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些中國人對他們自己的對語文教育的批判。台灣的文學教育也很有問題，比如朱宥勳老師就提到過，義務教育的目是確保學生具有基本的公民素養，考試是檢視教學成果。那作文的標準到底應該是什麼呢？

我在學時作文成績一直不錯，大概能穩定拿八成分數，但並非最頂尖的那一批。我大量閱讀、大量書寫，在考試時暢所欲言，也對自己的作文分數很滿意。但現在一想，正是因為我其實沒有受「正統」的作文訓練，才始終不能拿到滿分吧。因為台灣的作文標準其實很曖昧，參考中國的作文生態，可以理解到台灣的作文只是停留在沒那麼扭曲的階段。學寫作文是為了鍛鍊猜題，實踐揣摩上意，練習製造安全的內容，規避文字獄。台灣的中文教學因為民主化而停止向這種方向前進，但也尚未完全解脫。

寫作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我認為寫作是一種觀照自身的途徑，將碎片化的經歷重新整合，並賦予意義，可以說是一種持續性的認知治療，且能強化元認知、深化思考，訓練辨別自身的情緒反應。而在長期的寫作與自省中，建立出來的敘事認同，正是強大自尊的基底。
我覺得這確實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有的益友。
但這種能力是能夠藉考試去辨別的嗎？作文是否會扼殺這種能力呢？而如果不考試，教育又如何推行它呢？

想到幾年前的「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我會從權力分配入手，講家中的權力分配如何在冰箱空間的分配上實現，以及如果我有了完全獨立的冰箱，能如何支配這個空間。這樣的思路老師喜歡嗎(笑
或許必須仰賴批改人的寬容吧。

但其實反思也是危險的。因為會不小心落入哲學性的憂鬱，或者存在主義危機，我不太確定如何描述。 我其實過著小康的生活，青少年時的我沒有家人需要照顧，不算承受烈性暴力，並未繼承債務，我很幸運。因此我的心智不必被生存的重負所壓抑，但這個探出頭來的心智或許是自由了，卻很快感到對自由的暈眩，也就是焦慮。 托爾斯泰也曾在懺悔錄中提及，他產生了「生命的目的是什麼」的疑問，因此產生無窮的痛苦。我是高中的某一天被這個問題襲擊。這個問題產生的徬徨，讓我高中畢業後讀了哲學，被憂鬱症攫取，退學、重考，讀了文學，在工作和情緒風暴中掙扎，不斷重構價值觀，直到現在都沒有真正擺脫這種痛苦。 我曾經想過到底是憂鬱症造成無意義感，還是無意義感催生了憂鬱症。

但一個蒙昧而麻木的心靈，是否也會有無法掙脫的痛苦呢。也是有的。在鐵屋子裡醒來的人，只能奮力破除桎梏，從無意義感中掙脫，才能擺脫痛苦，沒有回頭路可走。
至少我還能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