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如果野百合像六四──寫在台灣與個人命運的十字路口》

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我是在一位家教學生家裡看到電視新聞的。他是東山高中的高三生，父親是台商，父母離婚，家裡住著從中國來的小媽與一個年幼的妹妹。電視裡的畫面反覆播放著坦克開進天安門的景象、民眾的尖叫與煙霧，那是一場肉眼可見的夢魘，在光天化日之下將青春輾成血跡。

不久之後，台灣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前展開。那年我親自到現場靜坐了五天，一邊曬太陽、一邊喊口號、一邊懵懵懂懂地感受到什麼叫「歷史在發生」。我並不特別勇敢，只是一來年輕有傻膽，二來是真的相信李登輝。我總覺得他雖然出身威權體系，卻站在人民這邊，是那種可以「裡應外合」推動政治轉型的角色。

是阿~

就在那次運動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德國的大學免學費，只要願意學德文，就有可能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運動結束之後，我回到日常，考上台大電機研究所榜首，報名了德文課，一邊唸碩士，一邊準備去德國留學，決定給自己一個嶄新的未來方向。

幾年後，我真的到了德國，在柏林生活、求學。在柏林工業大學，我認識了一位台灣來的學長，他是早年參與台獨運動而被列入海外黑名單的人。因為不能回台灣，他只好留在德國成家立業。他告訴我，小孩出生的時候，他只能把照片寄回去給爸媽，連見上一面都不行。

那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民主不是憑空而來的恩賜，而是很多人「不能回家」的代價。如果台灣那年沒有走上改革，而是像六四一樣用坦克輾平廣場，那麼我可能連出國念書的念頭都不敢有。學運領袖們會不會坐牢？我自己，又會落入什麼樣的命運？我們會不會變成彼此互相監視的社會？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還會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嗎？

那樣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而我，又會是誰？

今天我們回看那個歷史分岔點，會發現人跟國家的命運其實緊緊相繫。如果那年不是選擇改革，而是選擇鎮壓，今天的我，或許連這段文字都寫不出來。不只寫不出來，甚至不會去想、去問，更不敢去記得。

但我們走對了。

我從廣場回到教室，又從教室走到了柏林，從那位學長的故事中學會珍惜所擁有的自由，也開始明白，歷史從來不只是過去的事，它會滲進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裡，提醒我們如何繼續前行。

我仍常想起那年，在東山高中學生家中看到的電視畫面，心裡問：

「中國會這樣，台灣不會嗎？」

但我終究還是去了野百合的現場，為何我不害怕? 那五天的靜坐，也許什麼都沒改變我，但也悄悄種下了一顆我自己都沒發現的種子。
我們曾經差一點就一樣了。而如今，因為沒有一樣，我們才能夠選擇自己的命運。

在最深的黑夜裡，我發現我的內心藏著一個不可戰勝的黎明。而我們那年，就是不讓坦克輾過我們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