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眾生七千年：四十古代歷史人物誌 - 香港古事記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閱讀途中]落入商管馬的《香港眾生七千年》值得推薦。作者考察慎密，亦盡量跳出平常殖民地時期前後的歷史觀敘述，實行『同熱愛這片土地』的角度，探究香港成為香港之前與之後的歷史。作者還懂得今古貫通，例子如下：

『因經營不善而遭裁撤的鹽場，簡稱因場』
（笑到搥地）

讀嘛讀嘛

梗的出處：

這個題材到底為什麼會落入商管馬LOL

『以今天的標準來說，杯渡是一位可怕的變態大叔，但在公元五世紀，這人是得道高僧，而且法力無邊。例如他隨身攜帶一個蘆圌，即以蘆葦織成的器皿，卻只有他本人才能搬動，只要他把蘆圌放在地上，任憑其他人如何使力，都如雷神之鎚般紋風不動。而某次再投宿一戶人家，他這次非但沒有偷竊，還從蘆圌中變出一大堆錢財贈予戶主，就差在沒有拿來五餅二魚了。』

『相傳賴布衣還曾經來過香港「尋龍」，來到新安縣以南的半島，分別找到九條龍脈，留下詩句「莫道南龍不威風，只因深潛未點通；富甲天下前程事，虹珠寶地話九龍」，相傳就是九龍地名的由來。他還看見對岸香港島的太平山上，有一隻巨型石龜。賴布衣於是預言，這隻石龜將會每年向山下移動一尺，抵達海邊之日，就是香港島陸沉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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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之中，打開二十一世紀的地圖，根本無法在九龍找到九座山脈；而除非閣下與八十年代的一些人一樣，堅信當時落成的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就是歷經八百年、終於爬到海邊的石龜（因此往後的香港政壇地動山搖），否則這個陸沉傳說，都只能是笑談。』

『這間清水灣天后廟，是香港現存最古老者，至少可以追溯歷史到1266年。天后原本是一位名為林默娘的女子，是福建莆田人。而在石刻記載上，不論是在嚴益彰身邊伴遊的人，抑或是此前修建南堂石塔與天后廟的人，除了林道義外都來自福建（三山、永嘉都是福建地名）。這些都顯示香港早在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就與中國福建多有水路聯繫。』

『我們恐怕不會知道一千年前大埔吐露港的海底環境，不過現代的吐露港水深約五米，到赤門海峽一帶更可達二十米，可以想象在沒有潛水裝備的情況下這可以有多危險。文獻中有曰：「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潛水者氧氣不足，只能拉動腰間的繩子，船上的人察覺了，就會把人拉上來。於是乎，「溺而死者相屬」、「溺死者甚眾」、「七竅流血而死」這類的記載在各種史料中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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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當然沒有水怪，但不同文獻中都有類似描述，像是「入水為蟲魚傷死者眾」，《嶺外代答》甚至說「不幸遇惡魚，一縷之血浮於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亦有望惡魚而急浮，至傷股斷臂者」，相當悽慘。那麼，這「水怪」、「惡魚」到底是什麼？

《水東日記》給出了答案：「尚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沙魚者，鯊魚是也。』

鯊魚也是香港的原居民。

『身為墟主，經營墟市的收益主要來自向商戶租出舖位收取的店租，而墟內亦有收費公秤，提供額外的收益。元朗墟的墟期是「三、六、九」，即農曆每月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廿三、廿六、廿九日營業，村民須留意墟期，在營業日子「趁墟」。』

17世紀的香港已經有租鋪大亨。（果然這方面完全沒變

『鄧文蔚，則算是最早能讓我們拼湊出完整生平，由童年到發跡再到老去的人。他的故事，透露的是一位香港出身的士大夫，在考取功名，成為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之後，可以如何推動社會的發展。從編修族譜、籌建祠堂、修葺祖墳、成立墟市、建成圍村，再到輔助知縣和編纂縣志，無一不影響着元朗以至香港日後的歷史軌跡。他在北京準備第二次應考會試期間，還出版過一本書，題為《燕臺新藝》，獲朝中高官作序——連香港文學史，也必須留他一個位置呢。』

小學讀過香港五大姓，但這裡才理解鄧氏果然是香港大族。

『這對鄭氏兄弟在香港各有自己的地盤。哥哥鄭連福主要經營香港以西的海面，遂以大嶼山為基地，很可能就是東涌、赤鱲角一帶；弟弟鄭連昌則盤踞着九龍東鯉魚門一帶，傳說正是因為他作風兇狠，當地人便把他佔據的山頭稱為魔鬼嶺或惡魔山。雖然說由族譜資料整理出來的這個故事可信度存疑，但鄭連昌與鯉魚門的聯繫卻有文物證據支持。』

