鋼筋。」
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真理,真理我太遠,我只不過為了尊嚴。智力的,記憶的,親情的,表達的,生育的尊嚴⋯⋯不是什麼大事,卻不該被埋沒。尊嚴如此奇怪,它並不值錢,可是我們僅有。尊嚴本身不是作品,卻能讓你通體發光,兩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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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噗頭)
我看蔡珠兒《種地書》時也有一點不順感,後來聽保妮說那些文章原本沒有預定成書,就覺得嗯果然呀~
不過我本來以為散文就是隨手收錄,果然書沒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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