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嘛讀嘛 魚豊《地。—關於地球的運動—》的諾瓦克，我本來覺得是要表明某種「平庸的邪惡」，作為執法者卻沒有太多思考，忠實地去執行任務，但我後來越想，越覺得不完全是這樣的。（以下有雷）

地。—關於地球的運動—系列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諾瓦克的「不去質疑」，會不會是某種，自我灌輸式的洗腦呢？當他向女兒述說被當成異端很危險、明哲保身、安穩處世時，是不是也代表，他很恐懼被這樣認知呢？

他向女兒告知的處世之道，我個人覺得也是反向跟自己說的，他對剷除異端的極度狂熱，會不會也是某種自保的展現：我是最常接觸異端，最容易被他們洗腦的人，所以我要更殘暴、更痛恨，別人才不會這樣想？

漫畫第八集，他在臨終前才敢對拉斐爾的幻影說：「我其實，對你是有過一些想法的。但那是對你們這些異端不能有的感覺，所以我一直假裝忘記這種事。」「是悲痛。」「那個時候看到了你的選擇，我覺得你很可憐。別選擇死啊！你還這麼年輕，怎麼可以被自己的信念和他人的信仰所殺害。」

但他後來也說道：「可是，那種情感太麻煩了，所以我一直去忽略它。所以我，果然還是個反派角色。」

那個麻煩的情感，會不會是因為，害怕會拖累自己的決心呢？我回顧起第三話中，諾瓦克滿懷深情地談起了自己的女兒：「每次想到我的女兒，都會有這些感受。療癒、活力，以及……不安。我對孩子的愛，正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不想讓那孩子受苦，因此，我無法無視那些會擾亂世間和平的研究。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要守護世界和人類那種崇高的理想，若是為了保護家人、朋友日常中的『信仰』和『生活』，我什麼都願意做。」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某種角色信念的體現，但當這個述說發生在他去審問異端前的話語，面對那「我還有孩子」的異端，這話語又多了點異質性，他為什麼要在審問前這樣說呢？如果只單看漫畫的鋪陳，會覺得這就是某種角色塑造，幫助玩耍的小孩把球從樹上拿下來、溫柔對他說：「遇到困難時，要像大人求救喔！」、「要好好珍惜你的家人喔！」的暖心大人，卻會在訴說起對女兒的溫情後，殘暴地審問犯人，是一個極度反差的角色形塑，給予讀者強而有力的印象。這是漫畫常見的手法，透過話語讓讀者理解角色信念，認知動機。

但除去讓讀者認識這名角色之外，我也覺得這話語也有某種宣示意味，當他要審問的異端試圖以「我有小孩」去示弱求同情，他一方面微笑認同（我也有女兒喔），卻又果斷切割（所以我會好好「保護」家人），就某方面而言，他其實沒有必要對審訊對象說這些話，那麼，那些話語是說給誰聽的呢？

我覺得，算是對自己說的，如果他會壓抑「麻煩的情感」，那透過話語確認「自己的信念」也無可厚非吧。

另外，我其實不太喜歡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屢屢被單薄地引用，彷彿執法者就是無腦的執行，沒有自己的掙扎，或者純粹推卸責任給制度、給領導者。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漢娜鄂蘭其實耗費很多篇幅去理解艾希曼的「良心」，這個人的道德認知來自哪裡？他為什麼會忠實地去執行那些殺戮？艾希曼其實並不是特別反尤的人，他有時也會為一些特別殘暴、「沒有必要」的殺害行為感到不舒服，但正是這點令人錯亂：

艾希曼遭精神科醫生懷疑，是「一個沉迷於危險、無止盡殺人慾望中的人」，具有「變態、殘暴的個性」。如果這種情況屬實，他早該進瘋人院。）更糟糕的是，他顯然既沒有對尤太人恨之入骨，也不是狂熱的反尤太主義者，也沒有試圖灌輸任何仇恨意識。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尤行為，相反地，有充分的「私人原因」顯示他不會對尤太人懷恨在心。可以肯定的是，他親近的朋友中有狂熱的反尤人士，例如在匈牙利負責政治（尤太）事務的國務秘書恩德雷（Lászlo Endre），後來於1946年在布達佩斯被處以絞刑，但是，根據艾希曼的說法，這或多或少只能顯示「我某些摯友是反尤人士」。