海上大茶飯。🚬

『在石陽與鄭一結婚的同年，張保仔也加入了鄭一的海盜，並隨即被收為養子。此後幾年鄭一與張保仔除了是養父子之外，也維持着一段長期的性關係，但石陽不但沒有吃醋，更積極與鄭一共同提拔張保仔，讓他成為麾下的小頭目。憑着過人的實力，加上鄭一和石陽的支持，張保仔在短短幾年間就在紅旗幫內成為重要的核心人物。』

本土BL題材怎麼沒人寫？

倚竹 : 不知為何書會放進商業理財的tag裡，雖然裡面談到鄧氏行商、風水佬給香港預言、海盜做大茶飯，可能都算是商業活動吧（？

金糖覆盆莓．花想 : 的確所有在香港的活動最終都是商業活動

傳奇美男20歲當海盜領袖 先與養父相戀又娶了養母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雖然沒看過但有人寫www

艾妮·浮離 : 不是想刻板印象，但看來作者不是想寫海盜激情BL（？）

金糖覆盆莓．花想 : 應該是正劇向，但至少是個開始，大家應該要推動海盜BL題材agenda，不論是台灣或是香港也是（咦等等

香港人怕過海被沉沒吧

『吳崖是音譯，只在香港政府的英文檔案中有記載，算是在香港歷史上短暫出現過的小人物，我們連他本名是哪個都不太確定——文獻中有兩個人名「Ng Lam Tsai」和「Ng Ai」都是同一個人。而他做過的事也沒什麼特別——1889年七月九日在深水埗從今天的界限街北面，走到南面的一間第21號村屋裡。然而，他走過這段「六十六步」 （舊時代距離單位，約五十米）所掀起的波瀾，卻差點讓英國第三次與清朝開戰。』

『在1889年七月九日，吳崖和他的同伴曾祿在深水埗從中國進入香港，並躲藏在一間村屋之中。過了不久，一隊清兵衝入了這間村屋，逮捕二人並押回了中方。一些深水埗村民隨即飛奔到最接近的油麻地警署報案，並讓香港政府大為緊張。政府倒不是關心被捕的吳崖和曾祿二人，而是清兵越過了邊界，有在香港境內執法的嫌疑。』

真是一個百年不變的討論話題。

『張之洞之所以願意妥協，或許是因為他大概也知道香港政府口中的「嚴重後果」指的是什麼。港督德輔與張之洞的關係並不算很好，前者一直主張英國應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甚至認為前任總督與中國友好是「軟弱外交」。事件中，德輔便曾經打算派遣皇家海軍炮艦到廣州迫使張之洞放人，並為此向英國駐北京大使徵求意見。在香港政府內部的討論，以及德輔向倫敦殖民地部的報告中，都提到清兵進入香港界內逮捕嫌犯，屬「戰爭行為」，而且若中國不釋放二人的話，這件事「將會令我們（按：英國）陷入更無尊嚴的境況，或別無選擇下向中國開戰。」』

『在張之洞等清朝官員眼中，現代法律程序和原則，包括「須有事主眼證」、「當堂質訊」、「情節口供偶有參差，犯之狀師即為其開脫」，都是香港政府在故意刁難。何況「每提一犯，須用狀師，每費數千金，猶不能必其交解」，實在不划算。』

『許永慶和羅文祥在竹枝詞中記載了很多農產品，告訴我們一百年前的新界農民，到底都在種些什麼。在他們的筆下，沙田圍和小瀝源大輋村都盛產禾麥；樟樹灘和西貢的疍家灣、白沙灣有很多漁船停靠；在油麻地可以買到「新摘荔枝」，在沙地園（今彩虹）有上好的蔬菜、元嶺（今鑽石山附近）可吃沙梨、蒲崗的荔枝「實婆娑」（是賣到油麻地去嗎？），而荃灣盛產的則是菠蘿。』

菠蘿？？？

『在竹枝詞內，有牧童邊工作邊唱山歌，有漁民男女擔着漁獲走過，有善信在廟內敲鐘，有村民在社前「醉唱太平歌」，有野豬到處爬走，亦有公雞不斷啼鳴；沙田圓洲是「客似雲來再滿舟」的碼頭、大埔碗窯不斷製作瓷器「燒料出江城」、九龍茜草灣依然「多石匠」……如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香港鄉郊生活圖像，就一點一點地拼湊出來了。』

