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延後治療的邏輯，是讓兒少有時間思考跨性意向 Ray 11歲踏入診間，徐志雲對他做了詳細的會談和心理評估，當時Ray已開始對自身胸部的發育感到不安、也害怕月經來潮，於是徐志雲與台大兒童醫院小兒內分泌科主治醫師劉士嶢討論，最後團隊應Ray的要求施打青春期阻斷劑──一種抑制性荷爾蒙分泌、暫停青春期性徵發育的藥物。
2020年，英國高等法院在審酌GIDS診所服務現況後，判決16歲以下兒童不太有可能有完整能力「知情同意」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的長期風險和後果，而針對想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的16歲以上兒童，建議醫師考慮在治療開始前由法院來審核兒童的知情同意能力。但這份判決2021年上訴到英國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 of England and Wales）後被撤銷，上訴法院認定，兒童是否有能力「知情同意」不須由法院介入，仍是回歸醫院臨床判斷即可。
徐志雲指出，2024年2月頂尖期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刊出一篇名為〈文化戰爭下的醫療──性別肯認照護與臨床自主性的戰役〉（Practicing Medicine in the Culture Wars — Gender-Affirming Care and the Battles over Clinician Autonomy）的文章，強調跨性別青少年已有高自殺風險，而無法取得性別肯認照護會加重這些風險；作者指出，美國法院以「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治療」的現有研究沒有隨機對照試驗──即讓個案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有實施治療、對照組沒有，藉此比對治療是否真的有效──而認定這樣的治療是不安全的，
但作者認為「在證據顯示性別肯認治療能夠減少憂鬱、焦慮和自殺的情況下，隨機對照試驗才是不道德的」，因為等於強迫需要治療的青少年單純為了科學實驗就不獲得治療。美國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也指出：隨機對照試驗本來就很少招募兒童或青少年，所以醫師很可能需要從仿單標示外的藥物來為病人尋找最合適的治療。
隨著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gender）觀念的開放、跨性別資訊能見度變高，10年踏入精神科診間的跨性別兒少人數增加。他們來看診，有的是希望緩解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帶來的精神痛苦、焦慮憂鬱，有的人目標更明確：取得精神科診斷書，以便後續到內分泌科進行HRT（荷爾蒙治療），成年後就可以立即動「性別置換手術」，更換身分證性別，徹底以另一個性別身分在社會上生活。
跨性別 非二元 性別不安 性別肯認醫療 青春阻斷劑 荷爾蒙治療
全台第一個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的跨性別個案
接受《報導者》採訪時，Ray（化名）剛過完18歲生日兩週，170公分的身高、低沉的聲線、頂著流行的羊毛捲短髮，精瘦結實的手臂，看得出努力健身的成果──左看右看，都是一位健康的男高中生。
Ray出生時的指定性別是女性，從幼稚園起便認為自己是小男孩。他從小留短髮、在小學加入男足隊，10歲後向父母出櫃自己是跨性別者。父母陪著他一起學習、理解跨性別，決定向醫療求助。
在台大兒童醫院團隊的協助下，Ray從11歲開始施打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暫停女性性徵發育，並從14歲起開始注射男性荷爾蒙，讓外表變得男性化。現在18歲的Ray已完全是男性樣貌，今年打算進一步完成性別置換手術。
精神科如何診斷兒少跨性別者？
所有跨性別者進入醫療體系後的第一站，都在精神科。台灣至今沒有明確法律規定跨性別者接受性別肯認醫療的流程（註），醫界慣例是「過三關」：跨性別者需先在精神科取得「性別不安」的診斷，接著由內分泌科醫師開立荷爾蒙等藥物改變身體性徵，若個案希望進一步進行手術移除性器官，則由外科負責。
「我門診中，家長遇到未成年的個案想要變性、或是有性別不安，大部分是驚嚇、反對、不了解，但這個家庭很少見地一開始就支持小孩。Ray也沒有其他憂鬱、妄想症、自閉症類群的共病，就是一個家庭支持度高，除了想變性、其他方面都非常健康快樂的小孩。」
這樣的條件，在7年前促使徐志雲和台大兒童醫院小兒內分泌科進一步討論未成年跨性個案用藥的可能性。
