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站在孤兒院門口，每年都想著，要把他帶回來。

　　看著他從牙牙學語，到學會走路、奔跑，學會識讀艱澀的漢字；看著他漸漸褪去稚嫩，身形挺拔，五官俐落英挺——那份鋒銳與傲氣，像極了幸芽。只有當他困惑地偏頭、眉宇微蹙時，我才隱約從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慶幸他長得像幸芽，至少生得一副好皮囊。

　　隔著幾扇窗、一道牆，站在孤兒院的花園裡，距離近得幾乎觸手可及，卻又遙不可及。我看著他長成青年，來到我曾停下腳步的年歲，我一次又一次錯過那個機會——讓他知道自己並非被遺棄、並非沒人愛的孩子，帶他離開，帶他回家。哪怕這個家只有我們兩個，和幾位叔叔伯伯。

　　而你說，我只是自我陶醉。

　　因為我推開孤兒院的門，站在修女面前，交付匿名捐款，裝作毫不相干的善心人士，問著孩子們的近況，問他的名字——幸朗。是的，我當然知道，那是我們取的。

　　問他的人際關係、問他是否缺少日用品，卻從未真正牽起那雙手，帶著他穿過花園與街道，登上回家的公車，告訴他：我是你的父親，從今以後，我們一起生活吧。

　　而你說，我只是自我陶醉。

　　因為我只是奉獻了微不足道的善心，在資本主宰的世界裡，把「善」量化為金錢，便以為盡到了責任。

　　我欣賞的，不過是那個為了被遺棄的孩子奔波的自己——那個假裝盡了綿薄之力、卻仍膽怯於真正愛他的自己。

　　我推開了門，又將之鎖上。我還想繼續深愛自己，一如我深愛那個放不下幸芽的自己——而你說，我只是自我陶醉。

　　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