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總是滯後的，它必須經過時間的發酵，才能發揮作用。學生時期讀「項脊軒志」，我們無法理解歸有光記憶裡那些細瑣日常，為何值得書寫；讀「背影」，也不明白朱自清為何會在月台上看著父親的背影落淚。那些文字像是被隨意射出的子彈，當下或許擦肩而過，卻總有幾顆在某一天正中靶心，穿透我們的身體——因為無論哪個時代，活著總要面對永恆的命題。與文學共鳴的時刻，往往是走出時間象牙塔之後才會降臨，而那種多年後忽然被擊中的感覺非常痛快。

但國文課本在編選文章時，卻往往忽略了文脈與氣韻，或因為某些考量，將篇章肢解成零碎的段落。許多文章十分巧妙，如魔術方塊、如萬花筒變化靈動，但一旦進入教材，卻被拆解得支離破碎了。於是老師的角色便顯得格外重要，也是為什麼不在課外閱讀，而是選擇在課堂內傳達。

歐麗娟老師在解讀王維的雜詩「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時，說為什麼王維問的「只是梅花」而不是故鄉其他更親近的事情。

老師提到他的高中國文老師段延春先生曾在課堂上分享他的親身經歷。1949年，大批人倉促離開大陸赴台，一去就是三十年。直到兩岸逐漸開放，親人才得以在香港重逢。

三十年的焦慮、期待與惶恐全數推至巔峰。滿面滄桑，歲月與苦難改變了一切。千言萬語想問，然而，在這激動交錯的瞬間，脫口而出的竟是：「家鄉現在有沒有電？」

一個從未思考過、不值一提的問題，竟成了最先問出口的句子。那時，年少的歐麗娟老師在台下聆聽，忽然領悟了「寒梅著花未」的真正深意——看似尋常的詢問，原來藏著人生最深沉的辛酸。

國文課上多麼期待文學與學生能起到這麼一種共鳴，一次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