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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邊界》阿潑
最近以來看過最推薦最喜歡的散文集,講的是旅遊也不是旅遊,作者用自己在東南亞、東北亞、南亞和港澳自助旅行的經驗,結合最小限度的歷史文化背景,寫成了這本書。
尤其是東南亞的段落──越南、柬埔寨、寮國、印尼、泰緬、新加坡,我不會說「有意思」我要說「好好看」,推薦給小小島上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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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族和身分這件事,在當時的台灣島內爭得不可開交,對我來說總像是隔層紗,幽幽微微的,像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卻又不覺有那麼急迫;直到跨越國界,我這個天真的導國國民,才清楚曉得「我是誰」這件事的意義不在於「我」,而在於我和他人之間的關係的連結與不連結;我是台灣人,我的國家給予我的合法旅行證明可能讓我能夠跨進某個國境,或阻止我踏入某國國境,那便是我的國家之於另個國家之間的差異界線,並讓我在旅行途中得以宣告「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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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靠著勞力賺美金,每天看著不同膚色語言的外國光觀光客,Lin也想要出國看看、想到台灣旅行,但他卻連金邊都沒去過,只好繼續想像著世界如何廣闊,外頭生活或許更好。他或許一生都離不開暹粒,但他希望孩子走出這個國界,成為不同身分的人──那些有權力改變他的國家、消費他們的勞力的人。殖民者走了,但物資、金錢和文明的魔力,並沒有真的離開這些國家,我們都同樣處在蘋果的遺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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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穆爾(Richard Muir)在《現代政治地理》中指出,國與國領土間的接觸面就是邊界,它決定了主權的範圍並界定封閉的政治領域的空間形式。但邊界是作為垂直接觸面存在,邊界沒有水平寬度,意即國和國之間的界線,是極度明確的切割,而這正是二十世紀開始的地理學模式。東南亞傳統上的政治範圍概念「公國」已經消失了,「不可見、有邊界的領土空間角度想像國土」的「國家」取代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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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在亞洲、非洲留下最具現代主意的線條,就是地圖。地圖讓這些土地像是可被清點的物件一樣,陳列了出來,好讓殖民者確認自己有哪些財產。而這些土地和國家也像是拼湊物一般,畫上線條,塗上顏色,成了一張大圖,看不到族群,也看不到傳統。地圖,被一張張複印,國家,被一個個強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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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鮮少沒有一個國籍,他們也能毫不猶豫地說出自己國家如何形成,如何從殖民者手中獨立。但很少人去思考:這個土地被殖民者塑成國家形狀前,原本該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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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edom is not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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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導遊話語的界線之外,恍恍惚惚──最初台灣也想要派兵援助南韓,但被拒絕。台灣以另外的形式參與了這場戰爭,它因此而生存下來,卻失去了身分,換來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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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拆毀了一個家庭,也影響著人民之間的關係:華人對政治冷感,多數從商,對其他族群也抱著極強的仇恨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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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利佛史東的作品《七月四日誕生》
「越戰是白人的戰爭,是富人的戰爭。」故事的最後,維克成為一個反戰者,大聲斥責自己的國家將軍事勢力延伸到千萬哩外、一個與己無關的地方,只為了對付貧苦的越南農民?而這些人民為了獨立已經奮鬥千年。越戰,到底是誰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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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這些「他人」來說,戰爭彷彿是一場被浪漫化的藝文創作。而對楊玉鶯他們來說,這些故事恐怕也像是傳說,所以他們一邊讀著「把美國當敵人」的課本,為犧牲的越南英雄而心痛,一邊也看著美國電影、聽著美國搖滾,作著美國夢,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戰爭,或許都是別人的,但夢想和希望,卻永遠是當下要追求的,而且,沒有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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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六四,改變了香港,卻沒有影響台灣。
「六四是我這一帶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
英國在香港最高明的統治是「倫敦不曾出現過」,「全世界的語言歷史學習都是國民身分認同教育的一部分,唯獨香港不是──既沒瘦到英國認同教育,也沒受到中國認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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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雖然學中文與中國史,但沒有藉著這些客成把自己訓練成中國國民,學校教鴉片戰爭,就像在美洲發生的戰爭一樣,「這使香港對中國現在的民族主義有距離感,不但無法理解,而且難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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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鴨知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最高的存在意義是當一隻燒鴨,但他並不會因此而放棄交配。同樣,我們為必能在有生之年為六四平反,但也不會遺忘承傳這個理念下去的責任。」
只有記憶六四,香港人才能夠看清楚自己不同於大陸人,只有紀念六四,香港人才懂得堅持自己的身分。他們不必堅持香港人或中國人的身分,只需要捍衛他們自己的價值觀,那是自由印記在他們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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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地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是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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