但具體怎診斷？在實務現場，精神科醫師透過細緻的對談、觀察，深入了解個案從小到大的性別發展歷程，並確認個案不是因為其他共病誤以為自己有跨性別傾向。
「臨床上，強烈的性別不安多半在青少年時期伴隨著第二性徵的發育發生，」徐志雲說，如果個案到了16、17歲，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矛盾仍未消失，這種感受有可能會延續到成年。許多個案也是在此時會希望盡快有荷爾蒙治療來改善心理痛苦，此時才會開啟下一階段醫療討論。
青春期延後治療的邏輯，是讓兒少有時間思考跨性意向
Ray 11歲踏入診間，徐志雲對他做了詳細的會談和心理評估，當時Ray已開始對自身胸部的發育感到不安、也害怕月經來潮，於是徐志雲與台大兒童醫院小兒內分泌科主治醫師劉士嶢討論，最後團隊應Ray的要求施打青春期阻斷劑──一種抑制性荷爾蒙分泌、暫停青春期性徵發育的藥物。
這是台大兒童醫院、也是全台針對跨性別兒童開出的第一支青春期阻斷劑。
「讓一個青少年的身體不斷朝自己不想要的性別樣貌發育，那過程也是不可逆的；告知個案有青春期延後這個選擇，對我來說才符合醫療倫理。」
14歲時，Ray已用男性身分生活了3年，劉士嶢才開立跨性荷爾蒙治療藥物。
施用荷爾蒙的個案並不會隔天起床就變性，而是在1～6個月後性徵才會逐步改變。這是「半不可逆」的療程──補充女性荷爾蒙後導致乳房膨脹、睪丸萎縮，或服用睪固酮導致聲帶變厚、長喉結等，停用荷爾蒙後也不會變回來；服藥期間，亦會降低生育能力。也因此，劉士嶢強調，這些都需要花時間和個案與家長討論、讓他們充分知情，在相當確定個案跨性意向持續的前提下，才能開立。
也因此，劉士嶢強調，為了確保用藥安全，個案用藥前需先抽血確認各項身體數值；用藥後，定期回診追蹤、抽血，確認身體狀況，並據此調整荷爾蒙用量。Ray至今仍每月都要回醫院報到，施打荷爾蒙之餘、也是讓劉士嶢監控身體狀況。
此外，改變更多的是心理。Ray說，當模樣還是小女生時，他曾非常堅持要站著上廁所，寧可耐著悶熱穿戴「假體」（Stand-to-Pee） 生活，「那時候我會真的很渴望找到一些和生理男性的connection（連結），讓我對自己多一點認同。」可是打荷爾蒙數年、愈來愈被認作男性後，他反而不再使用假體，在學校時就去使用障礙廁所。
如今Ray對兒時的性別不安困擾記憶不深，生活中有課業、有足球、有朋友、有健身，「性別」彷彿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近年來，讓未成年跨性別者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跨性荷爾蒙治療，在部分已大幅開放性別肯認醫療的歐美國家遭受反對意見挑戰，又以英國最具指標性。
在英國，由國民健保署（NHS）委外的「性別認同發展服務（GIDS）」診所，是向未成年跨性別者提供性別肯認的主要醫療機構，2014年起，GIDS診所開始在兒少或其監護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提供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斷劑。跨性別個案在同時期快速增加，至2020～2021年間轉診數已達到約5千人，出現診所缺乏足夠人力評估、個案需要漫長等待才能看診等問題。
在美國，未成年跨性別者醫療權益則已進入了憲法審查之戰。2023年3月，田納西州通過法令禁止未成年人使用青春期阻斷劑和荷爾蒙治療，隨後被拜登政府提起違憲訴訟。2024年12月4日，聯邦最高法院展開言詞辯論，最終裁決將對全美未成年跨性別醫療的法律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徐志雲表示，在英美以外的國家，例如跨性別照護發展最知名的荷蘭，青春期延後的治療選擇納入標準流程已久。青春期延後治療的藥物（GnRHa）本身相當安全，也是小兒內分泌科醫師極常開立的藥物，但使用在跨性別兒少的適應症（indication），當然要有更全面的評估和謹慎考量。
確實，台灣對於未成年跨性別者用藥的討論尚未如歐美進入戰鼓頻催的階段，這是因為整體而言，能進入診間接受「性別肯認醫療」的兒少是少之又少。
幫Ray看診的徐志雲曾是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更在2015年於台大醫院開設同志諮詢門診，10年來和LGBTQ社群緊密工作，才累積100個跨性別兒少找上門看診，但真的在未成年時期就啟動藥物治療的仍是寥寥無幾，大部分都還是在做心理諮商跟家庭諮商。如果要進行藥物治療，也還是得取得家長同意。《報導者》綜合訪問其他多位有跨性別兒少個案的醫師，手上個案都僅有個位數，也幾乎沒有進入荷爾蒙治療者。
困境1：正規求醫資訊難尋、資源有限
