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友人攜帶，看了《那個女孩》的特映。去看之前本來很擔心會因為這部電影變得低落，但實際上還好。河合優實的演技很好，讓人感受到杏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女孩子，她的故事因而更令人心碎，但電影本身是相當克制而靜謐的，或許因此讓人得以與這個故事稍微拉開一點距離。
電影

整體來說，以新冠為背景的，講述社會邊緣人群故事的概念很優秀，但我總覺得有那麼一點搔不到癢處。我想可能是因為導演/製片被杏的故事給迷住了，因此太過專注於刻劃她，反倒沒有清楚地呈現「疫情導致的社會孤立，使得支援等全部暫停」所帶來的壓力感。觀眾會責怪杏的母親、責怪被逮捕的警察、責怪揭發的記者，但對於因為突如其來的防疫措施而導致的支撐失能的感受卻不會如導演／製片一開始所希望的要來的深。

全片我最無法接受的情節設計，是記者在得知杏過世後前往探訪被他揭發而下獄的警察，略帶崩潰的問說如果他沒有揭發警察，杏是不是就還會活著。拜託喔這什麼過時的觀念，我真的看到頭皮發麻。難不成導演認為只要另一邊的砝碼夠重，權勢性侵就是可以容忍的？！更不要提在現實事件裡，警察的權勢性侵被揭發的此一事件是在事主逝世之後才發生的事情耶！！！！！！老實說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導演被既有的敘事框架給限制住了的感覺，而且他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情節安排實際上和這部電影想呈現的「疫情導致疏離」的高概念完全是相互衝突的。

毒親的設計也是一樣。一開始看到杏的母親家暴又逼迫女兒賣淫的時候會很憤怒，但當杏母出現的台詞裡必然有一句「你給我去賣淫」的時候就有點麻木了。感覺杏母變成一個十分之扁平的角色。但實際上導演給她的人設應該是相當豐滿的，舉例來說她為什麼會暱稱女兒杏為「媽媽」？考慮到對奶奶的奉養，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杏的母親說不定其實也是受害者。但若是如此，則奶奶與媽媽的演出（或者被給予的空間）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而那個奇怪綽號之謎也完全沒有被解開。

做為警察的多多羅和記者也是一樣。警察被給的設定就是「特立獨行但人很好的警察」，他是如何成為「特立獨行之人」？如何一邊伸出救援之手另一邊又伸出毀滅鹹豬手？佐藤二朗演出了一個憨厚可親的警察，一個「讓人不敢相信他會做這種事！」的警察，但卻並未演出這個角色的複雜與深度。稻垣吾郎的記者角色中規中矩，除了為什麼／怎麼搭上多多羅的細節不明，在KTV包廂裡唱歌有一種喜感之外，就是個記者（？）他對杏到底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在我感覺起來甚至是意味不明的。這也就讓片末他的崩潰對我來說隱約浮著一種突兀感。

電影很隱約的拍出了像是杏這種幼時受到家暴、小時輟學從此無法回到「正常軌道」在申請日本政府支援時會遇到的困難。但說真的太隱約了，很難讓人感受到其間官僚系統的非惡意卻不正義。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依然是在於太過重視個別角色與個別角色之間的「羈絆」，前期是警察，後期是硬被塞來的鄰居的兒子。電影原本應該是想要討論系統的，但到最後依然淪為某種錯亂的個人英雄主義－－如果警察多多羅不被揭發，杏是不是就不會死？如果生母沒有讓隼人被兒福機構帶走，杏是不是就不會死？隨著劇情的進展，責任視點通通落在個人的身上，新冠帶來的體制性的孤獨，越縮越小，最終在《那個女孩》的世界哩，悄無聲息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