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l來談日本 on Facebook

中國從來沒有「民主問題」，因為中國沒有「民主」，怎麼會有問題？

2025年4月7日凌晨3點40分，年僅31歲的清華大學博士後何趙祥睿從居住的15樓一躍而下，結束了他短暫卻充滿理想的一生。這場悲劇在公眾眼中並非單純的個人悲劇，其背後更牽動出中國長年運作的信訪制度與維穩機制對個體生命所造成的壓力。據報導指出，何趙祥睿在清明假期期間與北京街頭警察發生衝突，隨即被「誤認為訪民」而遭拘留，並因該事件遭學校懷疑與「境外勢力」有關，被迫面臨退站壓力。家屬在事後發現的聊天記錄與準備材料，更使人懷疑其退站非出於自願。

人生嘛

這一事件迅速在網絡引發關注，但揭露真相的文章《清華博士後之殤：以死明志背後的驚人真相》卻在發布不久後即被全面刪除，顯示其高度敏感性。信息刪除與言論壓制的動作，加深了公眾對此事件與體制性問題的聯想。尤其在何趙祥睿生前有著「愛國愛黨」、信仰馬列主義的背景下，遭遇政治污名與制度性壓力的轉折，使這起悲劇成為一種結構性壓迫的濃縮呈現，也將焦點拉至中國信訪制度長期以來未解的矛盾上。

信訪制度，原為中國特色治理機制之一，目的是為了讓民眾可藉由書信、走訪等形式向各級政府反映問題，尋求行政救濟。然而從制度設立伊始，它便深植於中國共產黨強調群眾路線與政治控制的治理邏輯中。1951年，政務院頒布《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來訪工作的決定》，標誌著現代信訪制度的正式建立，其目的乃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由上而下的監管與幹部整風。

這一項制度在歷經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後，逐漸成為政府掌控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尤其自2000年代起，中共強化「維穩」體系，將信訪工作納入維護社會穩定的戰略體系之一。2014年起頒布的新規更明確「不受理越級上訪」，要求民眾須向問題源頭的地方政府反映問題，進一步堵塞向中央反映冤情的渠道。而2022年新版《信訪工作條例》則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作為首要原則，進一步將信訪制度政治化，制度性偏向體制利益，而非民眾訴求。

這樣的制度設計強化了地方政府的主導角色，也誘發「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矛盾：地方政府既是事件責任者，又是處理機構，使得球員兼裁判，導致公正性受到質疑，信訪人因而無法獲得真正的救濟，只能不斷重複申訴甚至走向絕望。而對高訪風險者的監控手段，亦從截訪、關押、被精神病化等手段，延伸至對身份敏感人群的先發制人控制，使得信訪制度本身演變成一種社會壓制機制。

在這樣的體制背景下，何趙祥睿的遭遇不再是單一例外，而是制度性風險下的可預見結果。他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留美期間表現愛國立場，回國後進入清華從事學術研究，對體制抱持信任與投入。然而，一場街頭誤會將他捲入信訪式的治理程序。他被誤認為訪民，而這一身份標籤在中國語境中象徵著「不穩定分子」，即便後續釐清真相，也難以完全解除懷疑。清華校方隨後以懷疑他是「境外丨勢力」為由要求退站，並給予極短的「考慮時間」，這種極端政治敏感的處理方式，加劇了他的心理壓力。

在信訪制度中，類似的標籤化並不罕見。訪民被視為破壞維穩的對象，地方與機構傾向於將其視為「政治負擔」，而非應保障權利的公民。當標籤轉移到學者、留學生身上，其摧毀性甚至更為強烈。對一位信仰體制、擁護主義的人而言，被懷疑為叛逆者，無異於自我認同的全面瓦解。當學術機構未能為其提供透明、公正的處理機制，反而選擇壓力式的行政處理，其結果便是將一個心懷抱負的青年推向絕境。

從何趙祥睿的悲劇中，不僅反映出信訪制度與司法、行政體系的錯位，也顯示出中國社會對「穩定」的過度追求已至於犧牲個體尊嚴與權利的地步。尤其是，當家屬發現何趙祥睿仍在準備重要答辯、並未尋找新工作，與所謂「主動退站」說法相矛盾，校方卻未提供合理解釋，更加重輿論對其冷漠與官僚行為的批判。

何趙祥睿事件最終引發了社會對信訪制度乃至整個中國維穩機制的不信任。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強調社會穩定為最高價值，而信訪制度本應成為減壓與糾錯的安全閥，如今卻因其過度政治化、行政導向與人治偏向，反而淪為滋生社會不信任與不安的根源。制度原意是作為弱勢者的救濟工具，卻因「不信法、信訪」、「不鬧不解決」的怪象，促使信訪人往往陷入申訴無門的死循環。

從宏觀來看，這套系統反映出權力不受制約時的惡果：當上訪被視為「敵對行為」，而非正當訴求；當信息封鎖凌駕於真相透明；當維穩邏輯壓倒基本人權，整體治理邏輯將陷入信任崩潰的惡性循環。信訪制度並非不能改革，但其改革應以法律正當程序、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為基礎，而非一再強化行政手段與政治導向。但是，這在中國，依舊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