《報導者》採訪多位跨性別者，發現他們求醫多半有共通的路徑：當察覺到性別不安時，首先是上網搜尋資訊。「跨性別」這詞彙不難在網路上搜索到，但具體的醫療資源和求醫管道，卻藏在社群深處。跨性別者往往只能透過零散、地下化、不完整的資料，或依靠網紅和過來人分享的經驗來拼湊自己的求醫路徑。
Deven回憶自己搜集資料的困難：中文資料大半是無名小站、痞客邦、PTT分享的個人醫療歷程，跨性別者們從中拼湊得知哪位醫師可以看、怎麼用藥；可是常過了一段時間，文章就被當事人刪除下架。醫師名單依靠社群口耳相傳，直到2022年，同志諮詢熱線才彙整出全台「跨性別醫療資源」，公開在網站上供人查詢。
為了找到更多醫療資訊，Deven加入數個跨男社群，「跨男的LINE群組常看到收回的訊息，不管是你問藥、分享手術經驗、大概花多少錢，PO出來之後，5分鐘、10分鐘之後，（訊息）就被收回。」
跨性別者「害怕被社會辨識」的深層恐懼，是這些資訊難以外傳的原因之一。
Deven解釋：「跨男相較跨女更容易融入社會，所以人們不願意現身、出櫃，也排斥（醫療）資訊被公開。舉例來說，社群內會覺得，現在大眾不知道有跨性別男性的存在，可能看到一個人聲音比較低、有鬍子，就認定他是男生。他們擔憂資訊公開後，大眾會不會想，你身高不高、骨架比較小，符合跨男用荷爾蒙之後的樣子──有沒有可能是跨男？」
困境2：性別友善醫師「單兵作戰」、在少數個案中摸索學習
此外，跨性別醫療資源至今有限，了解「性別不安」診斷、醫療的醫師不多、彼此也鮮少串聯。
實際上，只有台大醫院、台北榮總、林口長庚等少數幾間醫院，已成立「跨性別團隊」，串聯跨性別者所需的精神科、內分泌科、外科、心理師、社工，讓跨性別者可以在醫院內「一條龍」看診，病歷資訊無縫接軌。相對地，其他地方跨性別者看診的模式，多半是在A醫院的精神科拿證明、再跑到B醫院的內分泌科做荷爾蒙治療；承不承認另一位醫師的診斷，成為「自由心證」。有些跨性別者在東市、 西市奔跑就醫的途中就受挫。
成大醫院的小兒內分泌科醫師蔡孟哲則指出，跨性別醫療的發展陷入「無個案無團隊，無團隊無個案」的惡性循環──許多跨性別者隱藏在社會角落，未進入醫療體系，醫院難以累積個案經驗，也感受不到迫切性，故不會想投入高昂資源專門為跨性別者設立跨科整合的服務；然而，缺乏跨專業領域的服務，跨性別者的醫療需求又難被滿足，自然又不會想要踏入這間醫院。
此外，影響跨性別兒少就醫行為的最大因素，或許還是未成年人不具備完整醫療自主權的法律現實。
台北擁有最多跨性別個案的醫院，當數台大醫院、台北榮總、林口長庚，後兩者替跨性別看診的歷史都超過30年，不過都未曾對18歲以下跨性別者執行過荷爾蒙治療。
《報導者》進一步訪問兩家醫院替跨性別兒少看診的精神科醫師，得知原因實際上是基於對民情與法律的顧慮：《民法》上，18歲以下未成年人必須要有家長同意才能進行醫療行為。平常感冒兒少自行掛號看診，不容易起爭議，然而，給荷爾蒙、性別置換手術這類醫療行為，具有不可逆的成分，家長和個案意見也容易不同調，醫師們便置身於挨告風險中。
那之後北榮更加小心，建立了替精神科診斷跨性別者的SOP：要進行性別置換手術的個案（須年滿18歲），要求必須參與長達1年的團體治療，其中會有醫師替個案上課、跨性別學長姊分享經驗，確保個案了解跨性醫療處置及未來生活的細節，並讓個案家人到場，確認其支持，然後才會開立診斷，讓個案用藥、手術。
但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會進入這個流程，只會留在兒少精神科看診；遇到考慮用藥的跨性別兒少，陳牧宏就將他們轉介給台大醫院。
林口長庚精神科主治醫師鍾宜航坦言：「我其實也滿矛盾的。」作為醫師，他能同理兒少的痛苦，也認為在安全且家庭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用藥並無不可，但18歲的紅線卻仍然存在。
用藥不是一切，陪伴也能協助到孩子
因此，在診間中，鍾宜航定位自己的角色介於守門員和陪伴者之間，重點放在協助孩子「社會適應」。
林口長庚兒童心智科主任梁歆宜指出，有的個案急於想在未成年時服藥，是基於他已規劃好性別轉換的時間點──比如，在高中三年完成轉換，上大學時換好身分證，切斷過去的社交圈，以全新的性別展開生活。
「許多個案走進診間時，都是因為焦慮、不知所措，但當他們清楚自己未來可以做什麼、有哪些步驟能處理性別議題，反而心理上能settle down（平靜下來），性別不再是他唯一的議題，反而能專注探索學生生活，等待成年後再做轉換。」
同時，紓解家庭內對個案跨性別議題的壓力也是關鍵之一。鍾宜航提到，診療過程中，他會先單獨與個案會談；待進展到家庭關係時，再詢問個案是否能邀請父母或手足一同前來，並安排與家人的單獨會談。
「這種情況超出了家長過去的生活經驗，因此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來梳理這些情緒。我們發現，許多父母其實是有能力的，當他們整理好自己的情緒後，往往能更清楚地理解，如何和孩子一起面對性別議題。」
畢竟，性別（gender）是生理和文化交織而成的產物，跨性別者感到舒服的狀態，不只是與自己的身體達到和解，更是能被家庭、社會擁抱和接受。