『許永慶筆下，維多利亞城是極度繁華之地，人們衣着打扮極盡時髦，滿街商店有琳琅滿目的各式產品。在十九世紀的香港，殖民地範圍內的港島及九龍，和殖民地外的新界，並不是毫無關聯的兩個世界。城市仰賴新界的供給，而新界的鄉村亦承受南方新城市帶來的衝擊。即使是在沙田鄉村成長，只接受過科舉制度下教育的許永慶，亦不會與殖民地香港完全沒有交集，亦似乎頗能理解城市內的「現代」事物。這首竹枝詞所反映的，或許就是香港古代史邁向終結，逐漸走入現代的過程。』

『這些村民修讀的，以及翁仕朝教授的，是「蒙學」教育，即啓蒙兒童的課程，相當於現代的小學。蒙學教育的目的，在於讓農家孩童能夠掌握鄉村生活和營生所需要的基本知識，例如讓他們識點字，可以閱讀曆書、公告和書信等；傳授簡單的地理和農業知識，可以滿足耕田的需要；教他們算術，可以讓他們能把農產品帶到墟市買賣；訓練他們仁義道德，可以讓他們在保守的農村社會生存。其中又以識字為最重要，《三字經》、《千字文》本身沒有什麼文學價值，都是為了讓孩子認字而設；翁仕朝藏書中又有很多「帖式」，用現代詞彙來講就是應用文寫作範例，用來教學生寫拜神的祭文、宴會的請帖等。』

『翁仕朝身處的，是劇烈變動的年代。不只是政治局面，連思想和觀念，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間徹底扭轉。西貢在1899年隨同新界成為香港殖民地一部分；科舉考試在1905年被廢除；大清帝國到了1911年也不復存在了；緊接着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華文化」的內涵變得完全不一樣，八股文消失，白話文、「國語」相繼出現。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翁仕朝上課應該教些什麼？踏入二十世紀，注定無可避免要使用現代的教材，那麼舊時代的四書五經，還教不教？』

『翁仕朝很清楚自己身處在一個廣闊的世界，但這個世界並不以中華天朝為中心，而他所任教的私塾，以至後來在1930年創辦的六桂學堂，亦已經是在大英帝國轄地之上。他擁有一份《大英香港教育司漢文學校教育通則》，並遵照香港政府當中的要求，購買或編制教材，包含歷史、地理、算術、衛生、常識等科，除了家政女紅之外，一應俱全。是以原本在卜卜齋讀四書五經出身的翁仕朝，也可以在課堂上教英文了，靠的就是《英文新讀本》、《英語不求人》等幾本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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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會在地理課上教學生由香港前往世界各大城市的輪船航程，例如「安南（按：今越南）到香港往此二日」，也有倫敦和南洋各埠等，符合香港教育司對五年級須「授以往來香港英國各水陸路程」的指引。至此，經過三、四十年的改變和調整，翁仕朝所教的已經不再是私塾，而慢慢變成了一間現代小學。』

『這樣的田野研究能力，讓他在1898年時，完成他職業生涯上對香港最大的貢獻。當年六月，英國和清朝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確認租借新界，但香港政府卻對這片九龍山脈以北的廣袤土地一無所知，遑論制定管治方針。調查新界的任務，於是就落在剛被委任為特派員的駱克身上。在一個月內，駱克走訪整個新界，透過實地調查，加上前人的資料（例如傳教士的記錄及和神父的〈新安縣全圖〉），寫成了一份〈駱克報告書〉。這份報告書寫下了1898年新界的地理、人口、物產、鄉村、墟市、交通、文化、社會結構、清政府的管治等等，還記下了一些日後適合興建鐵路、公路和警署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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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克認為，這片新的租借地不應被分拆為另一個殖民地，而必須被併入香港，共同治理。但同一時間，駱克也意識到新界的社會與港島、九龍截然相異，

所以治理的方式必須與市區不一樣。他極力主張新界現有的社會組織應被全數保留，人們在最少的政府干預下，最能安居樂業。此外，他也預視了新界的土地制度將會成為極難處理的複雜問題，建議政府在接管後馬上展開土地測量和釐清業權。在倫敦和香港政府的完全信任下，駱克的建議往後幾乎都在新界執行。我們可以說，駱克透過這份報告一手塑造了往後政府的新界政策，亦為新界發展成現今的模樣，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