可惜的是，沒有人相信他的話。檢察官不相信他，因為相信被告不是霍斯納的工作。辯護律師不重視這些話，因為他與艾希曼不同，從各種表面跡象看來，辯護律師對良心問題完全不感興趣。法官不相信他的話，因為他們太稱職了，也許也太在意其職務最基礎的部分，所以無法接受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既不軟弱也不憤世嫉俗的人，居然會無法判斷是非。他們寧願根據艾希曼偶爾撒的小謊下結論說他是個騙子，而忽略整個案件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上的挑戰。他們的假設認為，被告像所有「正常人」一樣，一定已經知道他的所做所為的犯罪性質，艾希曼確實很正常，因為他「在納粹政權中跟其他人完全沒兩樣。」然而，在大德意志帝國只有「例外」才會出現「正常」反應。這個簡單的真相，讓法官陷入無法解決或逃避的困境。

艾希曼的內心認知，佔據了《平凡的邪惡》很大的篇幅，漢娜鄂蘭很認真去分析艾希曼的內心，包含他的冷漠、選擇性記憶、對領導的信任來由：

對他來說，撤離並驅逐尤太人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打保齡球、受內政部長之邀作客、聽到海德里希遭到暗殺這些事才讓他印象深刻。然而艾希曼完全想不起這難忘的一天、也就是「劊子手」遭到捷克愛國人士射殺的這一天，到底是西元哪一年，這也是艾希曼記憶的一大特點。

台灣也曾有過這樣的時間，為了自保也好，為了那些被當成正常的瘋狂慣例也好，公務員以及忠黨愛國者就只能做那些陷害他人、使人受折磨的刑罰逼供

現在請他們回頭承認以前自己做錯事，他們自然是不會接受，要承認自己過了一輩子都是活在瘋狂中，他們可能覺得要求轉型正義的人才是瘋了

而令我害怕的，是艾希曼的「慕強」傾向，他對元首的崇拜，是來自於對於成功人士的信任。為了追逐成功，他的良知可以安靜，這讓我想到很多選民在投票時，會投給「世俗中的成功人士」，不去在意其有哪些不當的、不道德的言論，這種慕強到放棄道德的追隨，往往令我心驚。

艾希曼說：「希特勒的所做所為可能都是錯誤的，但有一點卻不容置疑：他確實從下士一路爬升到元首之位，引領近八千萬人……他的成功證明，我應該要追隨這個人。」當艾希曼發現每個「上等社會」的人對於滅絕計畫都極為熱切，想法跟自己不謀而合，此時他的良心就完全噤聲了，他根本不需要如同判決書中所說：「掩住耳朵阻擋良心的聲音。」並非因為他沒有良心，而是他的良心是以「可敬的聲音」說話，也就是來自周圍上等社會的聲音。

而我也覺得，讓罪惡感轉向這件事，真的令人髮指：

值得注意的是，希姆萊幾乎從未訴諸意識型態，如果這樣做，顯然沒人會記得他說什麼，讓這些成為殺人兇手的士兵深深印在腦中的，就是他們能參與歷史上偉大、特別的一刻（「兩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偉大任務」），任務既然如此宏大，難度當然也是非常人所能忍受，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兇手都不是天生的虐待狂或殺手。特別行動隊成員是從武裝親衛隊中遴選，這個部隊的犯罪紀錄跟德國陸軍轄下的其他一般單位差別不大，而指揮官是由海德里希親自從親衛隊高學歷精英中挑選，

因此，最大的問題是要如何克服這些人的良心，或者更精確地說，對動物的憐憫心，也就是一般人看到肉體受折磨會出現的正常反應，希姆萊自己顯然也頗受這些本能反應困擾，他的解決辦法很簡單，而且可能也極為有效，就是將這些本能的憐憫心轉向自我，所以這些殺人兇手不會說：「看看我對這些人做了什麼可怕的事！」而是說：「為了完成使命而必須忍受的景象有多麼可怕！壓在我肩膀的重擔有多麼沉重！」

為了完成使命而必須忍受的景象有多麼可怕！壓在我肩膀的重擔有多麼沉重！－－這個重擔的轉向之所以可怕，來自於那可怕的自私，這讓我想到《說妖》當中有位角色，她從極度避免要殺人，到不得不殺人後，抱持的不是歉意，不是痛苦，而是自認受害：為什麼我非得被逼到這地步？為什麼我被逼到只能殺人？比起殺人的愧疚，她更同情「只能殺人的自己」。

離題了，但在讀書會時，思考起諾瓦克這個角色的塑造時，確實覺得這人物並不只是毫不質疑的官僚，他可能也懷疑過，壓抑過，最終在瀕死之際才膽敢述說那些私密的情感。而我之所以提及「平凡的邪惡」，其實在於我覺得很多人在使用這詞時，多半用的是某種良知外包的概念，是「沒辦法是上面的命令啊我只能照做」，變得很扁平、很蒼白，沒了其內在的道德路徑，但諾瓦克不是這樣的，而漢娜鄂蘭最原始分析的艾克曼也非如此。

瘋狂變成常態時，說服自己那才是正常，略過本來應該會有的猶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